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1月7日，理查德·鮑立克出生于離德紹（Dessau）不遠、易北河畔的羅斯勞（Rosslau。他的父親老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 Senior）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位活躍的政治家。老鮑立克1918年至1933年間先后曾任德紹市的議員、市長、安哈爾特州議會議員、主席等職，因此與當時校址在德紹的包豪斯學校有著密切的關系，與格羅比烏斯（Walter Gropius）私交甚好。鮑立克在這樣一個充滿政治氛圍的家庭中長大，對于時局的動蕩和政治的沖突格外敏感。

鮑立克1923年在德累斯頓工程高等學院（Dresden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筑系學習，后來追隨德國現代建筑先驅漢斯·珀爾齊格（Hans Poelzig）教授到了柏林工大（TU Berlin）。1927年鮑立克在柏林工大土木工程系通過了建筑學專業(yè)的學位考試，他本人在簡歷上特意說明“選修：城市設計與住區(qū)規(guī)劃”（Wahlfach:St?dtebau und Siedlungswesen)。

鮑立克對住宅產業(yè)化和現代主義運動的興趣從學生時期就可見端倪。1925年，他在包豪斯學習期間與好友、包豪斯教師格奧爾格·穆赫（Georg Muche）共同為德紹設計了一座鋼結構住宅建筑。這個帶有實驗性質的項目，探索了采用預制件實現住宅建筑工業(yè)化的可能。1925年起，在父親的介紹下，鮑立克開始為格羅比烏斯工作，制作一部宣傳和推廣現代建筑的影片。系列影片的主題“我們怎么能夠在經濟的前提下保證健康？”代表了當時現代主義運動的精神，即盡可能經濟地為大眾提供健康衛(wèi)生的住房。他自己本人描述這個時期的工作是“在柏林作為建筑師、剪輯師、作者和藝術顧問，與多個影片公司合作”。宣傳片的顧問委員會包括格羅比烏斯、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厄恩斯特·邁（Ernst May）等。這項工作讓鮑立克能夠接觸和訪談眾多建筑大師、了解現代建筑的潮流和動態(tài)。

鮑立克1927年從柏林工大畢業(yè)后，正式受雇于格羅比烏斯的私人事務所，并為其管理包豪斯德紹校園學生宿舍的第二階段建設工作，在1928年格羅比烏斯離開德紹后成為格氏德紹事務所的代理負責人。這一時期德紹地方議會中各方勢力已經發(fā)生了變化，納粹黨的影響力逐步加大。1929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fā)，嚴重影響了德國建筑師們的就業(yè)機會，加上政治局勢的變化，包豪斯師生紛紛離開德紹去大城市如柏林、漢堡尋找工作機會。1929年6月，鮑立克追隨格羅比烏斯到了柏林，擔任他的研究助理。他參加了一些格羅比烏斯負責的現代實驗性住宅項目，負責過日照間距的計算，包括在柏林西門子城的行列式住宅設計（Siedlung Siemensstadt 1929/30）。鮑立克曾憶及這段為格羅比烏斯工作的時期，認為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于格羅比烏斯更多地從藝術上考慮建筑師的工作，而他認為這種工作首先是為社會服務。

1930年8月，鮑立克開設了他自己的事務所，直至他離開德國為止，主要是從事住宅設計，例如在德紹七棟三層現代主義風格的平屋頂住宅組團。住宅以東西向行列式排布，保證每戶在冬天也能夠享受充分的陽光。隨著納粹黨上臺，鮑立克的住宅設計受到了批判，認為格羅比烏斯倡導的這種平屋頂行列式是“兵營式”住宅，要求把平屋頂改成坡屋頂。

1931年，納粹黨贏得了德紹地方議會36個席位中的15席，并在1932年1月21日的議會會議中首次提出拆毀包豪斯校舍未遂。1932年8月22日，包豪斯終于被迫關閉。鮑立克本人和他父親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在包豪斯和格羅比烏斯事務所工作的經歷, 使他受到納粹指控，并遭到了人身威脅，因而不得不離開德國。

鮑立克最初在好朋友漢堡嘉的公司擔任室內設計師。1934年，時代公司被沙遜家族收購，在法租界福煦大街653號（Avenue Foch，現延安中路）辦公，鮑立克成為公司的主持建筑師。時代公司的業(yè)務從室內設計與裝潢，逐步拓展到能夠提供歐洲摩登樣式的高端家具定制、紡織品、木材加工等上下游服務。時代公司在這期間最重要的項目是為沙遜在外灘的沙遜大廈（即今日的和平飯店）和百老匯大廈（現上海大廈）完成室內設計。隨著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陷入戰(zhàn)亂，建筑業(yè)蕭條，鮑立克與弟弟和朋友盤下了時代公司（Modern Homes），開了家具店、在南京設立時代公司分部，還接手舞臺設計。鮑立克在寫給格羅皮烏斯的信中自嘲，必須仰仗租界的有錢人才能過活?！白詮奈业搅诉@兒（上海），主要從事教學和都市計劃，只建成了很少的東西?！畷r代公司’做的都是室內的玩意兒。我為鐵路系統(tǒng)設計的那些項目，都還待在抽屜里，期待著從天而降的美國貸款。” 1943年，鮑立克接受了圣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以下簡稱約大)土木工程學院建筑工程系的聘任，與格羅比烏斯的學生黃作燊成為該系僅有的兩名全職教師，鮑立克負責教授室內設計與都市計劃。

鮑立克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痛恨二十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催生了納粹的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生活在公共租界并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外國人，他不可避免地對這個快速膨脹、充斥著混亂沖突的多元文化社會持有俯視的優(yōu)越感和技術精英的社會責任感——一個矛盾的“技術精英和社會主義者的混合體”。鮑立克在上海的十六年個人經歷遠遠不能代表那個時期中國數以億計人民的命運和文化轉變，但他的經歷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跨國界和跨文化的視角。因為身份和語言的限制，鮑立克所看到的中國圖景帶有特殊的濾鏡和視角，他沒有機會長時間深入內地和鄉(xiāng)村，大多呆在“城中之城”——上海的公共租界。并且，在高達75%的上海人尚不識字的情況下，鮑立克的社交圈子局限在能夠英語或德語交流的特殊社群中。

鮑立克在上海的最后幾年，以約大都市計劃教授的身份，與那一時代最優(yōu)秀的中國建筑師和工程師們致力于編制大上海都市計劃，在戰(zhàn)火之中描繪未來50年的大上海發(fā)展藍圖，反映出那一代人、那個特殊的群體在大歷史背景下所向往的現代發(fā)展愿景與路徑。都市計劃的編制成為一個契機，使得飽經戰(zhàn)爭之苦的上海市民們聚集在一起，在一步步逼近的戰(zhàn)事、混亂的金融秩序之下，面對街頭遍布的戰(zhàn)爭難民和在廢墟上不斷蔓延的棚戶區(qū)，帶著理想主義色彩規(guī)劃未來上海的重建。這一總體規(guī)劃的編制緊密跟隨歐美現代城市規(guī)劃理論范式的轉變，相對于戰(zhàn)前，其指導原則、成果架構、工作方法和理想愿景描繪上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可以視為中國規(guī)劃近代向現代轉型的一個集大成者?；仡櫮菢拥囊粋€時代，這種重建計劃工作無疑帶著唐吉珂德似的悲壯，正如編者在計劃報告序言中所寫：

這一個上海市都市計劃總圖…與其說是一種工作的完成，無寧說是一種工作的開始。其實，時代的巨輪，從來沒有打住過；人類的進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我們是不是能夠和人家并駕齊驅，或者老是跟著后頭跑呢？這就要看我們的選擇和努力了！

本市都市計劃不是市政方面片面的改良所能奏效，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組織，都非徹底革新不可！

在大上海都市計劃第三稿完稿之際，上海已經完成政權交替。計劃編制的工務局領導人趙祖康作為上海解放前夕的代理市長，守護了這座城市在國共間平穩(wěn)交接，并最終促成三稿交呈新政府的陳毅市長，使其得以結集成冊而留存至今。鮑立克及其同仁所追求的，是通過科學和技術的力量建設一座現代化大都市，為將要到來的中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服務，上海成為“中國進步的樞紐”。有賴于這一群體的堅持不懈，該計劃也成為中國在抗戰(zhàn)勝利后僅見的較為完善的大都市區(qū)域規(guī)劃和總體規(guī)劃。1940年代的大上海都市計劃將現代城市空間結構組織理念嫁接入大上海區(qū)域的空間規(guī)劃中，以城市發(fā)展和土地使用為基礎，綜合考慮多種現代交通方式，特別是快速高架道路的引進，并嘗試在上海市政管理中建立起系統(tǒng)的規(guī)劃管理制度。

1949年10月，鮑立克離開上海，回到民主德國，在國家建筑研究院先后擔任所長、院長，并為柏林重建的規(guī)劃委員會工作。因為在建筑和規(guī)劃領域的杰出貢獻，鮑立克在60歲生日時，被建筑研究院授予榮譽博士稱號。他還曾獲得民主德國防衛(wèi)獎章、國家金質獎章，并被委任為建設部顧問委員會成員以及“柏林重建代表”等。

1979年，鮑立克于柏林去世，享年76歲。

相比于另一位早20年來到中國相同專業(yè)領域的重要人物——參與南京《首都計劃》的美國建筑師亨利·茂飛（Henry Murphy），鮑立克受教育于現代運動一個關鍵的轉折時期。他堅定的現代主義派別、對戰(zhàn)后走向成熟的現代城市規(guī)劃學科的及時學習與運用，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與中國社會更為密切的聯系，跟古典學院派的茂飛都有著明顯的不同。鮑立克對于現代運動在中國的推進，尤其是設計與規(guī)劃領域，具有深遠的影響。相較于另一位上海灘知名的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由于戰(zhàn)亂和戰(zhàn)后金融危機，鮑立克作為一個建筑師和室內設計師的建成作品得以保全至今的并不多；但他主持完成的近代大上海都市計劃、以及他作為一名圣約翰大學都市計劃教授對中國城市與規(guī)劃領域的非物質遺產，則要更加豐厚。

1950年代前半期，鮑立克仍保持著與中國的通信聯系。從他與圣約翰學生們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飽受學生愛戴與尊敬。上海和同濟大學曾邀請他回訪，但因鮑立克工作繁忙未能成行。1956年9月，梁思成作為中國建筑師代表參加在柏林舉辦的民主國家建協主席秘書長會議，受邀到鮑立克家里做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梁思成在回國后給鮑立克的信中寫到：

“在中國，哪一個建筑師不知道柏林的斯大林大街！在上海，在北京，在中國多少個正在建設的城市里，又有多少中國的建筑師懷念他們的老朋友鮑立克?！?/p>

遺憾的是，1960年代開始，隨著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tài)論戰(zhàn)和邊境沖突，中國與民主德國的關系也變得十分緊張，鮑立克及其在中國的遺產逐漸為人所遺忘。改革開放后的1982年，同濟大學城市規(guī)劃系詳規(guī)教研室編輯的《國外居住區(qū)圖集》中，收錄了東德霍耶斯維爾達（Hoyerswerda）新城和哈勒（Halle）新城的居住區(qū)規(guī)劃案例，編者對這兩座新城的規(guī)劃理念感到親切和喜愛，然而并不知道這是一位與同濟規(guī)劃淵源深遠的設計師作品。

講述鮑立克在上海的十六年的故事之特殊性在于，他在以傳統(tǒng)民族主義為框架的專業(yè)敘事中處于一個局外人的位置。鮑立克作為“市政計劃家”在大上海都市計劃編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四年，意識形態(tài)激化、社會經濟困苦、國民人心困惑疲憊，是一個復雜的過渡時期。鮑立克在上海的故事既有著上海都市文化特有的國際性和多元性特征，又是一個尷尬的“他者”，往往在正統(tǒng)的敘事中被“隱形”。盡管是流亡的無國籍人士，他在上海被日軍占領、成為”淪陷區(qū)“時期進入一所汪偽政府注冊的美國教會大學做教授，有著他屬于雅利安民族、仍然被視為“軸心國”國民的優(yōu)勢；在1949年試圖去美國佛羅里達之時，又因被懷疑是布爾什維克而被婉拒；當他回到東德，其建筑風格向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搖擺和”國家建筑師“的身份，造成了他在包豪斯學派歷史中的另一種身份的尷尬。然而，這一特殊個體的經歷，那些被遺忘或者有意識忽略的人物歷程的記錄，有助于描繪一個宏大的歷史政治地理背景下中國城市及其現代化進程更為豐富的圖景，從而更好地理解都市文化、政治與教育、實踐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本文節(jié)選改編自侯麗、王宜兵著，《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zhàn)后規(guī)劃與重建》，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本文曾提交2017年7月由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辦的“跨學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遺產研究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并在會后進行了修改。本文經作者審訂，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