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擁有鮮明強人色彩的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在一片嘩然聲之中成為了菲律賓總統(tǒng)，許多人憂心他的反毒戰(zhàn)爭、法外處決等政策將為菲律賓社會帶來難以撫平的傷痕。然而，杜特爾特借由執(zhí)政三年之后菲國的中期大選，以驚人的漂亮成績證明選民其實肯定他的鐵腕手段。他在執(zhí)政后期所碰上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并沒有打垮他，因為縱使菲國社會確實受到嚴重沖擊，其民意支持度卻仍然持續(xù)居高不下。

當?shù)貢r間2022年5月9日，菲律賓現(xiàn)任總統(tǒng)杜特爾特在家鄉(xiāng)達沃市進行選舉投票。

在雨露均沾的影響下，他的女兒莎拉·杜特爾特（Sara Duterte Carpio）于去年一度成為參選總統(tǒng)的熱門人選。在與小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搭檔并投入副總統(tǒng)選戰(zhàn)之后，莎拉最后甚至獲得了比參選總統(tǒng)的小馬科斯還要多的票數(shù)，顯見她借由父親的聲望所取得的政治紅利有多么的不容小覷。

如此看來，小馬科斯之所以能夠當選總統(tǒng)，除了自身的行政、立法資歷及其家族在菲國的政治實力之外，自然不能夠忽略他與杜特爾特家族的政治結盟。尤其小馬科斯上一屆大選才以極少的票數(shù)敗給現(xiàn)任副總統(tǒng)萊妮（Leni Robredo），他在本次的結盟策略可說是效果相當顯著。小馬科斯除了在北部呂宋島的自家鐵票區(qū)有著壓倒性的勝利之外，他成功地讓上屆大選幾乎都是萊妮票倉的南部棉蘭老島地區(qū)多半翻了盤，而萊妮最終僅能固守自己原先在中部米沙鄢群島的票源。

本次菲律賓大選會有這樣的結果，其實不光只是政治家族結盟所帶來的影響。近年來有個不斷出現(xiàn)于菲律賓社會的論調(diào)，主張多數(shù)人民已經(jīng)不再信任自由派的政治人物。該論調(diào)顯示，自由派陣營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后掌握了政治經(jīng)濟權力，他們批評老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 Sr.）在1965年至1986年的獨裁政權，并借此強調(diào)他們的自由、民主與進步思想有多么重要。然而，許多菲律賓人認為這些政客多半還是出身于有權有勢的政治家族，有些家族甚至早在殖民時期便已經(jīng)坐擁政治權力。也就是因為如此，在他們過去數(shù)十年執(zhí)政時期未能有效改革菲律賓社會的情況下，其政治路線越來越不受到青睞。萊妮縱使不像典型政治家族出來的候選人，由于她身邊的幕僚與人脈多半都還是自由派陣營的人馬，導致部分人無法信任萊妮能夠帶領菲律賓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當?shù)貢r間2022年5月10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菲律賓聯(lián)邦黨總統(tǒng)候選人費迪南德·羅穆亞爾德斯·馬科斯慶祝勝選。

有鑒于此，有些人會認為菲國選民在兩次大選過程中對政治精英的不滿情緒，是杜特爾特跟小馬科斯兩人之所以勝選的相似之處。當然，誰是政治精英這件事其實是相當模糊且有其爭論的空間。像是于2016年不斷強調(diào)自己代表底層聲音的杜特爾特，便曾被批評明明也同樣是“政二代”。面對這樣的質(zhì)疑，他本人主張自己并不如馬尼拉的傳統(tǒng)政治精英這么不接地氣，而他最后也確實因為被認為能夠?qū)φ龀鲆环镄拢蔀榱朔坡少e史上第一個棉蘭老島出身的總統(tǒng)。

然而，小馬科斯家族在過去曾有20年的時間掌握了菲國政治最高殿堂馬拉坎南宮，其中甚至包含有9年的戒嚴。他們一家人雖然于“人民力量”革命之后一度被迫流亡海外，卻沒有因此于政壇中失勢。家族成員反倒在返菲之后，持續(xù)于地方與中央皆占有一席之地。這么一來，我們可以說小馬科斯與莎拉的勝選與當年杜特爾特的崛起是相似的嗎？我們該如何理解菲律賓人民從杜特爾特到小馬科斯的選擇？而小馬科斯當選總統(tǒng)的意義又與當年的杜特爾特有何異同？

精英與群眾的對立敘事

1971年3月，一則標題名為《體面的君子協(xié)定？》的文章刊載于《菲律賓自由報》（The Philippines Free Press）。該文以時任總統(tǒng)的老馬科斯所公布的一份違法寡頭政客名單為引子，批評由政治家族所壟斷的行政及立法部門將只會因為要保護彼此的既得利益，而無法針對弊端做出實質(zhì)改革。文章雖然并未直接表明老馬科斯是否將因此屈就于這些潛規(guī)則，卻也質(zhì)疑其公布那份名單的效果：該名單除了將老馬科斯塑造成為群眾而反抗富人的領袖形象，到底還有什么樣的功能？

1969年4月11日，菲律賓，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tǒng)在山頂?shù)?2米高的戰(zhàn)爭紀念碑混凝土十字架的落成儀式上發(fā)表講話，該紀念碑的倒塌是為日本侵略者敲響的喪鐘。當天，馬科斯總統(tǒng)在檢閱儀式后舉行了升旗儀式。

綜觀菲律賓的政治發(fā)展，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對立敘事一直都是驅(qū)動人民論述與行動的重要動力來源。左派抗爭者便時常以西班牙殖民后期的抵抗為例，強調(diào)當時的革命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主要領導者以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派思想組織人民，最后才會妥協(xié)接受美國的接管，讓后者借由殖民統(tǒng)治指導菲律賓逐步實施“民主”。也是因為如此，他們并不相信戰(zhàn)后獨立的菲律賓政府，認為主政者基本上多半是被美國殖民政權所培養(yǎng)出來的統(tǒng)治階級，與菲律賓的群眾未能真正走在一塊。

抗爭者的敘事之外，菲律賓在體制內(nèi)的選舉也同樣對這樣的敘事并不陌生。第七任總統(tǒng)麥格塞塞（Ramón Magsaysay）當年傳頌大街小巷的競選歌曲《麥格塞塞曼波》（1953）便是一個經(jīng)典的例子。其歌詞首先批評菲律賓在獨立之后的混亂秩序，接著暗示他的競爭對手基里諾（Elpidio Quirino）在擔任總統(tǒng)期間有多么的貪污腐敗，以此襯托出他出身底層并清廉愛民的形象。這首在菲國史上首次由總統(tǒng)候選人所推出的競選歌曲，不僅替麥格塞塞取得空前的成功，三十多年之后也在“人民力量”革命前夕借由地下電臺的播送再度變得火熱，成為鼓勵民眾走上街頭推翻老馬科斯政權的重要象征之一。

諷刺的是，后來被與貪污腐敗畫上等號的老馬科斯，于1960年代被送入馬拉坎南宮的時候，也曾被期待菲律賓可以有所改革的民眾稱作是“群眾之子”。雖然其父親在美國殖民時期擔任過北伊戈羅?。↖locos Norte）的眾議員，他們這個出身于呂宋島北部農(nóng)業(yè)大區(qū)的政治家族，仍被視為與在馬尼拉主政的政治精英有所不同?？v使老馬科斯后來與伊梅爾達（Imelda Romualdez Marcos）結褵，并與妻子有權有勢的羅亞爾德斯家族結盟，不少人仍相信他將可能帶領菲律賓挑戰(zhàn)掌握大多數(shù)資源的政治家族與地主階級。

老馬科斯在當時到底是怎么樣向大家勾勒出他的愿景呢？

我們可以從老馬科斯擔任總統(tǒng)期間所出版的一些作品看到，為了合法化其施政的手段，他不斷強調(diào)以“民主革命”作為修正菲律賓政治文化的方法。其中，他在1974年所出版的《菲律賓民主革命》（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一書提到：菲律賓因為殖民統(tǒng)治的影響，地主與群眾的階級和不平等關系基本上已經(jīng)定型，即便戰(zhàn)后歷任政府所推動的各種“社會正義”與“土地改革”計劃都無法撼動這樣的結構性困局。也因此，在不讓社會秩序崩解的前提下，老馬科斯主張透過憲法合法授權他的威權統(tǒng)治，使其得以著手體制內(nèi)的改革。

在老馬科斯于1972年實施戒嚴之前，菲律賓社會正面臨多重的經(jīng)濟、政治的危機，這些危機構成了他后來得以宣布戒嚴的重要條件。當時有眾多人民走上街頭抗爭，原因包括國內(nèi)日趨嚴重的通膨問題、反對政府出兵協(xié)助美軍在越南的戰(zhàn)爭，也有人因為政府軍隊在1968年“賈比達大屠殺”（Jabidah Massacre）殺害穆斯林士兵感到憤慨。因為如此，除了有來自棉蘭老島的數(shù)個穆斯林分離主義組織開始通過武裝行動要求獨立，也有部分左派抗爭者不滿原先的共產(chǎn)黨（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的積弱作為，決定于1968年成立新的共產(chǎn)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重振已幾乎被前者放棄的武裝革命路線?？v使老馬科斯實施戒嚴的原因可能有諸多面向的盤算，比如鎮(zhèn)壓反對派、防范共產(chǎn)主義武裝的崛起、實現(xiàn)他的執(zhí)政抱負，精英與群眾的對立敘事也同樣是形塑并合法其手段的借口之一，不能被忽略。前文所提到的違法寡頭政客名單，恐怕就是其中的一種方法。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看來，或許不難理解小馬科斯為何會不斷想為過去的戒嚴歷史辯駁，甚至嘗試修正目前主流的史觀。他的陣營嘗試借此告訴菲律賓群眾，那些自由派政治人物越是抨擊戒嚴，越是顯示了他們所欲掩蓋的自身既得利益與盤根錯節(jié)的家族政治網(wǎng)絡。當反對小馬科斯的陣營認為問題關鍵來自于菲律賓人缺乏足夠與適切的歷史教育時，許多人批評這根本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傲慢，也有人直指自由派陣營的支持者才是真正被洗腦的一方。

支撐菲律賓民主運作的暴力根源

2009年，前總統(tǒng)科拉松·阿基諾（通稱阿基諾夫人，Corazon "Cory" Aquino）辭世，這讓她的兒子阿基諾三世（Benigno "Noynoy" Aquino III）在隔年以極高的支持度當選為總統(tǒng)。此事值得我們此時再拿出來重提的原因在于，其母子倆是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后菲律賓民主化的重要象征。當初科拉松之所以會被反獨裁者陣營推舉出來擔任總統(tǒng)，是因為她的丈夫貝尼格諾·阿基諾（Benigno "Ninoy" Aquino Jr.）曾是菲國戒嚴期間聲望最雄厚的在野黨領袖，卻在1983年遭不知名人士射殺身亡，造成國內(nèi)外反對勢力群起憤慨，進而促成人們在革命行動中的團結。

當?shù)貢r間2014年7月18日，菲律賓馬尼拉，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易人，菲律賓總統(tǒng)阿基諾三世出席儀式。

雖然阿基諾三世通過召喚回二十多年前的歷史而再度接下母親的棒子，但這也讓菲國人民意識到“人民力量”革命所強調(diào)的自由、民主等口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只是口號而已。尤其是阿基諾三世在上任之后頒布的代號為“人民行動計劃”（Oplan Bayanihan）的軍事行動，以安全部門為推廣和平與發(fā)展計劃為名，實際上卻是背地以武裝勢力打擊異己，這便讓不少人覺得政府與其背后的諸多政治精英及家族只是通過這些手段在保障自身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罷了。

更不用說的是，在阿基諾三世執(zhí)政以前，自由派陣營出身的諸位總統(tǒng)也往往同樣以軍事手段穩(wěn)定社會內(nèi)部秩序。這問題的根源一方面來自于“人民力量”革命之后，阿基諾夫人并未能有效地擺平軍方，使得異議人士仍不斷遭受嚇阻、牢獄之災，甚至是生命威脅；另一方面，地方的政治家族繼續(xù)以軍警或是外包的民兵等武裝勢力鞏固其政治權力，再加上國內(nèi)的共產(chǎn)黨、穆斯林激進組織等武裝叛亂勢力持續(xù)各據(jù)一方，這些一直都是菲律賓人民在過去幾十年來所面臨的政治現(xiàn)實。

或許在最一開始，杜特爾特的崛起還只不過是菲國選民對于自由派陣營的不信任而造成的結果；然而，杜特爾特通過把他過去在南部治理達沃市（Davao City）二十多年的經(jīng)驗拉到國家治理的層級，最終將菲國政治人物在臺面下的政治暴力手段給公開地攤在陽光下。不同的地方在于，杜特爾特大剌剌地指出這些暴力都是為了國民的福祉而有的舉措。反毒戰(zhàn)爭雖然是以駭人的法外處決形式在發(fā)動，人民對于以國家安全為由的殺戮卻感到相對的安心。

人民最直接的反饋便體現(xiàn)在選舉政治上：2019年以第一高票當選參議員的德拉羅薩（Ronald dela Rosa），以及今年同樣于參議員選戰(zhàn)中拔得頭籌的帕迪拉（Robin Padilla），他們倆都大力地支持杜特爾特的反毒戰(zhàn)爭與法外處決等做法，前者在成為參議員之前甚至還直接就是執(zhí)行反毒戰(zhàn)爭的警察首長。

令人玩味的是，杜特爾特之所以開始投身政壇，其實與當年的“人民力量”革命相關。戒嚴時期，杜特爾特的母親蘇利達?杜特爾特（Soledad Duterte）在棉蘭老島是領導“黃色周五運動”（Yellow Friday Movement）抗議老馬科斯政權的重要人物。這樣的背景讓阿基諾夫人在掌權之后，曾詢問蘇利達是否愿意出任達沃市市長。而杜特爾特則是在其母親推辭并薦舉的情況下，展開了他在達沃市長達二十多年的執(zhí)政生涯。

杜特爾特接手之前的達沃市，曾在1980年代是共產(chǎn)黨發(fā)展其都市游擊隊的重要實驗室，政府為此通過滲透組織的方式，以心理戰(zhàn)挑撥、分化內(nèi)部成員，造成共黨內(nèi)嚴重的清洗內(nèi)斗。部分人在這之后，出走成為反共產(chǎn)黨的志愿私刑隊與民兵組織成員，而這些人則成為杜特爾特在達沃市擺平眾多反動勢力的要角，一度讓達沃市成為全菲治安最良好的城市之一。

杜特爾特先前的執(zhí)政經(jīng)驗，以及他的總統(tǒng)任期揭露了一點：菲律賓在“人民力量”革命之后的民主，其實是靠著政治暴力的支撐才得以運作。這不表示杜特爾特所殺的人就是死有余辜，但如此經(jīng)驗卻成了許多人為菲律賓戒嚴造成人權迫害的問題所辯護的理由，也是本次大選小馬科斯及其家族得以為自己辯護的重要條件之一。

直接把問題歸咎于假新聞或是現(xiàn)今的年輕學子欠缺足夠歷史教育，或許并不足以勾勒出事情的全貌。尤其當小馬科斯和莎拉的組合幾乎在所有年齡層都有極高的支持率，把責任都推給年輕人其實不是太負責任的做法。面對如此劍拔弩張的局面，理解知識生產(chǎn)、信息流通管道與社交媒體的操作固然相當重要，但我們更應該認識的是深深鑲嵌于菲律賓社會之中的精英與群眾對立敘事，以及根植于菲律賓民主背后的暴力根源。這些面向究竟是如何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xù)到今日，成為左右菲國人民思考政治行動的途徑？這將不只是幫助我們分析菲律賓本屆總統(tǒng)大選所發(fā)生的事情，也同樣能夠指出未來我們得以觀察菲國社會的切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