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思慮20世紀》是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托尼·朱特的絕唱。兩位對談者，托尼·朱特是西方學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國內(nèi)曾先后出版過他的重要著作包括《戰(zhàn)后歐洲史》、《沉疴遍地》、《重估價值》、《責任的重負》、《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等，2010年托尼·朱特因病去世。另一位作者蒂莫西·斯奈德是西方學界在東歐歷史領域的新銳學者。

這是一本托尼·朱特的個人傳記，同時也是一部20世紀思想史，對話的發(fā)起者蒂莫西·斯奈德引導被病痛剝奪了寫作能力的朱特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平以及對歷史和政治的思索。因此，每一章都由兩個部分所充實：朱特的自述，及朱特與斯奈德對歐洲歷史和政治的討論。話題涵蓋納粹大屠殺、馬克思主義、猶太復國運動及歐洲起源、歐洲及美國的社會規(guī)劃等。本書即將由三輝圖書和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摘選自托尼·朱特為本書所寫的跋，由出版方授權澎湃新聞使用。

本書“談論”的是20世紀。但為什么是一個世紀？簡單地將這一概念斥為老生常談，并根據(jù)其他因素——經(jīng)濟創(chuàng)新、政治變革或文化變遷——來重訂我們的紀年表，這是很有誘惑力的。但這有一點點不誠實。正因為它是一項人類的發(fā)明，所以按十年或百年來編排時間在人類事務中至關重要。人們很看重轉折點，結果這些轉折點便贏得了某種重要性。

有時候，這純屬機緣巧合：17世紀的英國人清楚地意識到了從16世紀到17世紀的轉變，因為它恰好是伊麗莎白女王駕崩、詹姆士一世登基之時——在英國政治中，這是一個真正意義重大的時刻。1900年也大抵如是。尤其對英國人來說是如此——1900年后不久便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駕崩，后者在位64年，并以其名字定義了一個時代—不過對法國人來說也同樣如此，他們敏銳地覺察到了文化的變遷，這些變遷本身共同形成了一個時代：世紀末（the fin-de-siècle）。

但即便沒什么特別的事情發(fā)生，事后看來，這些世俗的里程碑也幾乎總是形成了一個參照點。當我們提到19世紀時，我們清楚自己所談論的是什么，這正是因為這一時代呈現(xiàn)出一些獨有的氣質——并遠在其結束之前便已如此。沒有人認為，世界在“1800年左右”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但到了19世紀60年代，當時的人便十分清楚，是什么讓他們的時代區(qū)別于他們18世紀先輩的時代——而這些區(qū)別對人們理解他們的時代來說變得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加以認真對待。

那么，20世紀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能夠對之說些什么——或如據(jù)傳的周恩來關于法國大革命的妙評，現(xiàn)在還為時過早？我們不能遲遲不做回應，因為20世紀被貼標簽、闡釋、援引和抨擊要多于任何一個世紀。新近關于它的最知名論述——著者為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將“短暫的20世紀”（從1917年的俄國革命到1989年的蘇聯(lián)解體）形容為一個“極端的年代”。這一關于20世紀諸多事件的頗為陰郁—或至少發(fā)人深省—的解釋回蕩在許多年輕歷史學家的作品當中：馬克·馬佐爾可以說是一個代表性例子，他將其關于歐洲20世紀的論著取名為“黑暗大陸”。

對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記載所做的這樣一種可信概括，其問題恰恰在于，它們太執(zhí)拗于人們在當時對這些事件的經(jīng)歷。這個時代始于一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zhàn)，并終于這一時代大多數(shù)信仰體系的瓦解：事后看來，我們很難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從亞美尼亞大屠殺到波斯尼亞大屠殺，從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滅，從西方前線到朝鮮前線，20世紀是一個不間斷的關于人類不幸和集體苦難的故事，我們從中吃了一塹長了一智。

但如果我們不以一段恐怖敘事作為開始，那會如何？事后看來，且僅僅事后看來，20世紀見證了人類一般境況的顯著改善。醫(yī)學發(fā)現(xiàn)、政治變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數(shù)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預期壽命更長，也更健康。他們也更為——從我剛寫的那部分內(nèi)容來看，這可能顯得有些怪異——安全，至少大多數(shù)時候如此。

這或許可被視為這一時代的某種矛盾性：在許多業(yè)已成立的國家里，生活得到了顯著改善。但由于國家間沖突的空前高漲，與戰(zhàn)爭和占領相關的風險也急劇增強。因此從一個視角來看，20世紀只不過延續(xù)了19世紀所引以為豪的進步與發(fā)展。而從另一個視角看來，這是向17世紀——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60年）讓國際體系穩(wěn)定了長達兩個半世紀之前——國際無政府主義和暴力的令人沮喪的回歸。

事件呈現(xiàn)在當時人面前時的意義，與我們今天看待它們的方式似乎有極大的不同。這可能聽起來很明顯，但實際則不然。俄國革命和之后共產(chǎn)主義向東西兩個方向的擴張，鑄就了一種強有力的必然性敘事；在這一敘事里，資本主義注定要失敗——不管是在不久的將來，還是某個未經(jīng)明確指明的時刻。即便是那些對這一前景感到絕望的人，在他們看來，這似乎也絕非沒有可能，并且其影響塑造了這個時代。

雖然我們可以正確地認為，20世紀被暴力的威脅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極端主義給主宰了，但除非我們明白這些極端主義吸引了比我們所樂意承認的多得多的人，否則我們便無法理解20世紀。自由主義最終取得勝利——盡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各個不同制度基礎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時代發(fā)展之一。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證明了它驚人的適應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書的主旨之一。

對非歷史學家來說，親身經(jīng)歷過人們所敘述的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處的。時間的流逝造成了許多障礙：物證可能不足，我們主人公的世界觀對我們來說可能很陌生，而習以為常的范疇（“中世紀”“黑暗時代”“啟蒙”）給人們的誤導可能比解釋更多。距離也會成為一種障礙：對語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奮者，也會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鳩筆下的波斯人或許對一種文化的理解比當?shù)厝烁鼮樯钊?，但他們也并非永不犯錯。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歷史學家可能會讓傳記性的洞見影響其冷靜的分析。我們被教導說，學者應與其作品保持距離，而且大體上這是審慎的建議——看看當歷史學家變得比歷史更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時會有何后果。但我們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都帶著我們自身一生中的偏見和記憶，而且有時候這些偏見和記憶會派上一些用場。

以我自己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來一直撰寫的這段歷史名副其實的同代人。我至少親身觀察到了過去半個世紀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這不能確保擁有一個客觀的視角，甚或更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種鮮活感。在場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這是不帶感情的學者所缺少的：我認為這就是人們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為是”（opinionated）時所指的意思。

這又有何妨？一個沒有自己觀點的歷史學家（或事實上任何人）不會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論述自身時代的著作中對人和主導性觀念沒有主觀的看法，這也著實怪異。一本自以為是的著作與一本為作者偏見所扭曲的著作之間的區(qū)別在我看來是：前者承認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質，且并不佯稱絕對的客觀。就我自己來說，無論在《戰(zhàn)后歐洲史》還是在更晚近的回憶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視角立基于我所出生的時代和環(huán)境：我的教育、家庭、階級和世代。這些都不應被理解為一種解釋，更不是對與眾不同的闡釋的一種辯護；它們只是給讀者提供一種對它們進行評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當然，沒有人完全是自己時代的產(chǎn)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時而緊跟思想和學術的動態(tài)，時而與之偏離。由于成長于一個馬克思主義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對我同時代左翼人士的狂熱無動于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兩年時間—投身于猶太復國主義—讓我只是間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熱情的影響。我很感謝蒂姆揭示了這些變化：它們于我而言頗為朦朧，而且我承認事實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

在劍橋—在觀念史和英國史學史領域，這里是新學術的溫床，但在當代歐洲史領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對法國史的研究，讓我學會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結果是，我從未像那些跟劍橋的約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過事的同齡人那樣，成為某個“學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動地成為了我天然感到親和的那一類人：對專業(yè)化的學院史學界來說，我差不多是個局外人。

這有一些弊端，正如從外部加入一群社會—學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處。其一是始終對“局內(nèi)人”抱有一些懷疑，包括他們的文獻、方法和傳承的做法。這被證明在美國更為不利，在那里，專業(yè)上的因循守舊比在英國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問，對我年輕的同行們?yōu)橹畠A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誠自己從未聽過：我從未借助“該領域的文獻”來開展研究。相反，這些同行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我正在讀政治哲學，而我正式的“職位”卻是社會史。在我還年輕的時候，這讓我很沒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卻成了一種驕傲。

回顧過去，我很高興自己堅守歷史的領地，而拒絕了從小到大各位老師們勸我成為一名文學或政治學的研究者的誘惑。與歷史有關的一些東西—強調通過時間來解釋變化，以及主題的開放性—在我13歲時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當我最終找到時間來寫一部關于我自己時代的敘事史時，我十分確信這是理解它們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確信。

一位在劍橋給我授過課的老教師曾因為我迷戀自然界和地質的構造（我當時正在研究普羅旺斯的社會主義，并對風景和氣候的重要性很感興趣）而對我橫加訓斥?！暗乩?，”他告訴我說，“是跟地圖（maps）有關。而歷史是跟伙計們（chaps）有關。”這句話我從未忘記，既因為它不言而喻是正確的——我們塑造了我們自身的歷史——也因為它如此明顯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將塑造這段歷史所置身的背景視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這里面，地圖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事實上，地圖與伙計的區(qū)別，雖然不言而喻是真實的，但也是誤導性的。我們都是地圖的產(chǎn)物，無論是真實的還是隱喻性的。我童年時的地理——我去過的地方，見過的事物—對我個人的塑造不遜于我的父母或老師。我青年和少年時的“地圖”同樣十分重要。其獨特的既猶太又英倫的特質，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南部—仍彌漫著愛德華時代的習俗（mores）與社會關系的氣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來自普特尼，而非毗鄰的富勒姆）：若沒有這些坐標，后續(xù)的事情便難以解釋了。60年代的劍橋，及其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與精英向上流動的混合；70年代的學術界，衰敗中的馬克思主義與個人化的狂熱之間不穩(wěn)定的結合：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來學術軌跡的背景，任何有興趣了解這些的人很可能發(fā)現(xiàn)，那幅地圖是個可用的指引。

我若是沒有寫過十幾本著作和數(shù)百篇特立獨行的文章，可能還會擔心，這些對話和反思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唯我論。我還沒寫過自傳，盡管最近幾個月里我發(fā)表了回憶錄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確信，對歷史學家來說，恰當?shù)哪J模式便是修辭上的隱身。不過在得到鼓勵而透露了我個人的些許過往之后，我承認這對理解我個人在關于其他過往的研究上的貢獻很有幫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