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首都

港口不能壟斷所有的信息。各國的首都，尤其像羅馬、巴黎和倫敦，是港口最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在政治新聞領(lǐng)域尤其如此。

羅馬長久以來一直與威尼斯爭奪信息中心的地位。首先，梵蒂岡是天主教世界的總部，它是日本、埃塞俄比亞和中國以及歐洲一些國家大使前來拜訪的中心，也是教皇使者（羅馬教廷大使）定期發(fā)回報告的中心。其次，羅馬是多明我會、方濟各會以及耶穌會等傳教修道會的總部所在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耶穌會，來自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分部和大學要向羅馬的修道會長作定期匯報或寄送年簡。17 世紀教廷傳信部（類似西班牙分部）成為另一個獲取傳教地區(qū)信息的知識的中心。

E.de Witte,painting,Amsterdam Stock Exchange(1653):Rotterdam,Boymans-van Beuningen Museum

16 世紀90 年代喬萬尼·波特羅（Giovanni Botero）能在羅馬匯編成《環(huán)球行紀》（Relazionini Universali），靠的是他與耶穌會士網(wǎng)絡(luò)的聯(lián)系。比如，他引用了波塞維諾（Possevino）對俄國的描繪，貢扎爾沃·德·席爾瓦（Gonzalvo de Silva）對非洲莫諾莫塔帕（Monomotapa）的描述，以及剛從中國回到歐洲的羅明堅（Michele Ruggiero）帶來的知識。盡管他選擇以論說文形式來呈現(xiàn)他的材料，但他有時也會講講最熱門的新聞。他在闡述中國時會停頓下來，告訴讀者說：“當我寫到這時，新聞傳來說留在中國的兩位神父遭受了種種迫害。”

羅馬也是學術(shù)信息的中心。它的教育機構(gòu)享譽歐洲，包括羅馬第一大學以及為培養(yǎng)外國留學生傳教士而創(chuàng)辦的多所學院——德國學院（1552）、希臘學院（1577）、英國學院（1578）、馬龍派教會學院（1584）以及愛爾蘭學院（1628）。羅馬城同樣是林西和烏莫里斯提等學院的所在地，以及古文物學家佛勒威奧·歐斯尼（Fulvio Orsini）、鑒賞家加西諾·德·波佐（Cassiano del Pozzo）和博學家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等非正式學術(shù)圈的所在地。它吸引了來自法國、西班牙、德國等地的學者。

巴黎（以及自17 世紀以來作為其衛(wèi)星城的凡爾賽）是另一個政治信息的中心。路易十四時代的土耳其、波斯、摩洛哥和暹羅大使館提醒我們，當時外交往來并不僅限于歐洲國家。17 世紀時，法國中央集權(quán)的不斷加強是伴隨著信息不斷傳入巴黎而發(fā)生的。

巴黎也是一座學術(shù)信息的中心。官方機構(gòu)如皇家圖書館、皇家植物園、法蘭西科學院、法國天文臺和法蘭西金石銘文與文藝學院，進行信息的收集與討論。巴黎同樣是一座非正式學會和學院的中心。人文主義學者在迪皮伊兄弟（the Dupuys）位于普特溫大街（Rue des Poitevins）住宅中會面，這個地方是歷史學家雅克-奧古斯特·德·圖（Jacques-Auuste de Thou）著名圖書館的所在地，1617 年由迪皮伊兄弟正式繼承。1619 年至1648 年間， 包括笛卡兒、帕斯卡和伽桑狄（Gassendi）在內(nèi)的自然哲學家，在毗鄰皇家廣場（現(xiàn)為孚日廣場，Place des Vosges） 的馬林·梅森修道院（Marin Mersenne） 里聚集。1632 年至1642 年間，泰奧弗拉斯特·雷諾多在他位于巴黎圣母院的加蘭德大街（rue de la Calandre）的通訊處（職業(yè)介紹所）舉辦多種主題講座，任何想聽的人都可以參加。

至于倫敦的重要性，在于它同時兼有港口和首都兩方面功能。倫敦城是俄國公司（成立于1555 年）、黎凡特公司（成立于1581 年）、東印度公司（成立于1599 年）以及阿非利加公司（成立于1672 年）的總部所在地。很多國外信息都傳到倫敦個體商人那里，但是各公司的總部也收集信息，比如莫斯科大公國會館，就有約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等學者在那里與商人會面，討論地圖與路線事宜。位于利德豪大街的東印度商行，與其荷蘭競爭對手有一些同樣的功能。那里儲藏著地圖、海圖及航海日志，而寄往此處的信件則提供了有關(guān)印度貨物價格等詳細信息。

以這種方式傳入倫敦的信息不盡是商業(yè)信息。皇家學會秘書長亨利· 奧爾登堡在他給第三年的《哲學會報》所寫的序言中寫道，那些從“美洲殖民地”和其他地方傳到“這個著名大都市”的信息，歸根結(jié)底要拜貿(mào)易所賜。同樣，皇家學會歷史學家托馬斯· 斯普萊特，將倫敦“這個強大帝國的首都”比作“促進知識發(fā)展的殿堂”，以及“最適合由世界各國的報告與情報組成的知識的歸宿地”。

皇家學會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場所，但也有競爭對手。16 世紀晚期以降，位于主教門街的格雷沙姆學院就有關(guān)于自然哲學等主題的公開講座。華威巷的醫(yī)學院也有講座，1657 年一位醫(yī)生形容它是真正的所羅門宮（Solomon’s House）。人文學科則有古文物專家研究會，他們于1586—1608 年間在圣保羅大教堂附近的德比之家《先驅(qū)報》辦公室探討英國歷史。正式而言倫敦缺少一所大學，但它是四大律師學院（Inns of Court）所在地，這是一所律師培訓學校，有時被稱之為第三所大學。

從歐洲他國所來的移民，也為倫敦帶來了知識，使倫敦城的知識更為豐富。奧爾登堡本人來自不來梅，他的朋友哈特利布則來自埃爾賓（今波蘭埃爾布隆格）。和在阿姆斯特丹的情況一樣，從法國來的新教難民當中就有很多文人，他們在17 世紀晚期定居于倫敦。

圖書館的地理學

如果我們考察大型圖書館的地理分布，可以證實某些歐洲城市在知識界的優(yōu)勢，但是城市與圖書館的關(guān)系也并非完全如此，比如牛津伯德利圖書館，是一座小型大學城里的大型圖書館；而埃斯科里亞爾圖書館（Escorial Library）則位于城市的遠郊地區(qū)。為了闡釋它們所處的位置，不得不談到兩位富人的興趣。國王菲利普二世建了埃斯科里亞爾圖書館，而托馬斯·伯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則將其藏書捐贈給了牛津大學。

Engraving,West Indish Huis,from P.Zesen,Beschreibung von Amsterdam(Amsterdam,1664)

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國，最好的圖書館都在最大的城市。在意大利，重要的城市像佛羅倫薩（有勞倫齊阿納圖書館）、威尼斯（有馬爾恰納圖書館）、米蘭（有安布洛其亞圖書），最重要的是羅馬（有梵蒂岡圖書館、羅馬第一大學圖書館、羅馬耶穌會圖書館、1614 年開放的安杰麗卡圖書館，以及巴貝里尼圖書館、塞西和斯巴達家族圖書館、克里斯蒂娜女王圖書館等重要的私人圖書館）。旅游指南中都有這些圖書館的信息。意大利神父卡羅·皮亞扎（Carlo Piazza）所著《羅馬著名圖書館》（1698）一書，對上述圖書館作了最為翔實的描述。

那不勒斯也是一座擁有好圖書館的意大利城市，其中法學家朱塞佩·瓦勒塔（Giuseppe Valletta）的圖書館在1700 年左右就有1 萬冊藏書。然而作為知識中心，這座城市在17 世紀晚期開始走向衰落。一些當?shù)貙W者向英國訪客吉爾伯特·伯內(nèi)特（Gilbert Burnet）訴說，他把這些人對宗教法庭及如何艱難地從英國和荷蘭共和國獲取書籍的抱怨都記錄了下來。

我們暫且以維柯為例說明17、18 世紀之際那不勒斯學術(shù)上的問題。要寫一部關(guān)于比較歷史的巨著，作者當然需要很多信息。維柯成長于17 世紀晚期的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是一座活躍的知識交流中心，并能方便地得到拉丁文新作。當維柯漸漸長大，他和那不勒斯都陷入了孤立境地。文人共和國的兩門必備語言——法語與英語，他都不很精通。維柯日益陷于孤立的跡象之一體現(xiàn)在他1744 年發(fā)表的杰作《新科學》（Scienza Nuova）最后一版上，對于日本的討論竟未提及恩格伯特· 坎普法早在二十年前的重要研究。

巴黎居民則更為幸運。17 世紀末期，巴黎的圖書館數(shù)量超過了羅馬。12 世紀的圣維克多圖書館于1500 年左右已完成圖書編目工作，并于17 世紀正式對公眾開放；還有大學圖書館、克萊蒙耶穌學院圖書館（為向路易十四致敬后改名為路易大帝圖書館）、大主教馬扎然（Mazarin）圖書館（在他死后變成公共圖書館）以及皇家圖書館，它在16 世紀60 年代從布洛瓦搬遷到巴黎，并于17、18 世紀逐漸對公眾開放。1692 年一份巴黎指南列出了不止32 座讀者可以隨意進入的圖書館，包括3 個公共圖書館（馬扎然圖書館、圣維克多圖書館及皇家植物園圖書館）。

目前所提到的城市并不均勻分布于整個歐洲，而是集中于南部和西部地區(qū)。是時候?qū)⒁曇稗D(zhuǎn)向歐洲大陸中部、北部和東部。中歐的大學較多，14、15 世紀時已形成一個大學網(wǎng)絡(luò)，包含了布拉格、克拉科夫、維也納、萊比錫和波若尼（今天的布拉迪斯拉發(fā)）等大學。1576 年至1612 年魯?shù)婪蚨澜y(tǒng)治時期，他位于布拉格的行宮成為當時知識的中心，吸引了天文學家第谷· 布拉赫和約翰· 開普勒（Johann Kepler）和煉金術(shù)士麥克爾· 麥爾（Michael Maier）和麥克爾· 桑蒂夫吉烏斯（Michael Sendivogius）以及人文主義者匈牙利人約翰內(nèi)斯· 桑蒲庫斯（Johannes Sambucus）。長久以來，更為重要的城市是維也納。它不僅是大學的所在地， 還有一座帝國圖書館——霍夫圖書館（the Hofbibliothek）的所在地。到1600 年為止，該圖書館已有1 萬冊左右的藏書；60 年代曾由圖書管理員彼得· 蘭貝克（Peter Lambeck）進行細致清點；而到1680 年，它已擁有8 萬冊藏書，因此18 世紀初重建了一座更為恢宏的圖書館，不久后向公眾開放。

而北歐和東歐地區(qū)則人口稀少，因此其城市也往往較?。箍瞥浅猓膊幌衲蠚W和西歐城市那么集中。除了創(chuàng)辦于1477 年的烏普薩拉大學，其他學術(shù)機構(gòu)成立更晚。比如1578 年在維爾紐斯，1632年在多帕特（即塔爾圖）和基輔，1668 年在倫德，1661 年在利沃夫，1687 年在莫斯科（一座神學院）及1724 年在圣彼得堡才紛紛成立學術(shù)機構(gòu)。盡管在這個大區(qū)域中只有少量印刷廠和書店，但在17 世紀末還是略有發(fā)展。為發(fā)展東歐市場（參見下文第164 頁），在阿姆斯特丹所印的書，是讀者的幸運，但卻阻礙了當?shù)刂R的交流。盡管1661 年沃芬布特爾的公爵圖書館已有2.8 萬冊藏書，1760 年哥廷根大學圖書館有5 萬冊藏書，1786 年柏林皇家圖書館有8 萬冊藏書，但大型圖書館在這一地區(qū)還是較為稀缺。

有兩個現(xiàn)象可以表明在這些地區(qū)比在西歐更難接觸到知識。首先，許多學者向西遷徙，不論是去用圖書館，如17 世紀拜訪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德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學者；還是去那里長住，如波希米亞學者揚·阿姆斯·夸美紐斯曾住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其次，18 世紀早期，在萊布尼茨建議之下，普魯士及俄國政府想要引進外國學者以便將柏林和圣彼得堡打造成知識的中心。這些引進學者中，就有數(shù)學家尼古拉斯·伯努利和丹尼爾·伯努利兄弟（Nicolas and Daniel Bernoulli）、萊昂哈德·歐拉（Leonhard Euler）和皮埃爾·莫波替斯。

除了會有一些不便，在東歐或中東歐小城鎮(zhèn)上繼續(xù)追求學術(shù)生涯還是有可能的。以歷史學家馬蒂亞斯·貝爾（Matthias Bél）為例，他一生都住在波若尼這個地方，但他研究的是本地的歷史。巴托洛梅烏斯·凱克曼（Bartholom?us Keckermann）短暫一生大半生活在但澤地區(qū)（Gdańsk），出版了至少25 本著作，但基本上是對各個學科的系統(tǒng)組織，并不需要特別的信息。

對于母語不是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荷蘭語或英語的歐洲人來說，甚至獲取日常學問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中歐和東歐國家到后來才逐漸開始出版本國語言的參考書籍，比如阿帕扎·謝雷·詹努斯的《匈牙利百科全書》（Apáczai Csere János, Hungarian Encyclopadia, 1653），以及第一部波蘭語百科全書——契米洛夫斯基出版于18 世紀中葉的《新雅典》（Chmielowski, Nowe Ateny）。

我們可舉墨西哥的卡洛斯·德·錫古恩薩·貢戈拉（Carlos de Sigüenza y Góngora）為例，生動說明學者依然要面對遠離學術(shù)中心所帶來的問題。他生活在一個有大學和印刷出版社的大城市，他本人是大學數(shù)學教授。盡管如此，他在書寫本國歷史和古代史時，包括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前所用的象形文字，錫古恩薩還是被迫引用塞繆爾·帕切斯（Samuel Purchas）和阿塔納斯·珂雪等歐洲人的著作。只有這些外文書才印有這種象形文字。為了親眼看看這些已由西班牙人帶回歐洲且又散布他處的手稿，他必須造訪羅馬和牛津這些遙遠的城市。

（本文摘自彼得·伯克著《知識社會史：從古登堡到狄德羅》，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6年11月。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