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鼎革的幾種方式

        夏商以降，易代鼎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兩種，即清人趙翼所說的：“古來只有征誅、禪讓二局?！彼^的“征誅”，說白了就是革命，從先秦社會的湯武革命到現(xiàn)代歷史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無不釆取這一方式。至于禪讓，上古有堯舜禪讓的傳說，但或為烏有。三代之前，國家還未形成，所謂的堯舜禪讓大概也就是部落聯(lián)盟中的軍事民主制。顧頡剛先生認為：“自從墨家倡導了尚賢之說，主張君位應為禪讓制，托之于堯、舜，這學說一時很風行，連主張貴族政治的儒家也接受了。”（《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2頁）至漢代，經(jīng)過漢儒的大力弘揚，堯舜禪讓說大為盛行，成了儒學推崇服膺的故事。然而，據(jù)《竹書紀年》《韓非子》等文獻記載，上古并無禪讓之制，舜囚禁堯而奪其位，晚年又被禹流放，采用的亦是暴力手段。自顧頡剛“疑古說”創(chuàng)立后，連堯舜禹是否真有其人都成了問題?？傊捎谀甏眠h及史料匱乏，上古社會究竟有無禪讓已無從考證。即使有，也不過是原始部落聯(lián)盟的軍事民主制。但漢儒對堯舜禪讓說心向神往。在他們心目中，連湯武革命都成了“逆取”，而惟有堯舜禪讓才是順應天命之舉。

        降及戰(zhàn)國，堯舜禪讓說十分盛行，燕王噲將君位禪讓給其相子之，但在齊國的武力干涉下，燕國的禪讓很快就失敗了。在秦國，“秦孝公行之（商鞅之法）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保ā稇?zhàn)國策·秦一》）惠王恨己王位將不保，遂將商鞅車裂于市。與之同時代的魏惠王也曾有讓國于惠施的打算。《呂氏春秋·不屈篇》臷:“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愿得傳國?！葑愚o?！蔽夯萃鮽鲊欠癯鲇谡嫘?，還是在試探惠施有無政治野心，因無史料記載，我們無從得知?？傊?，由于惠施辭讓，遂使魏國的禪讓胎死腹中。西漢末年，不斷有人制造輿論，聲言漢朝火德已衰，應由土德取代。王莽即利用禪讓與五德相生、讖緯說踐位稱帝，建立新朝。其實，王莽代漢倒是對上古社會禪讓制的一次實踐，但由于西漢劉姓王朝的復辟勢力強大，加之王莽改制失當，民怨沸騰，遂使這次“禪讓”終成泡影。光武中興，不承認新莽政權的合法性，將其斥為僭偽?？梢?，雖然以天下為公的尚賢理論——禪讓說在戰(zhàn)國、漢代社會流行甚廣，但實踐的結果卻屢屢失敗。

        公元220年，曹魏代漢是中古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禪讓”，具有里程碑式及劃時代的意義。趙翼評論曰：“至曹魏創(chuàng)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shù)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保ā敦ザ吩洝ざU代》）曹魏代漢后，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北宋十數(shù)個政權，皆以禪代方式完成易代更祚。然而，傳統(tǒng)的儒學綱紀倫理將中古禪代視為“假禪讓為攘奪”。所謂的“攘奪”，在世俗觀念看來即是篡位的代名詞。而“篡位”名稱的本身即帶有嚴重的貶斥。《爾雅·釋古》對“篡” 的解釋是“盜位曰篡”，“盜位”即是對帝位的非法據(jù)有。史家對于權臣禪代所用的都是奸雄、篡逆、竊權、竊國、挾天子以售其奸之類帶有強烈道德判斷的用詞。如此一來，中國帝制社會這一易代鼎革的重要范式——禪代，特別是漢魏禪代，長期以來就未受到學人足夠的關注和重視。顧頡剛所撰的《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辟有《曹丕受禪》一節(jié)，但主要敘述曹丕受禪前群臣輪番勸進時曹丕的揖讓虛文。日本學者宮川尚志所撰的《六朝史研究》中的《禪讓及其王朝革命的研究》僅對魏晉南北朝的禪代現(xiàn)象作了簡單串聯(lián)。

        楊權先生的《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頗多創(chuàng)新，提出了“漢為火德”的三版說，認為“漢家堯后”產(chǎn)生于昭帝時期，東漢“始正火德”為“始循西漢之制”，基本上厘清了“五德終始”說與兩漢政治的關聯(lián)。該書還以一定篇幅研究了曹魏在受漢禪的過程中利用五德終始說和讖緯神學來制造理論的問題。又認為“漢魏禪讓幾乎就是二百年前漢新禪讓的翻版，兩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有很多相同點……在禪讓發(fā)生之前，輿論都對土火相乘的必然性做了充分宣揚，而且讖緯都在其中發(fā)揮了作用”（335頁）。但是，無論是顧頡剛先生、還是其他學者，都只是把曹魏受禪當作漢代政治的“余緒”來看待，而沒有對事件的歷史地位及對后世的影響做更深一層的考察。

        近年來，有些學者在對曹魏如何代漢的方式上仍有不同的看法，如徐沖所撰的博士論文《漢魏革命再研究：君臣關系與歷史書寫》，將漢魏禪代稱之為漢魏革命。徐沖在其論文的一開始就對“漢魏革命”作出界定:“本論文以漢魏革命為研究對象，那么，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何謂‘漢魏革命’？漢延康元年（220），在經(jīng)過一系列祥瑞、勸進與辭讓之后，魏王曹丕接受漢獻帝之禪讓，改元黃初，正式建立曹魏王朝，是作為一次歷史事件的漢魏革命。而這一歷史事件之所以能夠成立，乃是以曹操為首的政治勢力在東漢末年天下亂局之中，控制漢獻帝，逐一掃滅群雄，統(tǒng)一大半中國的結果?！保ā稘h魏革命再研究：君臣關系與歷史書寫》，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頁）趙翼說，易代鼎革的方式“只有征誅、禪讓二局”。曹魏代漢究屬是“征誅”，還是“禪讓”，抑或是上述兩種方式之外的“禪代”，徐氏都回避不言，而以“革命”而代之?！案锩币辉~出自《周易·革卦·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喻指用“征誅”的方式來改朝換代。可見，這個字眼的語義，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如按徐氏見解，曹魏代漢和湯武革命、劉邦滅秦、明清鼎革又有何區(qū)別呢？這種定義上的不明確，極易造成革命與禪代這兩種截然不同易代更祚方式上的歧義。

        筆者曾撰《漢魏禪代與三國政治》（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撰書過程中，又對河南省臨潁縣繁城鎮(zhèn)漢魏受禪臺、許昌曹魏故城漢獻帝廟《受禪碑》與《上尊號碑》等遺跡進行考察，試圖通過實物資料反映禪代政治的真實性，以補益理論研究?！妒芏U碑》與《上尊號碑》又稱“三絕碑”，內(nèi)容為魏文武大臣奏請曹丕代漢稱帝事。奏章稱道“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群臣敬天命以固請”。漢獻帝讓位，曹丕代漢乃天命所歸。奏章前后列公侯臣等四十六人職名。兩碑均系王朗文、梁鵠書、鐘繇鐫字，謂之三絕，即文表絕、書法絕、鐫刻絕。此碑在歷史上被稱之為漢魏鼎革的里程碑，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現(xiàn)為國家級重點文物，存于許昌市西南十七公里處的繁城鎮(zhèn)漢獻帝廟內(nèi)。

曹魏代漢是帝制社會禪讓政治的開端

        選取漢魏禪代為個案，極具示范典型意義。中古禪代政治成功的圭臬不僅自它而始，且其中諸多政治策略皆為后繼者所效仿與趨步。

        漢魏禪代是一個涉及政治、思想、禮儀制度等諸多方面的政治文化工程。雖然漢魏禪代的主角是曹丕，但是整個事件卻是曹操奠基、曹丕受禪與曹睿完善三個階段的組合，它們前后照應、相輔相承，三曹在不同階段的舉措，對禪代的發(fā)生、發(fā)展、完成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單純囿于某一個階段的研究，不利于對漢魏禪代進行縱向的全程考察。其中，對曹睿祖舜、四重祖宗配祭模式，及其郊祀禮儀制的改革、正朔服色的改易等問題，除古人間有零星論及外，今人涉足者寥若晨星。其實，曹丕代漢稱帝后，漢魏禪代并未終結。兩漢統(tǒng)治四百余年，遺澤流傳，綿綿不絕。曹魏得國享祚尚淺，天下不乏眷戀漢室的思潮。因此鞏固新基，絕非易事。曹魏代漢后，魏文、明二帝在充分把握漢蔭厚遠、儒學深植的基礎上，小心謹慎、步步為營地移運漢鼎，轉(zhuǎn)換國祚后，又不遺余力地對曹魏王朝加以合法化、正統(tǒng)化包裝。

        事實上，曹魏葬山陽（即漢獻帝）、改正朔、推三統(tǒng)、定五德、易服色、祖虞舜、更郊禮等活動儀式，包括籠絡漢之元老耆宿，在性質(zhì)上都是受禪的配套舉措，而它們均實施于曹睿時期。因此，研究漢魏禪代這一政治事件若僅僅停留在考察曹丕，或者曹操與曹丕時期的舉措，都談不上完整；只有把曹操、曹丕、曹睿三個階段的活動都納入考察范圍，事件的因果關系與整體面貌才會清楚地顯現(xiàn)出來。

        另需注意的是，處于三國鼎立政治局面之下的漢魏禪代，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內(nèi)政問題，而是受到蜀、吳兩國在外部的牽制。曹氏代漢的成功對蜀漢立國、三分歸晉及南北朝隋唐歷史均有著深刻的影響。蜀漢建國、三分歸一雖然操作與實現(xiàn)的形式上與漢魏禪代大相徑庭，但背后依然有一條耐人尋味的禪讓隱線（參閱《漢魏禪代與三國政治》，65-71頁）。至于其后南北朝之禪代，顯然血腥大于禮讓，其模式和儀制亦間有損益，但主體仍是因循漢魏故事?？梢?，曹氏代漢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實有劃時代的意義。簡單地將其斥為“假禪讓為攘奪”，實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嫌。

        曹魏代漢并不等同于上古時期的堯舜禪讓，漢魏禪代是中國古代帝制時代禪讓政治的開端，自此，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各朝因襲其制，經(jīng)久不衰。我們可以把曹魏代漢看成為中國古代禪讓政治的分界嶺，之前是傳說中的原始禪讓政治，之后是帝制社會的禪讓政治。原始禪讓制與帝制時代的禪讓制具有不同的性質(zhì)。前者是部落聯(lián)盟時代的原始民主選舉制度，后者是皇權專制體制內(nèi)的易代更祚，其采用的是權臣逼宮、君位讓賢的形式，使政權在易姓之間和平過渡，平穩(wěn)交接，故趙翼名之曰“禪代”。其實，“禪代”更像是“禪讓”和“征誅”的混合體。這是因為，歷朝受禪者或其祖、父輩在穩(wěn)定本政權內(nèi)部秩序的同時，還需建立赫赫武功，以制造“解民倒懸”、“天下歸心”的政治聲勢，來推動禪代的前進。故而，“征誅”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征誅的對象是其他的割據(jù)勢力，不是舊王朝罷了。

        禪讓與禪代之間的區(qū)別，至少有三點：“第一，上古禪代，如堯、舜、禹之間的禪讓，是在‘公天下’的前提下，人與人之間的相禪；中古禪代，是在‘家天下’的前提下，王朝與王朝之間的相禪。第二，上古禪讓，是以‘禪’而讓，即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中古禪代，是以‘禪’而代，即假禪讓之式，完成此姓與彼姓之間的君臣易位。第三，上古禪讓是前者施于后者，前者主動，后者被動，如堯禪位于舜；中古禪代是后者施于前者，后者主動，前者被動，如曹丕逼漢獻帝禪位。”（《漢魏禪代與三國政治》，35頁注）因此漢魏禪代并不是古典式的禪讓，而是被溫情脈脈的“讓賢”外衣包裹起來的冷酷逼宮，帶有暴力的傾向。正如趙翼所言：“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于是假禪讓為攘奪?！保ā敦ザ吩洝ざU代》）

        基于此，歷代史家對此事詬病多于褒揚。但筆者卻有不同看法，理由是漢魏禪代是中古時期禪讓制的第一次成功實踐，且該事件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影響。趙翼曾有言：“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后周以及陳、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玄之徒，亦援以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保ā敦ザ吩洝ざU代》）據(jù)統(tǒng)計，繼漢魏禪代之后，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北宋共有十三個王朝是以禪代方式完成易代更祚的。加上之前的王莽代漢，禪代政治已成為王朝鼎革的重要范式。

        但是，這一史實并未為“文革”前的學界所認同。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有關農(nóng)民起義的研究曾作為五朵金花之一而風靡全國。但是中國古代靠農(nóng)民起義奪取政權的，只有劉邦和朱元璋兩人。應該說，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以禪代完成易姓更祚者更為常見。帝制社會共有兩千年左右歷史，但從新莽代漢（公元9年）開始至趙宋代后周（公元960年），幾乎皆以禪代之范式完成鼎革，時間竟長達九百余年。不僅如此，漢魏禪代甚至對辛亥革命亦有巨大影響。其實，將辛亥革命定位為“革命”，并不十分妥帖，因為真正爆發(fā)革命的就是武昌這一彈丸之地，而后，雖有南方各省群起響應，宣布獨立，但諸省督撫皆為清廷官員，且北方各省并未易幟。清政府命北洋軍攻打武漢，民軍倉促烏合，勢單力薄，無力抵抗，武漢三鎮(zhèn)岌岌可危，故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只得與袁世凱妥協(xié)，冀圖藉袁世凱的力量逼迫清帝遜位。袁世凱在與革命黨議和后，即效法曹操父子逼宮，脅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清皇室優(yōu)待條件，代表溥儀頒布《清帝遜位詔書》，禪位于中華民國?？梢?，孫中山、袁世凱此舉乃仿效漢魏故事，以禪代的模式終結清帝國的統(tǒng)治。

為何禪代比革命值得肯定？        

        為何漢魏禪代這一更祚鼎革的范式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呢？因為它以和平方式實現(xiàn)了政權在異姓之間的轉(zhuǎn)移，既避免了宮廷政變的刀光劍影，也避免了戰(zhàn)場征誅的尸橫遍野。與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革命、少數(shù)民族入侵的不同之處是，禪代比較契合中國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禮治原則，且社會付出的代價較少。至少，它將血腥殺戮及戰(zhàn)爭導致的天下黎民死傷大大降低了。禪代通常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權力終結——這種古代社會的最低成本，來換取政權的平穩(wěn)交接。而且還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造成大規(guī)模的生靈涂炭。

        例如陳橋兵變，趙匡胤奪取后周政權，幾乎兵不血刃。《宋史·太祖本紀》載：“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尓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賞，違即孥戮汝’。諸將皆載拜，肅隊以入。”在趙匡胤嚴肅的軍紀約束下，三軍將士進入開封，不擄不搶，不妄殺一人，士庶安寧，市肆照常營業(yè)，一如平常。后周恭帝遜位，趙匡胤登極，北宋建立，在社會安定、不擾民生的狀態(tài)下進行了周宋禪代。

        而以征誅，即用革命的方式來奪取天下，社會就要付出較大的代價和成本。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zhàn)，史書雖未言明此次戰(zhàn)爭的規(guī)模及雙方參戰(zhàn)的軍隊人數(shù)，但導致的死亡卻是“血流漂杵”。明清鼎革與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死亡的人口更是多得驚人，據(jù)史家統(tǒng)計，清初人口較明代大幅度減少，比明代鼎盛時期要少三千多萬。清代乾隆時，中國人口已達四億多，然咸同時期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太平天國與捻軍等農(nóng)民起義，雖然歷時僅十余年，但人口損失之慘重，令人瞠目結舌，同治中興，人口僅三億多。江南很多地區(qū)的村社，已成為廢墟，人戶滅絕。在湘軍與太平軍長期拉鋸作戰(zhàn)的安徽省，幾乎赤地千里，荒無人煙。其時，社會生產(chǎn)力遭到嚴重破壞，文化被嚴重摧殘。之后，幾乎要經(jīng)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調(diào)整，社會經(jīng)濟才能逐步恢復到原有的水平?？傊?，革命過程越長、越激烈，慣性越大，余震時間也越長。革命擅長破壞，而不擅長建設；擅長破舊，而不擅長立新。

        清代大史學家趙翼、錢大昕曾不約而同地關注一個重要歷史命題——禪代。趙的貢獻在于，跳出易代非“禪讓”即“征誅”的舊識，首次把“禪代”作為中古時期的重要鼎革類型來審視；錢的卓識在于，以仁愛民本之心考察“禪讓”與“征誅”兩種更迭方式的社會成本。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三十六《與邱草心書》云：

        漢明之于唐宋，相去直伯仲間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別哉！孔子言“雖百世可知”，蓋主三綱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變態(tài)非一端，圣人故不能預知，要亦不外此兩種窠臼。圣人雖惡曹馬之妄學舜禹，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妄學湯武也。儒者立言，當為萬世生民慮，吾恐征誅之慘，更甚于禪讓，故不可以不辨。

        錢氏所云確為中的之論。中國古代易代鼎革不外乎征誅、禪讓兩種窠臼。盡管“易姓改物，變態(tài)非一端”，采用何種方式易朝換代，是很難讓世人做出選擇的。所謂“曹馬”稱帝不正，實乃綱常倫紀之言。圣人雖然厭惡曹馬打著舜禹的招牌，施行禪讓，但亦“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妄學湯武也”。錢大昕所云的“張獻忠、李自成妄學湯武”，是指張、李領導的農(nóng)民軍在明清易代之際大肆殺戮，特別是張獻忠屠蜀更是慘絕人寰，以致“征誅之慘，更甚于禪讓”。錢氏通過抨擊張、李妄學湯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漢魏、魏晉禪代給予肯定。

        王朝的正僭問題，即國家最高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向來是統(tǒng)治者甚為關注的。在征誅與禪代兩種易代方式交替使用的帝制社會，明代士大夫因太祖朱元璋起自淮右布衣，憑武力定天下，故較為推崇“征誅”，錢氏亦予以駁斥：

        讀所作“周因于殷禮”二句題文，后大結有“后世得天下必以征誅為正”之語，此本諸宜興儲中子文，仆初亦甚以為然，今乃知其不可為訓。殆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乎唐宋開創(chuàng)諸君之上，固有是論，儲氏習聞而不加察爾。……唐虞得舜禹而行禪讓，殷周遇桀紂而行征誅，當時皆知其非富天下，故不特舜禹為圣人，即湯武亦不可謂之非圣人也。自秦人廢封建為郡縣，遂以天下為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樸之俗，欲為子孫萬世之利。迨其后嗣不肖，天怒人怨，豪杰之士承其亂而攘取之，其起于編戶者，則托“征誅”之名，其托權臣者，則托“禪讓”之名，要其初皆因利乘便，尚詐力而遠仁義，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傳世短促者姑置勿論，若漢唐宋明，開國以后，規(guī)模整肅，粲然可觀，雖無濬哲欽明之德，實有安民和眾之功，則推之為三代之下之賢君可也，奚必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三十六《與邱草心書》）

        錢氏起初對“得天下必以征誅為正”的觀點是認同的。而后，經(jīng)過分析檢討，察出這是“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乎唐宋開創(chuàng)諸君之上，固有是論”。錢氏認為舜禹湯武都是圣人，而不能因他們行禪讓，還是行征誅而有所是非厚薄。得天下者無論是起于底層的“編戶”庶民，釆用征誅的方式，還是權臣“托禪讓之名”，攘奪政權，只要統(tǒng)治者在“開國之后”，有“安民和眾之功”，便是“賢君”，何必要斤斤計較“其起事之正否”。自曹操被世人視為“漢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為形容野心家的代名詞后，禪代即被世人目為篡位，生活在綱常倫紀、程朱理學浸淫的清代社會，錢大昕能為“禪代”和“曹馬”正名，是頗為不易的。

        由于禪代是以和平過渡的方式來更替政權，故對社會的震動要小得多，社會的元氣和民眾的正常生活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而且容易復蘇。如曹魏代漢后，中原地區(qū)的經(jīng)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fā)展，人口也有了顯著的增長，這為西晉統(tǒng)一奠定了基礎。西晉代魏、劉宋代晉后，不久即出現(xiàn)了太康之治、元嘉之治。禪代政權一般都能穩(wěn)定地維持數(shù)十至數(shù)百年，如兩宋國祚長達三百余年，其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nèi)處于領先地位。正如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所云：“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時期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保ā多噺V銘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版）這一結果也是儒家民本思想與仁政精神所汲汲追求的。正因為禪代政治的和諧取向，才被視為“故事”，為后世踵襲和完善，遂成為封建王朝更迭的重要形態(tài)。

        （本文載2015年6月6日《上海書評》，原標題《禪代與禪讓》，現(xiàn)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