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21年前死刑錯案的平反，引發(fā)個別法學界人士和媒體的歡呼贊譽。然而，冷靜思考不難發(fā)現，這種為死者平反的活動雖然意義重大，但是，畢竟人死不能復生，而死刑錯案在客觀上又難以避免，因此，設法防止今后的錯殺案例，其意義將遠遠大于為死者平反。

古今中外，無論法治程度如何，刑事錯案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

研究表明，美國每年真實的錯判人數大約在5000至10000人之間，被錯判監(jiān)禁的人數在2000至4000人之間。美國犯罪學家薩繆爾·格羅斯（Samuel R.Gross）篩選出來的全美328宗著名錯罪案件表明，自1989年以來的15年間，美國的錯案比例急劇上升，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每年12件，上升到2000年以后平均每年43件。

最受公眾關注的死刑錯案統(tǒng)計，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有學者對美國1973年至1995年的4578宗死刑上訴案例進行了統(tǒng)計，發(fā)現有7%的犯罪人屬于嚴重錯誤引發(fā)的無罪錯案。有學者對美國1982年至1989年的強奸和殺人死刑案件進行分析，發(fā)現至少有3.3%的人屬于無罪錯案，該學者預測真實比例應為5%。還有學者研究發(fā)現，美國自1973年以來，大約有2.3%的死刑被告人是被錯誤定罪的，這些人本來應當是無罪。甚至有研究發(fā)現，由陪審團定罪的錯案率竟然高達10%！

英國的錯案情況絲毫不遜于美國。據學者研究，英國在1988年至1999年的11年間，被上訴法院刑庭撤銷的案件共計8470例，平均每年達770例；英國刑事案例評估委員會曾經評估了1997年到2000年的2381宗案件，其中38%的案件被改判無罪。

20世紀中期三個已處決“罪犯”的平反，曾引發(fā)英國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論，并推動英國加快了死刑廢除的步伐。在蒂莫西·伊文思（Timothy Evans）案中，主人公是一名智商低下的男子，他因為1949年向警察承認謀殺了妻子和女兒，而于1950年被處決，但是三年之后，真兇落網。1966年，伊文思終于在死后16年獲得了平反。在1952年的德雷克·賓利（Derek Bentley）案中，智力只相當于11歲兒童的19歲主人公因與一名16歲同案人在共同盜竊過程中槍殺了一名警察，而于1953年被處決。但隨后發(fā)現的證據表明賓利在槍擊發(fā)生之前15分鐘已經被警方拘捕。該案引發(fā)了英國公眾的廣泛同情，賓利終于在45年之后的1998年獲得平反。在露絲·埃利斯（Ruth Ellis）案中，女主人公因被指控槍殺了對她不忠的情人而于1955年被判死刑，成為英國歷史上最后一個被絞死的婦女，時年28歲。但事后新發(fā)現的證據表明，其死刑裁判認定事實錯誤。

在一向以司法公正相標榜的加拿大，其刑事錯案也屢見不鮮。研究表明，在過去20年里，加拿大約有40到75宗刑事錯案被改判無罪，但每年大概有450宗錯案；2002年到2006年間，加拿大有114名罪犯向司法部申請定罪審查，在22個完成調查的申請中，共有7宗無罪和4宗重新審理或上訴的案例。

在日本，近年來由于公訴和警察系統(tǒng)采取更長的拘押措施，引發(fā)大量無罪的人做有罪供訴，致日本最近幾年刑事錯案率大幅上升，時常出現被改判無罪的案件。例如，一名叫菅家利的司機因涉嫌于1990年殺害一名幼女，而于1992年被判處終身監(jiān)禁。2009年真兇出現后，他被改判無罪。

以色列已出現大量針對恐怖犯罪活動的刑事錯案。法國、德國、北愛爾蘭等國家的刑事無罪錯案也屢屢出現，例如，法國上訴法庭2005年推翻了2000年對6位戀童癖的有罪判決。

在“預防公正”數據庫網站（forejustice.org）收錄的全球102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650宗刑事錯案中，有573名無罪的人被錯判死刑，死刑錯判率占全部錯案的15.7%；728名無罪的人被錯判無期徒刑；1486名被判故意殺人罪的人被監(jiān)禁平均超過9年；525名被判強奸罪的人被監(jiān)禁平均達10年以上；161人在死后被法庭改判無罪或恩赦，占比4.4%。數據顯示，自1901至2012年，美國共計2112人，英國共計503人，澳大利亞共計108人被錯誤定罪。即使是最后30年，情況也不容樂觀，如美國1981年后每年仍有40.6人被錯誤定罪，英國1981年后每年仍有8.8人被錯誤定罪。

以上研究數據足以證明，刑事錯案的發(fā)生是不可避免的，這一事實也逐漸為我國專家學者和實務部門認識到。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沈德詠2013年5月指出，要想100%杜絕冤假錯案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法治發(fā)達的西方國家，冤假錯案也普遍存在，例如，美國1989年“中央公園慢跑者”強奸案兇犯于2002年被判處無罪，澳大利亞1981年的“暗夜哭聲案”殺人犯在遭監(jiān)禁31年后于2012年被改判無罪。訴訟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也形象地指出，冤假錯案是古今中外刑事司法領域難以驅散的幽靈，錯判的發(fā)生具有普遍性和蟄伏性。

由于人命關天，防止即將被冤殺的人被錯誤地執(zhí)行死刑，其意義無可估量。而在冰冷的數據對比面前，為已經被冤殺的個別人平反，意義已經非常有限。因此，當務之急，是盡快發(fā)現還有哪些死刑錯案，盡量防止無辜的人再被冤殺。

刑事錯案發(fā)生的原因，既有人類認識能力有限的因素，也有諸多人為因素。由于刑事判案是根據現有證據去推測過去發(fā)生的事實，加之偵查能力有限，因此法律真實與事實真實之間必然存在或大或小的空隙，而公檢法破案結案的壓力、審判過程中的歧視、眾多案外因素的干擾、目擊證人的記憶錯誤、警察和公訴人的職業(yè)不道德、法醫(yī)科學的發(fā)展水平、刑訊逼供等等，均可促成錯案的形成。

既然錯案的發(fā)生不可避免，我們就應正視現實，加強對錯案發(fā)生原因的研究，以便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對策。近年來，美國通過對錯案發(fā)生原因的具體梳理，在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研究中都做了改革完善和技術創(chuàng)新，如在立法上出臺了《無辜者保護法案》，在司法上針對不同訴訟階段產生錯案的誘因采取不同應對措施，在理論研究方面建立多元化錯案研究委員會，為錯案防治提供豐富而全面的理論指引等，其行之有效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刑事錯案不可避免地推動它們最終廢除了死刑。我國雖然廢除死刑的時機尚不成熟，但借鑒國外的做法，加強死刑錯案原因研究，對死刑案件建立多重審查機制，延長死刑犯執(zhí)行死刑前的羈押審查期限，加大懲治司法腐敗力度，建立科學合理的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事前控制與事后救濟的雙管齊下，牢固樹立少殺、慎殺的理念，對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案件一律不判處死刑等，將有利于減少死刑錯案的發(fā)生。

由于死刑錯案難以避免而人的生命無價，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審核制度，找出現有死刑案件中的冤假錯案，防止冤殺錯殺，應當是死刑復核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現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標志。而推動最高法院更加慎重地對待死刑復核和核準，讓相關當事人清醒地認識到“錯案肯定會有”而且“比例不低”，從而更加耐心細致、高度認真負責地完成死刑復核及核準工作，將是學者們的重要擔當。

呼吁阻止眾多生者被冤殺，其意義永遠大于呼吁為個別死者平反，當然，這更需要學者們的勇氣和擔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