上半年因為準備網(wǎng)課之需，我把散亂在書架上的有關康德哲學，特別是其實踐哲學的書冊大致歸攏在了一起，不包括尚“留置”在“書庫”和閔大荒斗室的，算是構成了我藏書中的一個小小系列。

如果從1984年入大學哲學系開始計起，滿打滿算接觸康德哲學也已經(jīng)三十多年了，但是這里仍然不敢貿(mào)稱與康德哲學結緣，而只能勉強說“康德書緣”——也就是與有關康德和康德哲學的書“結緣”。

在我父親那為數(shù)有限的哲學“藏書”中，有黑格爾、斯賓諾莎、笛卡爾和貝克萊，但好像并沒有康德的書，這至少能夠部分地解釋為何我在入大學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康德哲學。在吉大哲學系的課程中，至少我那一屆，也并沒有開設康德哲學的專題課，我只在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中了解和閱讀過一點兒康德——我真的不太能肯定鄒化政教授的《純粹理性批判》專題課程是為我們年級開的，還是為高年級所設，而我只是去蹭課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鄒先生講的程度太高，對于未入先驗哲學門徑的我來說，只能是門外聽音，略窺風景而已。

說起來，吉大哲學系要算是國內(nèi)一個“有哲學的哲學系”，但我竟是從一位中文系老師一次有關文藝學方法論的演講中得知李澤厚其名的。最初讀他的書是《美的歷程》和《美學論集》，后來擴展到思想史和《批判哲學的批判》，不管在“正宗”的先驗哲學界，對李澤厚的康德書會有多大的爭議，至少我們那一輩人，甚至有比我高半輩的人，都是通過那部書了解康德哲學的。

1981年，《純粹理性批判》發(fā)表兩百周年和黑格爾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那次會議的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論康德黑格爾哲學》，其中有李澤厚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猶記當時讀了這篇宏文，心潮澎湃，浮想聯(lián)翩，在一次班級征文交流活動時，自己也寫了一份“論綱”與同學“交流”，似乎還引來了同學們陣陣善意的笑聲。

在不少人稱頌和懷念的八十年代，在吉大圖書館，康德的書其實很難借到，至少我是從來沒有借到過《實踐理性批判》——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商務印書館本來設想對關文運先生譯本進行修訂后加入“漢譯名著”應市，但是承擔修訂的韓水法教授后來另起爐灶重譯，這就使得我們本來最便捷的通過“漢譯名著”接觸古典哲學的機緣這樣被推遲了好多年！于是出現(xiàn)了康德哲學的原著讀得并不多，卻熱衷于各類康德解釋的情形。

的確，那時候國人研究康德的著作也并不多——想想看，那時候出一本書多難啊——印象中似乎只有一冊陳元暉的《康德的時空觀》；鄭昕的《康德學述》已經(jīng)重版了，但只翻了幾十頁而未能終卷——那如《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本一般的文言似乎本就容易讓人望而卻步，而如鄒化政那般義理之艱深似乎倒在其次了。

反而是蘇聯(lián)哲學家的幾種書成了那時學習康德的主要參考物。波波夫的《康德與康德主義》是一種，阿斯穆斯的《康德》更為經(jīng)典些——這里要“事后諸葛亮”地插入賈澤林教授在《走向列寧山》中的一段話：作為代表作家協(xié)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老友在后者的追悼會上致辭的阿斯穆斯“屬于‘官方’始終不信任并被排除在‘主流哲學界’之外的哲學界人士，然而在蘇聯(lián)各個時期的教師和學生中間，他卻備受尊敬和愛戴，被視為德高望重的師長。”賈澤林教授還這樣形容他在莫斯科大學的老師奧伊澤爾曼：“奧伊澤爾曼是一個極為聰明的人，甚至給人太過圓滑的印象。這也難怪，他生活在那種復雜環(huán)境中，為了自保，他也得學乖巧一些。”

在這樣看似開放自由其實沉悶貧乏的八十年后期，謝遐齡的博士論文《康德對本體論的揚棄》問世了。如果說奧伊澤爾曼對于“物自身”的富有“思辨”色彩的詮釋已經(jīng)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框架內(nèi)把這個概念的理論潛力發(fā)揮到了極限，那么雖然謝遐齡的博士論文仍然在引用《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但其實質旨趣卻已經(jīng)完全超出主要在所謂反映論和能動性的認識論層面打轉的視野，而指向了本體論這個哲學的樞機。此書的最大貢獻在于在康德物自身概念的梳理中，把所謂本無與知性存在體區(qū)分開來，“康德的劃時代功績是創(chuàng)立先驗邏輯從而把自由領域（即社會領域）從自然領域劃分出來。在自然領域，他區(qū)分于現(xiàn)象（Erscheinung）的物自體概念，實際上是‘本無’。過渡向自由領域時，他區(qū)分于現(xiàn)象（Phaenomenon）的本體（Noumenon）概念，實際上關涉了社會存在物，為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張本?！?/p>

盡管有的學者會對由此得出的“衍推”——把康德對自然與自由的區(qū)分視作為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學說“奠基”——感到“費解”，但是把謝遐齡這篇論文的理路和抱負放在作者所揭橥的宇宙本體論、理性本體論和性靈本體論的視野中去觀察，在對康德哲學的詮釋依然迷霧重重的八十年代，無疑是正本清源而且別開生面的。而“在涉及經(jīng)驗知識時，康德并不討論個別的人獲取知識的心理過程或人類獲取知識的歷史過程，他僅討論做成知識必須具備哪些前提或條件”這樣的表述，更不妨理解為其實是對《批判哲學的批判》預先展開的“清算”——例如同樣是討論皮亞杰的發(fā)生認識論，李澤厚的思路主要在于“借鑒”，而謝遐齡的工作主要在于“辯謬”。

閱讀《康德對本體論的揚棄》構成了我大學生涯之“強音”，但同時也是其尾聲。從1988年夏天開始，我在千島之城舟山度過了兩年時光。雖然頗有些自我放逐的況味，但是對我來說，那也并不能說完全是一段哲學上的空白歲月。記得我工作的單位資料室里有《純粹理性和批判》和《未來形而上學導論》，我還在那時候書品上佳的舟山市新華書店買到過鄧曉芒教授翻譯的《實用人類學》。但如同我已經(jīng)在別處說到過的，那段時光對我影響最大的卻是同樣在那家書店遇到的葉秀山先生的《思·史·詩》。

雖然大學時代已經(jīng)讀過《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和《蘇格拉底及其哲學思想》，但《思·史·詩》似乎給了我一種前所未有的閱讀經(jīng)驗。這一方面當然與作者那種獨特的寫作風格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本書在我面前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現(xiàn)代哲學世界。此書固然是以海德格爾哲學為中心而組織起來的，但卻有相當?shù)钠脕碛懻摽ㄎ鳡柡脱潘关悹査?，這種哲學上的均衡感不用說在當時，即使——或者尤其是——放在當下來說也顯得難能可貴。更為重要的是，作者是從研究康德哲學開始其哲學生涯的。無論是《思·史·詩》還是此后發(fā)表的一系列在海德格爾和列維納斯之間迂回穿梭的哲學文字，似乎都是在不斷地重新理解康德的哲學問題和哲學世界。

在某種程度上，我就是在這樣一種雖然大學畢業(yè)了但仍然“敞開”的狀態(tài)中于1990年秋天在淮海中路622弄7號上海社科院哲學所重新開始了我的學生生涯。滬上念研究生期間的最大機緣無疑是與牟（宗三先生的）著（述）相遭遇，而這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現(xiàn)象與物自身》《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圓善論》，其次則為《中國哲學十九講》和《中西哲學會通十四講》，而在以中國哲學會通和“超克”康德哲學方面，《心體與性體》之綜論部分則具有樞紐性地位。無論如何，《現(xiàn)象與物自身》之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最重要的成就，洵為無可置疑。后來者的工作，則是要將其哲學洞見貫穿到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梳理中，與之相摩蕩，將其內(nèi)在的生發(fā)力量具體到更為艱深質實的學理脈絡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尤其認為匹茨堡學派的新黑格爾主義特別值得重視——事實上在我看來，這正是在《心體與性體》之綜論部分首次得到表述的“實踐理性充其極”論的另一種不同的版本，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麥克道威爾稱作“匹茨堡的牟宗三”。

在這個脈絡上，李明輝教授的努力而外，牟宗三先生的同道和講友黃振華先生的工作除了其自身獨立的意義，尤其在幫助理解牟宗三哲學，或與其相互發(fā)明方面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本來，黃振華是早期的留德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就是關于康德哲學中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lián)結的，而牟宗三之入臺大哲學研究所授課，也是因為黃振華之邀請。可以說，沒有這個邀請，也許就沒有《中國哲學十九講》和《中西哲學會通十四講》這兩個重要的演講集。

在我通過某種渠道得到有關黃振華著述的信息后，我再一次求助于李明輝教授。明輝教授慷慨地贈送給我他所編黃著《論康德哲學》，還把已經(jīng)編好但未及刊印的黃先生遺文集發(fā)送給我，這其中《論康德哲學與中西文化》是特別富有啟發(fā)性的。

寫到這里，我想起來我最早閱讀黃先生的論文乃是在《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上，其中有他的“試論唐君毅先生有關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和靈根自植之思想”，這是個長篇論文，有五十頁之巨。這個論文集是羅義俊先生贈送給我的，他參加了1988年唐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在香江召開的這次會議，而這個論文集之給予我很深的印象，還有個原因是扉頁上有曾昭旭所書作為大會對聯(lián)的名句“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不過昭旭先生將此句系屬于唐先生應該是一個誤植，大陸學子皆知這個句子乃出于梁啟超的《自勵》詩。

因為關切于黃振華教授的遺文集后來有未付梓，我有時會在孔網(wǎng)上搜索嘗試，有一次竟然讓我搜到了黃先生生前出版過的唯一的自印文集《康德哲學論文集》，雖然手頭已經(jīng)有明輝教授的重編本，我還是難忍手癢收了一冊。也是在閱讀黃先生遺文集的過程中，我了解到一位重要的康德學者Gottfried Martin，據(jù)黃先生說，他到德國留學本來是想投于Martin教授門下的，可惜他到德國不久，Martin教授就因心臟病突然去世了。照黃先生的介紹，Martin教授是“是西方哲學界中，精研康德哲學，恢復康德‘物自體’之思想并賦予新的意義的”。得到這個信息，我就在網(wǎng)上搜羅有關Martin教授著述的情形。最后找到了他的兩個僅有的英譯著述，其中之一還是在蘇德超兄的幫助下，從武漢大學復印到的。

上個月初，我把這兩本書交到我的一個對于康德的物自身思想抱有濃厚興趣的博士生手上，此舉當然只是在盡老師的本分，我嘗笑謂亦自嘲，自己指導學生的方式就是看到好書好文推薦給他們。但是細想之下，也許我之送書和薦書還有一種既是“分內(nèi)”又是“分外”之想：所謂“堯舜事業(yè)如一點浮云過太空”，即使我不能完成自己那聊勝于無可有可無或有或無的“研究計劃”，不是還有我的學生嘛！

-----

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