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遼金史名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劉浦江于2015 年1月6日23點57分逝世。

        1961年生人、正值學術盛年的劉浦江遽然離世，引發(fā)多位學者發(fā)微博悼念。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同事羅新教授表示：“失去他，是北大中古史中心三十年來最大的損失?！标憮P教授稱其為“真正學者的表率”。辛德勇教授：“驚悉浦江兄病逝。失去了這樣一位學術、品行都令我十分欽敬的朋友，哀從中來，不禁淚下。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像浦江兄那樣做學問一絲不茍，做人、做事也真摯端謹?shù)娜耍瑢嵲诓皇呛芏?。失去了這樣一位朋友，深感哀痛?！北贝髿v史系副教授趙冬梅轉發(fā)原系主任牛大勇教授挽詩《聞墊江噩耗，悼浦江遠飏》，以寄哀思：“壯志難酬卻早殤，潸然灑淚哭穹蒼。相知始信流風遠，共事常欽意氣昂。 松漠無垠馳范典，燕園有爾筑榮光。 我心已付墊江水，一路伴君渡海桑?！敝袊ù髮W教授楊玉圣認為劉的道德文章為“當世中國遼金史研究第一人”。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王瑞來跟劉浦江是同學、同行和朋友，他這樣寫道：“浦江對遼金史研究貢獻巨大，許多論文堪稱經(jīng)典。不僅如此，近年來向近代史方向的拓展，亦今人矚目，欽佩。學界失英杰，吾儕失友朋。”

        總之，劉浦江是一位真學者、真教授。值得注意的是，他1983年從北大歷史系本科畢業(yè)后，到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任教，1988年調入北大，從講師一直做到教授，期間未曾考個碩士、博士，卻憑藉其勤奮、認真、扎實的學風不斷取得同人欽佩的成績。私家歷史特別轉載北大中古史中心王小甫教授為劉浦江申請教授職稱而寫的鑒定書，以及劉浦江《遼金史論》的自序。通過這兩份文獻，讀者諸君或可對這樣一位教授多一分了解。

        

        驚悉浦江去世，不勝哀痛！當年浦江應聘正高職，系學術委員會命我為之寫鑒定，后來我曾對浦江玩笑說：“鑒定可供學生為你寫學述。”浦江可能無緣讀到這份鑒定，他后來的學術成就也遠遠超過了我當年的評述?，F(xiàn)在浦江西歸道山，我把這份早年的鑒定發(fā)表出來，寄托對他的哀思！——王小甫教授微博        

劉浦江申請教授鑒定

        我認識劉浦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是北大歷史系83屆（79級）畢業(yè)生，畢業(yè)后到中央黨校工作，但不久就被調回了本系工作，做鄧廣銘先生的助手。我后來聽說調動他工作的原因就是，鄧廣銘先生認為他是當時青年學者中對宋遼金史史料最熟悉的。這樣的評價由鄧先生說出來（這已為浦江本人在本系教授會作申請職稱陳述時所證實），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

        我記得劉浦江最早的學術領域是文獻學，尤其是宋遼金史史料辯正、整理。除了協(xié)助鄧廣銘先生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三朝北盟會編》等史料，還分別寫了多篇有關《契丹國志》和《大金國志》證偽的文章，解決了學術史上的重大問題。其實，劉浦江后來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針對相關領域的學術難題而寫的，發(fā)表以后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我的印象劉浦江還寫過對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糾錯的文章?？傊?，文獻學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輩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的。最近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領域連續(xù)發(fā)表有關歷代“五德終始”說的研究文章（如提交評議的兩篇都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顯然十分得益于他在文獻史料方面的功力。

        劉浦江的另一個學術領域是遼金史。我的印象他最先開始是做金史研究，這個領域雖然資料寡少，但畢竟是我國史學的一個傳統(tǒng)領域，之前已有不少積累。然而，劉浦江憑藉他深厚的文獻史料功底、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勤奮刻苦的努力，先后發(fā)表了一批重頭文章，很快就在學術界占有了一席之地。送交評議的這本《遼金史論》出版于1999年，其實主要匯集的是劉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他的研究重點進一步轉向遼史，同樣取得了驕人的成績（送交評議的發(fā)表在《歷史研究》上的兩篇文章都與此有關）。舉個例子，據(jù)說他有一篇論文投給《中國史研究》，編輯部請遼史前輩學者李錫厚審稿，盡管其中觀點與李先生相左，李先生仍然認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發(fā)表。劉浦江學術服人就到了這樣的水平?，F(xiàn)在，國內遼金史學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劉浦江的研究成果了（關于這點，他本人在教授會議上有所陳述）。

        劉浦江第三個學術領域是做民族史，這個領域當然和他的遼金史研究有關，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發(fā)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對象本民族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劉浦江大概三、四年以前就開始學習契丹文字，還專門請了契丹文著名專家劉鳳翥來給學生們上課。他現(xiàn)在又在參加古代蒙古文和《蒙古秘史》的研讀學習。劉浦江在這方面的努力已經(jīng)見到了成效，最近公示的北京大學第十屆人文優(yōu)秀成果獎名單有他的《契丹名、字初釋——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父子連名制》（發(fā)表于《文史》2005年第3輯），據(jù)我所知就是他主要利用契丹文墓志進行研究的創(chuàng)獲。我可以說，劉浦江現(xiàn)在已經(jīng)站到了國際學界的前沿，他能把契丹語文、民族史志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樣的學者在國際契丹遼史學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鑒定內容還有教學能力和指導研究生能力，這么說吧，據(jù)我所知，劉浦江是本系少有的掛名指導博士研究生的副教授之一，他指導的博士生康鵬好像都快畢業(yè)了；他也是社會上知名的北大歷史系三名教授級副教授之一（還有兩名是羅新、張帆）。劉浦江曾積極投入本系民族史教研室創(chuàng)建工作，現(xiàn)在承擔著重大的學術創(chuàng)新任務，故強力建議本系將其聘為正教授，安排在學科帶頭人的崗位，以為本系、本校貢獻更大的力量。

        

        這是我的第一部遼金史論文集。

        走上遼金史研究的道路，于我純屬偶然。1988 年春，經(jīng)鄧廣銘先生的全力舉薦，我得以調入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當時擔任中心主任的鄧先生布置給我的第一項任務，是讓我徹底解決《大金國志》一書的真?zhèn)螁栴}。我把這部并不算厚的書足足讀了半年，逐條查找它的史料來源。這是我接觸遼金史的最初契機。此后幾年，一度心有旁騖，荒廢了許多時光。座標的最終確定，是1992年8月的事情。那一年我31歲。而今回想起來，總不免有晚學之恨。然而不管怎樣，那畢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擇，我越來越確信這一點。

        如果從八八年讀《大金國志》時起，算是初入遼金史之門的話，到現(xiàn)在正好十年。比起其它斷代史來，遼金史的堂奧并不算深，可即便如此，我至今也還只是徜徉在階陛與門屏之間，遠遠沒有登堂入室的感覺。我這十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金史方面，目光轉向遼史，只是近一兩年的事情。從這部論文集里也能看出這種傾向，書中十分之七八的篇什是有關金史的。到我編下一部論文集時，或許就不會是這個樣子了。

        關于遼金史的定位，中日兩國學者向來有不同的主張。日本東洋史學界因受征服王朝說的影響，傳統(tǒng)上以遼金元為一個歷史單元，認為它們都屬于滿蒙史系列；而中國學者則歷來都是將遼金史歸入中國王朝史系列的，所以習慣上把宋遼金史算作一家。但這種歸屬僅僅表現(xiàn)在教材體系和課程設置上，若是說到研究狀況，宋史和遼金史儼然是井水不犯河水。盡管有不少宋史研究者聲稱他們兼治遼金史，可深究起來，他們感興趣的無非是宋遼、宋金關系而已；而所謂的宋遼關系史，實際上是宋朝對遼關系史，所謂的宋金關系史，實際上是宋朝對金關系史。這與遼金史有甚相干？至于遼金史研究者呢，則頗有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雍容。我沒有打通宋遼金史的野心，但我很贊賞這樣一種觀點：研究遼金史，決不能就《遼史》論遼史，就《金史》論金史。

        無庸諱言，在宋遼金史這個領域中，遼金史研究者歷來是處于下風的。自六十年代以來，就有遼金史學家力倡宋遼金時代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南北朝之說，這與其說是為遼金史爭正統(tǒng)，毋寧說是為遼金史研究者爭名分，我把它理解為遼金史研究者對長期以來遭受冷落所流露出來的憤懣和不平。遼金史學要想真正贏得史學界的尊重，必須證明自己的實力，而這將是一個艱難和漫長的過程。據(jù)我看來，直到今天，我國遼金史研究的總體水平還沒有超過戰(zhàn)前日本學者曾經(jīng)達到的那種高度（盡管有人不肯承認這一點），遼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蕭條。不過，正是由于遼金史的冷僻，所以盡管史料非常匱乏，但留給我們這一代學人的活動空間還卓有馀裕。至今做遼金史研究，仍不時有一種墾荒的感覺，在中國傳統(tǒng)的斷代史學已進入精耕細作階段的今天，這是遼金史研究者獨一無二的機遇。

        墾荒自有墾荒者的艱辛。老實說，做遼金史研究是一樁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對話者，與唐宋史學界那種風光的場面自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話說回來，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夠了。

        這部書之得以面世，全仗遼寧大學出版社的劉雪楓先生一手促成。遼大出版社在尚未見到書稿的情況下，就將此書列入出版計劃，并慨然允諾動用社里的學術著作出版基金來補貼此書的出版費用，這真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出版這樣一部讀者面很窄的學術著作，肯定是一樁賠本買賣，顯見得無利可圖；此書的作者又不是什么名流碩儒，想也無名可沽。在這樣一個喧囂的塵世上，還有什么比不帶任何功利目的更高尚的舉動？它向這世界證明了學術的價值與尊嚴。大義不言謝。只要這本書還有人讀，它就將把這種真誠傳遞給每一個讀書人。

        自18 歲負笈遠行，離家已近二十載。這么多年中，我總共只回去過五次。前年夏天，當我回到闊別十一年的家中時，看到母親的一頭銀絲，不禁抱愧萬分。我生性不善于表達自己的情感，當著母親的面，我什么也沒說。深夜沉思，只覺得欠父母的太多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所給予我的愛和理解是無可替代的。我愿借此機會，向他們致以深深的祝福。

        在提到我的妻子張文時，我不能不以一種負罪的心情來寫下這些文字。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十二年間，她有怨無悔地承擔起這個家庭內絕大部分繁雜而瑣碎的事務，給我以全力的支撐。令我深為不安的是，這種平庸的生活消磨了她的青春韶華，使她不凡的才具沒有機會得到施展。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表達我的歉疚，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報她于萬一，不敢企望這本小書能帶給她哪怕是一絲半點的安慰。

        曾有人建議我請一位前輩名流為這部論文集作序，被我斷然拒絕了。我想，既然是學術著作，何須來這種俗套？如果連這點自信都沒有，即令有名家捧場又能怎樣？我們處在一個價值判斷力徹底淪喪的時代，人們不得不依靠序引、“書評”或者獲什么獎之類的名堂去衡量學術水準。這真是學者的最大悲哀。但無論如何，我的著作是決計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寫下了這篇自序。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子夜，于京西大有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