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蒂莫西·亨特爵士，因為開了個玩笑被迫辭職。這讓我想起今年年初，在有關(guān)《查理周刊》的討論中，《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的文章——《我不是查理》，文中提到：“那些《查理周刊》的記者們現(xiàn)在正理所當然地被當作代表著言論自由的烈士頌揚，但讓我們面對現(xiàn)實吧：如果他們曾在過去的二十年里試圖在任何一個美國校園里發(fā)行他們的諷刺報紙，它連30秒都撐不到。學生和教職工組織會指責他們散布仇恨言論。政府會切斷資金來源，讓他們關(guān)門?！边@段話被廣為引用，加上作者的文章標題，此文被認為是作者對“我是查理”表態(tài)的“反面聲音”。

我曾在《我是查理，我也是我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這個說法不算全面，我提到美國對這類問題有謹慎地進一步思考的一面。例如：聯(lián)合國有幾個國際條約和公約，號召各國不僅禁止種族歧視和其他各類歧視，也號召禁止宣傳此類歧視的言論。美國依據(jù)自己的言論自由傳統(tǒng)，對此持相對謹慎的態(tài)度。例如在1978年，卡特總統(tǒng)代表美國按時簽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但是同時簽署了一條有法律約束力的保留：“公約中的任何規(guī)定不得視為要求或者授權(quán)美國立法或者建立其他程序，限制其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權(quán)利?！币簿褪钦f，美國贊同公約的原則，但是，涉及具體案例，它只能按照這個國家對言論自由的立法邏輯來處理。它還是需要循它原來的不間斷的、小心翼翼的思路繼續(xù)衡量和判斷。

戴維·布魯克斯寫的只是個短評，他假設(shè)的讀者，都是熟知美國校園有關(guān)“言論守則”狀況的人。所以他并不打算仔細介紹和展開。我曾簡單提到了美國“禁止仇恨言論”運動由高潮而低落的過程：“在其后不久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大學校園就隨之興起‘禁止仇恨言論’運動，起源就是‘反種族歧視’。要在校園內(nèi)禁止‘暴力言論’，制定《言論守則》，其中非常有名的是《斯坦福大學言論守則》，禁止‘根據(jù)個人的性別、種族、膚色、生理缺陷、宗教信仰、性取向或血統(tǒng)，對個別人或少數(shù)個體進行口頭攻擊和語言侵犯’。”1995年，馬薩諸塞大學的一個分校，在《言論守則》中對禁止的言論類別中，還加入了“年齡、婚姻狀況和是否服役”，該校學生聯(lián)合會還要求加入“公民身份、文化傳統(tǒng)、艾滋病毒攜帶者、語言、家庭背景、政治信仰和孕否”等條目。在北亞利桑那大學，規(guī)定對上述內(nèi)容的負面評論甚至開玩笑，都不可以。當時大學的“禁止仇恨言論”此起彼伏，終于成為“運動”，但是最后，密歇根大學因為《言論守則》被告上了法庭。它是對美國大學“禁止仇恨言論”運動另一面的思考和抵制。

大家也許會感到不理解，那些涉及一切歧視的言論，我們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禁止掉，是多好的事情，有什么可“謹慎”的呢？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法律禁止如果過于寬泛，會給社會帶來更大問題。

那是在1987年，據(jù)校方說，當時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校園里，發(fā)生了一些種族冒犯事件。例如，有人散發(fā)冒犯黑人的傳單，有學生廣播站播出了冒犯黑人的笑話。于是，校園里有人針對這些事件舉行抗議示威，示威期間，又有一個宿舍的窗口掛出了KKK的白色斗篷。1987年2月19日，校長發(fā)表聲明，聲明對種族冒犯事件表示憤慨，也重申了學校的承諾，要維護校園的種族、文化多元。當時校方無法確認是誰干了這些事情，也無法確認到底是不是學生干的，也并沒有證據(jù)顯示,這并不是無計劃的、孤立零星發(fā)生的事件。學校當局的本能反應(yīng)，當然是不愿意有沖突。而且，就像戴維·布魯克斯提到的，學校是有壓力的。

密歇根大學是州立學校，也就是屬于州政府的公立學校。到了5月份，州的高校撥款委員會主席以這個學校發(fā)生種族騷擾事件為由，舉行聽證會。當時有600人旁聽，其中48個發(fā)言人都譴責大學無視少數(shù)族裔問題，缺乏應(yīng)對措施。一方面，州議會告知學校，校方對這些事件如何反應(yīng)，將要影響到州政府對學校的撥款；另一方面，美國反種族主義聯(lián)盟和校內(nèi)的反歧視團體表示，如果校方處理不得力，他們很可能會對校方提出民事訴訟。這正是戴維·布魯克斯描述的類似狀況。

在校內(nèi)校外的上下壓力之下，校方擬出一個文件，其中的一個解決方案，就是“把反種族騷擾，作為大學的規(guī)則，并且制定相應(yīng)的懲罰條例”。校長在那年9月底，向各分校的平權(quán)辦公室發(fā)了備忘錄，指示他們對歧視騷擾作出評估?？墒牵瑢W校其實并沒有能力核實各種抱怨，也無法證實：這個學校的情況，是不是就比其他學校的類似問題更嚴重。到年底，校長大概是不堪壓力，干脆辭職了。

代理校長一上任，就給校行政部門提出了一份對外不公開的備忘錄，在備忘錄里，他提出建議，要在校內(nèi)禁止任何歧視他人的不恰當語言、行動和行為。接下來，他任命了一個大學平權(quán)辦公室的主任，授權(quán)由他以代理校長的名義，起草一個守則。起草這個文件期間，校方咨詢了一些律師顧問和法律教授的意見，事后也公布草案、舉辦了公共聽證會。守則修改稿在1988年4月14日通過生效，并在同年5月31日設(shè)定：這個守則的有效期到1989年的12月31日，到時候，假如不延長有效期的話，就自動失效。

守則的基本內(nèi)容是，凡是涉及種族、民族、宗教、性別、性取向、信仰、國籍、血統(tǒng)、年齡、婚姻狀況、殘疾、越戰(zhàn)老兵身份等方面，在任何口頭及語言行為、肢體行動上，都不能羞辱冒犯和傷害他人。違者校方有具體的處罰條例應(yīng)對。

大學的平權(quán)辦公室進一步發(fā)布了有關(guān)這個言論守則的“具體指導(dǎo)”，其中舉出一些例子作為范例，告訴大家什么是違規(guī)。例如，假如有人在宿舍分發(fā)種族威脅的傳單；假如有人在亞裔學生的門上畫了種族主義的涂鴉；假如有男生在課堂上說：“在這個領(lǐng)域，女生就是沒有男生表現(xiàn)出色”；假如一個學生舉辦派對請了所有人，只是有個被他們認為是同性戀的女生沒有邀請；假如一個黑人在食堂被兩個白人男生種族騷擾；假如一個男生在女研究生的桌子上留下了色情圖片和黃段子；假如有學生在宿舍要求一個同學搬出去，并且要求他去做艾滋病測試。這些人就是違規(guī)了。

這個指導(dǎo)還另分章節(jié)指示：“你做了以下事情，你就是個騷擾者”，例舉的情況是：“因為某人與你的種族、人種、性別不同，你就不讓他參加你的研究小組；你講了關(guān)于同性戀的笑話；你組織了娛樂活動，其中一個節(jié)目是有個喜劇演員的節(jié)目詆毀羞辱了西班牙裔；你在自己宿舍的門上貼了個南方邦聯(lián)的旗幟；你講笑話嘲笑班里一個口吃的同學；你打電話有淫穢內(nèi)容、或者在電腦里發(fā)送了含有種族主義內(nèi)容的信息；你針對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外貌、性取向、文化淵源或者宗教信仰，發(fā)表了有貶義的評論。”

雖說密歇根大學宣稱，言論守則的適用地點是“教學和學術(shù)中心，例如教學樓、圖書館、研究實驗室、娛樂中心和學習中心等”,但是看具體的指南，學生宿舍顯然也在其內(nèi)。密西根大學的言論守則在制定的時候，就有人提出，它可能會侵犯學生言論自由的權(quán)利。但是，守則還是出臺了。

最終，這個守則被一個學生告上了法庭。

在美國，有時法庭為了保護訴訟人，就隱去他的真名，代之以“約翰·竇爾（JohnDoe）”，相當于中文里的“張三李四”，這名學生就被隱去真實姓名，這是有名的“竇爾訴密歇根大學案”。

竇爾是個心理學的研究生，他的專業(yè)是生物心理學，這是個跨學科研究，就是要基于生物學意義上的個體差異，研究因此帶來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能力的差異。這名學生說，在他的學科里，有的理論就是認為，一些差異是建立在性別和種族的差異之上的。他說，如果在學校里依據(jù)這樣的理論做討論和研究，豈不是要被扣上種族主義或者性別歧視的帽子？他擔心自己未來會因為學術(shù)研究，受到守則的制裁。他提出，守則規(guī)定具有模糊性，涵蓋范圍過于寬泛，他要求法庭裁決這個言論守則是違反了有關(guān)言論自由的聯(lián)邦憲法第一修正案。

學校辯解說，這個言論守則從來沒有被用來制裁課堂上對合法理念的討論，而竇爾本人也沒能提供可信的證據(jù)，以證明自己會受到守則制裁的威脅。所以，校方認為，竇爾本人并不具備從司法挑戰(zhàn)這個守則的資格，就是“沒傷害到他，他根本無權(quán)當原告”。大學的回應(yīng)，顯然在避開守則“是否合憲”的那個關(guān)鍵。

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原告方起訴的被告，必須是對原告造成直接傷害、或者是具有未來可能帶來直接傷害的威脅。法庭認定，個人只要證明法規(guī)具有現(xiàn)實可信的未來威脅，就可以去挑戰(zhàn)它的合憲性。

法庭再從校方建立這個守則的全過程、它發(fā)布的指南和一年來執(zhí)行的案例考察，發(fā)現(xiàn)竇爾的擔心遠非毫無道理。例如剛才我提到的例子，課堂上一個學生說，“在這個領(lǐng)域，女生就是沒有男生表現(xiàn)出色”，被校方在《執(zhí)行指南》中列為違規(guī)案例，認為這種說法，是“營造了有敵意的學習氣氛”。竇爾說，他在做研究生的時候，擔任心理學的課程助教，課程中有比較動物學的內(nèi)容。他希望在課堂上討論（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哺乳類動物，比較它（他）們因種類（種族）差異，在能力上有何差別。他也希望研究例如男女（雌雄）性別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帶來的種種影響，例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更多男生選擇了工程方面的專業(yè)。如果按照校方的守則指南，他自然有理由擔心：自己發(fā)起這樣的討論，會不會被說成是“性別歧視”，是否可能因“騷擾”的罪名受到處罰。這遠非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擔心，是現(xiàn)實而具體的威脅。再看守則執(zhí)行一年，至少有三個學生，因為課堂言論，被威脅要紀律處分。據(jù)此，法庭認為竇爾完全具備了司法挑戰(zhàn)的資格。

竇爾的司法挑戰(zhàn)依據(jù)，是守則規(guī)定禁止言論表達的部分，限制過于“模糊和寬泛”，勢必令那些應(yīng)該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噤若寒蟬。

法庭在考察《守則》是否“模糊和寬泛”之前，先指出，守則有“純語言表達”和“純行動”兩部分。凡是肢體、行動造成的傷害，不但很容易確定，而且，聯(lián)邦和各州的刑事、民事法律中，這些“行動、行為傷害”早就已經(jīng)詳細列入罪行范圍之內(nèi)了，所以大學當然也有權(quán)禁止和規(guī)范。法庭因此先把守則分開，需要考察、判定其“是否違憲”的，只是《守則》與“口頭、語言”相關(guān)的那個部分，也就是守則的“言論”部分。

法庭認為，就言論部分，一些不受到憲法保護的、會造成傷害、即刻就破壞和平的“戰(zhàn)斗性語言”和針對個人的語言騷擾等等，它們的規(guī)范和涵蓋的范圍，實際上也早已經(jīng)在聯(lián)邦法和州法律的禁止范圍。大學當然是可以在種族等問題上，同樣禁止已經(jīng)被法律禁止的語言騷擾，雖然相比之下，由大學來立規(guī)執(zhí)法，實際上，它的力度顯然要比政府的立法執(zhí)法弱得多。

接下來，法庭提出一個問題：什么樣的“言論守則”大學是不可以立的？

法庭認為：那些試圖傳達對某個理念或信息的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的言論，大學無權(quán)禁止。法庭認為，憲法中有一點是絕不動搖的，就是只要是官方機構(gòu)，無論大小高下，都絕無權(quán)力對政治、宗教、民族或者其他任何觀念來建立權(quán)威看法，也無權(quán)強制一個公民以任何方式，不論是以語言還是行為，來檢討屬于他們自己的信念；也不可以僅僅因為一個語言表達冒犯了眾人，就取締它。憲法堅定維護一個理念，就是不能因為一種看法得罪了一部分聽眾就被禁止發(fā)表。法庭認為，這些原則對于大學設(shè)置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大學作為一個教育機構(gòu)，它的教育使命就是讓競爭性的意見，能夠自由、無拘束地交流沖撞。這是法庭在審視大學的“言論守則”是否合憲的基礎(chǔ)。

法庭引用了非常有名的最高法院判詞：“言論自由需要喘息空間才能生存，而政府能夠調(diào)節(jié)的只是非常狹窄的特定內(nèi)容。”因此法庭認為，如果政府可以規(guī)范的范圍過于寬泛，那么，它可能會把這個范圍里的合法言論也一并掃蕩干凈。

這真的只有進入具體例子才能體會。上面提到，守則執(zhí)行一年，至少有三個學生因課堂上的言論，被威脅要接受紀律處分，其中一個學生被傳到聽證會接受審查。這名學生是“社會工作”專業(yè)的研究生，只因為他在課堂上公開發(fā)言，說他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可以治療的心理疾病，他打算發(fā)展一個計劃，對同性戀者進行心理輔導(dǎo)以改變他們的性取向，他還提到了幾個接受他輔導(dǎo)的同性戀同學。課堂上，圍繞他的理論和輔導(dǎo)計劃的道德問題，引起了他和同學們的熱烈討論。不久，校方通知他，就此課堂討論接到投訴，訴他“歧視、騷擾”；還通知他說，學校在跟進調(diào)查后，認為有充足證據(jù)以他“性別與性取向騷擾”的罪名組成聽證會，審查他的言論是否構(gòu)成“違規(guī)”，給了他傳票。于是，這名學生被迫到聽證會回答所有問題。

雖然最后沒有給這名學生“定罪”和處罰，但是，此事在學生中引起的震動，對課堂自由討論帶來潛在的威懾可想而知。很顯然，這并不在于你我認為他的看法是否正確，也不在于大多數(shù)人認為他的看法是否正確，問題在于，這是學術(shù)討論中的一種看法，是對是錯，他都有說出來的權(quán)利，同學們都有討論的權(quán)利。

法庭查看密歇根大學的守則，它規(guī)定：“語言”不得就守則指定的那些范圍“羞辱”和“傷害”他人，但是，“羞辱”、“傷害”并不是能夠“自定義”的詞，它只能“借助外部價值體系”來參照理解。也就是說，它的定義是含糊不清的。很可能一句話、一個表達出來，一個人聽了、看了覺得沒什么，而另一個人聽了、看了卻覺得是深受“羞辱”和“傷害”。這種情況其實非常普遍。但是，到了要立個法、立個規(guī)的地步，你必須明確告訴受約束的對象，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例如，不能殺人放火，就是可以“自定義”的、很明確的規(guī)范。你不能建立一個規(guī)則，讓處于平均智力水平的人，要憑猜測去理解，自己到底做什么算是合法合規(guī)的，做什么又是違法違規(guī)的。法庭縱觀言論守則的語言，實際上，憑凡人智商，根本搞不清楚到底什么言論是不被許可的、什么言論是受到保護的。根據(jù)很多話題的內(nèi)容，你很難確定哪句話就是“具有侵犯性”的。從法律角度看，這些規(guī)范含糊不清、復(fù)雜而令人困擾：批評到怎樣的激烈程度，就算“仇恨語言”了呢？

不但用語不確定，守則的范圍顯然也是過于寬泛，大學的言論禁忌越來越多，無形中會令人活得小心翼翼、顧首顧尾，不但侵犯了學生言論自由的權(quán)利，束縛和愚化了自由討論狀態(tài)，在大學這樣一個理應(yīng)最開放活躍、最有活力的地方，也使得眾多社會話題難以涉及，影響學術(shù)自由，甚至還會破壞幽默感和創(chuàng)造力。這不僅對受約束的對象不公平，而且，在大學這樣的學術(shù)和教育機構(gòu)，尤其危險。因為教授和學生，在搞不清楚什么是不可以的時候，且置身處罰威脅之下，就必定會過度自律。

法庭提到耶魯大學的一個案例，一個耶魯?shù)膶W生分發(fā)了惡搞傳單，嘲笑了同性戀群體，聽證會決定處罰他，但是，校董會最終還是推翻了對這名學生的制裁。在聽證會上，歷史學家C.范恩·伍德沃德教授代理這名學生辯護說：“言論自由比文明和合理性更為重要?！彼f：“一個人對道德或政治的言論，和大多數(shù)人熱心推崇的看法都不同的時候，你卻要小題大做去細究他的權(quán)利，這的確看上去不是‘自然的’做法?！匀坏摹磻?yīng)是，不準他胡說八道，讓他住嘴，懲罰他——隨便怎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為他辯護。但是走下去，必定是多數(shù)人成為決定‘何為真理’的仲裁者，而大學則淪為一個審查機構(gòu)。”伍德沃德教授的這番話，是非常有意思的,或者說是非常無奈的事情。他指出了一個“自然反應(yīng)”和“不自然做法”的對比。扼殺大家覺得“不對的”言論，是非?！白匀坏摹钡氖虑椋犯菰?，它的本質(zhì)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部分。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好人，當這個言論“不好”的時候，大家“自然”、“當然”要反對它，反對的“極端”，就是“不準說”，這種極端的“好人”表現(xiàn)，是大家“很想當很好的人”的“自然”反應(yīng)。而這種反應(yīng)有一個震蕩反饋、相互影響的效應(yīng)，在一個群體里，例如熱情的年輕人聚集的學校，大家為了肯定自己的善良，也為了在自己很在意的好朋友們面前表現(xiàn)出自己是一個善良的人，就會不由自主地推動這個過程，最后，就很“自然”地推到極端、推出“不準說”來。而有人如伍德沃德教授那樣站出來、為一個校內(nèi)多數(shù)人看上去顯而易見是錯的言論發(fā)表權(quán)利辯護，看上去是多么“不自然”，多么“人品不好”，多么自絕于“好人群體”，令人側(cè)目而視甚至該受鄙視啊。

所以，在許多議題上，公眾無形中有一個“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的心理壓力，其實這種壓力在歷史上也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什么是“正確”，它的內(nèi)容是不一樣的。過去被公眾認為是“正確”的觀念，今天變得“不正確”了；過去認為是“不正確”的觀念，今天變得“正確”了。但是，多數(shù)人非常在意并要強調(diào)自己“站在正確一邊”的“自然”傾向，從來也沒有改變過。因為“正義感”、“道德心”，是人類很強大的天性之一，他或她希望自己是“好人”，被集體接納的“好人”。這種傾向“正確”的感情，在知識分子群體被特別地強化，而只有一部分學者，還沒有失去理性思辨的傳統(tǒng)，寧可冒著“不道德”的風險，為“持錯誤觀點的人”的說話作權(quán)利辯護，堅持“人有說出自己看法的權(quán)利”的憲法立場。這是需要一定的年齡、閱歷、智力和成熟，才能理解的奧妙。

言論守則的出發(fā)點，就是眾人“自然”表現(xiàn)的一個反應(yīng)，守則就是眾人推動的一個“自然”結(jié)果。學校的出發(fā)點是“善意的”，學校是為了每個學生平等受教育的權(quán)利，但是，如法庭所說，很不幸，平等和自由的概念經(jīng)常是沖突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可能完美到滿足相互競爭中的全部價值。按照法官的說法，法庭有時只能“痛苦地”在兩個相互競爭的價值之間調(diào)整適度的平衡。法庭考察了密歇根大學的守則，認為，守則所橫掃的“口頭行為”和“語言行為”，顯然是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因此，法庭宣布，對密歇根大學守則的言論部分，即“言論守則”，因違憲而發(fā)布永久禁令；同時，保留了守則對“肢體行為”的限制部分。

身處這個文化之外的人，其實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包括對“民主”的概念，會有很多誤會。其中一個很大的誤會，就是以為：所有的團體、“單位”，都不可以限制其成員的言行，因為有保障“言論自由”的憲法在；也以為所有團體都必須是“民主”的，因為那是一個有民主價值的國家。事實并非如此，這又是另外兩個價值的沖突了。

憲法的規(guī)定僅僅是針對：“政府”不得控制民眾的言論、出版、宗教等自由。私人團體并不在其列。私人團體相當于一個放大的“個人”。它是由所謂“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而成。參加必須是自愿的，組織者可以自定規(guī)則，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你，你不滿意可以走人。在公立大學的業(yè)余生活中，也有許多私人學生團體，它們可以對成員定出千奇百怪的規(guī)則，只要沒有違法行為和違法傷害，都是可以的。有一個例子我舉過好多次了，就是在很多年前，希拉里·克林頓在紐約，曾經(jīng)在匆忙中誤進了某個私人俱樂部想借打個電話，結(jié)果不但被拒絕還被“請出來”了。她的助手還想解釋這是“克林頓總統(tǒng)夫人”，還是希拉里·克林頓是個明白人，二話不說，一邊道歉一邊趕緊把助手一起拽了出來。因為這個私人俱樂部是有名的“女士免入”。你不可以去告它“歧視婦女”、不平等、不民主和不自由。因為私人領(lǐng)地就相當于人家的“家”，主人說了算，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特殊偏好。網(wǎng)絡(luò)時代，私人領(lǐng)域也擴大到了虛擬空間。

所以，回到我們的案例，必須強調(diào)，這個判決只是針對密歇根大學這樣的公立學校。因為這樣的學校是屬于州政府的，也拿了州政府的教育經(jīng)費，也就是納稅人的錢，它不能隨心所欲地去規(guī)范限制言論。同理，它也不能支持或者反對一個特定的宗教。而所謂私人團體、私人空間，它可以很大，大到一個大學那么大，例如所有的教會學校都是私立學校，可以自行進行規(guī)范。例如1949年前在上海也曾有分校的圣約翰大學，它的校本部在紐約，圣經(jīng)就是它的必修課。在公立學校開這樣的必修課就是“違憲”的，因為不能用政府經(jīng)費去支持或反對一種宗教。

在這里存在一個比較“繞”、比較難理解的地方，就是私人團體本身就是言論自由的象征。作為一個大的“個體”，一個大的“私人”團體，它可以隨意表達，包括給自己的成員定規(guī)則。也像是“個人”一樣，只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了。它的“任意規(guī)則權(quán)”、“自治權(quán)”，反而是“言論自由”保護的對象。

所以，“言論守則”在公立學校是違法的，在私立學校就是合法的。就像前面提到的耶魯大學的那個案子，學生已經(jīng)被聽證會確認違規(guī)了，只是校董會否決了聽證會的裁決。假如，校董會也支持聽證會的裁決，這名學生是不是可以像密歇根大學的竇爾那樣去尋求法律救濟呢？不可以的。因為這是私立學校。

所以，一個新的情況是，在公立大學不再違憲制定《言論守則》之后，私立學校卻不受此類限制。所以，不少私立學校反而建立了限制言論自由的《言論守則》。這樣減少“惹事兒”的守則，一是使得校方管理學生更加容易；二是可以減少由于沖突可能給學校帶來的訴訟壓力。當然，這個情況引起了許多批評。

再回看發(fā)起“禁止仇恨言論”運動的標志《斯坦福大學言論守則》,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斯坦福大學就是一個私立學校。

這里就引出了更“繞”的情況。也就是說，本來從北美殖民地開始，直到后來有了美國，私立大學的傳統(tǒng)就是它們成為一個更特立獨行的教育學術(shù)機構(gòu)，它們不受政府的限制，在教育和學術(shù)諸多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思維更活躍，更能激發(fā)和產(chǎn)生更多的思想成果，也可以有獨特領(lǐng)域的深入研究和見解。例如，某個宗教的神學院對一個特定宗教的研究。如果沒有這樣的私立學校，宗教的教授和研究，就會受到很大限制?？墒牵l也沒有想到，這種對私人領(lǐng)域的保護，隨著時代演變，也導(dǎo)致一種新的情況——“老母雞變鴨”的蛻變，就是因為它“私立”，它反而可以規(guī)避憲法對言論、學術(shù)自由的保護，一些私立學校反而更能夠制定一些限制言論的苛嚴規(guī)則、反而可能變得思維更不活躍了。

說到底，這種現(xiàn)象，是在良善愿望或者借口下，放棄了學術(shù)進取心，向弱智退化。

美國大學的“禁止仇恨言論”運動，它的背景是全美國盛行的“禁止仇恨言論”也就是語言的“政治正確”，在各個領(lǐng)域禁止冒犯性語言，同樣，它的起意是善意的，但是，“好事”同樣有一個“是否適度”的問題。再好的事情也不能推到極端。

幾年后1994年，《斯坦福大學言論守則》也被斯坦福大學學生羅伯特·J.科瑞和另外9名學生一起告上了法庭。那么，斯坦福是私立大學，科瑞等學生憑什么可以告學校呢？

原來，由于私立大學規(guī)范學生言論的狀況越演越烈，1992年，加州一個名叫比爾·雷納德的共和黨議員，起草了一條法律修正案，規(guī)定在加州的公立和世俗私立高中、社區(qū)學院和大學中，學生都應(yīng)享有美國公民都能享有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權(quán)利，強調(diào)“世俗”，就是教會學校和神學院不在其內(nèi)。這個被稱為《雷納德法》的法律條文，在1992年通過，以修正案的方式進入了加州法律。

在2006年，這條法律得以進一步修改，把規(guī)定的門檻提高到了高等教育，中學就不在其內(nèi)了。所以，加州是全美唯一的、世俗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在《言論守則》問題上必須一視同仁的一個州。既然有了《雷納德法》，既然斯坦福大學不是神學院，既然它在加州，所以，就有了“科瑞訴斯坦福大學案”。

這個訴訟比較簡單，只需要簡單推理就可以了，因為大學的《言論守則》在公立學校違憲，已經(jīng)在“竇爾訴密歇根大學案”中被詳細論證、裁決為違憲了；又有《雷納德法》規(guī)定私立學校學生同樣享有與公校學生同等的言論自由憲法權(quán)利，所以，只需要告斯坦福大學《言論守則》違反《雷納德法》就可以了。

科瑞等共10名學生，把斯坦福大學，加上學校的司法平等辦公室負責官員、校長和校信托董事會主席等，一并告上了法庭。這個案子不像密歇根大學的案子那樣進入聯(lián)邦地區(qū)法庭，這個案子涉及州法律，所以是在加州的圣克拉拉縣高級法院，由彼得·G.斯通法官審理。被告律師辯詞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稱這個《雷納德法》本身就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因為斯坦福大學是一個私立學校，也就是一個私人實體。它有權(quán)自定規(guī)范。斯通法官最后裁定，《雷納德法》是合憲的。因為對一個合營實體的大學，這個法律并沒有以任何方式，使得它的言論環(huán)境變得更苛嚴。對那些有關(guān)種族和其他有偏見言論，大學還是保留了對偏見言論表達厭惡的權(quán)利。斯通法官判定的一個關(guān)鍵依據(jù)，就是《雷納德法》的執(zhí)行，對于大學里的學生，他們被許可發(fā)表的合法言論的范圍，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了？他認為，《雷納德法》是擴大了學生被學校剝奪的言論權(quán)利。學?？梢员磉_反對偏見，但是學校沒有必要去禁止那些有強烈反對意見的言論。

可以看到，有關(guān)“言論守則”，密歇根大學一案是在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進行審判的；斯坦福大學一案是在縣高等法院進行審判的，迄今為止，還從來沒有類似案件進入過聯(lián)邦最高法院，但是，法律專家們一般認為，即便告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不可能推翻這些下級法院的裁決，因為法理上還是很清楚。

前面提到，《雷納德法》在2006年有個修改，就是把原來涵蓋的私立高中給劃了出來。這當然是一個很謹慎的做法，因為中學生哪怕是高中生，心智還不成熟，應(yīng)該容許學校對他們的行為有更多規(guī)范?？墒牵幢闶沁@樣，“言論守則”的負面影響還是可以看到。我恰巧遇到過一件這樣的事情。我家附近有個私立中學，有一些外國留學生在那里上課。那是幾年前發(fā)生的事情，原由大概是這樣的：課堂上教到了世界歷史的某個階段，涉及歷史上國與國之間的沖突，至少上溯了一百年，然后，一個當?shù)貙W生說，“我覺得那時候的這個國家真是很笨?！倍敃r課堂上，正好有這個國家的學生。他們覺得這是攻擊自己的國家民族，很生氣，就去校領(lǐng)導(dǎo)那里報告了“種族歧視言論”。校方非常重視，接到抱怨之后立即調(diào)查處理，然后召集留學生說，他已經(jīng)處理了，不僅找了“涉嫌種族歧視”的孩子談話，并告訴他們，如果再次發(fā)生，可能被處罰退學。幾個留學的孩子估計，那個同學大概是被“記點”了，這相當于中國學校的“記過”，達到一定“點數(shù)”就必須退學。現(xiàn)在回想，才意識到，學校的處罰都必須有依據(jù)。這個依據(jù)，就應(yīng)該是這個私立高中的學生言論管理了。

私人院校，曾經(jīng)非常自豪于他們不受政府干預(yù)，不論是宗教還是政治、文化，他們曾經(jīng)是特殊表達自由的避風港。在傳統(tǒng)上，私人院校相對公立學校，也確實保留了比憲法規(guī)定的更多自由?？墒窃鴰缀螘r，私人院校一方面在招生廣告上繼續(xù)宣揚他們的傳統(tǒng)，也就是“保護言論自由、學術(shù)自由和個人良知”，但是在實際執(zhí)行中，一些哪怕是最精英的私人高校，都開始退化。由于它們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干預(yù)之外，就反而有了更多對教師學生的言論審查和懲罰的機會。所以，曾經(jīng)有人試圖把《雷納德法》推廣到其他州，甚至希望促成聯(lián)邦立法，都還沒有成功。迄今為止，在美國五十個州里，《雷納德法》還是只在加州存在。所以，在私立的大學還是常常有不同程度的“言論守則”，它不僅有利于學校管理學生，更有戴維·布魯克斯提到的壓力?，F(xiàn)在一些團體以私立學?！罢猩兄Z的自由與執(zhí)行現(xiàn)實不符”為理由來批評挑戰(zhàn)這些學校的言論管控，并沒有什么效果。

由于密歇根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言論守則》判例，“禁止仇恨言論運動”作為一個“運動”，漸漸消失了。但是，它還是在無形中給美國留下了很深的正面和負面的雙重印記：在“種族”等敏感話題上，它固然令人養(yǎng)成條件反射一樣的習慣，更留意自己語言給他人帶來的感受。但是，它也令社會上、學科間的許多議題，因“敏感”而無法正常展開，更無法深入討論。很可能，因此延遲了一些敏感社會問題的盡早解決。許多議題因為良善之輩不敢觸碰，導(dǎo)致都悶在那里，悶到爆發(fā)，或者，只有對立的極端才會惡形惡狀地說出來。這絕不是好的討論環(huán)境。解決問題的前提是認識、承認有問題，公開說出來。然而，如果你放開了自由討論，又不可避免，會有一些人濫用自由，以語言傷害他人。這就是那個密歇根大學案件中法官的話，有時，法庭只能是“痛苦地”在兩個相互競爭的價值之間調(diào)整適度的平衡。

再回到那篇《紐約時報》戴維·布魯克斯的文章，文中提到：“看看所有那些對校園里微小的侵犯行為反應(yīng)過度的人吧。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開除了一名講授了羅馬天主教對同性戀看法的教授?？八_斯大學（UniversityofKansas）因一名教授以犀利言辭批評美國全國步槍協(xié)會（N.R.A.)的Twitter發(fā)文而將其停職。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University）因一個基督教團體堅持由基督徒領(lǐng)導(dǎo)而撤銷了對該團體的認證。”大學“機構(gòu)自治”原則和教授言論自由有時會產(chǎn)生沖突。它的前提是，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幾個判例中確立了大學的“機構(gòu)自治”。例如，在“斯維奇訴新罕布什爾州”中，大法官法蘭克福特就強調(diào)了大學“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性。這個原則的本意，也是更多地保護教育學術(shù)機構(gòu)的自由。但是，大學的“自治原則”下，如果有教師、學生訴學校侵犯了他們的“自我表達權(quán)”，他們得到司法救濟的機會也會相對受到限制，尤其是前面提到的私立學校。如戴維·布魯克斯提到的例子那樣，有些教師因言論涉及種族問題等，被學生認為言辭不當，告到學校，控其有“仇恨性言論”，雖然教師言論涉及公共議題，以“言論自由、學術(shù)自由”自辯，但是，在“機構(gòu)自治”原則下，最高法院認為，教師也是學校的一個雇員，學校作為“獨立機構(gòu)”雇主，有相當大的解雇權(quán)。雖然，這不僅和“法律懲處言論”無關(guān)，這樣的程序也和政府并無關(guān)系。這也是憲法層面，對“兩種權(quán)利、兩種相互競爭的價值”之間的困難平衡。當學校敏感于敏感話題，顯然是有礙于學術(shù)自由的。

大學“學生言論守則”的背后，是社會的“政治正確”背景，“政治正確”非常難以維持適度，也非常容易走極端，究其原因，就是人性中對自己正義形象的感性追求，而很容易偏離社會問題的實際復(fù)雜性。

學術(shù)自由因此受損的經(jīng)典例子，就是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遭遇。一個是詹姆斯·沃森，他是上世紀分子生物學科的領(lǐng)頭人。他和同事一起發(fā)現(xiàn)了DNA的雙螺旋結(jié)構(gòu)，并且和莫里斯·威爾金斯一起獲得了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和一些天才、怪才一樣，詹姆斯·沃森有自己非常強的個性，他自視甚高、驕傲有時甚至可以說傲慢。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原諒一些有特殊貢獻天才的各類錯言錯行甚至怪癖，科學天才常常被人稱為“怪才”。如果天才走出來，一切言行舉止完全正常而正確，大家可能反而會覺得什么地方“不對了”，似乎天才總要有點“不對”才是“對的”。約翰·納什夫婦前不久車禍去世，也有人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他的一些缺點、做錯的事情、曾經(jīng)有過的一些不正確言論，可是，誰會在意？重要的是，他就是那個發(fā)現(xiàn)了“納什均衡點”的納什！

可是，詹姆斯·沃森信口開河在不同的時代。其實在年輕時，他就是一個在政治上習慣于積極表達的人。越戰(zhàn)期間他在哈佛大學教書，和系里的12個同事一起參與了抗議活動，要求“美軍立即撤出越南”。1975年，在廣島原子彈爆炸30周年的時候，他參與了2000名科學家、工程師對福特總統(tǒng)發(fā)起反對核擴散的抗議。他們一方面認為，核廢料的處理還不安全，一方面也認為，商業(yè)核原料的保管不足于預(yù)防國際竊賊，最終可能導(dǎo)致失竊、落入恐怖組織手中，成為美國和國際安全的最大隱患。你可以看到，這些議題和他的專業(yè)并沒有什么關(guān)系，他只是表達了他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重大事件的關(guān)注。他被精英同道們認為是“正確”的表達，但是，也有“不正確”的表達。

在年輕時期，他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傾向偏向左翼，此后，他開始有些變化，原因和他的專業(yè)研究有關(guān)，他越來越傾向于相信，人們在生活中的某些成功或失敗，和遺傳基因有很大的關(guān)系，而不僅僅是外部原因。比如說，一些人在學習上的失敗，只是因為先天遺傳的學習能力無法達到，不是單靠外部教育環(huán)境的改變就能夠解決的。而他感覺，他的左翼傾向的朋友們很難接受他的觀點。這些問題本身就是危險的，它們幾乎是天然地隱含了“政治不正確”。

而且，詹姆斯·沃森是個信口開河的大嘴巴。例如他說過，“你面試一個過胖的求職者，你會感覺不好，因為你知道自己不會錄用他?！泵绹诰蜆I(yè)中是禁止肥胖歧視的。他的言論常常有他的個人偏見包括種族偏見。2007年，在《紐約時報》上，他公開表示“對非洲的前景不看好”，因為“黑人的智力低于我們”。他同時說，“雖然測試結(jié)果不是這樣，雖然大家都有平等的愿望，但是，只要你和黑人雇員打交道，你會發(fā)現(xiàn)就是這樣的?！彼难哉擄@然是個人偏見，作為科學家，即便是你有這樣的人種基因假設(shè)，你必須拿出科學證據(jù)之后，才能發(fā)表結(jié)論性的言論，尤其當話題涉及極為敏感的種族議題時。

消除歧視，主要是在立法上有作為，消除制度性歧視。就單純的個人偏見來說，因為文化的差異，更因為人性的弱點、個性的不同，它幾乎很難消除。但是，不可以有針對個人的攻擊和騷擾，這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泛泛而談的個人偏見言論，在一般情況下，并不違法，社會也不必過于在意。在公共發(fā)言中，歧視偏見的言論會帶來傷害。但是，所謂制度性保護，就是也保護公眾可以自由地批評和反擊這樣的偏見，使得社會有一個分辨是非、進步的機會和過程。其實，這也是一個社會走向完善的過程。所以，詹姆斯·沃森作為一個有偏見的名人的公共言論，他可以說錯，制度也容許批評他的錯誤，孰是孰非，大眾會有判斷，也通過這樣的語言交流變得成熟。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紐約時報》披露這段講話的一個星期之后，引起軒然大波。這位非常重要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被迫辭去了他在紐約長島冷泉港實驗室的工作。他的一些“歧視語錄”被廣為流傳，列在“沃森歧視言論”中的，有些只是和他的一些基因研究設(shè)想有關(guān)。這些議題恰恰是敏感的。例如，他說想在基因研究中建立膚色與性欲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他說為什么人們總會說“拉丁情人”，是不是人種和性能力有關(guān)？他設(shè)想：百分之十的人類的智力弱勢，是一種可以（通過基因改造等）治愈的疾病，等等。

僅僅因為個人發(fā)表有偏見的言論，一名天才科學家失去了工作，而且，可以想象那些和性別、族裔等敏感研究相關(guān)的科學設(shè)想，科學家要勇敢成什么樣子才敢去觸碰、去研究，更何況，可能鼓足了勇氣去觸碰，卻立即被指責為“歧視”而受到懲罰。

過度“政治正確”的風潮本身來自歐洲。本文開篇時提到，最近，又一位英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槍。蒂莫西·亨特爵士是英國科學家，2001年，他和另外兩名科學家一起獲得了生理學醫(yī)學獎。他們?nèi)说难芯浚瑢θ祟惞タ税┌Y有很重要的意義?？墒牵皇且驗殚_了一個玩笑，他被迫辭職。就在2015年6月9日，在韓國的世界科學記者會上，氣氛輕松，他就半開玩笑地拿自己開了個涮：“讓我告訴你，我和女孩之間的麻煩。有三件事情會在實驗室發(fā)生：你會愛上她們；她們會愛上你；你批評她們，她們會哭?！边@些半玩笑的話被人當真了，被指出“政治不正確”，因為每個人都有批評的權(quán)利?？墒牵蠊谷粚?dǎo)致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被迫從他工作的大學辭職。雖然他的女性下屬為他申辯，但都沒有用了，說話能“管用”的人物們，都對這個“肇事者”發(fā)出政治正確的指責。然后，一個對治療癌癥有卓越貢獻的世界級科學家丟了工作。

我們再回頭看戴維·布魯克斯的文章《我不是查理》。在美國的大背景下，他列舉這些事實，自然不是在為近年來越演越烈的過度“政治正確”帶來的校園言論禁錮叫好。恰恰相反，面對在《查理周刊》事件上，想到那些速速表態(tài)“我是查理”的人們，“把在法國冒犯恐怖分子的人捧為英雄，卻在美國本土遠不能寬容以同樣方式冒犯自己的人”，即提到美國校園過度強調(diào)和執(zhí)行政治正確的背景事實，他火氣不打一處來。在他看來，這種表態(tài)背后南轅北轍的態(tài)度對比，實在是一種令人看不下去的“偽善”。他列舉美國校園學生和教師遇到的言論政治正確審查，告訴美國大眾，請看看你們在自己的國家創(chuàng)造的言論環(huán)境吧，不要裝了，現(xiàn)在是你們的“受教機會”：看看你們自己，你們平時是“如何看待美國有爭議的人物、挑釁者和諷刺作者”的。他認為，美國人應(yīng)該把《查理周刊》事件當做“一個契機”，那就是“終結(jié)”政治正確的“言論守則”的機會。“對冒犯的言論，在社交層面，我們可以鄙視，不違法的就要寬容。”

顯然，他說了也沒有太大作用，時勢如此，明白的人原來就明白，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

（本文原載于《文匯學人》2015年7月31日刊。文匯學人微信公號：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