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在新亞書院講課

（一）

1960年夏，我自柏雨中學高中畢業(yè)，秋間入新亞書院。四年后取得學士學位。留校入研究所，兩年后獲頒碩士學位。

當時的新亞校舍已經從九龍深水埗搬農圃道的新校舍；新校舍得美國雅禮協(xié)會捐資建成。

校園不大，設計卻頗精致：南北各有高五層的教學樓，有文、理、商院系的辦公室和教授的研究室夾集其中。頂層為男生宿舍，和真光英文女子中學的宿舍只隔一條狹隘的農圃道。偶見有同學高舉大牌，邀請真光的學生約會：上面用大字書明時間、地點，或看電影。我在宿舍一年，未聞有成功者。那時即在心里嘀咕：“那邊的學生，家中非富即貴。誰會理睬你們這些只讀古書的‘八古佬’？”

南樓第三層為演講廳，北樓第三層設研究所。

校園中心有一圓型建筑物，名“圓亭”。是音樂廳，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可容兩三百人。與“圓亭”相望為校務管理中心，內有校長辦公室、教務處、注冊處、財務處、學生處等。管理中心樓上乃圖書館所在，其側為師生食堂?！皥A亭”之下為籃球場，乃校內惟一鍛煉之處；健身房、游泳池，兩皆欠奉。

全校師生及工作人共六百余人，彼此相熟；校內少見陌生面孔。

一二年級學生不隸屬任何院系。換言之，必須先選修共同課程：包括文學院的中英文、中國通史、哲學系的哲學概論、邏輯，理學院如生物、化學、或物理的“入門課”。兩年結束，考試及格，始可選主修、副修。

這種先修“普通教育”后選院系的安排，和美國文理學院對學生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即在香港，亦絕無僅有。若說中國內地和臺灣的大學，無不規(guī)定新入學者，報讀院系。

我的“普通教育”成績，優(yōu)劣參半：中英文得分，名列前茅，獨得六百大元，讓我有機會去臺北旅游，也是我自1951年抵達香港后、1966年離開為止僅有的一次外游?？上У氖牵何业摹吧飳W入門”只得五十九分，差那么一分，讓我遺憾終身！

升讀三年級后，情況頗有好轉。我可是在高中生時，已決定非中文和歷史我是絕對“不論婚嫁”的。

（二）

錢賓四先生晚年憶述1955年新亞創(chuàng)校經過，曾說：“斯校之創(chuàng)，乃為將來新中國培養(yǎng)繼起人才?！?span style="color:#999999;">（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我有幸在新亞受教六年，親歷見聞，可借《蘭亭序》“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八個字概括起來。

所謂群賢畢至，指的是錢先生得道多助，來新亞共襄大業(yè)的：吳俊升先生任副院長；黃華表、鄭騫、潘重規(guī)諸先生分別主持中文系；莫可非先生授《漢書》及《大學文選》。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先生授“中國近代史”、旅居印尼的社會學家謝幼偉任研究所教務長、耶魯大學神學院畢業(yè)的林福孫牧師主持學生工作。甚至曾在汪精衛(wèi)政權的羅夢冊和李圣五也請來當研究所的顧問。

外籍人士中，最顯眼的莫如由耶魯大學甄選長期來校主持英語教學的英、美老師們，和從日本來研究所教授日文的柳內滋先生。學生中，除本地高中畢業(yè)生外，另有來自東南亞的僑生，日本來的交換生。總而言之，近年流行于美國所謂“多元文化”的說法，新亞書院老早便已實行了！

可是對校中的學子而言，“多元文化”實行后，“多元語言”亦隨而登陸。曾有人說：當時校中教職員所操的方言，已令人難以適從。即以謝幼偉先生而言，他每語及本行社會學，總說成“沙非學”！

老師中所操“普通話”，如黃華表、莫可非兩先生所說的“桂林官話”也不好懂。惟黃先生在講壇上每好手舞足蹈，諸生尚能勉強接受。

唐君毅先生喃喃自語的四川話不好懂。在講壇上，唐先生有他獨特的風格：他好寫板書，說得興起時，往往手握擦板，時而擦黑板上的字，時而擦臉上的汗珠。名著《哲學概論》里對標點符號甚為吝嗇，往往讓讀者喘不過氣來！

最正宗的普通話應推先師牟潤孫先生。牟師祖籍山東福山，又長期居住北平；他的普通話最標準是有原因的。

和牟師相反的是賓四先生的無錫七房橋的土話。他要說“人”字，聽起來和“神”字一樣；“人有人格”便說成“神有神格”。賓四校長每逢師生必須出席的月會都要說話，偶然也到中文系作講演，每次都攜譯人隨行記錄。當時能勝任者，中文系五六人外，在下也算是一個了。

有那么一次，賓四先生來中文系演說，題目忘記了，但卻記得他引用《公羊傳·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飛過宋都的典故。當時聽了，一頭霧水，不明所以。但見他用右手的手指，在左手手掌上點點而行。近日重翻賓四校長用紅筆修改當日記錄的原稿，還為他的細心所感服！

至于“少長咸集”，也是有所指的。原來當年創(chuàng)校之初，吸引了好些逃難來港而年齡較長的學生。這些同學中，也有部分是從軍隊中退役的。他們是否從新亞畢業(yè)不得而知，卻清楚記得看管農圃道大門電話的便是這樣一位仁兄！

當年還沒引進教職員退休的制度（是否有退休金也不得而知），因此校中往來人等，年齡差距頗大。雖然見面不打招呼，但不是陌生人，卻是心里有數(shù)的。

（三）

進入新亞后不久，古樂會成立，后改名國樂會。先后請得王純先生教二胡，馮德明先生教琵琶，吳因明先生教古琴。王先生一曲《二泉映月》，聞名全港。多年后移居美國。馮先生出身富貴人家，喜愛參加跑車比賽；他開車的速度，和他彈琵琶的急管繁弦不相上下。吳因明，姑蘇人士。他的古琴，不知屬何宗何派。取名“因明”，來自內典。記憶中其人好自用，自視不凡。1966年春，國樂會首次演出之日，臨揭幕之時，因明先生無理取鬧，借故與一女會員爭吵。在下“睇唔過眼”，向他大喝一聲，兩人差點動武。王先生居中排解，只說了句“謝君今晚參加演出的節(jié)目有好幾個呢”，因明先生火上加油，咆哮如雷，說什么：“我如有槍在手，必先斃你這小子！”

到翌年開學，經王先生安排，國樂會另禮聘川派高手蔡德允女士教琴。我不久亦有日本之行，從此和弦索之事作別。

（四）

新亞創(chuàng)辦時，其初校舍設在九龍深水埗桂林街。搬家之后，桂林街原址由校友列航飛購下，日間一度用作“新亞中學”所在地。晚上另辦“新亞夜?！?。

我入新亞第二年，高年級的學長陳志誠、鄺健行二兄來問我是否有興趣到新亞夜校教小學生。我同意去試試，遂啟擔任義務教育五年之始。

夜校有初小六個班，學生都是及齡的青少年，男男女女白天在附近工廠上班，下班后來夜校進修。除志誠、健行二兄外，另有杜志謙、梁巨鴻。不久盧瑋鑾也加入。我任教之初即任四年級班主任，后來又添加了訓導主任的名銜。

每夜放學后，全體老師照例到茶樓同吃夜宵。付多付少，則用當時香港流行的“畫鬼腳”游戲來決定。吃飽喝足茶道別，大家都“得啖笑”，或各自歸家，或結群到志誠兄和林炳昌先生合股經營、時已下班的“國風書局”去。人少搓麻將，人多則玩五張撲克。近年偶與林先生在灣區(qū)見面，說起舊日種種，不禁相對欷歔，嘆息人間樂事苦短。

離開夜校后，我即有東瀛之行。聞說頗有一二老師娶了學生為妻。心里想：這也是新亞的傳統(tǒng)??！君不見，新亞書院創(chuàng)辦人錢老先生不是也討了自己的學生做老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