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歐與東歐思想史研究者瑪希·肖爾（Marci Shore）近日在《紐約客》雜志上撰文，講述烏克蘭知識分子在戰(zhàn)時閱讀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故事。托尼·朱特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戰(zhàn)后歐洲史》《論歐洲》《重估價值》等書，2010年因肌萎縮側(cè)索硬化癥去世。肖爾和同在耶魯任教、專長中東歐及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丈夫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都是朱特的生前好友。朱特生平最后一本書《思慮二十世紀》即他與斯奈德的談話錄。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1948-2010）。

五年前，烏克蘭的一名歷史系研究生——尼古拉·巴拉班（Mykola Balaban）讀到了托尼·朱特的不朽之作《戰(zhàn)后歐洲史》。這本書是對20世紀下半葉歐洲的一個令人稱奇的綜合，它橫跨東西，既談論藝術(shù)，也講述戰(zhàn)爭，還有當時的人和他們的觀念，足足960頁。（這位作者——長期任紐約大學教授、從未停止犀利諷刺英國的朱特，是我的朋友。）“我?guī)缀跻豢跉饩妥x完了?！蹦峁爬嬖V我。

尼古拉當時正在構(gòu)思他的學位論文：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在1941年6月22日至7月5日之間的微觀史。這段時間正是納粹德國進攻蘇聯(lián)后的頭兩個星期，那時的利沃夫正處在紅軍撤退、國防軍到來之間的無政府狀態(tài)。人們在洗劫商店；蘇聯(lián)秘密警察機構(gòu)之一蘇維埃內(nèi)務人民委員會（NKVD）在槍殺囚犯；民族主義者宣布烏克蘭獨立；希特勒的別動隊在處決大學教授，他們大部分是波蘭人；烏克蘭人在謀殺猶太人。這在烏克蘭不是一個受人歡迎的話題。而尼古拉被《戰(zhàn)后歐洲史》一書作者的無所畏懼和不顧學術(shù)時尚所吸引，準備“逆流而行”。尼古拉在托尼的書中還發(fā)現(xiàn)了一種理解東歐的方式，即將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歐則是歐洲“阻止自我東方化”的一種思路。

尼古拉和他的朋友、另一名來自利沃夫的歷史系同學博赫丹·索爾查加（Bohdan Solchanyk）一起，在波蘭完成了部分研究生課程。夜晚，他們都會在華沙大學學生宿舍的廚房里，喝西班牙葡萄酒，吃法國奶酪，談論歷史：對比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討論斯大林主義的罪行，討論新左派。一天晚上，他們起意，想舉辦一系列托尼·朱特作品討論會。

然后基輔廣場事件發(fā)生了。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總統(tǒng)維克托·亞努科維奇，違背他一貫的外交主張，出人意外地拒絕同歐盟簽署一項聯(lián)合協(xié)議。這天晚上8點左右，32歲的阿富汗裔烏克蘭記者穆斯塔法·納耶姆（Mustafa Nayyem），在自己的Facebook主頁上貼了一句話：“來吧，我們來點真的。誰今晚準備午夜時候去邁丹（Maidan，即基輔的中央廣場）？光‘點贊’不算?！?/p>

秋天結(jié)束冬天剛來之際，政府針對中央廣場上抗議者的暴力行為日增。亞努科維奇的防暴警察使用了低于冰點溫度的高壓水槍。抗議者逐漸消失，他們的尸體有時被人發(fā)現(xiàn)冰凍著躺在樹林里，身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跡。2014年2月18日，是一個周二，亞努科維奇的防暴警察開始使用真槍實彈。在廣場呆了半個月的尼古拉，那天正好在家鄉(xiāng)利沃夫養(yǎng)病。在那里，他見到了博赫丹，博赫丹沒有告訴尼古拉，他那晚打算去基輔。

2月20日周四，尼古拉的另一位朋友在麥當勞門前的一堆尸體中，發(fā)現(xiàn)了博赫丹。政府軍的一個狙擊手開槍殺死了這位年輕的歷史學家。發(fā)現(xiàn)博赫丹尸體的朋友還看到，博赫丹的手機上有他未婚妻瑪莉亞（Marichka）不斷撥打的提示，17次。

殺戮發(fā)生三個月之后，托尼·朱特在大西洋兩岸的許多朋友和同事都趕赴基輔，互相碰面，支持這場由納耶姆的Facebook帖子開始的革命。這種努力正體現(xiàn)了托尼·朱特所堅持的信念，歷史學家的道德責任不僅僅在于理解，更要去參與。

這次集會是萊昂·維瑟提爾（Leon Wieseltier）的主意，他和托尼的友誼在2003年終止，那年托尼在《紐約書評》發(fā)表了題為《以色列：另一種選擇》（Israel: The Alternative）的文章。文章中，托尼下了一個無情的論斷：猶太國家與民主不可兼得。他的反猶復國主義和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相似：其激情都來自曾經(jīng)身在其中的經(jīng)歷。這篇文章發(fā)表后，萊昂很多年沒和他說話。2010年8月，托尼因肌萎縮側(cè)索硬化癥病逝。萊昂在組織基輔集會的時候，告訴我丈夫蒂莫西·斯奈德，如果托尼在這里，他會是萊昂第一個想要邀請的人。

蒂莫西·斯奈德在基輔集會的開幕演說中，呼喚“托尼·朱特的傳統(tǒng)——作為他那個時代歐洲的偉大歷史學家，朱特知道如果沒有東方，西方?jīng)]有任何意義，知道如果沒有思想，政治就毫無意義”。托尼研究東歐比他研究思想史晚得多。在戰(zhàn)后英國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長大的他，曾經(jīng)告訴我說，馬克思主義是他孩提時代呼吸的空氣。后來，作為劍橋?qū)W生，他是1968年5月聚集在巴黎的千萬人之一，“在示威的時候，我們一邊熱情地蹦上跳下，一邊高喊著胡，胡，胡志明”。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托尼才明白，1968年的巴黎，并沒有比華沙和布拉格創(chuàng)造更多的歷史。他通過和他波蘭同代人里最杰出人士的友誼，明白了這一點。這些朋友在托尼蹦上跳下高呼“胡，胡，胡志明”的那一刻，正在自己的國家蹲大牢。

《未竟的往昔：1944-1956年的法國知識分子》（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是對薩特、梅洛-龐蒂，以及其他變成斯大林辯護士的法國哲學家的嚴厲譴責，也是托尼在這一背景下的自我清算。長期以來，薩特是歐洲知識分子奉為最接近神的人；從托尼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薩特承擔這么多責任的原因。朱特寫道，薩特“明顯的沉默”，是他在面對 “他人的血”的時候的沉默——他人，也就是那些在戰(zhàn)后東歐恐怖時期被拷打和處決的人。薩特和他的朋友們認為，西方不能批評共產(chǎn)主義，因為西方知識分子被資產(chǎn)階級的資本主義思維扭曲了。 “薩特在其他方面的任何成就，都沒法彌補他在面對中歐國家審判表演時拒絕干預，甚至只是站出來說兩句話，他也不愿意”，托尼在他寫《未竟的往昔》近20年后，依然這樣對我堅稱。

“我們急于取笑那些將世界視為善惡間沖突的人，這多么不明智”， 朱特在2003年的一場講座上說，“如果你不會使用‘惡’這個詞，那么你對世上正在發(fā)生的事的思考，就有大問題了。”2014年2月，波蘭哲學家馬爾欽·克羅爾（Marcin Król）告訴采訪者，歐洲人正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潛在的、致命的精神危機：他們已經(jīng)不再問自己形而上學的、諸如“惡從哪里來”這樣的問題。正如克洛爾的朋友、波蘭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曾對哈維爾說的那樣：“這是一個需要形而上學的文明?！?/p>

中央廣場就是形而上學的回歸。這是道義明確的危險時刻，是對歹徒統(tǒng)治和proizvol慷慨激昂的抗議——在俄羅斯，恣意妄為和暴政被稱為proizvol。這場抗議聯(lián)合了說俄語和烏克蘭語的人、工人和知識分子、烏克蘭人和猶太人，也聯(lián)合了父母與子女、左派和右派。尼古拉和博赫丹的顧問、烏克蘭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赫爾察克（Yaroslav Hrytsak），將中央廣場形容為諾亞方舟：它帶上了“每個物種中的兩個”。對雅羅斯拉夫來說，廣場的奇跡在于創(chuàng)立了一個真正的公民國家，克服了各種對身份的成見，將其轉(zhuǎn)為思考價值。人們來到這里，感覺自己像個人了，雅羅斯拉夫這么解釋。他說，那種團結(jié)的感覺，是難以描述的。

博赫丹被狙擊手槍殺之后兩天，亞努科維奇總統(tǒng)逃離烏克蘭。然而，廣場的勝利也只能勉強慶祝：普京旋即派出俄羅斯陸海軍到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都沒給人喘口氣的機會。尼古拉不能原諒自己沒有在2月19日和博赫丹一起回到廣場，于是自愿參加了烏克蘭政府軍。他被送往頓涅茨克州的杰巴利采韋（Debal'tseve）；隨身帶著《思慮二十世紀》一書，也就是托尼和我丈夫的對談。在那邊待了一段時間后，尼古拉被選為軍方情報人員，并轉(zhuǎn)移到基輔附近的一個秘密地點。（尼古拉說，等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就可以告訴我他一直在哪里，做些什么。但戰(zhàn)爭現(xiàn)在還沒有結(jié)束。）

在雅羅斯拉夫告訴尼古拉他打算組織一個“閱讀托尼·朱特”的研究生討論課時，尼古拉已經(jīng)離開大家去了前線。但尼古拉對此事充滿熱情；他跟博赫丹在革命之前曾有過同樣的想法。他想?yún)⒓?，即便相隔遙遠。

剛剛過去的這個3月，雅羅斯拉夫的研究生分配到了討論題目：《思慮二十世紀》、《以色列：另一種選擇》和《未竟的往昔》。雅羅斯拉夫問我是否將通過Skype 一起參與討論。因此，今年春天，我在耶魯?shù)霓k公室里，看到了尼古拉穿著制服出現(xiàn)在我的電腦屏幕上，背景是蘇聯(lián)造碉堡里的一處沒有任何標志的墻壁。他在那個秘密地點也參與了Skype討論，他出現(xiàn)在我屏幕的一半；雅羅斯拉夫和尼古拉的同學們，出現(xiàn)在我屏幕的另一半。其中一個研究生是博赫丹的未婚妻瑪莉亞。

另一個學生是葉甫根尼（Yevhenii Monastyrskyi），來自盧甘斯克（Luhansk），尼古拉告訴我，這位同學十分了解蘇聯(lián)異見者文學。他們幾年前在一次關于猶太大屠殺的會議上見過。在盧甘斯克，葉甫根尼被親俄分裂份子抓過。他極有可能遭受過酷刑；雖然葉甫根尼對他被囚禁的那段歲月幾乎只字不提。或許他認為，當俄羅斯士兵明白這名囚犯不過是一個大學生，而不是間諜的時候，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到真誠的抱歉。[今年6月，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ipropetrovsk），我和生態(tài)學家帕夫洛·卡贊（Pavlo Khazan）對話，他創(chuàng)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以支持烏克蘭士兵在頓巴斯（Donbas）的戰(zhàn)斗。該組織的主要活動之一，是和親俄分裂組織談判交換人質(zhì)。卡贊告訴我，許多他和同事們交涉歸還的人質(zhì)，都受過虐待］在葉甫根尼被釋放后，尼古拉找到他，和雅羅斯拉夫一起安排了把 他轉(zhuǎn)學到利沃夫的烏克蘭天主教大學。

雅羅斯拉夫的學生讀托尼的書，用的是英語，他們討論這些書，用的則是烏克蘭語。我加入他們的討論以后，其中一些學生用英語同我對話，也有些用波蘭語，還有像尼古拉等則是兩種語言都用。用一種語言提問，用另一種語言聽回應，在烏克蘭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在那里，日常應用多種語言是常態(tài)。懂希伯來語、意第緒語、波蘭語、英語，也懂得烏克蘭語的弗拉季斯拉娃·莫斯卡列茨（Vladyslava Moskalets），正在寫一本關于在加利西亞油田工作的猶太商人的論文。對于弗拉季斯拉娃和尼古拉來說，托尼的書是不玩弄文字技巧就能激動人心的典范?！拔冶凰闹S刺、他保持平衡的能力，特別是他的誠實和勇氣，深深吸引?！彼嬖V我說，“這在現(xiàn)代世界似乎是一種罕見的，甚至是高尚的東西?！?/p>

“當代生活的物質(zhì)主義和自私性質(zhì)，并不內(nèi)生于人類的處境?！蓖心嵩谒x世之前寫就的社會民主主義宣言《沉疴遍地》中如此主張， “我們不能繼續(xù)過這樣的生活。”對于尼古拉來說，托尼的《沉疴遍地》“為年輕人指引了方向”。這種向?qū)τ谙窀ダ舅估?、尼古拉、奧萊·萊恩楚克（Oleh Hrynchuk），這些努力在譴責過往罪行與相信部分社會主義理想之間尋找平衡的烏克蘭人來說，有著重大的意義。奧萊和尼古拉、博赫丹一樣，在華沙上學，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波蘭語版《未竟的往昔》。對他來說，托尼的書代表了“一間責任和團結(jié)的學校”，一種“對我們?nèi)粘Ｉ罨孟蟮牡种啤?，和“一種尋找真理的渴望，而不是在那些比我們更弱小的人遭受痛苦時閉上眼睛”。在上帝死了、馬克思主義也失效的時候，在如托尼所承認的，已經(jīng)不再有宏大敘事和烏托邦愿景存在空間的時候，做一個左派意味著什么？“如果說我們從20世紀其他什么都沒學到”，托尼寫道，“我們至少也已明白，答案越是完美，后果越是可怕?！比欢?，他主張，完美的不可能性，不會絲毫減弱為一個更美好世界而奮斗的迫切需要。

托尼的書幫助了他們，弗拉季斯拉娃解釋說，并不是因為他所提供的答案，而是由于他展現(xiàn)給他們的思維方式。 葉甫根尼也表示同意。對他來說，《沉疴遍地》是“如何不在這世界迷失”、如何承擔起尋找答案的責任的一個指南。 “我們正在一艘船上”，他寫信給我說，“那船由于我們的愚昧和冷漠正在下沉。在不理解真正需求的情況下，我們都在盲目追尋?！?/p>

此外，奧萊在一個討論會后寫信給我，說想告訴我，對他來說，托尼的寫作，是在用19世紀波蘭哲學家斯坦尼斯瓦夫·伯佐佐夫斯基（Stanis?aw Brzozowski）所要求的那種方式：“用鮮血、毒藥和膽汁，用你所擁有的一切……”

“有很多烏克蘭的壞話可以說”，雅羅斯拉夫告訴我。 “但烏克蘭獨立有一個不可否認的成就，那就是，這是一個全新的一代。他們在共產(chǎn)主義崩潰的時候誕生，在新千年開始的十年間長大成人。從智識上看，這些年并不容樂觀；并且，烏克蘭的教育制度還是很壞而且很偏狹。換種方式說，這一代人是‘自在’（an sich）的，而不是‘自為’（für sich）的。必須讓他們浸染在思想中?！?p>

雅羅斯拉夫的學生們想知道：托尼曾經(jīng)選擇了，后來又拒絕了猶太復國主義，這意味著什么？在美國做一個猶太人，意味著什么？為什么《以色列：另一種選擇》的反響如此苦澀，讓人想起40年前漢娜·阿倫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遭遇？托尼和阿倫特的關系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糾纏一生，其后果怎樣？為什么他會相信，一些好的東西會排除另一些好的東西，反烏托邦主義是一種道德責任？

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把這個世界改變得更好嗎？知識分子是否重要，他們怎樣才能變得重要？雅羅斯拉夫的學生烏里揚娜（Ulyana Krichiv）問我，今天，世界上是否還有公共知識分子能夠發(fā)揮像薩特那樣的作用？對于伊莉娜（Iryna Dobrohorska）來說，《思慮二十世紀》這本書使她相信，是的，歷史學家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也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在我和她、烏里揚娜、瑪莉亞、葉甫根尼、弗拉季斯拉娃、奧萊、尼古拉以及他們的同學對話時，我想到：托尼會喜歡這樣。他會喜歡他的書對于碉堡里那個聰明的年輕人——以及所有這些在烏克蘭經(jīng)歷革命和戰(zhàn)爭，思考歷史、思考善惡可能性的學生們，至關重要。

烏克蘭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和我自己在大西洋這一邊的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并沒有什么根本上的區(qū)別。只是烏克蘭同學們的提問更加緊迫，仿佛他們認為的世界頭等大事取決于此，仿佛這事關生死。 “在這里，在烏克蘭”，尼古拉最近給我寫信說，“我們看到，沒有所謂‘歷史的終結(jié)’，一切都始終是可能的，不存在任何無法逾越的紅線。”

（宋奇光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