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遜人文講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創(chuàng)立，被認為是“聯(lián)邦政府向人文領域杰出成果授予的最高榮譽”。講座始于1972年，批評家萊昂內(nèi)爾·特里林（1972）、歷史學家詹姆斯·麥克弗森（2000）、政治哲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2007），乃至電影導演馬丁·斯科塞斯（2013）都曾受邀發(fā)表演講。

今年的主講人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瑪莎·納斯鮑姆。在古典學、政治哲學、法學諸領域，納斯鮑姆聲名卓著。作為自由主義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她深入分析過古希臘羅馬世界中的運氣、德性和情感結(jié)構(gòu)，這種分析連接著她對當代世界的思考。近年來，納斯鮑姆的聲望不斷攀升，約翰·洛克講座（2014）、京都賞（2016）等人文領域頂級榮譽都被她收入囊中，杰斐遜人文講座則是她的最新斬獲。

5月1日，納斯鮑姆作了題為“無力感與責備政治”（Powerles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Blame）的演講，其核心話題依然是她近年來著重關注的憤怒（anger）。2016年，納斯鮑姆出版了《憤怒和寬恕》（Anger and Forgiveness），而她尚未付梓的新書《恐懼的君主：一位哲學家對我們政治危機的觀察》（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將進一步考察憤怒與恐懼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此次演講的內(nèi)容大多來自這兩本書，集中體現(xiàn)了她最近幾年的工作。

憤怒不容于民主法治

在埃斯庫羅斯的三聯(lián)劇《俄瑞斯忒亞》（Oresteia）的結(jié)尾，雅典娜以法律制度取代了血腥的復仇循環(huán)，但她并沒有驅(qū)逐復仇女神，而是許以尊位，說服她們加入城邦。按一般理解，雅典娜的舉動證明了法律體制無法脫離復仇激情，復仇女神雖然受到法律的制約，但本質(zhì)一如往昔，充滿了黑暗的復仇欲。

對此，納斯鮑姆在講座伊始便提出了異議。根據(jù)她的解讀，故事最后，復仇女神已經(jīng)洗心革面，轉(zhuǎn)變了性情。雅典娜勸說她們平復憤怒，以仁愛取代仇欲，她們接受了請求：不僅性情變得溫和，外貌不再令人心生怖畏，就連名字也變成了仁慈女神（Eumenides）。

納斯鮑姆強調(diào)，復仇女神的轉(zhuǎn)變與從復仇到法治的轉(zhuǎn)變一樣重要，并且，前者是后者得以成功的關鍵所在：“埃斯庫羅斯向我們表明，民主法律秩序不能只給報復套上牢籠，而必須從根本上將自己從嗜血殘殺的非人之物，轉(zhuǎn)變?yōu)槟軙灾岳淼娜诵源嬖?，轉(zhuǎn)變?yōu)楸Ｗo生命而非危害生命的存在?！?/p>

復仇的憤怒不容于民主法治。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認為憤怒是種非理性的女性氣質(zhì)，有害于人類幸福和民主制度，納斯鮑姆深以為然：“我們要抵抗自己的憤怒，抑制它在我們的政治文化中所發(fā)揮的作用?！?/p>

當然，納斯鮑姆也坦言，這一觀點頗為激進，難免會遭致口誅筆伐。很多人相信，關心正義的人，必定憤懣于不正義的行為。唯有憤怒才能捍衛(wèi)自尊：不以憤怒回擊羞辱和不義之人，定是懦弱而易受踐踏之人。在刑事正義領域，如今最流行的學說是報復主義，即認為法律的懲罰應該表現(xiàn)出正義怒火的精神。更有人深信，憤怒是成功挑戰(zhàn)嚴重不義的驅(qū)動力。但在納斯鮑姆看來，堅持埃斯庫羅斯對憤怒的懷疑主義態(tài)度依然是可能的：甘地、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同樣在為自己和他人的尊嚴而戰(zhàn)，而他們表現(xiàn)出了一種“非憤怒”的精神。

于是，納斯鮑姆此次講座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憤怒作出哲學分析，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從規(guī)范立場來看，憤怒有致命的缺陷？

憤怒，或復仇的致命缺陷

“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沒有憤怒。”納斯鮑姆說。

因為憤怒的前提是認為有人對自己做了壞事。但很快，嬰兒萌生了這樣的念頭：我餓、我冷是由于別人沒照顧好我。我們初臨人世，脆弱無助，不得不依靠他人，但他人卻不總行我們所欲之事，我們便責備他們。責備教會我們一個策略：靠大發(fā)脾氣、制造噪音來實現(xiàn)自我的意愿。責備也表達了一種觀點：我們要求什么，世界就得給什么，不這么做的都是壞人?？棺h和責備本身可能是積極的，因為它們致力于人自我狀況的改善。但報復的憤怒往往會侵染責備的念頭：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使那些應受責備之人遭受痛苦。有人把這種念頭看作正義感的起源，但納斯鮑姆認為這與真正的正義無關。

在亞里士多德的定義中，憤怒是對我們在乎的人或物造成的傷害的一種反應，雖然憤怒是痛苦的，但也帶有愉悅的報復愿望。現(xiàn)代心理學的經(jīng)驗研究支持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認為憤怒分兩個步驟：首先是痛苦，其次是希望報復。納斯鮑姆強調(diào)，憤怒的兩個部分可以分離，即可以因錯誤行為忿忿不平，卻不抱有以牙還牙的念頭。她相信存在一種不受報復欲干擾的“過渡憤怒”（Transition Anger），后者只有如下內(nèi)容：“太不像話了！應該要做點什么才行！”過渡憤怒既表達了抗議，表明我們關切違反重要規(guī)范的行為，又面向未來：“它致力于發(fā)現(xiàn)解決之道，而非停留于對痛苦經(jīng)歷的回想?！本拖窀改赋３Ｒ驗楹⒆拥腻e誤行為而氣憤，他們抗議錯誤，但不想施加報復，只希望孩子能在未來改正錯誤。

如果憤怒的問題在于復仇欲，那么報復究竟錯在哪里？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可以用痛苦償還痛苦。納斯鮑姆認為這種想法犯了“償還錯誤”。殺死殺人犯并不能挽回死者的生命；以痛苦回敬痛苦只能帶來更多痛苦。甘地有言：“以眼還眼使整個世界盲目。”

此外，一些人憤怒的不是惡行本身，而是這些行為降低了作為受害者的自己在世界上的相對位置，貶損了自己的榮譽。在這個意義上，報復確有幾分作用：把犯錯者降到相對低的位置，就把自己提升到了相對高的位置。但在納斯鮑姆看來，這種思路錯估了地位這一特殊價值的重要性。生活不只是榮譽之事，還關涉許多實質(zhì)性事物：愛、正義、工作、家庭。著迷于地位是不安全感的征兆，還影響我們?nèi)リP注更為重要的價值。

憤怒犯的第三種錯誤源于人們無法接受純粹的意外。世界充滿意外，“有時災難僅僅是災難，疾病和困苦僅僅是疾病和困苦”。面對意外，我們無法找出一個應受責備的對象。但我們有一種君主式的念頭，希望整個世界都為我們服務，任何壞事都可歸咎為某人的錯誤：當經(jīng)濟形勢不好，找不到工作，我們責怪移民搶奪工作機會；當父母死在醫(yī)院，我們相信這是醫(yī)生醫(yī)術(shù)不精造成的。這種念頭蔓延到政治領域便產(chǎn)生了責備政治。問題難以解決，無力感帶來了恐懼，而將問題歸咎于他人既簡便又舒心。然而，責備政治只會轉(zhuǎn)移我們對真正問題的注意。

盡管憤怒在規(guī)范層面問題多多，但納斯鮑姆也不主張徹底拋棄憤怒。憤怒是恐懼的子嗣，是對嚴重傷害的反應，無法被傷害的人不會恐懼，無從憤怒。許多道德改革家勸誡世人不要在意自己無能為力之事，由此我們將無所畏懼。問題是，喪失恐懼也就喪失了愛。愛與恐懼的基礎都是對在我們控制之外的人事的強烈關切。如果我們無法拋棄愛，就必須同時接受恐懼，接受憤怒。

到頭來，納斯鮑姆欣賞的是過渡憤怒——在抗議不正義的同時放棄償還的幻想：“這一未來取向的策略包括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錯誤行為的抗議，但不想歸咎于誰……滿懷希望地放眼未來，找出能使情況得到改善的計策……”她相信，埃斯庫羅斯已洞察到了她的這一主張，而金博士不僅了解這一主張，還身體力行之。

理想政治秩序的情感基礎：納斯鮑姆的意義

顯然，在政治立場上，納斯鮑姆是一位正統(tǒng)自由主義者。不過，她研究自由主義的學問進路頗為獨特。

自由主義者往往是制度主義者。自由主義試圖將政治建立在低俗而穩(wěn)固的人性基礎之上，如對暴死的恐懼，對享受的追逐。貪生怕死、趨利避害是無需教化的“自然人性”，它們穩(wěn)固而強烈；古往今來的各種教化傳統(tǒng)都想克服這種“自然”，將人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但自由主義放棄了這種做法，轉(zhuǎn)而試圖在最低要求的人性基礎之上，利用制度來構(gòu)造一種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這種選擇可能是策略性的，相信相反的做法注定失敗，自由主義政治方案至少可以取得有限的成功；也可能基于懷疑主義立場，認為過往的教化傳統(tǒng)只是特定的文化偏好，并無道理可言。于是，人性的教化被認為是私人領域的自我完善，在政治領域，有低俗而穩(wěn)固的人性基礎即可，最多再加一點正義感（羅爾斯）。是故自由主義者很少處理德性、情感話題，關注此類問題的往往是保守主義者。納斯鮑姆的獨特之處在于，作為自由主義者，她深切關注政治秩序的情感基礎：她對憤怒與民主政治之關系的分析便是一例。

納斯鮑姆的工作無疑可以開闊我們對理想政治圖景的思考。

人治與法治，圣君賢相與理性制度……在漫畫式的中西政治傳統(tǒng)對比中，此類二元圖景一直是大眾意見的最大公約數(shù)。究其本質(zhì)，是認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秩序把希望寄托于在位者的才德，而西方傾向以不依賴過高人性條件的制度設計來解決問題。且不論這種觀點忽視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與實踐中豐富的制度資源，單就西方而言，這一觀點也太過簡單。馬基雅維利被普遍認為是西方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開創(chuàng)者，但他卻是一個“人治主義者”。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不厭其煩地教導君主，在無常命運和具體情境之下，應具備何種品性才能成就偉大。與文藝復興的前輩相比，馬基雅維利的新穎性體現(xiàn)在，他看到了單憑德性無法成事，有時必須訴諸武力和邪惡。但歸根到底，他還是從君主品性這樣一個“人治”視角出發(fā)來分析政治問題的。相較于馬基雅維利所在的修辭學-人文主義傳統(tǒng)，其對手、“愚昧落后”的經(jīng)院哲學反倒更具制度思維。由此可見，西方不光是，也不該是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他者，真實的西方遠為復雜。

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什么？理想的政治秩序需要何種情感結(jié)構(gòu)、人性基礎？與具體結(jié)論相比，這類早已被遺忘的思考方式也許是納斯鮑姆對我們的最大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