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唐代以府兵制為后人所稱頌，宋代主要實行募兵制，而標榜恢復中華的朱元璋卻建立了以部分人世代從軍為基礎的衛(wèi)所制度，其理論和現(xiàn)實上的根源是什么呢？

李新峰：談到“某某兵制”，如募兵制，衡量標準是兵役的自由程度。唐代中期至兩宋的募兵制相對自由，與此相反的，是征兵制和世兵制，如西漢就實行征兵制，曹魏則實行世兵制，等等。粗略地勾勒一下，可以說，唐初的府兵制，是招募基礎上的征兵制，而明代的衛(wèi)所制，是征召基礎上的世兵制。從漢魏到唐初再到兩宋，征兵、世兵逐漸讓位于募兵，而明代衛(wèi)所制兼有征兵、世兵色彩，似乎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現(xiàn)象。但細看起來，明初衛(wèi)所制又頗具合理性。

明初的制度體系，來源有四。朱元璋設范立制時，曾宣示基本國策：“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睗h代遼遠，此處主要是修辭，恢復中華的兩大學習目標，是唐和宋。在此理論上的根源之外，還有現(xiàn)實上的兩項：自然而然的建國前紅軍傳統(tǒng)，與不情愿但非繼承不可的元朝制度。

“亦參以宋朝之典”，可以發(fā)生在很多領域。但宋朝冗兵積弱，投入巨額人力物力，戰(zhàn)績?nèi)匀辉愀?。朱元璋在表彰藍玉北伐時，說過一段語無倫次但觀點鮮明的話：“宋窘于遼，將士披堅無措，民疲轉運，歲愈多艱，終被元伐，謀臣妄誕，貽笑至今。”而唐代建牙漠北，耀兵西域，武功之盛深得后人崇敬。所以，明初的軍事制度，必然學唐，特別是武功最盛、實行府兵制的唐代前期，而不學宋。

早在建國前四年，朱元璋部紅軍已經(jīng)糅雜元朝中央與地方兵制、龍鳳政權的“宋”制，在行伍之中初創(chuàng)了衛(wèi)所。元代實行世兵制，北方征服部族與金宋降軍之家，自然是世襲軍戶。紅軍初創(chuàng)衛(wèi)所，必然模仿元制，區(qū)分戶籍，以軍戶為正軍的保障性來源。建國前后，明軍不斷壯大，前元軍戶被命令保留原有戶籍，出軍當差。為加強北邊、沿海、西南等地防務，洪武朝廷多次在民間大規(guī)模抽籍編伍，即量丁抽取民人，垛集為軍。終明之世，充軍措施作為僅次于死刑的嚴厲刑罰，源源不斷地為衛(wèi)所提供軍人。

可見，與元代相對自然寬松的世兵制不同，明初，國家以空前高漲的管制社會的能力，通過從征、歸附、謫發(fā)、抽籍等各渠道，將大量民人強制征召入伍。這些軍人在服役的衛(wèi)所組成衛(wèi)所軍戶，在原籍的家庭也因保障這名軍額而成為州縣軍戶。永樂初期，衛(wèi)所軍戶占全國人戶六分之一，加上州縣軍戶，則有四分之一的人戶卷入了衛(wèi)所制，而州縣軍戶往往規(guī)模較大且不準分戶，實際牽扯進的人口比例，恐尚不止四分之一。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廣泛而嚴格的征召制度。

“法體漢唐”，是在繼承元代世兵制、空前強化征兵制的基礎上展開的。明初的狀況，與府兵制那種招募基礎上的征召制，相去甚遠，學習余地并不大。“兵將分離”，即平時武官管領軍人、戰(zhàn)時重新組軍命將的防范手段，深得府兵遺意，而與王安石變法以來的將兵法理念不同。不過，臨時組軍命將，本就是征兵制乃至世兵制的必然措施，明朝不一定刻意為此。朱元璋念念不忘的，是學習府兵制的“寓兵于農(nóng)”、“兵農(nóng)合一”，將屯田列為衛(wèi)所的基本職能，養(yǎng)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屯田軍人是國家農(nóng)場的工人，所有軍人之家都領取國家頒發(fā)的月糧工資，這與平時自家過活、戰(zhàn)時自備衣糧的府兵之家，其實差別較大。

總之，明代衛(wèi)所制，號稱復古創(chuàng)新而實承元制，學唐而不學宋事出必然，得府兵遺意較少，而明初獨特的國家征召措施則影響深遠，大大改變了全社會人口分布與家庭組合。若論明代衛(wèi)所制的特點，我會在繼承世兵、模仿府兵之外，強調空前征兵這個因素。

澎湃新聞：在倭寇的不斷侵擾中，明代原有的軍事體系乏力以對，甚至出現(xiàn)少數(shù)倭寇攻城略地、肆虐千里而地方衛(wèi)所束手無策的情況。這是否說明，明代的衛(wèi)所軍事體系在中后期已經(jīng)面臨癱瘓，而不得不求助于戚家軍之類的募兵手段？

李新峰：“衛(wèi)所制后來崩潰了”這種觀點，可能來自吳晗先生《論明代的軍兵》，但具體含義不甚明了。作為軍人軍戶的非管理體系，衛(wèi)所制沿用至清初。作為地方軍事機構，沿海衛(wèi)所一直行使巡邏瞭望、操練參戰(zhàn)的基本職能。它自身的運行并未癱瘓，更未崩潰。明代中期，原有的衛(wèi)所體系，確不能有效防倭。此時，日本武士浪人的侵略力度加大了，而東南沿海的走私武裝與倭寇合流，實成心腹之患，絕非當?shù)匦l(wèi)所武裝可以有效對抗。這應該是主因。

募兵，與衛(wèi)所軍事體系并行不悖。衛(wèi)所擁有城池、屯堡、墩臺等設施，固定提供操守軍人，制造武器裝備，而募兵將選拔作戰(zhàn)兵員的范圍，從衛(wèi)所的旗軍舍余，擴大到全民。募兵并不排斥來自衛(wèi)所的人員，也不可能取代衛(wèi)所的軍事功能。戚繼光本人就是世襲衛(wèi)所武官，戚家軍里的將領與軍伍，出自衛(wèi)所者也不乏其例。戚繼光募兵、練兵、作戰(zhàn)，正是在衛(wèi)所體系的保障、配合下進行的。

問題中提到的少數(shù)倭寇肆虐千里，應該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那次著名事件，作為明軍之恥載入史冊。但實際上這次事件，并沒有什么“可恥”的。《籌海圖編》的作者鄭若曾，記錄了全過程：七十二名倭寇，穿越浙江、江西，直犯南京，南京守軍陣亡八九百，倭寇未損失一人。鄭若曾意識到異常：“猾而有謀，勇而善斗，殆賊中之精選，非常賊也……不殺人、不掠財、不奸婦女，周流深入，此其志詎可測耶！”這顯然是一支負有高級使命的特種部隊，絕非一般軍隊。它滲透內(nèi)地，造成普遍恐慌，衛(wèi)所駐軍猝難對抗，實屬正常。但后來，明朝的正規(guī)軍，雖不明敵情，仍在姑蘇城外的旖旎水鄉(xiāng)，勇敢阻擊，并不顧傷亡頑強追殺，全殲這股精銳倭寇。公道地講，這支明軍的戰(zhàn)斗力也真是驚人，快趕得上電視劇里的三八六旅獨立團了。

澎湃新聞：您曾專門撰文討論土木之變，似乎把這次事件視為明代軍事史甚至整個明代歷史的轉折點，能否簡要介紹一下它對明代歷史的影響？

李新峰：明史的分期，因視角不同而各異。土木之變、薩爾滸之戰(zhàn)這些關鍵戰(zhàn)役，自然是軍事史的轉折點。而土木之變，直接導致了軍事制度乃至政治格局的劇變，若看做明代歷史的轉折點之一，也未嘗不可。

在此事件中，明蒙之間的攻守態(tài)勢，突然徹底顛倒過來了。此前八十年，明朝對北方草原持續(xù)施壓。洪武時期的捕魚兒海之戰(zhàn)，永樂時期的五次親征，單論戰(zhàn)果、進程，可謂農(nóng)牧對抗史上“農(nóng)”方最輝煌的篇章。宣德年間，明朝仍有親征兀良哈之舉，而正統(tǒng)年間，草原勢力被瓦剌整合起來，明朝無力彈壓而余威仍全。土木堡一戰(zhàn)，喪師數(shù)十萬，皇帝被俘，蒙古人兵臨城下，明朝一夜之間面臨第二次靖康之恥，調動一切力量方才渡過危機。危機過后，無論北方草原如何風云變幻，放棄進攻、專心防守，成為此后二百年明朝的基本國策。

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敘事方式，誠然，明朝的軍事力量由強變?nèi)?，是一個逐漸發(fā)生的必然過程，所以攻守態(tài)勢的改變也是自然結果，土木之變不過是這種深層潛流的一朵標志性浪花。不過，土木之變的偶然性極大?；实塾H征自是遵循傳統(tǒng)，大軍沿邊回京也是合理選擇，王振不進懷來城而選土木堡扎營，實因宣府東路意外棄守，蒙古軍一部占據(jù)了明軍后路上的水源地，這才有些陰差陽錯地導致明軍崩潰。正是這種偶然性與突然性，使得軍事態(tài)勢在事后看上去的漸變過程中，發(fā)生了劇變，并扯動了其他領域的不自然轉變。

土木之變后，明朝的“底線”降低了。朝廷缺錢，遂開納粟入國子監(jiān)之例，降低納粟得義官的標準。朝廷缺人，除在衛(wèi)所體系中補選操守者，更派遣文官到內(nèi)地花費巨資，不分軍民廣募兵員；宣德年間確立各省解額，至此則放開額度，倍取舉人乃至進士；各級官員因事授差，遇需則越級提升。對一個直到滅亡也未行捐納得官政策的王朝而言，“入粟拜爵”已經(jīng)是很傷自尊的舉動了，而擴大兵源、濫開科舉、破格升遷，無一不“破壞”各種本來嚴格規(guī)范的體制。全社會的人力物力，就這樣源源不斷地抽取到國防領域，國家因此得安，但全社會的其他所有領域，也不免大傷元氣。

當然，土木之變最重要的歷史后果，是明朝的文武轉變。此后，不但在軍事層面確立了以文制武的常態(tài)，而且在政治層面，從“國初”的君主獨裁、勛貴集團權重的階段，進入了“正?！钡墓倭攀看蠓蛑髡臅r代。自正統(tǒng)初年，即建國六七十年左右，文臣逐步進入軍隊管理、決策高層，乃至統(tǒng)兵出征，但勛貴仍參與中央決策，主持各類軍事事務，權位甚高。在建國八十年之際的土木之變中，勛貴集團遭遇滅頂之災，兵權突然加速轉歸文臣。而文臣之中涌現(xiàn)了天才的于謙，主持戰(zhàn)守進退，幾乎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避免了第二次靖康之恥。文臣主政，并不必然有效，試想，若按當時唯一才比于謙的徐有貞建議，明朝南遷避禍，歷史進程會如何呢？顯然，是于謙的卓越表現(xiàn)，奠定了文臣主政的大局，令全社會適應接受了文武劇變。而為這歷史轉折提供關鍵可能性的，還是土木之變。

澎湃新聞：明代把修筑長城作為抵御北邊危機的主要手段，通觀明代歷史，這一浩大的工程是否達到了它的目的？長城的修建對明代的軍事技術、策略、能力有何影響？

李新峰：在冷兵器時代，長城是中原王朝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草原軍隊的優(yōu)勢，在于全體騎馬的機動性，中原軍隊的優(yōu)勢，在于龐大的人力物力。中原王朝以靜制動的最有效手段，當然就是充分發(fā)揮人力物力優(yōu)勢的萬里長城。

長城的功效，不妨歸納為三個層次。高大的墻體與墩臺、垛口、烽火臺，構成了強固的防御工事，特別有利于弓箭手和火器操作者。城墻漫長，進攻者可以選擇一點突破，則墻體本身提供了橫向聯(lián)系通道，人員、物資、信息得以增強在山區(qū)、荒漠中的機動性，實行重點防御。就算長城仍被突破，大隊劫掠者要退出塞外，需要控制原突破口或者再攻一次長城，而這時中原軍隊有較充足的時間依托長城集結，草原軍隊可能面臨會戰(zhàn)甚至決戰(zhàn)的不利境地。所以，長城在大中小三層次上，皆令草原軍隊無法自主選擇作戰(zhàn)的時間和地點，大大限制了其機動性這項最核心的優(yōu)勢。

明代的長城，固然不如《冰與火之歌》里那樣雄偉決絕，但綿延萬里、揚威百年，足與秦漢長城相提并論。長城是否達到軍事目的，關鍵在于揚長避短的效果。論揚長，明朝榨取民力的國家綜合能力，前期不在秦漢之下，中后期亦強于唐宋。論避短，明朝因無西北領土，馬匹匱乏，境況僅優(yōu)于北宋。綜合而言，明代簡直是最適合修筑長城的王朝了。不過，明代長城的分布，遠在秦漢長城以南，這或被指為缺乏進取精神。其實，南北差別，在于長城是否圈入漠南草原地帶，明長城分布在漠南草原南緣，嚴格依托農(nóng)業(yè)地區(qū)，在技術方面或許是更合理的選擇。另外，秦漢與明的氣候差異，也可能是一個影響因素?？傊?，談論明長城時，似不必過于重視勞民傷財、被動挨打、保守退縮這些陳詞濫調——在這么嚴肅的問題上，古人不太可能是大傻瓜。明代的邊墻，并非領袖頭腦發(fā)熱的產(chǎn)物，也非“國家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而是從明代中期開始，經(jīng)過中央政府與各地軍事長官的公開討論、反復試驗后，逐漸推廣的策略。

至于長城對軍事技術、策略、能力的影響，我對此缺乏專業(yè)知識。嘉靖以后，明朝習慣將北方邊境依托長城的體系，分為九個邊鎮(zhèn)，即東五西四、或外七內(nèi)二的九邊，每個邊鎮(zhèn)內(nèi)又按邊墻分為三四路，總兵、副總兵、參將等各領營兵，分巡防守。不過，這種結構固然對應著各段邊墻，卻不能說是長城導致的：哪個邊鎮(zhèn)體系不是大小聯(lián)比、畫區(qū)而守呢？長城與守城火器相得益彰，但在明初沒有修筑長城時，明軍就很依賴火器了。至于長城是縱容了明軍的惰性、進一步降低了對機動性的追求，還是培養(yǎng)了明軍堅守城池、協(xié)同作戰(zhàn)的能力，抑或另有可關注的視角，就更非我這個偽軍事愛好者所可置喙了。

澎湃新聞：與遼東后金的長期對峙與消耗是明代滅亡的直接誘因，能否請您從軍事成敗的角度談談明金雙方成敗之處？

李新峰：要配合這個問題，得站在國家的高度，認真代入領袖、決策者角色。對一個有點獨立人格訴求的人來說，這將是一次有點尷尬的體驗，姑妄言之。

明軍最大的困境，莫過于兩線作戰(zhàn)。兩線分兵，違背集中優(yōu)勢兵力的基本原則，更因形勢多變而失去了戰(zhàn)守進退的主動性。在薩爾滸之戰(zhàn)后的七八年中，明軍尚可專心應付遼東戰(zhàn)爭，局勢不利，但當時袁崇煥還敢發(fā)出復遼的豪言。崇禎皇帝打倒魏忠賢，勵精圖治，君臣共濟，遼事有望。但明朝抽調陜北在內(nèi)的邊兵增援遼東時，大起義也爆發(fā)了，后來明朝甚至從遼東前線調“關寧鐵騎”與義軍作戰(zhàn)。洪、孫擊敗李自成后，理應留在陜豫各地善后彈壓，但東事緊急，只好兼程“勤王”，而李、張趁明朝強兵在外，一呼而再起。面對這樣的局面，任何一個王朝也窮于應付了。陜北大起義固然有大氣候小氣候各種背景因素，但其“時機”與東事呼應，對明朝相當不幸。

明朝強盛時，經(jīng)營遼東以控制東北，但滿洲興起后，遼東又為滿洲所用，可謂成也遼東、敗也遼東。從洪武四年開始，明朝投入重兵屯守，將它建設為進取東北、分割蒙古與女真、控扼朝鮮的橋頭堡。但是，遼東都司全境偏在明朝疆域東北角，以遼西走廊與直隸地區(qū)相連，或以海路通山東，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其實較為困難。特別是遼河以東地區(qū)，被遼河下游的沼澤區(qū)與遼西隔開，一旦攻守易位，支援難繼，明朝只能眼看遼河對岸辛苦京營兩百年的衛(wèi)所、城堡、屯田、物資，迅速淪于敵手。敵踞遼河，遼西頓失形勝，遂全盤崩潰?？梢哉f，遼東孤懸敵境，偏僻難守，給新興的滿洲提供了進攻中原的跳板。

失遼東后，明朝依托山海關，死守狹窄遼西走廊，令滿洲無可奈何，形勢一時穩(wěn)定。不過，這個形勢利于固守，卻難以轉化為對滿洲的包圍進攻。北方的蒙古各部，雖經(jīng)俺答封貢，但分布偏西的大汗直屬部落，與明朝關系并不密切，難結同盟。明朝的海上力量，自倭寇為害后一直不振，在朝鮮戰(zhàn)爭中也表現(xiàn)不佳，長于沿海運輸而短于登陸作戰(zhàn)。明朝的忠實盟友朝鮮，在抗倭戰(zhàn)爭中嚴重受傷，自顧不暇。這些滿洲周邊的力量，都不能為明朝所用。而滿洲一旦壓服了察哈爾部，占領當時東亞的樞紐地帶大寧地區(qū)，就從容繞道入關，殘破華北，令明朝陷入絕對的被動局面。

上述宏觀地理形勢，在雙方旗鼓相當時，都對滿洲有利、對明朝不利。至于明朝在具體決策中的敗筆，相關資料太多，我的了解過于膚淺。不過，軍事形勢瞬息萬變，除了皮島處置失當最終引發(fā)孔友德叛亂投敵、松山催戰(zhàn)轉有利的消耗相持局面為決戰(zhàn)等少數(shù)一目了然的大錯誤，大多數(shù)結局不好的抉擇，在事先完全可能是合理選擇，不能純以成敗論正誤。

澎湃新聞：如果沒有陜西的旱災和農(nóng)民起義，明朝在與后金的對峙中是否還有一線勝機？

李新峰：這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話題。若簡單計算得失，當然如此。不過，這假設不一定公平：此前明朝維持了二百多年，完全可能已經(jīng)多次經(jīng)受命運的眷顧，方才不亡。因此，“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這話絕對正確，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但是，除此之外，通過假設來比較各種可能性，也是總結歷史教訓、以史為鑒的途徑之一。歷史是不重復的，但相似的場景還是可以為基本認識提供借鑒。不同時的場景過程，就像同時不同地的場景過程，應該都具備可借鑒性吧。所以，歷史不能假設，但想想也沒關系嘛，不要嚇得我們連想一下都要自責。

只是，如果沒有陜北旱災起義，明朝真的就有勝機了嗎？如果明朝全力投入，自然變強，但是，如果沒有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艱苦經(jīng)歷，就不一定有那么多在內(nèi)戰(zhàn)中錘煉出來的精兵強將了。明朝也不一定會像兩線作戰(zhàn)那樣全力投入、超負荷運轉，因為，誰能想到那個可怕的結局呢？再說，滿洲團結堅韌、武力高超，就算明軍投入全力，例如再假設李自成死在潼關了，或者松山援錦成功了，是否就能復遼滅清呢？畢竟，當形勢緩解甚至逆轉時，明軍自己的問題也會暴露出來，諸如社會疲敝不堪、軍隊元氣已傷、政治活力凋敝等等，能否維持局面乃至獲勝，實難預料。

當然了，在陜西旱災起義和遼東戰(zhàn)事并存的事實前提下，也不妨做一點微小的假設分析。明朝沒有貫徹“攘外必先安內(nèi)”或反過來的政策，最終亡于兩線作戰(zhàn)。在這兩者之中，如果明朝靈活退讓、專心一端，結局會如何呢？明朝在這兩者之間，艱難取舍，政策稍異。以其死硬地講究原則大義的政治性格，明朝認識到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多次招撫義軍、養(yǎng)虎遺患，而斷不肯與外敵簽訂澶淵之盟那樣的和約，即使策略性地獲得喘息機會，亦不可接受。但是，那冰冷的結局告訴后人，明朝幾乎必然地犯下了最嚴重的歷史錯誤：剿“匪”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