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大歷史系暨北大中古史中心教授劉浦江先生于1月7日凌晨病逝。多位同事及學界同人深為痛惜，更有北大中文系學子稱，“中文系同學最熱愛的歷史系老師走了，再沒有人警醒我們‘中文系沒文化’了。”下面選摘兩位北大中文系學子回憶劉浦江老師的文章，以為悼念。

何蘊琪：《我的年日窄如手掌》（節(jié)選）

        文學研究的性質決定了它需要純粹理性以外的感受力，但歷史學顯然更偏向社會科學所需要的實證精神，在劉浦江先生身上，我獲得了在智性方面的啟蒙訓練。

        劉先生所開的是中國古代史，實際上到了學期末，有沒有能講到明清時期已經不太記得了。事隔多年，我還記得第一次上課時的情景。劉先生是很直接的人，到了課室，介紹了自己，連開場白都省了，馬上開講。他當時仿佛是在害咳嗽還是怎樣，講話斷斷續(xù)續(xù)，口音也有一點，聲音又小，一節(jié)課下來大家都云里霧里。

        和現在相反，當時我對歷史的興趣遠沒有文學濃厚，但回望過去，這門課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好像課一開始的時候，講夏商周吧，劉先生講著講著正經的（這么說不代表以下的就不正經），就不知怎樣說起了當時的一個科研項目斷代工程。怎么說的我居然想不起來了，但這是劉先生的一個重要風格，比方說他講某個歷史人物，比如黃巢，他總會加上一點史遷之筆，而這些，往往才是精髓。但他也非常重視史實，以至于回憶中的中國古代史課就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段時間是無微不至的對史實的進入——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非常具體，另一段時間則是他作為一個史學家的觀察和評論，對象就無所不包了，對人對事、對國家民族、對時代，而這些都是從史實中生發(fā)出來的。

        特別好玩的是，劉先生講課是時空穿梭的，可能上一分鐘在講唐代農民起義，下一分鐘因為某個邏輯聯系馬上就跳到了冷戰(zhàn)時期的俄中關系，然后再下一分就能無縫連接到原來的命題。為了跟上他的思路，你必須手疾眼快，還須頭腦敏捷，所以一堂課下來特別精神，仿佛做了一次智力體操。最讓人有成就感的是你看到自己的進步：剛開始聽都吃力，筆記記得吭吭吃吃，上完課基本等于沒上；上了1/3學期，你基本知道自己是在上課，可還沒有適應這種節(jié)奏，更談不上明白先生在講什么；再過了1/3學期，你開始跟上了他的速度，但每次一旦想與他同步的時候就發(fā)現下一個關鍵問題已經漏聽了，只好趕緊放下跟上去；到了快學期末，你感到一切越來越順暢，基本上可以理解先生的話，有時候還有可能蹦出來一些自己生發(fā)的問題，但僅僅一念而已。只可惜這個過程沒有能持續(xù)，要是能再上一個學期的課，那有多好呀。

        一個從當時就開始形成、到現在對我仍然有效的印象是，覺得怎么知識分子那么有型啊，他們把上下五千年都搞懂了、弄通了，仿佛歷史都是他們手里的一塊小糖果——但越到后來越發(fā)覺，中國知識分子手里的這顆糖果特別沉重甚至苦澀——那是歷史的原因也是他們自身的原因吧。當時和我一樣崇拜劉先生的還有我們班一個天資特別聰穎的同學——課程結束的時候她因為論文寫的優(yōu)秀，成為被劉先生唯一一位點名表揚的學生。記得她還站了起來，劉先生對她說了一句非常贊許的話，大意好像是你這娃兒以后必成大器、自當努力的意思，讓我好生羨慕。我持續(xù)了很多年現在已經結束的對知識分子的膜拜懷疑就是從這個“頒獎儀式”開始的。

        劉先生對學生的前途是非常關心的，他認為，假如一個人能找到他真正投身的事業(yè)，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有的人到40歲才找到，而有的人一生都沒有找到”。這個言論對我影響深遠，以至于在很長時間里，我都走著和同齡人不同的、可能是更曲折的道路。但到現在，我仍然是這個思想的信徒。

        大一下半學期，我特別希望“獻身”成為一個學者，但遭遇著極大的矛盾，不知道前路應該怎么走，就給劉先生寫了好像有7頁紙的信尋求他的指引。劉先生有回信，但怎樣說的居然我已經忘記了。不過有意思的是，雖然現在沒有成為一個學者，實際在某種意義上，我成為了劉先生的同行——不知道他會否同意記者是當代的史學家這個觀點。一次課上，劉先生說，要這樣，看看當時的一方怎么說的，另一方怎么說的，還要看看第三方又是怎么說的。現在，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時常想起劉先生的話，并常常以對一個歷史記錄者的要求來量度自己的工作是否稱職。

        劉先生戴一副金邊眼鏡，小眼睛、膚色比較白，喜歡穿藏青夾克衫，畢業(yè)我離開母校之前，還在燕園碰見他，一樣的裝束，騎一輛自行車，好像還帶個小孩子坐的尾架，一個在北京隨處可見的中年人模樣。

        （收入錢理群主編《尋找北大》，中國長安出版社2008年）。

陳恒舒：《記北大中文系的幾位先生》（節(jié)選）

        寫中文系的事情，先要從一個非中文系的老師寫起——劉浦江先生。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劉先生給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級學生開設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他有兩點特別出名，一是要求嚴格，相傳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學生抓得特別狠的那種，說法有很多個版本，但不管哪個版本，劉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據說有人重修了四次還沒有及格呢。

        二是他每年開學的第一節(jié)課都會說這么一句：“我一直覺得你們中文系的學生是比較沒有文化的……”當時聽到這句話，整個教室一片嘩然，盡管此前已經有師兄師姐給我們打了預防針。然后他就開始解釋為什么說中文系的學生沒文化，大約是講了一些個人經歷，發(fā)現中文系的學生對于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知識是頗為匱乏的。于是在這個學期的課程中，他很注意對我們古代文化基本素養(yǎng)的訓練，比如干支紀年甚至于紀月、紀日，比如讀寫繁體字，現在想想，對于日后的學習確實獲益匪淺，而當時那一句當頭棒喝對于剛剛進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來說也有相當的必要。

        第二年C君拉著我跑去聽他的第一節(jié)課，他看見我們倆坐在下面，開始先敷衍了一些別的話，顯得有些拘謹，但后來還是沒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覺得你們中文系的學生比較沒有文化……”整個教室又是一片嘩然，只有我和C君相視一笑——這大約也是新生與老生的區(qū)別之一吧。記得劉先生說完“中文系學生沒文化”之后還有一個補充，大意是說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的，所以還算有點文化——后來我選擇了古典文獻專業(yè)，不能說沒有這句話的影響。

        隨著這門課的深入，我才越來越覺得他說的話并非無稽之談。歷史課大家從小都學過，但中學的歷史教育為了適應考試的需要，把一些尚無定論的東西武斷地下了結論并強行灌輸給我們，同時還灌輸了不少陳舊甚至錯誤的結論。而劉先生在課堂上常常能為我們破除這些“虛妄”。有一次他拿起講義念道：“恩格斯說……”大家一聽是恩格斯的話，趕緊埋頭去記。等到記完手都酸了，這時劉先生放下講稿，慢條斯理地說：“現在的研究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大家全崩潰了。當然，重要的不是結論，而在于你能夠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這就是中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不同。而劉先生也很重視我們自己的觀點，在兩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靈活性也很大的題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者都可得高分，我想這也是把我們從高中那套為了應試而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下解放出來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之一吧。

        如果一個老師僅僅能傳授知識，那便算不得好老師，充其量算個平庸之輩——因為這是所有的老師都可以做到的。而劉先生身上卻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記得是講什么問題，他提到了92年經濟體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從某棟教學樓上跳下去了。這時下面?zhèn)鱽砹诵┰S輕蔑的笑聲。劉先生面色凝重地說：“你們不要笑！人家敢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們敢嗎？”聲音不大，卻把整個教室鎮(zhèn)住了。劉先生在那一刻突然變得高大無比。

        劉先生在課堂上還有無數的妙語，我現在竟記不得幾句了。C君當年記筆記的時候，筆記本每一頁正面記授課內容，背面專記先生的妙語。后來C君跟我說，心情不好的時候，把這些妙語拿出來一看，能越看越開心以至于可以消愁解憂。還有一位Z君，自恃國學根底扎實，上課一句正經話不記，專門記劉先生的妙語。待到某一天把兩人的筆錄拿出來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錄》，定是一本極有趣的書——劉先生真正值得我們尊敬的人品與學品應該是在那里的，而并非我拙劣的筆法可以勾畫清楚的。

        有時和C君行走在校園里，會忽然聽見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劉浦江先生么？”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見一個蹬著自行車、跨著公文包、背有些微駝的熟悉的背影漸行漸遠。對于大一新生來說，一位“精神導師”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劉先生絕對無愧于這樣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