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公眾對于歷史和考古的關(guān)注持續(xù)升溫，一些原本非常小眾的話題也逐漸進入了大眾的視野，每次大型考古發(fā)現(xiàn)都能在輿論和民眾中引起極大的反響。與考古和文物有關(guān)的學術(shù)著作乃至文學作品也是層出不窮。然而，眾聲喧嘩伴隨著泥沙俱下，很多我們今日常見的說法，其實是不準確甚至是完全錯誤的。8月14日，著名文物學家、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孫機先生在國家圖書館作了題為《當前文物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對目前考古界和文物研究中常見的誤區(qū)作了一次“撥亂反正”。澎湃新聞（m.dbgt.com.cn）對講座內(nèi)容擇要摘錄，以饗讀者。

中國古代有“圖騰崇拜”嗎？

孫先生指出，“圖騰”原指古文明中部落所崇奉的動物形象，常見于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同一部落和氏族之間供奉一個動物，以其為圖騰，認為自己的祖先由這一圖騰演變而來，本質(zhì)上是一種類似于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在祭祀或重大節(jié)日時，該部落還會宰殺圖騰動物并分而食之，他們認為這一行為能夠使自己祖先的精血轉(zhuǎn)移到自己身上?？偠灾?，“圖騰”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項社會制度，不同的部落之間通過圖騰來確立彼此的身份認同。

然而，近年來，不少人想當然地將“圖騰”引入國內(nèi)，認為中國古代社會也有“圖騰崇拜”。以商朝為例，《詩經(jīng)?商頌》有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辈簧偃藫?jù)此認為，商朝以“玄鳥”（燕子）為圖騰。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考古發(fā)現(xiàn)可以支持這一論斷。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崇拜同一圖騰的人之間不得通婚；然而，在中國，即使是上古時代，奉行的也只是“同姓不婚”的原則。

有考古發(fā)現(xiàn)認為印第安人的很多字母符號與甲骨文有相似之處，因此，中國上古時代的先民很可能和印第安人是同一群人，也共享了圖騰崇拜的信仰。但實際上，孫機表示，根據(jù)地理學家的研究，至少在8000年前，白令海峽的冰期就已經(jīng)結(jié)束了。在商朝所處的年代（約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白令海峽已經(jīng)是一片無法步行通過的汪洋大海。如果是乘船前往的話，中國直到漢朝才出現(xiàn)了能夠適應(yīng)較遠距離航行的帆船。所以，商人最早發(fā)現(xiàn)美洲并成為印第安人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玉器時代”存在嗎？

“玉器時代”是中國大陸的一些考古學者命名的一個時代，介于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之間，為中國所獨有。從新石器時代起的不同文明都有不少玉器出土，考古學者認為玉器時代的特征是以玉作為主要的生產(chǎn)和生活工具。但是，孫機認為，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什么“玉器時代”。

孫機指出，在生產(chǎn)力水平還很低下的上古時代，玉器的制造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磨玉一般是用馬尾巴結(jié)成的繩，混雜著水和沙，在玉器上進行打磨?！叭逄煜聛恚茉谟裆夏コ鰝€痕跡就不錯了”，孫機說，“人都是要講求一個投入產(chǎn)出比的，你花好幾年時間才把玉打磨成一個工具，拿去地里耕地，刨了半天就碎了，這不是傻嗎？古人會笨到去做這種事嗎？”

孫機進一步指出：我們說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是因為石器和青銅是那個時代主要的生產(chǎn)工具。但是，玉因為它制作困難且價值連城的屬性，在上古時代，絕不可能成為主要的生產(chǎn)工具，“玉器時代”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孫機認為，在西周以前，玉因為它晶瑩透亮的品質(zhì)，被先民們認為可以通靈，因此主要作為一種宗教用具；而在漢以后，一直到南北朝，玉器主要作為一種佩飾，也因佛教的傳入，作法器和佛像造像之用；到宋以后，玉的宗教意味逐漸被剝離，主要作為純粹欣賞和審美用途的裝飾和家中擺設(shè)。

“金縷玉衣”的誤會

金縷玉衣為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死后所用，外觀與人體形狀相同。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級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線縷結(jié)，稱為“金縷玉衣”，其他貴族則使用銀線、銅線編造，稱為“銀縷玉衣”、“銅縷玉衣”。從東周時的“綴玉衣服”，到三國時曹丕下詔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年。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金縷玉衣”在河北滿城的中山靖王墓中出土，吸引了中外考古學界的目光。

但孫機指出，“玉衣”的說法，其實是錯誤的。古書上一般稱“玉衣”為“玉匣”或“玉柙”。實際上，“玉衣”是“棺”而非“衣”。漢朝時，喪葬制度已經(jīng)非常規(guī)范化，不同等級和地位的人，其墓葬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決不能僭越或違背。達官貴人的棺材都有多個內(nèi)棺，“玉匣”則是“親身之棺”，是最內(nèi)層的“棺”，類似于埃及木乃伊，其實是棺材而非衣服。如今大家都管“玉匣”叫“玉衣”，雖然是名不正言不順，但是九訛成真、三人成虎，也只好默認這一稱號了。

在講座中，孫機調(diào)侃道，現(xiàn)在很多的文物研究者，在鑒定文物時基本只有兩句話，第一句“真的”，第二句“兩百萬”。至于真在何處，貴在何處，則絕不多說一句，一般民眾對此也并不在意。孫機認為，文物研究，一定要從文物背后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乃至思想狀況出發(fā)，在一個更廣闊的時空中去研究文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一個文物的價值及其背后所承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