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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口述:最適合做學問的時間,全給放牛放掉了

程千帆
2015-10-21 15:5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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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成了“右派元帥”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運動。

舊社會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孔孟的書讀得多,就比較單純。解放后接觸到的一些事物總的來說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傳,對蘇聯(lián)的學習,包括它的哲學、文藝。反右開始以后,說是大鳴大放,言者無罪。我當時的確是想要幫黨整風,大家暢所欲言,就講了很多犯忌諱的話。

比如說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廬山去,沈祖棻和程麗則也都去了。當時武漢市的一個宣傳部長也帶孩子去了。那個孩子大概五六歲吧,就在程麗則面前說:我們家看電影都是內(nèi)部電影,你們看不到的。諸如此類的話。孩子很小嘛,就跑來問她媽媽。沈祖棻比較謹慎,就說:我不曉得,不要去問這些事情。我卻把這個事情記住了,覺得當時黨的高層內(nèi)部生活不對外公開。我無所顧忌地談這些問題,可能這是比較觸忌諱的。

1946年春天,沈祖棻在成都留影。本文圖片均采自《桑榆憶往》。

再有就是向蘇聯(lián)學習的問題,我當時也很有看法。一個復員軍人,斷了一條膀子,在大學不知讀了一年還是兩年,作為文藝學專家派來,要大家都去聽他上課。我當時的確年輕氣盛,我說他要來聽我的課,我還要考慮接不接受他,我怎么會去聽他的課?這些地方都非常觸忌諱。而且解放以后,像當時的校長徐懋庸,滿腦子征服者的特權味道,在學校里很有影響。

這樣一來,反右一開始我就變成一個重點,被稱為“右派元帥”,最為有名。還有一個比我大兩歲,是一個國際法的專家,現(xiàn)在還活著。他是哈佛大學出來的,后來解放以后遇到國際司法的問題,與外國人打官司,都會找他。他說話比較隱蔽,不像我這樣子,就被稱為“山中宰相”,好像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不過是珞伽山的宰相。一個很一般的女老師,武漢大學外文系說她是一個反動權威。她的丈夫說:“我太太講,我既不反動又不權威,我在美國留學一兩年算什么權威呢?反動我也實在不反動?!?/p>

在武漢大學的徐懋庸,魯迅罵他是“奴隸總管”,這個判斷實在非常準確。他又培養(yǎng)了一男一女兩個人,被武漢大學的同事們稱作“金童玉女”,后來這兩個人當了副校長。所以徐懋庸離開了以后,他的班子沒有散。一直到現(xiàn)在為止,武漢大學不團結、鬧宗派這種情況,就是徐懋庸搞起來的。這樣一來,很長一個時期別的學校都先動手摘帽子,說悔改好了,徐懋庸那里不動。我就這樣被拖了十八年。張威克(我的女婿)的姐夫是武鋼的一個老工人,工宣隊到武漢大學,他也被派去了。他一去之后就問:我有一個親戚在這個地方,叫程千帆。別人一聽就說:知道知道,最頑固、死不悔改的。什么道理呢?一開始他們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有人揭發(fā)我的問題,有許多不符合事實,但是你不能申辯,因為一核對就會妨礙運動的深入,正確的態(tài)度就是都接受下來。我就循著這樣一個思路去改造。人活著總能看到聽到一些東西,越來越覺得他們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惡極了。所以改造來改造去,不是認罪,反而加強了對自己的認識。比如說批判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厲害。我就覺得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儒學乃至道家,的確還是代表了人類部分的真理吧。他們越批判,我就越覺得不是那么回事,屈打成招得不出真理來。

這樣一想,我反而安定下來,還能讀讀書,也還能夠想些問題。我就沒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當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沒什么了不起。這樣一來就拖得很久,在這期間也看到了人生的許多事相,堅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只要有機會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較細致的工作都是那時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詩,批《杜詩鏡詮》。在這過程中對自我也有所評價:第一,我沒有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對人民是有用的,現(xiàn)在不用,總有一天用得著。

1953年9月13日,程千帆一家人到上海探親時的合影。

書稿被紅衛(wèi)兵抄走

有一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箋記》《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還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詩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給紅衛(wèi)兵抄走了。我們那個時候完全處在一種紅衛(wèi)兵的暴力專制的環(huán)境下,他要怎樣就怎樣。一件東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隨便拿走。你也不敢說他是搶還是偷。

比如畢煥午先生,他有一塊破表,放在資料室的桌子上,一個紅衛(wèi)兵看到了,喜歡,就拿走了。畢先生去告,學校也覺得這有點太不像話,就把這個學生喊來。學生怎么說呢?“他是右派?!币馑季褪怯遗傻臇|西人人可拿。畢先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年輕的時候在北京讀中學,后來朱自清先生看他寫散文、寫詩還不錯,就把他弄到清華去教大一國文。他同左翼聯(lián)盟有關系,有些活動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學生罷課,鬧學潮,他也在里面鼓動。后來在清華待不下去,就被開除了。后來又被日本人抓去,嚴刑拷打,他雖然沒有背叛,也就不敢參加革命活動了。解放以后,他作為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先當湖北文化局的局長,后來又到武漢大學。他實際上不是右派,就這樣一件事,算他是有歷史問題了。

我的這些稿子說是拿去審查,結果隨便朝個地方一扔,不曉得過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個鍋里找到了。剛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們就對她說: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祖棻這個人很弱,一大堆稿子從學校抱了回來,抱得氣直喘。我們那時住得很遠,她拿回來以后,以為我會非常之激動,因為我非常想得到這些東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沒有這樣,好久好久沒有作聲。以為絕對沒有了的,經(jīng)過多少年之后,忽然擺在你的面前,一個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處理好。過了幾天之后,我冷靜下來了,就開始抄第二份。這些稿子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從頭抄。所以我有一部《史通箋記》是抄得非常工整的,現(xiàn)在大概是在檔案館。就像我跟學生說的,我從小最大的野心就是當個教授。我當了教授,有機會做一個教授應該做的事情,當中忽然把它們掠奪了,不讓做,這是處理知識分子、虐待知識分子最惡毒的一個方法,我不知道是哪個智囊團給想出來的,非??瘫?。對我來說,這可能是最厲害的懲罰。

1963年8月,全家合影。

最適合做學問的時間被剝奪了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書了,到資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幾年。還有就是勞動。先是在學校里勞動,讓你做那些最困難的事。比如說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磚;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讓你用鏟子把淤泥鏟走,整個的腳都站在淤泥里。我從來沒有赤過腳,沒辦法,只好穿著襪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罵、受批判。你怎么可以不打赤腳,諸如此類。后來又到了一個很大的農(nóng)場,叫東西湖農(nóng)場勞動?;貋硪院笥值劫Y料室干了一陣。他們把這些人編成隊伍,比如說沒有人種菜了,你們就馬上去種菜;沒有人養(yǎng)豬了,你們就馬上去養(yǎng)豬,搞了這一陣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過了一陣又回來。也不知道為什么回來,都弄不清楚。后來就比較長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時間。沙洋是個勞改農(nóng)場,離武漢有好幾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或者可以,還要抽簽。表面上說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表示寬大,而事實上呢,處處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說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洗過澡,最多只能拿個帕子這樣擦一擦。一直到后來差不多只剩下極少數(shù)右派。

到一九七五年,胡耀邦上臺了,右派的問題要解決了,這樣我才所謂摘掉帽子。但是在七五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稱五七干校,反正你還是不能回家。沈祖棻那個詩里說:“歷盡新婚垂老別,未成白首碧山期?!痹瓉硎窍雰蓚€人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后來好容易回來了,沒有多少時候她又出了事。整個來說,我就感覺到自己最適當?shù)淖鰧W問的年齡,全給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過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當右派當了十八年,那時是一九五七年,才四十多一點。那個時候學生說我教書教得好,課上引材料,《漢書》多少卷都記得清清楚楚,每一條材料都非常確鑿。而且那個時候野心也比較大,想一個人寫一部大文學史,結果只寫了半部宋文學史。

我覺得解放以后最初也許有一種善意,想把知識分子改造得馬列化一些。翦伯贊后來自殺了,聽說是有人講:這些知識分子真是沒有辦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樣緊跟還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我想,人的思想改造真正說起來,還是要自我反省,完全靠一種外在的力量很困難。我倒是覺得退休以后這幾年,慢慢地對一些事物的理解不說是怎么樣進步,至少要比較圓通一些。這個時候并沒有人要批判我,是我自己慢慢地反省得到的。一步一步積累起來,慢慢達到這樣的境界。

我這一輩子受到的挫折,現(xiàn)在回想起來,就是最好的做學問的時間被剝奪了。假如說在武漢大學那個十八年中,也可以培養(yǎng)一些學生,即使不能達到后來我教你們這個程度,總是可以早日出現(xiàn)、早日工作。這個賬算不清,所以說“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但是有一點,我也累次同你們講過,我沒有什么太多的憤怒、不平,我在想這個損失不是屬于我個人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這個命運也是整個民族要負擔的,劉少奇扛一大塊,我扛一小塊。他扛得太重了,很早就過去了,我現(xiàn)在八十六歲了,比他大,還活著。個人的歷史,民族的歷史,就好像恩格斯講的高山滾石頭,這個擠那個,那個擠這個,擠成這個樣子。如果碰到刀背上,可以不出血,一碰到刀口,你就要出血。我就剛好碰到刀口上,那就咬緊牙關過去吧。

我現(xiàn)在只有一點是不大能夠回憶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來是個富家女子,可以生活過得很好,但就是為了愛情,一輩子受苦,最后又是這樣一個結果。我現(xiàn)在盡可能地使她的東西保存下來。最近冰心、柯靈她們編一個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小說集,把她的作品也收進去。她的東西很少,就是六七篇。后來早早要做她外婆的論文,到圖書館去亂翻了一陣,也沒翻到多少東西。這種現(xiàn)象在文學史上很少見,就是說用一種文體創(chuàng)作,在這個文體上就很有成就,但不久之后又放棄了,用別的文體創(chuàng)作。不知道外國的作家有沒有這種情況。沈祖棻先是寫小說,寫新詩,后來就作詞,時間最久,后來又倒過來作詩。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說她是個作家,不是個學者,學者是余事,作家是她的本分。

(本文摘自《桑榆憶往》,程千帆述,張伯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版。標題和小標題系編者所擬。經(jīng)出版方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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