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家鄢烈山3月3日在新浪微博發(fā)布了曾彥修先生去世的消息：“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雜文界前輩曾彥修老師，即嚴秀先生，于2015年3月3日4點43分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去世”。他被稱為“罕有的好人”，曾自劃右派完成單位指標。老先生享年95歲，據(jù)悉，其遺體告別會將于6日舉行。

頭腦清醒的“老運動員”

        1919年出生于四川宜賓的曾彥修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報人和出版人之一。青年時代投身延安，身份從中共宣傳部門高官、報社與出版社社長跌落至右派分子，再在古稀之年成為研究蘇聯(lián)崩潰歷史的學者，一生波瀾起伏。

        1933年，曾彥修入本縣敘州聯(lián)中讀書，1935年在重慶北碚兼善中學畢業(yè)。1936年在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做初級練習生。1937年上半年在成都聯(lián)中（石室中學）讀書。1937年12月，19歲的曾彥修到延安，入陜北公學。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4月后入馬列學院學習、工作。1941年夏調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3月調任中央宣傳部。

        曾彥修曾先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親身經歷了整個1940年代延安政壇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在他早年的歲月中，曾彥修曾經接受了左翼文化運動的洗禮，也用自己的良知，對發(fā)生在身邊的種種政治運動進行了冷靜的思索和獨立的判斷。

        1949年曾彥修思隨軍南下，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1954年3月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57年劃“右派”，1959年摘帽。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曾說，“六十年前，我就在彥修同志麾下當小兵。從那時開始，我已深深感到這位老領導敢于堅持真理，絕不退讓、動搖。1957年他成為當年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對他的信賴并未動搖?！?/p>

        曾彥修曾自稱是“老運動員了”。青年時代的他曾與毛澤東多次“接觸”（送文件），毛澤東管他叫“小鬼”。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變遷，曾彥修的一生堪稱政治運動史的縮影。他是高級干部中少數(shù)頭腦清楚、沒有被革命鍛造為工具的人之一。曾彥修晚年常自慶幸的，是平生未整人，這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是鳳毛麟角的個案。

微覺此生未整人

        三聯(lián)書店的前主編李昕回憶說，2009年他曾受作家李晉西的請求，幫助曾彥修先生整理撰寫一本口述回憶錄。書稿交來，李昕發(fā)現(xiàn)這是一本“說真話的書”。書中曾彥修詳細完整地記敘了自己半個多世紀來在歷次政治運動和黨內斗爭中的經歷和回憶，“大約有一般時間他處在挨整的地位，另一半時間他則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良知，努力避免在各種運動中整人?！?/p>

        可惜的是，因涉及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任務，該書的送審備案遲遲未有回應，不得已由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在香港出版，曾彥修以《九十自勵》詩中的句子自題書名“微覺此生未整人” 。

        古人有諺：公門之中好修行，然而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運動轟轟烈烈的特殊年代，自保尚且不易，“整人”是家常便飯，又如何做到“好修行”？

        2014年6月，曾彥修以94歲高齡寫下的回憶錄《平生六記》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之前多以筆名“嚴秀”出版雜文集的老先生，記錄了他一生中記憶深刻的幾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運相關，其中就有1950年代他將自己劃為“右派”的故事。

        世人大都知道時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曾彥修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兩年后才得摘帽，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就是出版社的“反右”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也是他主動將自己劃為右派的。直到去年出版《平生六記》，他才透露這一事實。

        回憶錄中記載，在“反右”運動中，人民出版社遲遲沒有行動，因為曾彥修覺得沒有什么人應當被劃為“右派分子”，可是上級追得緊，又有相對應的指標。他便想出辦法，將自己報上去。

        劃歸右派需要有材料，而對于揭發(fā)曾彥修的大字報大都斷章取義。他曾引用杜甫的詩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提醒黨要吸取歷史教訓，掌握政權后避免專制和腐敗，可是這句話就被上綱上線，據(jù)說，康生對這兩句特別反感，用紅鉛筆在《簡報》上劃上了杠杠，批示“單憑引用這兩句話，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而對人民出版社編輯戴文葆的庇護，也成為了批判曾彥修的“有力武器”。

        被劃為右派后，曾彥修被開除出黨，也不再擔任人民出版社的領導職務。195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報道，正題是《曾彥修蛻化變質了》，引題是《黨內也有右派分子》。

        被打為右派卻仍覺幸運的大概除曾彥修外再無他人了，“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fā)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嚴謹?shù)某霭嫒?、雜文家和學者

        1960年到1978年，曾彥修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做編務工作。1978年夏調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作為出版人，可就是曾彥修和范用拍板，出版了《干校六記》。

        盡管已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但曾彥修在編書時仍勤于實事。從遴選作者到審讀稿件，從作者對談到最終定稿，無不事必躬親。

        雜文家陳四益回憶說，他在《瞭望》周刊擔任編輯時，曾向曾老約稿，收到來稿后發(fā)現(xiàn)老先生在稿紙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對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動，請與作者聯(lián)系”。這對彼時年輕的編輯陳四益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文章如此認真的人，必定對別人的文字也同樣尊重；反之，一個隨意刪改他人文字的人，對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會認真。“對文字的態(tài)度，也是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彥修先生是那種方正堅守，絕不茍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齒于無原則、無特操的風派?！?/p>

        1983年，曾彥修從編輯崗位上離休。他以“嚴秀”為筆名陸續(xù)出版了《嚴秀雜文選》、《審干雜談》、《牽?；?、《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覺此生未整人》、《京滬竹枝詞》等雜文集。

       《求是》雜志副總編、北京市雜文學會常務副會長朱鐵志曾評價他，“是他，系統(tǒng)開啟了新時期雜文創(chuàng)作的先河，提攜和發(fā)現(xiàn)一大批老中青雜文作家，迎來了雜文創(chuàng)作的春天；是他，集中編輯整理《中國新文藝大系·雜文卷》(1949-1966、1976-1982)，使雜文發(fā)展的歷史淵源有了一個清晰的脈絡；是他，最早系統(tǒng)研究分析當代雜文創(chuàng)作規(guī)律，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chuàng)見的理論觀點，對后來的雜文創(chuàng)作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是他，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博大胸懷最早關注蘇東劇變，深刻剖析蘇聯(lián)解體的深層原因，提出許多振聾發(fā)聵的見解。”

        1990年代，曾彥修以古稀之高齡研究蘇聯(lián)崩潰的歷史。在《天堂往事略》一書中他提出：“思想專制與武力專制緊緊結合在一起，是蘇聯(lián)這個國家的根本統(tǒng)治方式。而思想專制又是高于其它任何專制的。其核心是個人專制，一切真理出自最高權力?！?nbsp;

        曾彥修那本未在大陸付梓的書，是以一個禪宗故事作為“代開場白”的，說的是禪師為自己挑選衣缽傳人，便發(fā)給每位門徒一袋花種，若誰能種出最漂亮的花，就傳位于誰。比花之日，眾人捧著各自鮮妍的花朵來見禪師，只有一位弟子手捧空盆，坦然自若。最后禪師將衣缽傳給這位弟子，因為他發(fā)給大家的種子都是煮過的，不可能發(fā)芽，而只有那空盆里開出了誠實之花。

        誠實，是曾彥修對讀者的承諾，也是他對自己一生良知的拷問。他的一生雖有驚亦無險，長壽安康，鄢烈山在2014年11月記曾彥修的文章末提及，“不僅本單位上下人等都對他很好，在外面從葉帥到‘文革’中的工宣隊、軍宣隊員，也都盡可能支持和保護他”，這又何嘗不是“德不孤，必有鄰”的仁者福報呢。

《平生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