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高克勤 中華讀書報

202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水照先生的新作《北宋三大文人集團》，是他在四十年來發(fā)表的專題論文基礎上整理、撰寫而成的一部學術專著，其中的一些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早已為學術界了解并接受，現(xiàn)在經(jīng)過系統(tǒng)整理，集為一書，集中地呈現(xiàn)其長期研治中國古代文學史尤其是宋代文學史的最新成果，并顯明地體現(xiàn)出其治學特色。

《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王水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

這部著作篇幅不大，不到三十萬字。全書包括總論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的特征、文學結盟思想的文化背景的序論，分論錢（惟演）幕僚佐集團、歐（陽修）門進士集團、蘇（軾）門“學士”集團的三章，和“結束語：后蘇東坡時代”。王先生認為： “在北宋的文學群體中，以天圣時錢惟演的洛陽幕府僚佐集團、嘉祐時歐陽修汴京禮部舉子集團、元祐時蘇軾汴京‘學士’集團的發(fā)展層次最高，已帶有某種文學社團的性質，對整個北宋文學的發(fā)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保ā侗彼稳笪娜思瘓F·序論》）

這部著作是王先生早就計劃撰寫的一部專著。1987年，他在復旦大學為助教進修班開設“北宋三大文人集團”課程時，這部著作的結構內容就已經(jīng)了然于胸，可以行之于文了。他在當時的“教學大綱”上寫道：“本課程力圖在詳細描述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的師承、交游、創(chuàng)作等情況的基礎上，著重闡明文學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文人集團的成因、屬性和特點，它們與北宋文學思潮、文學運動、詩詞文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關系，群體又對各自成員的心態(tài)和創(chuàng)作所產(chǎn)生的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從而揭示出北宋文學的真實可感的歷史內涵，從文學群體的特定視角對北宋文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出闡述和回答，探討某些文學規(guī)律、經(jīng)驗和教訓?！保ā侗彼稳笪娜思瘓F·后記》）王先生習慣于邊研究、邊授課、邊寫稿的工作方式，并不急于成書。經(jīng)過近四十年的打磨，這部著作終于在我們弟子和出版社的催促中問世了，雖然王先生說還留下一些遺憾，還有計劃中的章節(jié)未完成，但好在題目和要點在書中已露端倪，可以稱得上是一部體系完整、結構嚴密的成熟專著，反映了他對北宋文學的長期思考。值得一說的是，王先生雖然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發(fā)表著述，有多種個人論文集、合著的多部專著傳記、整理的多種古代典籍行世，早已著作等身，但這部著作卻是他獨撰的第一部學術專著，而且撰寫的時間也是最久的，由此也可見王先生對這部著作和這個論題的重視。

王水照先生

一

讀罷這部著作，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史家意識，或者說貫穿文學史的意識，是這部著作的一個顯明特點。王先生指出，北宋這三大文人集團有一個互相連貫的特點，“以錢惟演、歐陽修、蘇軾為領袖或盟主的文學群體，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團都為后一集團培養(yǎng)了盟主，后一集團的領袖都是前一集團的骨干成員。因而在群體的文學觀念、旨趣、風格、習尚等方面均有一脈相承的關系?！保ā侗彼稳笪娜思瘓F·序論》）三大文人集團幾乎囊括北宋全部的文學大家和名家，其中有歐陽修、梅堯臣、曾鞏、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等。尤其是從歐門到蘇門，標志著嘉祐、元祐時期兩個文學高潮的到來。因此，王先生對北宋這三大文人集團的研究，就是敘寫了一部簡明精當?shù)谋彼挝膶W史，但是又突破通常文學史教科書格局的寫法，是以文學群體研究的專題出之。而這一突破是與王先生的治學經(jīng)歷分不開的。

王先生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學起，就開始了對中國文學史的學習和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擁有老一輩的文學史家游國恩先生和青年中堅吳小如先生等名家。大學期間，王先生參加了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集體署名的先后兩部《中國文學史》的寫作。1960年，他大學畢業(yè)后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文學研究所，他得到所長何其芳先生和前輩錢鍾書先生等富有啟發(fā)性的指導，又參加了文學研究所集體署名的《中國文學史》的寫作。1978年，王先生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至今一直從事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同事中治文學史的有老一輩的朱東潤先生和與王先生同年的章培恒先生等名家。王先生在復旦教學相長，學術研究漸臻老成境界。在這部著作的新書研討會上，王先生自述：“我參加過三部文學史的寫作，我的學術經(jīng)歷如果用‘文學史’來貫穿，就是在北大學習文學史，從北大到社科院文研所是寫作文學史，再到復旦是教學和研究文學史，但是當時的古代文學研究始終受制于文學史的教科書格局，即以時代為序，以作家作品個案研究為主干，這個模式對傳授古代文學史的系統(tǒng)知識自然有其優(yōu)點，但不能當作古代文學研究的全部內容?！闭腔谶@樣的認識，王先生有意識地在這部著作中突破通常文學史的教科書格局，用文學群體作為考察對象。王先生認為：“文學群體是作家個人和社會（包括文學社會即文壇）聯(lián)系的中介。文學作品在通常情況下乃是作家個人的精神勞動的產(chǎn)物，但他又不可能在完全封閉自足的心理結構中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必然受到社會環(huán)境、時代思潮、文壇風氣等的深刻影響。作家個體自發(fā)的社會化要求，呼喚著文學群體的孕育誕生，而文學群體又促成個體的社會化得到發(fā)展和實現(xiàn)。個體從群體中獲得大量的社會信息，感受到文學風會，培育和陶鑄成自主獨特的文學個性；群體則又以各個成員的代表者的資格，把群體的文學思想、觀念、情趣、好尚、風格，影響于整個文壇和社會。群體在內部發(fā)揮著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與外部又產(chǎn)生了各種縱貫、橫攝的關聯(lián)，由此構成一幅多方位、多層次的錯綜互動的文學圖景。從文學群體入手來觀察一個時期的文學現(xiàn)象，不失為一條有效路徑。”（《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結束語：后蘇東坡時代》）

在這部著作中，王先生就是循著這一條路徑從文學群體的角度來展開觀察研究的，同時沿流討源，串連起史的線索。例如，書中評述歐陽修從事古文寫作的過程，歷敘他向尹洙學古文到成為一代文宗，到與曾鞏真脈相傳。尹洙是錢（惟演）幕僚佐集團中專擅古文寫作的重要作家，曾從北宋前期古文家穆修游。而歐陽修成為一代文宗的關鍵就在于其古文理論和寫作實踐都超越尹洙，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群體風格，從而譜寫出中國散文史上別放異彩的新篇章。這樣的評述，就清晰地勾勒出北宋前中期古文的發(fā)展軌跡了。再如，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錄取進士三百多名，其中有他的得意門生曾鞏和后來成為歐門進士集團骨干的蘇軾、蘇轍等雋才。書中揭示了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認為這一事件對于歐門的組成、文風的改革乃至宋代文學的發(fā)展導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北宋時期的第一個文學高潮也隨之同時出現(xiàn)。

二

貫穿問題意識，是這部著作的又一個顯明特點。王先生非常認可何其芳先生提出的為文要有三“新”（即新材料、新問題、新觀點）的要求，力圖在本書中借由視角的更換、單一個案分析模式的突破，發(fā)現(xiàn)一些新材料和新問題。由于是在論文基礎上整理、撰寫而成的，王先生的這部著作始終帶著問題意識，在論述中抓住主要問題展開論述，隨處可見他的獨特之見，要言不煩。

例如，本書首次把錢慕僚佐集團引入文學史視野，將這一集團置于文學史的長廊之中，加以系統(tǒng)、全面的介紹。陳尚君先生在這部著作的新書研討會上曾指出，朱東潤先生在《梅堯臣傳》中就對錢惟演治下的洛陽文人聚集這一現(xiàn)象略有所涉，但是王水照先生將這一問題充分地深化和展開了，對于諸如謝絳的作用、錢惟演文學上的寬容和獎掖后進、幕府人物的構成等等，都進行了完整、立體的勾勒與呈現(xiàn)。朱老認為，官為西京留守的錢惟演是洛陽的第一位大官，但是他是詩人，所以對作為詩人的梅堯臣等是平等看待的；梅堯臣的妻兄謝絳時任河南府通判，在洛陽的地位僅次于錢惟演，“在謝絳的領導下，洛陽成為詩人、文人的中心，文學史上所說的宋代詩文革新，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發(fā)動的”；“但是在當時并沒有提出革新的要求”， 梅堯臣、尹洙、歐陽修只是在錢惟演、謝絳兩人領導下進行創(chuàng)作活動，“他們不但沒有強烈的政治主張，甚至連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那樣的創(chuàng)作動機也沒有。這不是貶低梅堯臣等這一班人，而只是當時的事實”。作為一部傳記，朱老的《梅堯臣傳》是把錢惟演、謝絳等作為梅堯臣的交游來評述的，當然他也敏銳地指出了梅堯臣交游圈的特點。王先生則把這一交游圈提升到集團的高度，首次提出了錢幕僚佐集團這一現(xiàn)象。集團總有核心和盟主。即使這是一個沒有打出旗號的集團。王先生指出，錢惟演“是一位充滿政治權勢欲望和藝術審美追求的矛盾復雜的人物”，他任西京留守時類似“文藝沙龍”主人的角色定位“直接促成了文人集團的形成”，其文學上的寬容和獎掖后進的精神的特點，使他在這一文人集團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別人無法代替的。而歐陽修、梅堯臣等正是在他的寬容下取得創(chuàng)作的初步豐收。謝絳“不僅其官位僅次于錢惟演，而且在文人集團中的重要性也差可與錢氏比肩”，“以其文學才能和聲譽成為這個集團的主盟人物”。王先生還對這一集團的構成人員做了詳盡的考辨，對這一集團的特征做了精當?shù)脑u析，認為“對文學和文化的共同愛好和熱衷是這一文人群體聚合的基礎”，“這是一個頗具互補互動功能、優(yōu)化選擇的文學群體，也便于取得文學整體上的優(yōu)勢和影響力”。這樣，對這一文學集團的論述就很充分了。這是王先生對宋代文學尤其是北宋文學作了全面考察和長期研究后的發(fā)現(xiàn)。

再如，書中通過蘇門《千秋歲》唱和詞的研究，對詞中所見元祐黨人貶謫心態(tài)做了精微的分析，也具開創(chuàng)性。這些開創(chuàng)性的議題極大推動了北宋文學的深入研究。而對于學界多有研究或個人發(fā)現(xiàn)不多的論題，書中就不展開或從略。如鑒于歐陽修在文壇的主要貢獻是領導古文運動，所以書中論歐（陽修）門進士集團這一章論述的聚焦點就落到散文方面，詩、詞方面就從略了。這種抓住重要論題聚焦論述而非面面俱到的寫法，也迥異于一般文學史的寫法。

駱玉明先生曾評價王水照先生的學問有幾個要點：“首先是王先生有‘一代之學’，即在宋代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除了一代之學，王先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之學’，即整個中國古代的文章學”；“除了這兩點外，還得說一說王先生的‘一以貫之之學’”，他所有的學術研究“一以貫之的是：努力地體會、理解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的傳統(tǒng)，在文學研究的工作中對之加以繼承和發(fā)揚，使之在當下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fā)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這一切，又并不背離現(xiàn)代的和世界性的視野”（見《半肖居問學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梢哉f，王先生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這部著作，集中體現(xiàn)了他的一代之學、一方面之學、一以貫之之學的成就。

“一以貫之之學”指的是王老師的治學方法。如果就王老師的治學領域來說，還可以補充和強調一下，王先生還有“一人之學”，即在蘇軾研究方面的突出貢獻。王先生是公認的當代蘇軾研究第一人，他畢生治學的結晶《王水照文集》十卷本可望年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僅以蘇軾研究為專題的就占了四卷。在《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第三章“蘇（軾）門‘學士’”集團的各節(jié)論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王先生研究蘇軾及其蘇門“學士”集團的廣度和深度。

王先生的這部著作包括其先期發(fā)表的的相關論文已經(jīng)在學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其研究成果已經(jīng)多為學界接受，其研究方法也足以為后學借鑒，堪稱文學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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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王水照《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的史家意識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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