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和平的“失敗”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10月7日宣布，將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哥倫比亞總統(tǒng)桑托斯，以表彰他對結束哥倫比亞內戰(zhàn)所作的貢獻。這本來是件西方人民喜聞樂見的事情，然而由于幾天前歷史又一次詭譎地沒有按劇本上演，這個獎多少有點不尷不尬。

10月2日，哥倫比亞舉行了一場全民公投，哥倫比亞人要決定的是贊成還是反對旨在結束內戰(zhàn)的和平協(xié)定。哥倫比亞內戰(zhàn)打了半個多世紀，是拉美歷時最久、最血腥的內戰(zhàn)，交戰(zhàn)雙方為哥倫比亞政府軍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簡稱“哥武”）?？梢哉f，這是拉美在冷戰(zhàn)時代盛行的政府軍和游擊隊沖突的最后一例。和平協(xié)定的談判歷時四年之久，得到了美國奧巴馬政府、古巴政府以及歐盟的支持。9月26日，哥倫比亞總統(tǒng)桑托斯和“哥武”領袖隆多尼奧簽署了和平協(xié)定。然而與各方極高的期待相違背的是，在10月2日的公投中，該協(xié)定并沒有通過：50.2%的人投了反對票——這像極了英國的退歐公投。為什么會這樣？美國《外交事務》雜志近日刊文（Colombia’s Failed Peace: Why It Failed, and What Comes Next），分析了其中的來龍去脈。文章未必沒有偏見，僅供參考。

文章首先分析了和平協(xié)議未能通過的原因。盡管這次公投向海外的哥倫比亞人開放（他們極力反對該協(xié)議），但投票率還是非常低，尤其在加勒比海沿岸（和平協(xié)議獲強烈支持的地區(qū)），這或許與颶風的影響有關。此外協(xié)議未能通過還有三個深層原因：一是哥倫比亞人對“哥武”的厭惡，后者早已放棄了起左翼意識形態(tài)，在麻醉毒品交易中變得十分貪婪；二是不少人認為政府換取和平的代價過高，和平協(xié)議包括了大赦“哥武”成員，把該組織吸納進政治系統(tǒng)；三是在哥倫比亞的主要政治勢力中依然存在分歧，即所謂和平與正義何者優(yōu)先的分歧。

文章接著介紹了哥倫比亞內戰(zhàn)的歷史。冷戰(zhàn)結束后，拉美大多數的革命運動式微，但“哥武”卻興盛于后冷戰(zhàn)時代，其鼎盛期正是本世紀初。無疑“哥武”和一般的游擊叛亂不同，它誕生于冷戰(zhàn)前，可以上溯到1948到1958年間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內戰(zhàn)。對自由黨的幻滅，尤其對其不愿在農村重新分配土地的失望，導致“哥武”作為哥共的武裝派別在1964年形成。1970年代，“哥武”向城市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qū)開進，與哥政府軍直接對峙?？煽扇~種植的興起促進了“哥武”的擴張：它從最初向販毒集團收稅，到1990年代開始直接參與麻醉劑的生產和分銷。1999年，美國以禁毒的名義介入了哥倫比亞的沖突，出巨資支持哥政府軍，使后者成為拉美第二大軍事力量。

早在1980年代初，哥政府就試圖與“哥武”講和，而桑托斯此次主導的和平協(xié)議之所以得以成形，乃是受惠于美國支持的哥倫比亞政府軍對“哥武”的沉重打擊。2012年2月，沖突雙方來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談判桌，居中調停的是美國前外交官阿倫森。根據和平協(xié)議，“哥武”將在六個月內解除武裝，把武器上交給聯(lián)合國調查員，并對內戰(zhàn)的受害者給予賠償。此后，高階的“哥武”成員將在歷史委員會面前全面懺悔以獲得赦免，而哥倫比亞參眾兩院亦分別為該組織預留了五個席位，旨在促進其向政黨轉型。不過和平進程還有許多不確定性。比如，如何安置數千名武裝力量的游擊戰(zhàn)士？許多人是舉家參戰(zhàn)，三代革命，終其一生都在戰(zhàn)斗。哥倫比亞的政治精英亦在和平協(xié)議面前分裂：現(xiàn)任總統(tǒng)桑托斯是一位經濟學家，出身于一個報紙出版商家庭，體現(xiàn)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的城市哥倫比亞，他擁護全球化，歡迎海外投資。前總統(tǒng)烏里韋是和平協(xié)議的主要反對者，他痛恨“哥武”，不僅因為他的父親于1983年被該組織殺害，也因為他本人來自保守地區(qū)，與鄉(xiāng)村精英關系密切。

《外交事務》的文章依然看好哥倫比亞的和平前景。公投結束后，桑托斯立馬表示他將派代表去哈瓦那重啟談判；“哥武”方面也發(fā)表聲明，對公投未獲通過表示遺憾，但重申了其對和平進程的支持。國際社會對和平的企盼同樣強烈：美國承諾提供三億九千萬美元的援助計劃來支持恢復重建；歐盟已把“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從其恐怖組織名單上移除。

只不過歷史會往哪個方向走，終難預料。

奧巴馬撰文寄言繼任者：我已經做得夠多了，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場美國總統(tǒng)競選辯論將于美國東部時間10月9日晚——本文發(fā)表的時候——進行。此前，《華盛頓郵報》把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特朗普十年前開女人“玩笑”（‘grab them by the pussy’）的帶子翻了出來，令他焦頭爛額；維基解密亦適時公開了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對金融高管所作的內部演，盡顯了她的二皮臉本色（‘a public and a private position’）。不過，與其糾結這些，我們還不如關心一下現(xiàn)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的退休感言。10月8日，《經濟學人》刊發(fā)了奧巴馬的文章《前面的路》（The Way Ahead），文中，他自我表揚了過去八年的政績，回應了當前的問題，指出經濟政策中還有四個關鍵領域存在未盡之事。

奧巴馬開篇說，連日來，人們總會問他同一個問題：美國的政治制度怎么了？為什么一個受惠于移民、貿易、技術創(chuàng)新最多的國家，突然就產生了一股反移民、反創(chuàng)新的保護主義之風？為什么一些極左，以及更多的極右分子，要擁抱粗暴的民粹主義？——這個民粹主義許諾了一個不可能恢復、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也從未存在過的過去。當前，某種不滿的情緒正席卷全球，這種情緒體現(xiàn)為對國際機構、貿易協(xié)定和移民的懷疑，體現(xiàn)在英國的退歐公投和民粹主義政黨在世界各地的興起。

奧巴馬認為，就美國而言，這種不滿很大程度上來自某些非經濟的恐慌，呼應了美國歷次反對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傾向。但其中一些不滿則植根于對經濟實力的憂慮：幾十年來生產率增長的下滑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導致中低收入家庭增收減緩；全球化和自動化削弱了工人的地位及其確保體面工資的能力；許多本可能成為物理學家和工程師的人投身于把錢在金融行業(yè)移來移去的事業(yè)之中。不過在承認了這些弊端后，奧巴馬立馬說：資本主義仍是迄今為止為世界帶來繁榮和機會的最大驅動；全球化和技術改革使人們擺脫了貧困，增加了收入。對他而言，定義當今世界的是這樣一種悖論：世界空前繁榮，但我們的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于是，擺在人們面前的選擇便是，要么退回到舊的封閉式經濟，要么繼續(xù)向前，承認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但致力于使全球經濟更好地服務于所有人，而不是頂端的少數人。

奧巴馬接著分析道：利益動機確實能夠成為公共善的推力，但其本身并不能確保廣泛分享的繁榮和增長，市場如果任其為所欲為必然會導致失敗。甚者，一個由1%的人控制其他99%的人的財富的世界注定不會穩(wěn)定。當智能手機讓任何人可以看到特權者的生活時，不義之感四處蔓延。

面對上述矛盾和復雜的美國經濟，奧巴馬認為他的繼任者應該應對四種結構性挑戰(zhàn)：（一）推進生產率增長；（二）迎戰(zhàn)不平等程度的加劇；（三）確保所有想工作的人工作；（四）建立具有適應能力的經濟體為將來的增長做準備。

首先，技術進步并沒有充分推進生產率增長，過去十年里所有G7國家的生產率增速都在放緩。奧巴馬認為造成減速的原因有內外兩個方面：一是由金融危機造成的公私投資的減少；二是美國的自我設限，如反稅收意識形態(tài)拒絕任何公共資助，對赤字的過分關注影響了基礎設施建設，政治制度中宗派情緒嚴重使得許多政策無法順利推行。對此，奧巴馬提供的方案是：助推私人投資，把公共投資花在基礎研發(fā)上，扶持教育，促進出口貿易。

其次，在發(fā)達經濟體中，不平等的情況日益嚴重。1979年，1%的美國家庭獲得了占總體7%的稅后收入，到2007年，這一份額上升到了17%。不平等的加劇損害了社會的向上流動：不僅要往上層流動越來越難，要失去在頂端的位置也越來越難。奧巴馬認為文化和價值的變遷在其中發(fā)揮的主要作用：過去，高管和工人的收入差異會受到各層級員工間更大的社會互動的約束，但如今這種約束因素已經消失。奧巴馬說，他的政府已經通過稅收來調節(jié)收入分配，將來在這方面應該采取更積極的措施；此外工會得扮演重要的角色，工會應該變得更靈活以適應全球競爭。

第三，長期以來，美國適齡工作人口的工作參與率在下滑：1953年，25到54歲的男性非勞動力比例為3%，今天這個數字是12%。非自愿的失業(yè)危害生活滿意度、自尊心、健康和道德。與此相關的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濫用毒品，未接受大學教育的美國人因服藥過量致死和自殺的現(xiàn)象也層出不窮。奧巴馬提出的政策建議是：為因換工作而收入下降的人們提供工資險，提高高質量社區(qū)大學的錄取率，積極實施帶薪休假，保障病假，改革刑事司法體系，讓更多人在出獄后能夠重新成為勞動力。

最后，金融危機讓人們意識到一個更有適應力的經濟體的必要性，這樣的經濟體應該可持續(xù)地發(fā)展，不會為了現(xiàn)在的利益去掠奪將來。奧巴馬標榜了他在金融危機后對華爾街實施的改革：大金融機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輕易獲得資金，不會大而不倒；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成立使消費者可以在申貸時就獲知明確的還款條款。不過奧巴馬也承認，影子銀行系統(tǒng)和住房信貸系統(tǒng)依然存在不少問題。

奧巴馬最后說，美國的政治制度或許令人沮喪，但它是兩個多世紀的經濟、社會進步之源。在他執(zhí)政期間，第二次大蕭條被阻止，汽車業(yè)獲得有效援助，金融體系規(guī)則全面改寫，醫(yī)療制度成功改革，新的減排規(guī)則被引入：總之，新的基礎奠定了。

哦，一切真有他說的那么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