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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中國最后一個武狀元之死
1898年,中國最后一個武狀元之死
光緒二十四年(1898),直隸開州(今河南濮陽)人張三甲,來到戊戌政變后的京城。
張三甲此行的目的,是參加武舉會試。此前一年,他參加鄉(xiāng)試,不負眾望,以精湛的武功,考取了武舉人。
現(xiàn)在是進一步獲取功名的時候,張三甲被認為是當年武狀元的熱門人選。
他出身武術世家,自小習武。據(jù)說十四五歲時,曾將鄰家門前兩個數(shù)百斤重的石獅子舉過頭頂,玩耍一陣后放回原地,面不改色氣不喘。
他拜在武林名師楊國昌門下,“弓、劍、刀、石,色色冠群”,是楊門中的希望所在。
參加會試的武舉人,大多出身豪門富戶。張三甲家境不咋滴,朝中又無人,心灰意冷了一大半,原想著耍耍武功露露臉,就打道回府了。
沒想到,會試拿了個頭名。
武進士已經(jīng)到手,還可以更進一步。殿試中,張三甲手提一柄一百八十斤重的大刀,威風凜凜。他擺定架式,揮起大刀,前后左右寒光閃閃,只見刀光,不見人影,如蛟龍潛水,似鯤鵬展翅,令人目不暇接,望而生畏。
突然“哐啷”一聲,大刀落地,全場愕然。
張三甲處變不驚,用右腳猛力一搓,腳尖一挑,大刀順勢飛起,正落手中,接著連耍數(shù)招,全程有如行云流水。
憑借這次出色的“救場”,張三甲一舉奪得武狀元,欽命御前頭等侍衛(wèi)。
春風得意馬蹄疾,張三甲匆忙回鄉(xiāng)省親。直隸省城、開州等地方官員名流,絡繹不絕登門拜訪,贈匾道喜。
張三甲天天忙于應酬,迎來送往,回鄉(xiāng)十幾天便患了重病,臥床不起。經(jīng)多方診治無效而死,年僅22歲。一切加諸于身的功名榮耀,戛然而止。
張三甲衣錦還鄉(xiāng)的時候,廢除武舉的呼聲,已經(jīng)響徹晚清。一個自身命運極具悲劇色彩的人物,最終,成為中國最后一個武狀元。
悲劇沾染了傳奇,如此而已。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永久廢除武舉考試制度。
張三甲之死,成為中國1200年武舉制度的一個隱喻:當一項制度制造出來的頂級精英,命運竟然孱弱如此,這項制度本身的命運,也就到頭了。

清代武舉部分考試科目

中國的武舉制度,創(chuàng)始于武則天長安二年(702)。此后,盡管歷朝歷代不時有廢除或停止武舉的決策(比如元代不搞武舉,明代前期也不搞武舉),但就歷史大勢而言,武人終于像文人考科舉一樣,有了一條常設的晉升通道,可以實現(xiàn)階層流動。
到清末永久廢除武舉,這項考試制度前后存在了1200年。
然而,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有名可查的武狀元,不過280人左右。算下來,平均每四年多,才有一個武狀元的名字流傳下來。

武則天開創(chuàng)了武舉制度
武狀元如此鳳毛麟角,一個原因是確實難考,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文人對武人的鄙視造成的。
我們都知道,武狀元、武進士的名字、生平等要流傳下來,靠一只手打遍天下是沒用的,終歸還是得靠文人的一支筆。尤其是歷代修史者的那支筆。
很不幸,那支掌握話語權(quán)的筆,不僅文人相輕,而且文武相輕。北宋修史的歐陽修,就直接撂下一句話,武舉毫無價值,史書無需浪費紙墨。
完了,只要這句話,唐代的武狀元狀況基本就湮滅了。
按照唐朝的武舉制度,一年一考,少說也誕生了一兩百號的武狀元。但我們現(xiàn)在知道的,唐代武狀元(含武進士)只有41人。
這41人中,有19人籍貫不詳。剩下22人,山西一省就拿下11人,占了一半。可見,在唐代,山西人的武功是最硬的,打遍天下無敵手。其次是陜西,國都所在,出了4個武狀元。第三是河北,占了2個。

天下武功,半出河東(唐代河東,主要指山西一帶)。山西人憑什么撐起了武舉制度的半壁江山?
憑什么,就憑山西是大唐的發(fā)家之地。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雖然依仗關隴集團的支持,但其發(fā)兵的武力支撐,來自山西。晉陽(今太原)起兵,相當于李唐王朝的武昌起義,意義可想而知。
此外,唐代的山西,經(jīng)濟地位類似今天的廣東。經(jīng)濟實力雄厚,無疑也是催生武狀元的適宜土壤。連飯都吃不飽,還有力氣習武嗎?
山西人這么能打,恰好唐代的武舉,是百分百純武舉,只考武不考文。這樣的制度簡直為山西人量身定制,想不贏都難。

當時武舉的科目,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考射箭,分為馬射和步射。
二是考體力,有翹關和負重?!瓣P”是過去城門用的長門栓,所謂“翹關”,即要求武人單手握門栓的一端,用力把門栓平端起來。負重一科,則要求武人背著五石(約600斤)米,往前走,走的步數(shù)越多,成績越好。
三是考身材和言語,就是看你高不高大,威不威猛,以及基本的對答是否流利。
到了宋代,武舉的考試重點變了,山西“武狀元省”的寶座就不保了。

武舉制度的設立,是為國家選拔靠譜的武將。對武將的要求,素質(zhì)肯定要全面,武功、謀略、戰(zhàn)術、大局觀、忠誠度,都非常重要,有一身蠻力是遠遠不夠的。
宋代對整個武舉制度進行了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對考試科目重劃重點。
具體來說,宋代武舉分為比試(資格考試)、解試、省試和殿試四級,考試科目既考武藝,又考程文。
武藝科目包括弓步射、弓馬射、弩踏、掄使刀槍等器械,仍以步射、馬射為主,即主要看射箭成績。
科目的變更是根據(jù)當時的戰(zhàn)爭需求設立的。唐代的翹關、負重等科目,到宋代,被挽弓開弩取代,通過拉弓弩的幅度,測試武人的力量。
唐代武舉看材貌身高,這時,這一指標也成為募兵中的基本條件,無需單獨面試。
宋代比唐代增設了程文(一般稱為“內(nèi)場”)考試,包括策問和兵書墨義。也就是說,宋代的“術科”要考文化課,既要根據(jù)時務邊防進行答對,類似于現(xiàn)在的申論,也要講解兵書的主要意思,相當于現(xiàn)在的默寫原文+閱讀理解。
而且,文化課的難度和占比,還挺大。當時的武學(類似公辦武校),對那些文化課賊棒但武藝一般的學生,都會格外開恩,列為優(yōu)等生,尤其照顧那些知陣法、懂謀略的考生,武藝不及格也不要緊。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仁宗“親試武舉十二人”,主要考騎射和策問,以策問為主,即“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這說明,宋代皇帝確實重文輕武,選武進士,文化課還是排第一位。
這些改革,有利于促使武人從四肢發(fā)達頭腦簡單,向大塊頭有大智慧的方向發(fā)展。隨之而來,是“武狀元省”的轉(zhuǎn)移。
唐代武功獨步天下的山西,此時被浙江取而代之。兩宋共產(chǎn)生武狀元74人,除去籍貫不詳者24人(大部分為北宋武狀元),剩下50人中,浙江一省24人,幾乎占了一半。
福建這一時期有15名武狀元,也相當厲害,僅次于浙江。
可以看出,兩宋武狀元的地域分布,與文狀元的分布基本一致。

浙江省內(nèi),平陽縣兩宋時期出了14名武狀元,由此被譽為“武狀元之鄉(xiāng)”。同時期,東陽縣也將6頂武狀元桂冠收入囊中。

這不難理解,因為經(jīng)過宋代的武舉改革,武舉名為考武,實為考文,哪些地方文風盛,文武狀元就盡收囊中沒商量了。
還有一點必須說明,南宋的地盤被局限在南方,北方很多省份無緣參加南宋武舉,這也使這一時期的武舉成為南方各省專屬舞臺。

南宋版圖局限于東南一角
前面說了,北宋繼承和改革武舉的初衷,是要通過海選求得將帥之才。但在實際操作中,與這一目標相去甚遠。武舉人、武進士的職務安排,不是安置在京城負責捉賊、當騎兵教練,就是被派往邊疆一線,充當士卒,離將帥不止一點兩點那么遠。
原因嘛,當然出在制度上。只要是考試,就會存在應試教育問題,宋代也不例外。所以當時的情況,朝廷歸結(jié)為“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就是考試跟實戰(zhàn)脫鉤了,武進士到了實戰(zhàn),徹底懵圈,不堪大用。
因此,唐代武舉出身還有個郭子儀撐門面,宋代名將卻基本不是武舉出身,被人津津樂道的,竟然是一個9歲的武狀元朱虎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與悲哀。

相比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明代版圖的擴張,讓武狀元的地域分布在全國范圍內(nèi)更具說服力。那么,大一統(tǒng)的明代,哪個地方最出武狀元呢?
答案,跟宋代一樣,得從武舉的考試重點去找。
朱元璋時代,他曾訓斥說,武舉“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武學、武舉遂被打入冷宮。直到明朝立國百年后,武舉才恢復正?;?。
就考試內(nèi)容和側(cè)重點而言,明代幾乎是宋代的翻版,即相當重視文化課成績。
以鄉(xiāng)試(省考)為例,明代規(guī)定要考三場:第一場考騎馬射箭,以三十五步為準;第二場考跑步射箭,以八十步為準;第三場筆試,或問古兵法,或問時務。
這些考試內(nèi)容,尤其是射箭一項,從唐到清,整個冷兵器時代都未被淘汰,說明它有很實際的一面。
古代作戰(zhàn),弓射最具殺傷力,也最難防備。八十步以外,一箭射去,效果和現(xiàn)在用槍差不多。所以當時武舉考射箭,道理跟現(xiàn)在的士兵練射擊打靶是一樣一樣的。
至于徒手搏擊這一類我們熟悉的傳統(tǒng)武術,在戰(zhàn)場上是幾乎不可能出現(xiàn)的。所以從未被列為考試重點。
萬歷末年曾有過一次實行武舉改革的議論,有朝臣主張設“將材武科”,初場試武藝,內(nèi)容包括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zhàn)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
顯然易見,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可惜并未引起朝廷重視,只是說說罷了。
由于文化科目的比重仍然很大,明代出文狀元的地方,也盛產(chǎn)武狀元。
整個明代有武狀元52人,其中籍貫可考者,45人。
這45名武狀元中,江浙兩省分掉一半。其中,江蘇13人,浙江10人。接下來,安徽4人,排第三。全國前七名的省份里,除了陜西,都位于南方。這與文狀元前五名的省份,都是南方省份的狀況高度重疊。
按南北方來分,明代武狀元39人出自南方,占87%;僅有6人出自北方,只占13%。

南方人武舉厲害,除了前面講到的文化課占優(yōu)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明中期沿海倭患嚴重,促使當?shù)鼐用裰匾曃渌嚕倚纬闪曃涞姆諊?/p>
在倭患最嚴重的嘉靖朝,12名籍貫可考的武狀元中,就有9人來自江浙地區(qū)。可見,倭寇侵擾對武狀元地理分布的影響還是蠻大的。
到了崇禎時代,面對內(nèi)憂外患,崇禎帝銳意重武,力圖改革武舉重文輕武的舊習。
崇禎四年(1631),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能使用百斤大刀舞刀花的,只有王來聘、徐彥琦兩人。發(fā)榜后,徐彥琦榜上無名。崇禎帝認為有人作弊,將考官、監(jiān)試御史等一大批官員下獄、撤職,再命人重新主持復試。
此后,直到明朝滅亡前一年,每隔三年,崇禎帝都是親自主持殿試,欽點武狀元,封官許愿賜戰(zhàn)袍。在特殊年代,給予了武狀元無上的榮耀。
盡管這一切,并不能挽回大明的落日余暉。

崇禎非常重視武舉,但改變不了明亡命運

清代的武舉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受重視,武狀元授官也比前代優(yōu)厚許多。一旦欽點武狀元,立馬從平頭百姓,成為正三品將領,不是授予參將,就是紫禁城中的頭等侍衛(wèi),跟坐直升機一個樣。
清朝皇帝個個精得很,武舉一方面是精選將才,另一方面是“別有用心”。怎么個“別有用心”法?社會上的武藝精英,即使不干嘛,只是通過制度選拔,將這些人豢養(yǎng)起來,也總比留在世上謀反生事強。
清代武舉一改宋明兩代重文輕武的趨向,在考試制度沿襲明代的基礎上,將錄用標準逐步恢復到注重武藝的本質(zhì)上。
讓北方武人屢屢吃虧的文化科目,在清代漸漸往容易的方向改革。
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于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
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滴跄觊g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進一步縮小命題范圍,規(guī)定題目都選自《武經(jīng)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于內(nèi)場,于是干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jīng)七書》中一段,通常只要一百字左右。
這已經(jīng)把文化科目難度,降到了小學生的水平。內(nèi)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
周星馳主演的電影《武狀元蘇乞兒》中,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官二代蘇燦,要不是仇家揭發(fā),差點就高中武狀元。這種情況,在宋明兩代絕不可能出現(xiàn),但在清代,極有可能。

《武狀元蘇乞兒》劇照
文化科目在武舉中淪為陪襯的結(jié)果,是北方省份終于壓過南方省份,在武狀元數(shù)量上包攬前兩名。
清代共有109名武狀元,直隸(今河北、北京、天津全部,以及河南一小部分)占了41名,山東占了14名。這兩個典型的北方省份,一舉拿下全國武狀元的一半名額。

明代武狀元人數(shù)最多的江浙兩省,此時并列第三名,分別有7名武狀元。但絕對數(shù)被直隸、山東拉開一大截。
全國武狀元人數(shù)前七名的省份,除江浙兩省外,都是北方省份。與明代的情況,形成了有意思的反差。
河北人突然發(fā)飆,力壓全國,與該省武風素盛分不開。但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河北拱衛(wèi)京師,清代給的鄉(xiāng)試名額總比其他省給得多,得到了政策性的照顧,就跟現(xiàn)在的北京考生,考清華、北大總比其他省容易一個樣。
自唐代以來,武功最高、武狀元最多的省份,兜了一圈,終于又回到北方。

輪回亦意味著終結(jié)。晚清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進一步突顯了傳統(tǒng)武舉弓矢刀石的可笑。
1901年7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lián)合上奏,請求與時俱進,廢除武舉,理由是“硬弓刀石之拙,固無益于戰(zhàn)征,弧矢之利,亦遠遜于火器”。武舉選拔出來的人才,武功再高,也敵不過槍炮。這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實。
一個多月后,清廷下旨,宣布永遠停止武舉考試。一個個河北人,作為武舉制度最后的贏家,黯然散入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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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王鴻鵬等編著:《中國歷代武狀元》,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
李晴:《明代武狀元地理分布研究》,載《皖西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王金龍:《清代武狀元籍貫與地域分布》,載《歷史檔案》,2017年第4期
馬明達:《清代的武舉制度》,載《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

原標題:《1898年,中國最后一個武狀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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