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拉丁美洲發(fā)生了兩件全世界關注的大事：第一，盤踞在哥委邊界安第斯山脈中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Ejército del Pueblo）宣布與哥倫比亞政府簽訂永久?；饏f(xié)議，哥倫比亞境內長達半個世紀的武裝沖突終于告一段落；第二，游擊隊員出身、素有“鐵娘子”之稱的巴西總統(tǒng)羅塞夫在參眾兩院的彈劾投票中被罷免。兩件事情看似毫不相關，卻共同指向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那段武裝革命歲月——哥倫比亞人民軍自1964年起就卷入了與政府的武裝沖突之中；而羅塞夫曾是一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游擊隊員，1970年因反對政府而坐了三年大牢。

那一代的拉美左派武裝革命分子，基本都是在卡斯特羅、切·格瓦拉、托洛茨基、毛澤東的影響下逐步成長起來的。在他們心中，完全的公平與正義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在他們眼里，現(xiàn)實的拉美在“體制性暴力”的壓迫下，只剩下武裝革命這一條唯一的出路。一時之間，《游擊戰(zhàn)》、《論持久戰(zhàn)》、《革命中的革命》成了這批人手中的圣經，哈瓦那、莫斯科、北京、河內則成了他們心中的精神圣地。他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如同卡斯特羅那樣，成功地在拉丁美洲各國建立起完全擺脫美國操縱、獨立自主的左派政權，抑或是不成功便成仁，效仿格瓦拉為了革命理想而血灑疆場。

當然，除了對革命前輩理論與精神遺產方面的繼承之外，一波主要興起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南錐體各國的游擊熱潮也做出了不少異于前輩的調整與改變，在此基礎上，拉美的游擊戰(zhàn)爭延續(xù)了下去，幾乎貫穿了整個七十年代。

鋼鐵叢林中的游擊戰(zhàn)是如何興起的

首先，這批人與革命前輩不同，不再過分地糾結于發(fā)動革命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而是將目光更多地放在“人”這一因素之上。具體說來，如果按照卡斯特羅等的經驗，游擊戰(zhàn)發(fā)起的最佳地點當然是在廣闊的鄉(xiāng)村或者崇山峻嶺之中，因為山嶺與鄉(xiāng)村廣闊的縱深和復雜的地形能夠充分發(fā)揮游擊戰(zhàn)的機動性與隱蔽性，而這正是游擊戰(zhàn)的精髓。然而在當時的南錐體國家中，人口集中于各大城市、鄉(xiāng)村山林地廣人稀，“鄉(xiāng)村游擊戰(zhàn)”或是“叢林游擊戰(zhàn)”模式根本無法執(zhí)行下去。早在1966年“拉丁美洲團結組織”（Organiz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lidaridad, OLAS）分析拉美各國情勢時就說道：“在智利或者烏拉圭這種地方談論游擊戰(zhàn)，就像拒絕在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開展游擊戰(zhàn)一樣，是一件荒謬的事情。”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分析，格瓦拉來到了玻利維亞，開始在叢林中打起了游擊。不僅如此，在那段時期，智利、阿根廷與烏拉圭的一批左派分子也追隨著他的腳步，來到了玻利維亞的叢林中。 然而1967年格瓦拉的戰(zhàn)死與其麾下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Eje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 ELN）的潰敗使大家對游擊戰(zhàn)有關地理論述的態(tài)度有了一定的變化。

阿根廷革命家喬·巴克斯特(John Baxter)在之后的一次左派集會中便說道：

“戰(zhàn)爭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問題。哪里有做好斗爭準備的民眾，哪里就能發(fā)動戰(zhàn)爭。我們不會去潘帕斯大草原搞游擊戰(zhàn)，不是因為那里太過平坦，而是因為那里沒有足夠的民眾。如果那里有數(shù)量可觀的居民，我們早就在那里展開行動了?！?/p>

無獨有偶，烏拉圭游擊隊“圖帕馬羅”運動的領導人吉列（Guillen）也說道：“由鋼筋水泥構建起來的叢林比那些由樹木組成的叢林要安全多了，同時，城市中所有的運輸系統(tǒng)也是鄉(xiāng)村地區(qū)所無法比擬的。”

正是在這種結合了當時南錐體各國具體情勢游擊理念的指引下，七十年代這批新涌現(xiàn)的游擊隊員主要活動于人口眾多、商業(yè)繁華的大都市中。其中比較典型的代表包括格瓦拉犧牲之后重組的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Eje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 ELN）、智利的“左派革命運動”（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 MIR）、阿根廷的“人民革命軍”（Eje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 ERP）以及烏拉圭的“國民解放運動——圖帕馬羅”（Movimien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 Tupamaros, MLNT）。由于沒有屬于自己的“根據(jù)地”，這些散居在城市房屋、公寓中的游擊隊員便只得時不時地通過非常規(guī)的方式來獲取支持自己行動的資金。在這些行動中，就包括之后一再被人詬病的搶劫與綁架。雖然這些行動基本上都是針對政府部門或是外資企業(yè)高層，但行動中對平民或是政府員工的誤傷卻也是難以避免的，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在社會中一部分人將其視為“英雄”的同時，政府、媒體與部分中上層人士經常將他們斥為“恐怖分子”。

“冷戰(zhàn)”不冷：游擊隊聯(lián)盟的興起

由鄉(xiāng)村山林到城市的轉變之外，這批興起于南錐體各國的游擊隊也逐步意識到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并開始構建遍布南錐體各國的游擊隊聯(lián)盟。雖然早在1966年，作為拉美革命中心的古巴就曾經建立過“拉丁美洲團結組織”（OLAS），然而這一組織實際上的主要話事人是古巴以及其背后的蘇聯(lián)政府。該組織希望通過協(xié)助有可能發(fā)動革命的國家建立游擊隊來擴大古巴和左派在拉美的影響力與控制力，因此也可以被視為古巴“輸出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之后，格瓦拉南下玻利維亞，一手組建了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烏拉圭、智利、阿根廷等國的部分游擊戰(zhàn)士也慕名而來。可以說，這些外籍成員的加入奠定了之后南錐體游擊隊相互交流的基礎。1967年格瓦拉犧牲后，“民族解放軍”原有的外籍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回到了自己的國家，并運用在玻利維亞的斗爭經驗，在南錐體各國建立整合游擊隊。這些新出現(xiàn)的游擊隊擁有比較大的自主性，基本不再受到哈瓦那或莫斯科的影響。當然，這一事態(tài)的變化也與古巴七十年代的戰(zhàn)略收縮與冷戰(zhàn)中美蘇進入相持階段有關。

然而，在當時的南錐體，“冷戰(zhàn)”并沒有絲毫冷卻下來的跡象。阿根廷“人民革命軍”的領導人桑杜秋（Santucho）期望通過這種游擊隊之間的聯(lián)盟，遙相呼應地在南錐體各國同時制造多個“革命焦點”，并通過相互支持、相互保障的聯(lián)合行動給各國政府帶來更大的殺傷力、引起社會動蕩并最終達成全民革命的目標。從1968年開始，上述的幾只游擊隊之間就開始有了情報交換、人員往來以及財政支持等方面的相互合作。1972年11月，這些游擊隊的領導人更是齊聚智利圣地亞哥，打算將之前的相互合作與支持常規(guī)化與制度化，“革命協(xié)作委員會”（Junta de Coordinación Revolucionaria, JCR）由此誕生。在隨后發(fā)表的聯(lián)合宣言中，這些領導人表明了他們建立這樣一個聯(lián)合組織的目的，那就是：“將那些革命的先鋒團結起來，以便更加堅定地走武裝革命對抗帝國主義的道路，并在拉美各國最終達成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結合七十年代初拉美傳統(tǒng)左派意欲通過和平選舉來獲取權力的意圖以及智利阿連德最終成功當選總統(tǒng)的事實，就不難明白這一宣揚針對的對象以及用意了。隨著阿連德上臺之后智利政局的惡化，在拉美左派內部，“和平選舉派”與“武裝革命派”由來已久的分歧也在進一步地加深。

1973年9月皮諾切特的政變以及阿連德的殉職，宣告了和平選舉之路的失敗，同時也更加堅定了這批游擊隊員武裝革命的決心。憑借之前綁架行動所獲得的巨額贖金，“革命協(xié)作委員會”在安第斯山脈中建立起了兵工廠，開始生產彈藥、手榴彈、迫擊炮甚至火箭炮，并花重金購買了小型飛機和卡車，負責將生產的武器秘密運送到南錐體各國游擊隊的手中。1975年，這一兵工廠成功地造出了第一挺自產重機槍，并起名為“JCR一號”（JCR Uno）。在武器后勤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之后，阿根廷的、智利的“左派革命運動”與烏拉圭的“國民解放運動——圖帕馬羅”開始在各自境內開展武裝活動。布宜諾斯艾利斯、羅薩里奧、科爾多瓦、圣地亞哥與蒙德維的亞都成了他們行動的場所，“人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人在桑杜秋的帶領下，還在阿根廷的土庫曼省暫時建立起了一小塊的根據(jù)地。不僅如此，從1974年前，這些不同組織中的成員便經常跨越國境，與友軍一起策劃并實施各個游擊任務了，比如，1973年阿根廷游擊隊領導人和納爾多·阿爾特（Gerardo Alter）在烏拉圭弗羅里達地區(qū)的犧牲、1974年Tupamaro戰(zhàn)士休果（Hugo）在土庫曼的事跡以及巴克斯特參與阿根廷綁架菲亞特高管的事件等。

第二波游擊戰(zhàn)：超越左派的武裝革命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武裝革命的概念已不僅僅局限于左派聯(lián)合的游擊隊中，而是蔓延到了整個社會之中。甚至在原本最為保守的拉美天主教會里，都能聞到一股“革命騷動”的氣息。

實際上從五十年代開始，拉美天主教會中的傳教士便在對中下層民眾的傳教過程中遇到了很多亟需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并產生了一些全新的觀念。在諸多現(xiàn)實問題中，貧窮以及社會不公首當其中。著名的阿根廷神父卡洛斯·穆?？ǎ–arlos Mujica）曾對朋友敘述過自己在一個貧民區(qū)的見聞：

“那天剛下過雨，貧民區(qū)的泥巴路十分泥濘。我走到一戶棚子前，一位懷抱幼兒、骨瘦如柴的母親看著我問道：‘我的孩子都要餓死了，上帝為什么視而不見？’”

現(xiàn)實與義理之間的矛盾與張力使得很多傳教士不僅無法回答上述問題，還開始使傳教士中的一部分成員開始思考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1965年梵二會議的召開使得拉美教會有機會提出“優(yōu)先揀選窮人”的口號，并得到了梵蒂岡的支持。不過在之后的具體行動中，一部分傳教士開始感受到真正使得窮人陷入這種絕望境地的是那些“不公平的制度”，而要消除它們，僅僅靠“傳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是根本無能為力的”。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古巴革命和上述左派游擊隊的活動似乎讓部分傳教士和天主教徒看到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用武裝革命來回擊“制度性的暴力”，并最終建立一個“《圣經》中所描繪的人間天堂”。

抱著這樣的信念，哥倫比亞神父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加入了游擊隊并最終戰(zhàn)死沙場；阿根廷基督徒胡安·愛洛尼奧（Juan Elorrio）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創(chuàng)辦《基督教與革命》（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并宣揚武裝起義；眾多拉美神學家開始在著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等左派話語來解釋拉美的現(xiàn)狀；智利由中下層傳教士與教徒組建的“為了社會主義的基督徒”（Cristianos por el Socialismo）的團體組織運動也開始運行壯大起來。種種事例，一方面反映出當時革命理念對拉美天主教會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天主教的加入也給拉美的革命運動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使得不少左派人士頭腦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宗教觀所帶來的對宗教的負面印象慢慢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左派人士與天主教下層之間的交流慢慢增多，雙方開始了在社會運動（罷工、游行，游擊戰(zhàn)）等方面的合作，而這一系列合作則又為之后學理化、系統(tǒng)化“解放神學”的出現(xiàn)奠定了經驗實踐方面的基礎。

正是在這三種變化的影響下，這波興起于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游擊戰(zhàn)”才避免了重蹈覆轍，存活了下來并貫穿了整個七十年代。隨著1976年阿根廷民主政府的淪陷，整個南錐體國家都進入了軍人當政的階段。面對這一波具有全新特征的游擊隊，新上臺的軍事政府也加強了各國軍隊和情報機構之間交流和聯(lián)合，并最終在智利皮諾切特的倡導下，建立了橫跨各國的聯(lián)合軍事情報機構——禿鷹行動（Operacion Condor）。在各國軍事政府的配合鎮(zhèn)壓下，上述的幾支游擊隊逐漸在七十年代后期喪失了組織活動的能力，剩余的流亡分子一部分到了古巴，開始參與在中美洲地區(qū)的游擊革命運動；另一部分則流散到歐洲，與之前的拉美傳統(tǒng)左派政黨匯合，試圖在人權民主的旗幟下向軍事政府施壓，并期望通過此舉使得自己的祖國重返昔日的民主軌道。

南錐體的游擊隊運動雖然逐漸式微，但這種不屈革命斗爭的精神以及對建立一個更好社會的向往卻留存了下來，并隨著剩余成員的流動逐步地傳播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尼加拉瓜革命，“桑地諾陣線”中就有不少之前阿根廷與智利的游擊隊隊員。而那些前往歐洲的游擊分子，在南錐體各國逐步重返民主后，回到祖國，與傳統(tǒng)的左派政黨一起通過政治競選的方式，繼續(xù)著自己的斗爭歷程。也正是后者中的精英，在二十世紀初紛紛上臺執(zhí)政，共同促成了“拉美左轉”的歷史事實。

時至今日，不論是哥倫比亞游擊隊?；饏f(xié)議的簽訂還是拉美大部分政府的和平右轉（包括羅塞夫的下臺）似乎都在向世人宣告左派執(zhí)政的告一段落，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武裝革命的終結。時代在進步，今日的拉美似乎不再需要通過兵戎相見來解決昔日同樣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