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翻閱宋人蒲積中編的《古今歲時雜詠》（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有個小小的“發(fā)現(xiàn)”：同是吟詠節(jié)慶，好詩不集中在分量最重、名氣最大的春節(jié)，而更傾向于元宵、清明、中秋、重陽。單從篇數(shù)看，除夕（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加元日（卷一、卷二），總共四卷，是規(guī)模最大的?？上Ф嘤袘?yīng)景之作，或故作高深，或堆砌辭藻，或豪言壯語，或嘆老嗟卑……相反，那種清新、家常、優(yōu)雅、豁達，不學(xué)詩也都過眼不忘的，少而又少。王安石的“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fēng)送暖入屠蘇”（《除日》），算是其中流傳最為廣泛的。此外，唐人高適的“故鄉(xiāng)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除夜作》），也能為無數(shù)遠游的今人所記憶。至于唐人李約的“稱觴惟有感，歡慶在兒童”（《歲日感懷》），以及宋人蘇軾的“白發(fā)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在節(jié)日的喜慶中不乏感慨與無奈，還包含著某種童心與頑皮，讓我稱羨不已。

春節(jié)放爆竹

讀多了歲時紀勝之類詩文，很容易誤認為唐宋元明清乃至當(dāng)代中國人，都過著同樣長短、同樣色彩、同樣聲響的春節(jié)。其實，不僅南北不同，城鄉(xiāng)有異，時代更是千變?nèi)f化，稍有年紀的，大都經(jīng)歷了諸多“截然不同”的春節(jié)。這里的“不同”，一半緣于自己，一半歸屬時代。因此，添上唐人劉希夷的“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許更有說服力。

小時候只知道喊“過年啦”、“過年啦”，記憶中，除了剪頭發(fā)，穿新衣，吃甜粿，放鞭炮，再沒有別的滋味了。長大后，方知這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富貴貧賤的“過年”，其實不是一個味。落實到個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五味雜陳”。記錄在書本上的，是普天同慶的“民俗”；留存在腦海里的，方才是自家的“真生命”。正是這些帶著時代印記的悲欣交集的故事，值得你我再三追憶與琢磨。

我記憶中最為凄風(fēng)苦雨的春節(jié)，當(dāng)屬1968年。那年的大年初一，我是在廣東汕頭農(nóng)校的養(yǎng)豬場里度過的。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開”，父母親都進了牛棚，農(nóng)校家屬區(qū)的氣氛變得異常詭異。表面上，太陽照樣升起，可誰家出事，誰家得意，大家心里一清二楚。同是落難，沒多少信息可以交流；革命群眾警惕性又很高，你不僅問不出所以然來，還可能給父母添亂。我家唯一的“信息源”是農(nóng)校養(yǎng)豬場的大在叔（很抱歉，不識大名，只記讀音）。他出身好，又無一官半職，說話無所顧忌。因此，我喜歡與他聊天。在力倡“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的時代，他只能在養(yǎng)豬場過年，無法回十幾里外的老家團聚。于是，大年初一，我陪他打掃豬圈，順便聽他講述學(xué)校搞運動的諸多內(nèi)幕。聽到批斗會上父親如何挨打，心里很難受，回家后狠狠哭了一場。時隔多年，我還記得回蕩在養(yǎng)豬場里那句樸實的話：甭（勿）驚，人生就是這樣，有時星光，有時月亮。

1979年的春節(jié)，我是在廣州度過的。作為七七級大學(xué)生，剛念了一年書，這回的寒假不回家，一來路途遙遠，二來經(jīng)費緊張，三來也想見識見識這大名鼎鼎的羊城花市。多年后，讀到中山大學(xué)黃天驥教授的長篇樂府《花市行》，其開篇固然喜人：“花擁五羊春滿路，傾城爭說買花去。東風(fēng)淺笑過墻來，輕逗幾點黃昏雨?！备屛腋袊@不已的是其結(jié)尾：“重霄乍覺彩云開，仿佛花魂喜滿腮。如許春花來不易，寄語東風(fēng)著意栽。” 這首初刊于1979年除夕《羊城晚報》、現(xiàn)收入《嶺南新語》（花城出版社，2014年）的《花市行》，除了描寫熱鬧的花市光景，還夾雜若干時代氛圍的渲染——那種意氣風(fēng)發(fā)，日后難得一見了。還記得擁擠的街道兩旁繁花似錦，人海如潮，雖略顯雜亂，自有濃濃的喜慶味。在廣府人必買的金桔、桃花和水仙中，我挑了一枝桃花——因為便宜，而且綻開的時間比較長，這符合窮學(xué)生的趣味。至于“行桃花運”或“大展鴻圖”（桃），非我那時的學(xué)識及方言所能及。

自1984年9月入京念書，此后的春節(jié)大都是在京城度過的。伴隨著舊時民俗的逐漸復(fù)興，我逛過不少“與時俱進”的廟會，從賣平民小吃為主，到假扮皇家禮儀，從高挑的風(fēng)車及冰糖葫蘆，到號稱無污染的電子鞭炮，唯一不變的是擁擠與嘈雜。記得清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中描寫京城的“元旦”：“聞爆竹聲如擊浪轟雷，遍乎朝野，徹夜無停。更間有下廟之博浪鼓聲，賣瓜子解悶聲，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賣桂花頭油搖喚嬌娘聲，賣合菜細粉聲，與爆竹之聲，相為上下，良可聽也?！苯裉旒幢隳愎鋸R會，欣賞到的也不再是如此“市聲”——那些有腔有調(diào)的吆喝，屬于“表演”而非日常生活。眼看京城里的景物及聲音日漸單調(diào)，加上“天增歲月人增壽”，若無特殊需要，就不再往廟會擠了。

我在京城所經(jīng)歷的最為驚險的春節(jié)，乃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具體是哪一年，記不清了。除夕晚上闔家團聚，這是過年的最大興致；若有可能，一般人都不會錯過。忙亂了一整天，酒菜都準備好了，正想喊開飯，突然發(fā)現(xiàn)岳父不見了。他有傍晚外出散步的習(xí)慣，可今天是除夕，好不容易三兄妹回家團聚，岳母一大早就叮囑早點回家。可等啊等啊等，六點不見人，七點不見人，七點半還是不見人，沿著他平日散步的路段來回尋找，挨個給常見面的老朋友打電話，全都未見蹤影。岳母急死了，不知如何是好，打電話到附近的派出所，問有沒有走失的老頭……一直到八點半，他老人家才慢悠悠地推門進來。全家人又喜又氣，喜的是終于平安歸來，氣的是他竟然看電影去了。說是走在街上，看到《木棉袈裟》的電影海報，忘記今夜是除夕，一頭扎進去，經(jīng)歷了好一番腥風(fēng)血雨，才散場回家。在《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2年）初版《后記》中，我提及“父親少時練過武術(shù)，連帶喜歡武俠小說。去年讀了我論武俠小說的文章，父親舊癮重發(fā)，讓我二弟給找了一部《神雕俠侶》，一拿上手就不愿放下，以致因?qū)Σ∪跎眢w非常不利而被我母親勒令‘下不為例’。”現(xiàn)在想來，除了父親喜歡武俠小說，還得再添上岳父的酷愛武俠電影，方才成就我那本“雅俗共賞”的專著。

1994年的春節(jié)，我和妻子是在東京度過的。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閱讀日本》中《“初詣”》一則，說的便是我們在日本“過年”的故事。先到音樂廳欣賞新年音樂會，再到位于千代田區(qū)永田町的日枝神社參拜。臨時搭起的棚子里，參拜者依次品嘗屠蘇酒，我自然從俗。新正時節(jié)，飲屠蘇以防病驅(qū)邪，這習(xí)俗大概起源于漢代，起碼《荊楚歲時記》中就有記載。從日枝神社轉(zhuǎn)到港區(qū)芝公園的增上寺，已是凌晨兩點。不知是夜深游人倦呢，還是日本人更喜歡神社，反正大雄寶殿里奉納者不多?；丶已a睡了一覺，元旦下午還趕了一場明治神宮的熱鬧。沒錯，這里說的是新歷“元旦”，而不是古書上說的“元日”。原因是，明治維新后，日本歷法改革，將原本屬于春節(jié)的禮儀及民俗，全都轉(zhuǎn)移到了“新年伊始”的元旦。

這回可是有照片為證，2008年的春節(jié)，我是在香港度過的。那年1月起，我應(yīng)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學(xué)中國語言及文學(xué)講座教授。除夕下午，偕妻子到港島的朋友家過年，順路觀賞了香港攤位最多、最為熱鬧的維多利亞公園花市。與我二十年前看到的廣州花市不同，這里既不擁擠，也不喧鬧，一切井井有條，但同時又少了那種雜亂中不斷升騰著的洋洋喜氣與勃勃生機。香港春節(jié)放假三天，不可謂不重視；可整體氛圍就是不及圣誕節(jié)。這不是政府決斷，而是民眾趣味以及商業(yè)驅(qū)動——我在香港過了好幾個圣誕節(jié)，深知在這座中西合璧的國際大都市里，節(jié)慶的文化、政治及商業(yè)力量如何攜手并進，相得益彰。

這就該說到最近的一次“過年”了。翻查日記，很遺憾，去年的春節(jié)我過得很窩囊。除夕那天上午，改定了書稿《抗戰(zhàn)烽火中的中國大學(xué)》，隨即將電子版發(fā)給了北大出版社；下午略為打掃房間，晚上外出吃飯。不幸的是，回家路上略有耽擱，因此受了涼。初一至初七，全都在與感冒頑強抗?fàn)帯?/p>

事后想想，古人之所以設(shè)計各種節(jié)慶，宗教意味之外，不就是為了因應(yīng)張弛有度的生命節(jié)奏？因此，不該違背古訓(xùn)及自然規(guī)律。過年了，不再趕工，管他公活私活、俗事雅事，全都暫時擱置。

這你就明白我今年的春節(jié)準備怎么過了吧，兩個字：歇著。

2016年2月4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