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上旬，日本學者大澤正沼和大川裕子等人來到南京，為江南環(huán)境史的研究和《補農書》的日譯，訪問了老一代的中國農業(yè)史學者、南京農業(yè)大學的王達先生。王達先生年近九旬，前幾年剛動過一次手術，身體虛弱，但仍然非常熱情地在家里接待了日本客人一行，為日本客人回答了關于《補農書》一些疑難問題，講述了當年參與嘉興調查的經歷以及傳統嘉湖農村農業(yè)技術的細節(jié)。作為當年王達老師的學生，我陪同日本學者參加了對王達老師口述調查。

2005年，我見過先生一面，當時的先生，身體之健朗，不像近80歲的老人，幾乎仍有他三十年前為我們上《古農書選讀》課程時的狀態(tài)。當年給我們上這門課的老師，有繆啟愉、宋湛慶和王達三位先生，前二位已作古，王達先生仍健在。作為20世紀50年代參與農史研究的老一輩學者，王達先生是其中少數健在的，這值得中日農史學者欣慰。去年，日本學者告訴我，他們準備對《補農書》進行日譯，我主動告訴他們王達先生健在。這一信息令日本學者十分高興，不等到原計劃中五月的江南農村調查，他們三月便來到了南京。

其實，除了《補農書》的研究之外，王達先生還是一位重要的農史學家、稻作史專家。他對中國歷史上的再生稻有杰出的研究，組織編撰了《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稻作（下編）》（農業(yè)出版社，1993年）。在農業(yè)史老一輩的學者中，他的研究扎實而難以替代，成果常為后人引證。

日本中國史研究者對中國農書與農業(yè)史的興趣，源自天野元之助等先生的開拓性的工作。天野先生執(zhí)教于京都大學，是日本的第一代的中國農史專家，他在中國稻作史，各區(qū)域的農業(yè)發(fā)展史和農書整理方面，均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他與中國農史研究最早一代的學者石聲漢、繆啟愉諸先生都有來往，也曾訪問過南京農業(yè)大學農業(yè)遺產研究室。中日兩國的第一代農史學者多關注《齊民要術》的研究。

天野先生之后，中國農史研究和農書整理的研究傳統在日本的中國史研究領域內得到沿續(xù)，相關的學者也不斷地出現。比如西島定生，他的那本名著——《中國經濟史研究》（馮佐哲等譯，農業(yè)出版社，1984年）中對《齊民要術》一些具體的技術細節(jié)有非常詳細的研究。再者如，我所認識的東海大學的渡部武先生，他也是一位以中國農書和農史為研究方向的著名學者，曾對《四民月令》等農書進行日譯。上世紀90年代，渡部武先生到復旦大學訪學，他去了南京與繆啟愉、郭文韜等先生交流，那時的渡部武先生尚在中年，而我正在南京農業(yè)大學讀博士研究生，借此機緣與他有一面之交。前些年，他應我們之邀再來復旦大學講學，聽者收獲頗豐。

此行來拜訪王達先生的日本學者大澤正沼年近七十，任職于上智大學文學部。他的工作集中于唐宋時期的中國農業(yè)發(fā)展與農書研究。1993年，他出版了《陳旉農書の研究——12世紀東ァジァ稲作の到達點》（農文協），這是他對宋代著名農書《陳旉農書》的研究，此外，還有他在唐代農業(yè)史方面的研究力作——《唐宋變革期農業(yè)社會史研究》（汲古書院），出版于1996年。最近，他又帶領一批日本學者，諸如中林広一、大川裕子、井黑忍、村上陽子、小野恭一等人，展開中國農業(yè)環(huán)境史的研究。這次訪王達先生，正是出自這一中國農史研究群體對江南生態(tài)環(huán)境史和《補農書》研究的關注。

中國的農史和農書研究集中于農業(yè)院校。老一輩農史學者石聲漢和繆啟愉對《齊民要術》的校注和研究現已為學術界共知，宋代以后江南農業(yè)的代表農書——《補農書》的研究工作，歷史學者了解較少。上世紀80年代，經濟史學界一些學者關注到了《補農書》中的一些具體的數據，王達先生在其研究中詳細了列舉了稻作和桑蠶業(yè)的投入與產出，出于規(guī)模分析的需要，經濟史學者大量地利用這本書中的數據。

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80年以來，隨著江南史研究的興起，一批學者特別關注王達先生和陳恒力先生對《補農書》的校注和研究。日本學者川勝守研究江南的春花作物時就關注到了《補農書》中提及的耕作制，以及陳恒力和王達先生在《補農書研究》中的具體闡述。田尻利對江南?；r業(yè)的研究也離開不這本書。

王達先生長期供職的南京農業(yè)大學農業(yè)遺產研究室集中了一批老一輩農史學者，他們長期堅守人文與農學相結合的治學傳統，因此研究室涌現出一大批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僅就農書研究而言，除版本目錄學和文字學之外，他們首重地方鄉(xiāng)村習慣與傳統知識體系實態(tài)相結合的方法，將民間的技術實態(tài)與農書記載相核實，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具體來說，古農書上有許多農民習語，士大夫撰寫農書時，文字多有假借，考證這些文字時，須對當地的傳統農業(yè)知識體系有全面的了解，將當地的具體技術與實際習慣與農書對證，完成農書的解讀。繆啟愉先生的研究，特別重視《齊民要術》所涉及到的華北農業(yè)的生產習慣。王達先生與陳恒力的《補農書》研究，更是首倡實態(tài)調查。他們在全面了解當地農業(yè)生產的基礎上，將《補農書》的研究和校注落到了實際。這些實態(tài)研究，正是日本學術界對王達和陳恒力當年的調查和研究的興趣所在。

王達先生的調查工作開始于1957年，《補農書研究》出版于1958年，工作在一年內完成。陳恒力先生于1962年去世后，王達先生仍然持續(xù)了這一研究，進一步修訂校注，寫成《補農書校釋（增訂本）》（農業(yè)出版社，1983年）。王先生是農村調查的親歷者，更熟識《補農書》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的具體實態(tài)，由于當時鄉(xiāng)村的農村情形已與今日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書中許多技術細節(jié)的描述，基本為不可替代的成果。這種中國特色的調查，既不像滿鐵，也不像民國時期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是一種實踐性非常強的調查研究。這種方法直接來源于中共農村調查的傳統，更長的淵源應是傳統士人知行合一的傳統。作為一名中共老干部，陳恒力長期跟從著名的農村調查專家王觀瀾工作，套路熟識。他當時是中國農業(yè)科學院和南京農業(yè)遺產研究室的領導人，王達先生的研究直接受益于他的領導與推動。他們沒有受西方人類學或國內社會學的影響，是一種拙樸的求實求真的工作，他們在實踐中核實農書記載與農村現實，脫離了大學社會科學那種先入為主的偏差。陳恒力說：

如果不到產生這部書的當地農村去從事實地的調查，不與今天的農業(yè)生產的實際情況相對照，那末，整理這書究竟解決什么問題呢？于是王達同志到嘉興、桐鄉(xiāng)一帶（產生這書的地點）從事農村調查，并在嘉興圖書館借閱有關的地方文獻，然后再研究這書所談的各種問題（經濟的、技術的），也研究今天當地農村所存在的實際問題，把兩下加以對照，才摸到如何整理這書的一些門徑。（陳恒力編著，王達參校：《補農書研究》，農業(yè)出版社）

王達先生深入嘉興農村第一線，親自完成了收集資料和編輯的工作。最后，他和陳恒力先生合作完成書稿。他回想60多年前的工作，一切好像歷歷在目。當時他住在嘉興圖書館，遇到技術細節(jié)的疑難，就下鄉(xiāng)到嘉湖農村訪問，特別是到沈氏的湖州和張履祥的家鄉(xiāng)楊園村一帶訪問?！堆a農書》原是湖州漣川沈氏的《沈氏農書》，張履祥根據自己家鄉(xiāng)的情況詳細校訂，為《沈氏農書》增補一下卷，二者合稱《補農書》?！堆a農書》所述內容基本代表了嘉湖地區(qū)的農業(yè)技術和農業(yè)環(huán)境。此書對這一地區(qū)的農村環(huán)境、?；r業(yè)技術、養(yǎng)蠶技術、市場與交通狀態(tài)都有詳細的描述。這一地區(qū)是江南經濟的核心地區(qū)，明清時期，正是這種生態(tài)農業(yè)支持了這一地區(qū)市場網絡的活力和產業(yè)經濟?，F在，無論從文化遺產角度還是從生態(tài)學研究角度，這個地區(qū)的傳統桑基稻田生態(tài)農業(yè)系統已具有世界示范意義。

王達先生的工作涉及傳統農業(yè)實踐與古農書記載的互核。陳恒力和王達先生將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yè)技術和地理環(huán)境與當時《補農書》的環(huán)境與話語體系作了一個非常好的連接。本書充滿了此類解讀的精彩。例如，王達先生利用水稻土的地方文獻解讀了《補農書》提到的爛田：“如爛田，須墾過幾日，待稜背乾燥，方可沈種?！蓖踹_先生引嘉興專區(qū)農業(yè)局的調查記錄：“潛水面高，冬季積水，所以冬閑面積相當大。吳興1955年有69%的水田為冬閑田?！彼眠@條官方文獻解讀了農書所講關于爛田的土壤背景。這里提到“稜”其實也指“埨”?！堆a農書》的“埨”，一般是指低地農田中種莊稼人為挖出的垅，莊稼種于其面。埨與壟有區(qū)別，埨是臨時的存在，壟是長久的存在。王達先生在后出之書中講道：“壟較高凸，埨較低平”。日本人這次訪問時，問及《補農書》中“稜”與“埨”字的異同。這種知識，基本上是早期的鄉(xiāng)間文字知識。王達先生認為這兩個字是在當地是同音同義字，他告訴我們，當時的地方文字記錄員，經常地在不同的場合互用這兩個字。聽完王達先生的解讀后，眾人不禁點頭稱許。這樣的知識，只有當時對當地進行了實態(tài)調查的王達先生才可能清楚，后期的當地人和學者都難以弄清楚。隨著老一代學者和老一代農民的離去，許多可以解讀傳統農書的知識可能無法找到。

江南研究是熱門，《補農書》研究是冷門，而后者卻是前者的基礎。老一輩的農史工作者長期以來在孤冷的環(huán)境中工作。這種孤冷，不僅是書齋之冷，也有農村中尋求真知之冷。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們對學問有更多的敬畏。這一次訪王達先生，我再一次地看到這種敬畏?；叵氘斈辍洱R民要術》的注者繆先生的孤冷，備感求真求實學風之可貴。他們的工作，沒有被熱捧，卻歷久彌新。真學問與真知識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