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槍口抬高了一厘米：《平生六記》里的曾彥修

曾彥修

2015-03-03 12:02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按】

雜文家鄢烈山今天在新浪微博發(fā)布了曾彥修先生去世的消息：“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雜文界前輩曾彥修老師，即嚴秀先生，于2015年3月3日4點43分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去世”。曾彥修被稱為罕有的好人，曾自劃右派完成單位指標。

曾彥修曾在《九十自勵》詩中說：“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或許用《平生六記》一篇書評里的話注釋這句詩更合適，“以前的知識分子、老干部回憶錄，大多是講自己如何受迫害的。曾彥修這本書專講如何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用我們的古話叫“公門里面好修行”），這樣的書很少，是因為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本來就少”（劉小磊）。

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摘編《平生六記》（三聯(lián)書店，2014年6月版）中的《鎮(zhèn)反記慎》。

1950年初，即全國解放的一年多（有些地方才幾個月，如廣東、四川、云南等地）后，在全國發(fā)動了一場大張旗鼓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最大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恐怕整整有近一年或一年多，是最中心的工作。天天要向北京報告鎮(zhèn)壓人數(shù)（“鎮(zhèn)壓”，長期以來的死刑代名詞）。這個運動為什么叫“大張旗鼓”呢？就是這是一切工作中心的中心，隨便你火車站、菜市場、電影院、醫(yī)院、公園中，都必須貼滿大標語，牽起大紅布的口號，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須是滿墻滿壁的大標語口號。

報紙更是幾個版面都是“鎮(zhèn)反”宣傳品，前后總要宣傳好幾個月。各大學（以至中學）、工會、青年團、婦聯(lián)，特別是各街道居民委員會……更是長時間學文件、讀報紙、開控訴會……總之，凡是進行這項任務的，黨、政、軍、民、學，全民各界，都要事先宣傳到，同時充分揭露到、控訴到，確是成了一個時期大中城市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那一兩年，對這件事是：公安管實行；黨、政、軍、民、學、宣則長時間管宣傳活動。

廣州是1949年10月初旬后解放的，敵人前幾天就全部跑光了，我大軍是在敵軍全部撤退后晝夜兼程趕進廣州城的。

北京是1949年1月解放的，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南京比上海更早一些。以地下工作來說，廣州雖然也很可觀，但比起北京、上海來，恐怕還是要差一截。因此，廣州的廣大市民，對共產(chǎn)黨、解放軍的了解程度，比起上述城市來當然也就有相當?shù)木嚯x。何況地鄰港澳，反動派利用港澳為基地而做的反共宣傳的影響，當然在全國是最深的。

上面這些說明，似乎全是廢話。其實這些是說明本節(jié)問題的根本背景資料，不然你就無法理解本節(jié)所述問題的重要性。

1951年快4月底時，我在廣州《南方日報》工作，我和楊奇分任正副社長，另一總編輯，似新來不久。近4月底，一晚九時后各有關(guān)同志，如采訪部主任曾艾荻、編報部主任吳楚、編輯部秘書陳魯直等六七人正在商議決定明天四個版面如何安排時，采訪部政法組組長成幼殊（女，地下黨員），忽然緊急拿來政法組記者剛從省公安廳緊急拿回的，明天要處決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單，和每個人兩三行的罪狀。我說，壞了，壞了，我們事先沒聽說半個字呀，怎么能配合宣傳呢??？大家通通變色了。

因為大家都看了近一年的京滬各地報紙，知道大鎮(zhèn)反一來，報紙是必須同時推出四個版面甚至是加頁，集中持續(xù)宣傳此事的。而我們則剛剛拿到罪狀名單，明天如何見報？我們沒有社論、沒有事先寫好的大量控訴資料，沒有社會名流支持的談話，沒有受害者對死刑犯的控訴，任何宣傳資料都沒有，連個社論也寫不出。何況一次處決一百四十多人，歷史空前，新區(qū)群眾如何能體會這些??？我們報社亂成一鍋粥，都認為明天絕不能這樣出報呀，怎么辦呢？中央的方針明確得很，是強調(diào)大張旗鼓，即大規(guī)模的宣傳活動，要讓群眾家喻戶曉這些人的罪惡。

同時，我們看見，這當中確有一些曾是殺害我們重要著名人物（現(xiàn)已記不清了）及 1927年時殺害蘇駐廣州總領(lǐng)事的執(zhí)行連長。其中還有一個解放前的省教育廳長 ×××，經(jīng)記者了解，是解放廣州后又從香港公開回來的，這人要處決究竟是怎么回事？

此外，我早在延安或進北京前在西柏坡時，就聽說過或聽過報告，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記得好像有沈鈞儒、黃炎培）對我們善意地提過意見，說，你們鎮(zhèn)反時，總是“公審 ”，罪名總是“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之類，這怎么行?。。ㄕf不定是 1949年 3月進北京后才聽說的。）

我們這個“編前會議 ”，苦了兩個小時，連十一時的夜餐也端進來了，只是沒有人吃得下一口。大家毫無辦法，我們有什么發(fā)言權(quán)呢？我們的義務就是照登不誤，標題越大越好。

如此苦惱了兩個小時，毫無辦法，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忽然，副社長楊奇同志說， “現(xiàn)在只有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由老曾同志打電話給 ‘203’了”。這是什么意思呢？廣東初解放時，葉劍英同志的代號是“203”。半夜三更我又怎么可以干這種事呢？原來當時有這么個規(guī)定，報社的主要負責人，在萬不得已時，可以在后半夜打電話與黨委主要負責人。因為第二天出不了報，對黨委主要負責人來說也是個麻煩事。

大家又議論了半個小時，都說，只有這一個辦法了。我說，規(guī)定是規(guī)定了，誰敢實行？又議論了很久，我說，萬一是“ 203”看過的呢，這個釘子可碰的大了。再議論很久，這回主要是分析葉帥知不知道此事，看過這罪狀沒有？我說，分局每周一次擴大會，我參加的，但上一二次沒提起過這件事情，從這點看， “203”可能不知道。再說這個罪狀， “203”長期在蔣區(qū)做上層交往工作，論道理他是不會接受按這些罪名去處決人的，這種處決罪名還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老做法，連我們都接受不了，他會同意嗎？

這樣分析來分析去，楊奇特別同意后一說法，這種罪名“203”不會同意，他說，恐怕只有與“203”打電話一條路了。我橫下一條心，大著膽子就打了，時近午夜十二點，打與他的身邊秘書。秘書那兒倒也順利，說他先去報。約十分鐘后， “203”本人來了， “203”先說：

“你是曾 ××嗎？這事你有意見嗎？這可是毛主席定的政策啊，你有什么意見！”我說，“不是，是具體情況太奇怪了”。我只能簡陳幾分鐘。葉帥又反復問，我說“真是這樣的，……所以我要報告”。葉帥回答說，“好，你在一點鐘前趕到小島。”東山小島小區(qū)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與葉帥的住地。我立即出發(fā)。見省府常務副主席古大存、華南分局另一個宣傳部副部長李凡夫已先到，另有分局辦公廳主任林西，葉帥的主要秘書姚天縱已在座，第三書記方方出差了。我到后不久，葉帥也下樓來了。不久，省府 ××廳長（華南分局社會部長兼），華南分局社會部一處長 ××同時也很生氣地來了。那個處長把身背的兩個麻布口袋的材料往地下重重一丟，二人均有怒色。

坐下，葉開場幾句，即叫我發(fā)言。我講完，對方也講情況，說今晚分局社會部、省公安廳，市公安局等均漏夜辦公，參加這一具體行動的（包括沿途及周圍警戒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均已準備完畢，準備明天，不，今天九點執(zhí)行。我一聲不吭，知道對方名聲很大，在江西時代就是做此事的。葉帥再叫我講，說“報館”有點意見（這些老前輩用詞多是老習慣，把我們叫“報館”），聽他們也講一講。我就大致講了上述意見。

李凡夫也發(fā)言支持我，說，我們宣傳工作全不能配合，也是違反中央指示的呀！對方反復講準備了兩三個月，今晚一千多人漏夜辦公，不大好辦了。跟著古老（古大存，省府常務副主席、華南游擊運動老負責人，延安整風時中央黨校一部主任）也表示，他也不知道此事，只有一個空洞罪名的東西，“一貫反動，民憤極大”，怎么行呢？對方反復堅持，一切已完全準備好，要改變影響也不好。葉帥很沉著。他說，這么大的行動，分局事先不知道。對方立刻反駁說：“分局開會討論過。 ”葉說，“那是原則性的，決定堅決執(zhí)行中央的指示，報館也參加了，知道的人很多，那是個內(nèi)部動員會，不是行動指令?！睂Ψ皆偃龔娬{(diào)他們只是在執(zhí)行中央與分局的指示。葉帥回答有點刺激了：“要不是報館通知我，這么大的事情我也要明天看報才知道呀！”古老說，我也是，用省法院的名義，我根本不知道。對方又說，“大張旗鼓”，我們沒有那么多宣傳干部呀（作者按：那時，“筆桿子”這一詞還未出現(xiàn)）。

接著，李凡夫立即回應：這事是全黨動員呀，我們還會找不到宣傳干部嗎？總之，說來說去，對方并未讓步，堅持明天執(zhí)行已難于更改。這時，葉帥不得不把最后的重話講出來了，說：“我們要記住中央蘇區(qū)的教訓呢，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黨委手里，還是掌握在保衛(wèi)部門手里，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訓呀！”我一聽這話，就知道葉帥已下了最后的決心。對方當然更知道，葉帥已講了最后一句話了，立即很不滿地說，我通知明天停止執(zhí)行！于是就離座到廳內(nèi)邊上打了一個電話：明天停止執(zhí)行！等一會兒又說， “是，全部停止執(zhí)行，原因等我回來再說?！敝笪艺f我也要打個電話，報館也是一百多人在等著我回話呢。那里只有一部電話機，我也只能在那里打。

之后，就由葉帥指定林西、李凡夫同志，草擬內(nèi)部開動員大會與組織宣傳隊伍，遵中央規(guī)定，要做到家喻戶曉，每個居民小組都要開宣講會，聲討會。

重新整理罪狀事，葉帥說，這事是報館提出來的，就由報館抽人去重新研究和起草草稿（指布告）吧！我說，我兩天后就要帶領(lǐng)華南代表團去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第一次會議，會上就決定先由報社副社長楊奇帶領(lǐng)一個隊伍到公安廳去幫助他們整理材料。

我可能是1951年 4月 26或 27日離開廣州去北京開會的。兩個星期會完后，我們隊伍應上海市委宣傳部之邀，往上海走一趟，因為我們中有人未離開過廣東、海南島，所以很想多走幾個地方看看。 5月底了，我回到廣州，已執(zhí)行了。具體情形，我就無權(quán)再過問了。但為什么又拖這么久？楊奇說，我們幾人是到監(jiān)獄辦公室去工作的，材料亂得很，很難整理出一個個人的明顯事跡來，所以拖了個把月。我說，還用“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嗎？楊說，這個取消了。

又過了幾十年，大概是二十世紀末，陳魯直、成幼殊夫婦作為外交部的離休干部與我同住方莊，我因行動不便，閉門不出，他們來看我。我詳細問過成幼殊兩次，成說，是亂，是雜，材料不具體，我們開始去四個人，在監(jiān)獄辦公室辦公，有兩個新黨員，不起什么作用，不久，就是我跟楊奇兩個人了。我問，人數(shù)有什么大變動沒有。她說，沒有大變化，重新摸了材料，把空洞的“一貫反動”的一類詞改為一些具體罪行。但應如何具體處理，我們就無權(quán)過問了。報紙當然準備了很久，算是大張旗鼓地做了一些宣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