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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現(xiàn)東亞(四)〡下克上:豐臣的抱負
日本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豐臣秀吉54歲,得到位高權重的“關白”(攝政)一職已有6年。此時他已基本肅清敵對大名,一統(tǒng)扶桑,但心中仍有兩件事情放不下:一是屢次派人與朝鮮溝通,欲拉攏朝鮮攻打明國,可不見回音。二是自己年事已高,卻沒有子嗣承繼霸業(yè)。就在當年秋天,他極為寵愛的兒子鶴松夭折,只活了兩歲。郁郁寡歡的秀吉只有借出游來排解悲傷。一天,他登上京都清水寺閣,向西遙望,忽然對侍從們說了一句:“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郁為!”
也許感到時不我待,豐臣秀吉不再指望朝鮮的回復,他把關白職位傳給外甥,自任掌權幕后的“太閣”,專注備戰(zhàn)。次年春天他突襲朝鮮,兵鋒直指大明。明、朝在半島聯(lián)手抵抗,直至秀吉病死、日本敗退。這場斷續(xù)打了7年的戰(zhàn)爭,不但是東亞三個統(tǒng)一國家間的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從軍事規(guī)模和技術角度講,亦堪稱當時的世界級戰(zhàn)爭。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其后300年的區(qū)域權力格局,其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影響至深至遠。
此戰(zhàn)之后,豐臣勢力一蹶不振,東瀛諸島由德川家康收拾一統(tǒng),鋒芒內(nèi)斂,開辟了260多年的江戶幕府時代。大明和朝鮮則元氣大傷,使努爾哈赤領導的女真部在遼東迅速崛起,攻半島、入中原、結(jié)蒙藏,創(chuàng)立了盛極一時的滿洲帝國。
而清朝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實踐,又令區(qū)域內(nèi)認同于 “天下”秩序的各個政權,對作為天下核心的“中華”產(chǎn)生了迥異于前代的理解,自我觀和世界觀均深刻變化?!疤煜隆敝刃虮砻嫔暇S系并擴張,但其內(nèi)涵已和此前極為不同,更孕育了日后與現(xiàn)代國家制度、國際體系相互吸納演化的契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的幾十年,由朝鮮之戰(zhàn)和滿洲崛起帶來的大變動,是東亞整體步入現(xiàn)代的一個開端。
歷史皆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紤]豐臣秀吉發(fā)動的這場戰(zhàn)爭是如何到來的,需要對當時東亞三國的內(nèi)政狀況,以及三者相互關系,有大致的了解。先來看看日本列島的情況。
江戶時代以前,一個貫穿日本政治數(shù)百年的主題是“下克上”。中世的日本是等級森嚴的社會,代表貴族的“公家”集團和代表武士的“武家”集團掌握實權,世代沿襲。在他們之外還有代表佛教勢力的寺院集團。日本的等級制度有個特點:名義上的不可撼動,和實際操作中不斷破壞,和諧共處?!跋驴松稀保℅ekokujō)就是低等階層以強權僭越高等階層的意思。12世紀鐮倉幕府體制建立,以“征夷大將軍”為實際掌權者,天皇淪為虛君。但很多時候,將軍的權力又被強勢的大名取代,大名又被家臣取代……如此等等。有趣的是,不論內(nèi)部如何動蕩傾軋,天皇—將軍—大名—武士之一套政治等級體制基本維持。這點和中韓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很不一樣。
從15世紀后半期開始,日本陷入諸侯爭霸的戰(zhàn)國時代,(室町)幕府式微,群雄逐鹿。經(jīng)過一個半世紀的混戰(zhàn),到16世紀后期,尾張地方大名織田信長逐步擊敗其他豪強,奠定日本統(tǒng)一的基礎。他死于兵變后,原為織田家臣的豐臣秀吉(當時叫羽柴秀吉)在內(nèi)部斗爭中取勝,繼承了織田的基業(yè),進一步統(tǒng)一了日本。
套用時下流行語,豐臣秀吉大概可算是“屌絲逆襲”的經(jīng)典案例。同他之前的織田信長和他之后的德川家康不同,秀吉出身農(nóng)民,本不屬統(tǒng)治階層。但容貌丑陋的他從織田的家仆,逐漸成為戰(zhàn)國時代最有勢力的大名,最終由天皇賜姓“豐臣”、位列公卿。如果不是因為出身動蕩的戰(zhàn)國、一個危險和機遇并存的“下克上”時代,這樣的逆襲多少有些不可想象。
自然,混戰(zhàn)后的統(tǒng)一,上位者最為關切的,當是如何保證權力的穩(wěn)固,令握有重兵的地方諸侯不再“克”了自己。因此有學者認為,秀吉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本質(zhì)上是為了解決國家統(tǒng)一后,如何鞏固地位,消化過剩武力的問題。
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不過歷史的偶然性在于,如果不是秀吉這樣一個個性和野心都爆棚的逆襲者,其他人大概不會有蛇吞東亞大陸的胃口。秀吉攻明之心,在他還在織田手下當家臣時就有了。到日本行將統(tǒng)一,他更是多次表露要橫掃大陸的決心。為此他多方聯(lián)絡周邊政權,包括琉球、呂宋、高砂國、南掌、暹羅以及葡萄牙屬殖民地,要他們稱臣并協(xié)助攻明,可以說,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戰(zhàn)爭。1591年,他更借朝鮮使者訪日之機,向朝鮮傳達了攻明計劃,要其為日本前導。

使者記錄他“面色皺黑,如猱玃狀”,但“深目星眸, 閃閃射人”。接見時,秀吉過了許久才出來,沒有客套的禮節(jié),只三巡濁酒招待。他著便服,懷中抱著小兒(鶴松),徘徊堂上。鶴松尿了他一身,秀吉笑著喚來女仆,旁若無人地更衣。這一切在朝鮮使者看來極為無禮。辭行時,使者請要國書,秀吉讓他們先行,臨到離港,才送來一封大逆不道的《致朝鮮國王書》。信里,他先是炫耀平定日本的功績,然后自我神化,說母親懷他時,夢見太陽入懷,所以他戰(zhàn)必勝、攻必取,創(chuàng)下如此盛業(yè)。接著筆鋒一轉(zhuǎn),大談平生志向:“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p>
當時日本與中國到底是什么關系?在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天下中,日本顯得很游離。日本上一次受中原王朝的冊封,是在1402年,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被明朝永樂帝賜以“日本國王”封號。但那一次與其說是日本“接受”冊封,不如說是幕府為了把持與明朝的官方貿(mào)易、連蒙帶哄地“索要”來的。彼時朱棣剛剛篡奪帝位,急需“四夷”認同,就順水推舟地給了。此后日本與中原以“朝貢”名義進行的勘和貿(mào)易斷斷續(xù)續(xù),到16世紀中期就徹底終止了。而即使是室町時代的請求冊封,也不過為了加入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貿(mào)易圈而已,并不表明日本在政治上認同中國的“天子”。幕府將軍對外稱“國王”或“日本國大君”以合中原禮制,對內(nèi)則仍虛尊天皇。當官方貿(mào)易徹底切斷,日本統(tǒng)治者哪怕在名義都再沒有認中原王朝為上國。
但是另一方面,長期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的日本,對儒家發(fā)源地及日本佛教來源地的中原,有著特殊的情感。日本士人視中國為本國聲教的源頭活水;在文化心理上的尊崇,和對儒式天下觀的認同,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織田信長在奪得本州中部重鎮(zhèn)美濃國后,以周王出岐山而推翻殷商的典故,將稻葉山城改名“岐阜”,并以“天下步武”的口號宣揚以武家執(zhí)掌政權。當然,這是以儒家理論的天下,來類比天皇體系的天下。
豐臣秀吉的中國觀,也體現(xiàn)了這種兩重性。他蔑視大明,視之為可輕易攻取的對象;但他著迷于日本之外的那個“天下”,認為大丈夫一生最宏偉的事業(yè),就是入主中原,令 “四百州盡化我俗”——實際就是取中國而代之,把大明、朝鮮,甚至印度,都納入日本那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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