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開放社會來說，熟知其過去是極為重要的｜托尼·朱特逝世紀念

2022-08-06 18:2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chuàng) 托尼·朱特三輝圖書

Tony Judt Illustration by Joe Ciardiello

從《戰(zhàn)后歐洲史》到《思慮20世紀》《未竟的往昔》《重估價值》……在12年前的8月6日于紐約去世之前，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幾乎用了半生的時間去書寫二十世紀，力圖為公眾呈現(xiàn)清晰的歷史樣貌。他提醒我們，當下的危機在歷史中有其根源，要關注歷史，從過去的一百年中吸取教訓。

“對一個開放社會來說，熟知其過去是極為重要的。操控歷史是20世紀的封閉社會——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的一個共同特征。操縱過去是最古老的知識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著對過去發(fā)生之事的解釋（或純粹是欺騙）權，那么現(xiàn)在和將來便任憑你擺布了。所以，確保國民對歷史的了解，純屬民主的審慎?！碑斖械倌鳌に鼓蔚聠栔焯厝绾慰创龤v史知識和對當代政治的意識之間的關系時，朱特如是說。

今天的推送與各位讀者分享《思慮二十世紀》，“第七章統(tǒng)一體與碎片：歐洲史學家”。

忽視過去并不是我們最大的危險

斯奈德：我想問問你，歷史知識和一種對當代政治的意識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認識歷史的一個理由是，你可以避免某些錯誤。

朱特：事實上，我認為忽視過去并不是我們最大的危險；當前特有的錯誤是對它的無知引用。擁有政治學博士學位，且擔任過斯坦福大學教務長的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曾援引美國對戰(zhàn)后德國的占領來為伊拉克戰(zhàn)爭辯護。究竟對歷史多么無知，才會做出這樣一個類比？假定我們要想為當前的公共行為辯護，就必須要利用過去，那么真正認識歷史的理由便是無法回答的。國民越是見多識廣，就越不可能被欺騙說要為了當前的錯誤而濫用過去。

對一個開放社會來說，熟知其過去是極為重要的。操控歷史是20世紀的封閉社會——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的一個共同特征。操縱過去是最古老的知識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著對過去發(fā)生之事的解釋（或純粹是欺騙）權，那么現(xiàn)在和將來便任憑你擺布了。所以，確保國民對歷史的了解，純屬民主的審慎。

在這里，我擔心的是“進步”史學的教誨。在我們小時候——當然，是我小時候和我設想的你小時候——歷史便是一堆信息。你是以一種連續(xù)而有條理的方式——通常按照一個年代順序——來學的。這一訓練的目的是給孩子們提供一幅他們所繼承的世界——在時間上回溯性——的精神地圖。誰要是堅持認為這一方法是不加批判的也沒有錯。但用過去只是一系列需要糾正的謊言和偏見——譬如是一些有利于白人和男性的偏見，是關于資本主義或殖民主義的謊言，等等——這樣一種直覺，來取代堆砌史料的歷史，則是一種更嚴重的錯誤。

你不能這么來教孩子們美國史：人們普遍認為內(nèi)戰(zhàn)跟奴隸解放有關，但哈哈！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它實際上完全是跟別的東西有關。坐在前排的那些可憐的小家伙們都面面相覷，問道：“等等，她在說什么？什么是內(nèi)戰(zhàn)？它什么時候發(fā)生的？誰打贏了？”

“Hancock at Gettysburg" by Thure de Thulstrup

這些意在——我們可以大度些——幫孩子和學生們形成他們自身判斷的所謂批判方法，其實是弄巧成拙。它們種下的是混亂而非洞見，而混亂乃是知識之敵。在任何人——無論是孩童還是研究生——能夠沉浸于過往之前，他們都必須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件的前后經(jīng)過和產(chǎn)生的后果。相反，我們卻培養(yǎng)了兩代徹底喪失共同參照系的公民。結果，他們對自身社會的治理做不了什么貢獻。歷史學家的任務——如果你愿意這樣來思考的話——在于提供知識和敘事的維度，沒有這一維度，我們無法成為一個完整的公民。如果存在一種歷史學家的公民責任的話，那么這就是了。

讓記憶取代歷史是危險的

斯奈德：歷史和記憶是否有親緣關系？它們是盟友還是敵人？

朱特：它們是同父異母的姐妹——因此，她們相互憎恨，但同時又有著足夠多的共同點，使她們無法分離。而且，她們的爭吵局限于一份她們既無法放棄又無法分割的遺產(chǎn)。

記憶更年輕，也更有魅力，她更容易引誘別人和被人引誘——因此她交游更廣。歷史則是姐姐：有點兒消瘦、樸素和嚴肅，她喜歡回避而不是參與無聊的閑談。因此，她是一位政治上的壁花（wallflower）[1]，一本留在架子上的書。

[1]壁花，指在社交場合因害羞而沒有舞伴或不與人交談的人。

如今，有許多人——出于一片好心——模糊和混淆了這對姐妹。比如，我想到一些猶太學者，他們援引猶太人長期以來對記憶的重視：記?。▃akhor）。他們強調(diào)，一群無國籍者的過去始終有被他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加以記錄的危險，因此記住過去是猶太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這話不錯，我自己也頗有些同感。

但在這一點上，記住過去的責任和過去本身被搞混了：猶太人的過去和那些適用于集體記憶的東西混為一談了。因此，盡管有幾代猶太歷史學家的杰出工作，但關于猶太人過去的選擇性記憶（苦難、流放和受害）還是和對共同體的回憶性敘事融為了一體，并成為歷史本身。你可能會驚訝于在我認識的受過教育的猶太人中，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他們的“國家故事”，這表現(xiàn)為，就算告訴他們關于美國、英國或法國的類似的神話，他們也始終不以為然。

施羅默·桑德的著作“虛構三部曲”，他一直在致力于解構作為錫安主義基石的“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土地”的神話

這些神話如今作為對以色列國的公開辯護而被列進了官方記載當中。這并不是什么獨一無二的猶太式缺點：像亞美尼亞這樣的小國，或像希臘、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等那樣的現(xiàn)代巴爾干國家，都是在類似的神話敘事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的。這里所牽涉到的敏感之處在于，這使得還原真實的歷史變得幾乎沒有可能。

但我深信歷史與記憶之不同，也深信讓記憶來取代歷史是危險的。歷史不可避免地體現(xiàn)為一種記載，它無止境地對新舊證據(jù)進行重寫和重新檢測，而記憶則適用于公共的、非學術性的目的：一個主題公園，一座紀念館，一座博物館，一幢建筑物，一套電視節(jié)目，某個事件，某個紀念日和一面旗幟。這種對過去的記憶性呈現(xiàn)必定是片面的、粗線條的和有選擇性的；編排這些記憶的人遲早得告訴人們片面的事實，甚至是徹底的謊言——有時是出于善意，有時則不然。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它們都不能替代歷史。

因此，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里的展覽并不是對歷史的記載或為歷史服務。它是被有選擇地挪用的記憶，被應用于一個值得稱道的公共目的。在抽象層面上我們可能會予以認可，但至于結果，我們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如果沒有歷史，記憶便容易遭到濫用。但如果歷史是第一位的，那么記憶就有了一個它可以發(fā)揮作用并得到評判的模板和向?qū)?。那些?0世紀史有過研究的人可以參觀一下大屠殺紀念館，他們可以思考呈現(xiàn)給他們的都是什么，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對之加以評判，并帶給其一種批判性的智慧。在這一點上，該紀念館服務于一個有用的目的，它將它所記載的記憶跟觀眾頭腦中的歷史并置在了一起。但那些僅僅知道正被展示的東西的觀眾便（且大多數(shù)時候如此）處于不利地位：由于切斷了跟過去的聯(lián)系，他們被填鴨式地塞進了一個他們沒有能力做出評判的說法。

歷史學家的職責

斯奈德：我想知道，是否歷史學家的職責便在于拒斥那種徹底的行動自由的要求，這種自由事實上傷人傷己，并為政治上的不自由鋪平了道路。有一些東西——即障礙——是我們都需要知道的。就像房間里的家具。

朱特：我不敢茍同。你我并不是給房間布置家具的人——我們只是給它貼標簽的人。我們的職責是告訴別人：這是一張木結構的大沙發(fā)，而不是一張塑料桌子。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張塑料桌子，那么你不僅犯了一個分類錯誤，也不僅每回碰到它時都會傷到自己，而且你是在以錯誤的方式使用它。你會在這個房間里生活得很狼狽，而你沒有必要在這個房間里生活得如此狼狽。

換句話說，我深信，歷史學家在這里并不是要重述過去。我們給過去重貼標簽，不是因為我們對如何看待“家具”這個門類有了新的想法；我們這么做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對正在探討的家具屬于哪一類別有了一種更深的理解。一件被標為“大橡木桌子”的家具可能并不總是這樣來標記。必定有那么一些時候，它對人們來說意味著另外的東西：比如橡木在過去可能是它如此毋庸置疑的那一部分，因為每一樣東西都是橡木做的，沒有人會專門提到。但現(xiàn)在，橡木更常被人談到，因為這是一種不尋常的材料。所以我們正討論的是一張大橡木桌子，我們的職責便是標明重點。

斯奈德：我想你是對的，這是給家具貼標簽?；蛘撸苍S更像是通過留線索來開辟道路。你知道的，有點兒像在歐洲的公園里，這些路都是有指示牌的。有人已經(jīng)過去了，他們在每第50棵樹上標了個紅色的叉或一個綠色的圈。如果你是順著標有綠圈的那條路走，那你就跟著這些樹，以此類推。無論你是否喜歡，這些樹都一直在那里，但這些路卻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里可能還有其他的路，也可能無路可走。但如果沒有某條路，你就無法看見森林。一定要有人在那里標明去路。

朱特：我喜歡這個比喻，只要我們將其理解為是由我們來標明去路的話，但我們無法強迫人們接受它。

斯奈德：有無數(shù)條路可以通過這片森林，有實際的，也有潛在的，有標好的，也有沒標好的。過往塞滿了東西。但如果你不找條路穿過它，而只是盯著地面尋找駐足之處，那你就沒法欣賞這些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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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特：我可以賣弄一點兒說，我們應當這樣來考慮：首先是教人們認識樹木。要是人們不知道樹是什么，他們就不應當踏進森林，即便有了已經(jīng)標好的路。接著你教他們，許多樹一起組成了一片森林。然后你教他們，看待森林的一種方式——但還有其他方式——是把它視為一個能包含許多條路的地方。

接下來，在你承認還有其他路——盡管在你看來那些路不太令人滿意——的同時，指明你（歷史學家）覺得哪一條路是穿越這片森林的最佳路徑。只有在那時，你才有可能自由地將這些路徑給“理論化”：它們是不是為人類的創(chuàng)造物，它們是否扭曲了森林的“自然”面目，等等。我的擔憂是，我們越來越多的年輕同行已對單純的對樹木的描繪感到厭倦了，他們從教導路的成因中得到了最大滿足。

托尼·朱特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國倫敦，畢業(yè)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先后執(zhí)教于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1995年，他創(chuàng)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并獲漢娜·阿倫特獎；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托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并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立場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其主要著作有《戰(zhàn)后歐洲史》《沉疴遍地》《重估價值》《責任的重負》《未竟的往昔》《記憶小屋》《重估價值》《思慮20世紀》等。其中，《戰(zhàn)后歐洲史》被譽為“短時間內(nèi)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

蒂莫西·斯奈德當今美國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現(xiàn)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終身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現(xiàn)代東歐史。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為歷史和警示的大屠殺》（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幅秘密戰(zhàn)爭的素描：一位解放蘇維埃烏克蘭的波蘭藝術家》（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紅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等。此外，以對話的方式，斯奈德幫助他的朋友、著名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彌留之際完成了最后一本書《思慮20世紀》。其著作獲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獎、漢娜·阿倫特獎等在內(nèi)的12項大獎。此外，他還是《現(xiàn)代歐洲歷史期刊》和《東歐政治和社會》的編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見諸《紐約書評》《外交事務》《新共和》《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