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強強，男，陜西清澗人，講師，研究方向為科技實踐治理、認識論。

文章來源：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

摘要：在對時間的理解方面，愛因斯坦與柏格森存在本質(zhì)分歧。分歧主要體現(xiàn)為：柏格森認為存在基于直覺的哲學時間，愛因斯坦則認為并不存在此種時間。以1922年4月6日愛因斯坦在巴黎做學術(shù)報告為契機，柏格森與愛因斯坦展開了影響深遠的“時間之爭”。這場爭論在柏格森方面吸引了包括梅洛-龐蒂和德勒茲在內(nèi)的一大批支持者，在愛因斯坦方面吸引了包括卡西爾和羅素在內(nèi)的一大批支持者，雙方圍繞對時間的不同理解，延續(xù)、深化了這次爭論。進一步來看，“時間之爭”引發(fā)的問題中最為根本的乃是現(xiàn)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guān)系問題?！皶r間之爭”不僅是哲學與物理學的時間觀之爭，也是理性與直覺這兩種根本的認知方式之爭，甚至是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之爭。

關(guān)鍵詞：愛因斯坦；柏格森；時間；理性；直覺

哲學和物理學對時間的理解往往存在本質(zhì)差異，通過哲學家與物理學家的爭論得到鮮明體現(xiàn)。1922年4月6日，聲名日隆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巴黎與哲學巨擘柏格森（Henri Bergson）相遇了。兩位思想巨人的相遇并未像人們預想的那樣輕松，而是在對時間的理解方面各執(zhí)一端，隨即展開了爭論。自此次爭論開始，愛因斯坦和柏格森關(guān)于時間的爭論在哲學領(lǐng)域及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延續(xù)、滲透開來。二者的爭論不僅將物理學與哲學在時間觀念方面的差異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而且深深地促使人們對兩種認識世界的根本方式———理性與直覺———進行不斷反思；這次爭論也將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guān)系、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關(guān)系等問題擺了出來，激發(fā)了一批最具才華的學者參與爭論，產(chǎn)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國外學者在此問題上已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國內(nèi)卻鮮見探討者。筆者不揣谫陋，在已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愛因斯坦和柏格森的爭論及其涉及的問題加以評述、拓展，以期引起國內(nèi)學界對這個重要論題的進一步關(guān)注與討論。

一、爭論的發(fā)生

對時間的追問幾乎貫穿整個西方哲學史。僅近代以來，就有幾位大哲學家形成了關(guān)于時間的哲學學說。與此同時，自然科學對時間本質(zhì)的探索后來居上，先有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后有愛因斯坦的相對時空觀。由此，至少從牛頓開始，對時間的思考在哲學和物理學各自的學科領(lǐng)域內(nèi)平行地進行著。然而，在此過程中，一直存在一個頗為敏感但并未凸顯（或者說未被“揭示”）的根本問題：哲學和物理學對時間的理解哪個才是正確的？由此來看，1922年4月6日愛因斯坦與柏格森之間的爭論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哲學和物理學關(guān)于時間的迥異理解遲早要引起激烈的爭論。

1922年4月6日晚，愛因斯坦受法國哲學學會邀請，做了一場關(guān)于相對論的學術(shù)報告，柏格森和許多法國當時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出席了此次學術(shù)會議。在闡述愛因斯坦和柏格森的爭論之前，很有必要補充一些愛因斯坦在法國哲學學會做學術(shù)報告的情況，以此從一個側(cè)面反映當晚爭論的發(fā)生氛圍。

在當晚出席者中，至少有一個人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著較為透徹的理解，并對相對論給予支持，他就是“法國最早支持愛因斯坦的理論”(P55）和邀請愛因斯坦來巴黎做此次學術(shù)報告的科學家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在當晚的學術(shù)報告中，朗之萬用不短的篇幅向大家介紹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開門見山地指出：“相對論首先是一種物理理論；它從已知的事實出發(fā)，對新的事實進行預測；它本質(zhì)上是實驗性的。它產(chǎn)生于電磁理論與力學之間的矛盾，它是唯一能解釋已知事實并使人們能夠預見其他事實的理論?！庇纱耍手f對相對論的“定性”已經(jīng)預示了后來的爭論。出席會議的也有一些對相對論知之甚少的人文學者。

其中就包括在當時頗為知名的法國哲學家萊昂·布瑞斯維克（Léon Brunschvicg）。會議期間，布瑞斯維克希望愛因斯坦談談康德科學觀與相對論的聯(lián)系(P19）。對此，愛因斯坦并未做正面回答，而是強調(diào)，“我相信每個哲學家都有自己的康德，我無法回答你剛才的問題，因為你給出的為數(shù)不多的提示不足以讓我知道你是如何理解康德的?！睆闹锌梢钥闯?，愛因斯坦并不想過多地從哲學的層面解釋相對論。也正因此，促使在場哲學家們參與了后續(xù)的爭論。繼布瑞斯維克發(fā)言的是柏格森的學生勒羅伊（Le Roy），是他引出了愛因斯坦和柏格森關(guān)于時間的爭論。在陳述了哲學家理解的時間與物理學家理解的時間差異后，勒羅伊指出：“我特別認為，愛因斯坦先生和柏格森先生的時間問題是不一樣的?！彼Ｍ馗裆軌蛘務勛约旱目捶?。

因此，柏格森在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之前特別聲明：“我來只是為了聽，本不打算發(fā)言。但是，哲學學會盛情難卻。”柏格森的言下之意：自己是被動發(fā)言。柏格森的發(fā)言篇幅頗長，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兩點：第一，高度評價了愛因斯坦的理論，并表示“我既不反對你對同時性的定義，也不反對廣義相對論?！边@意味著柏格森贊成相對論所理解的時間。第二，柏格森認為，“一旦相對論被接受為物理理論，一切都還沒有結(jié)束。它所引入的概念的哲學意義還有待確定。它放棄直覺的程度，以及它對直覺的依賴程度，還有待考察?！睂@個觀點，愛因斯坦的回答較短，概括起來就是：并無哲學意義上的時間，有的只是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和心理意義上的時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問題是：哲學家的時間和物理學家的時間一樣嗎？……在我們的意識中，沒有什么能讓我們得出結(jié)論說事件是同時發(fā)生的，因為它們只是心理結(jié)構(gòu)，是邏輯存在（êtreslogiques）。所以沒有哲學家的時間；只有不同于物理學家的心理時間?！痹诎馗裆磥?，即使相對論的時間觀念正確及存在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也必須考慮直覺（哲學）意義上的時間。然而，明顯可以看出，愛因斯坦認為根本就不存在哲學意義上的時間。因此，爭論的核心就是：是否存在哲學意義上的時間。

實際上，在愛因斯坦與柏格森未發(fā)生此次爭論之前，他們兩人已對彼此的學說有一定的了解，且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在1914年給好友海因里?！ど８瘢℉einrich Zangger）的一封信中，愛因斯坦認為柏格森的哲學“軟弱無力”(P27），對于自己提高法語語言能力而言，甚至不值一讀(P10）；柏格森對愛因斯坦及其理論卻頗為癡迷，甚至認為，“相對論和自己關(guān)于時間和空時（spatial time）的看法一致。”(P10）“他希望找出綿延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與愛因斯坦的時間觀相容?！?P29）由此推測，在聽了愛因斯坦于1922年4月6日晚上所做的學術(shù)報告后，柏格森的心情應是帶有幾分失落的。柏格森在那次學術(shù)報告中至少明白自己誤解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梢哉f，這種“誤解”還帶有一廂情愿的色彩。即使如此，柏格森并不認為自己對時間的理解是錯誤的(P27）。

在此次學術(shù)報告后不久，柏格森就修訂了《綿延與同時性：關(guān)于愛因斯坦的理論》。這本書對愛因斯坦的時間觀做了全面回應，也可以說是對1922年4月6日晚他與愛因斯坦爭論的延續(xù)與升級。在愛因斯坦方面，1922年4月6日晚與柏格森的那次爭論也并未在他的心間快速消逝，而是不時地成為他余生思考的問題之一(PVIII）。事實上，就兩人在理解時間方面的本質(zhì)差異來看，柏格森與愛因斯坦之間深層的思想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這次相遇為持續(xù)的爭論拉開了帷幕。為了認識這次爭論的影響與意義，有必要進一步剖析以柏格森與愛因斯坦為代表的哲學家和物理學家在理解時間方面的根本差異及這種差異在當代思想界的表現(xiàn)。

二、爭論的延續(xù)

歷史地看，柏格森與愛因斯坦的“時間之爭”絕非個人之爭，也非“偶然”之爭，而是人類思維方式之爭、世紀之爭。柏格森與愛因斯坦當晚發(fā)生“時間之爭”后，兩人都有后續(xù)反應，也都有一批擁蠆。

（一）柏格森的后續(xù)反應

先就前后順序梳理柏格森在1922年4月6日晚與愛因斯坦發(fā)生爭論之后的系列反應。柏格森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修訂《綿延與同時性：關(guān)于愛因斯坦的理論》，從這本書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它的用意。我們知道，柏格森對時間的理解與綿延（duration）概念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在《綿延與同時性：關(guān)于愛因斯坦的理論》中，柏格森如此定義時間和綿延：“毫無疑問，對我們來說，時間首先與我們內(nèi)在生命的連續(xù)性相同。這種連續(xù)性是什么？一種流動或流逝，且是一種自給自足的流動或流逝，這種流動并非表明是一種事物在流動，而且這種流逝并不意味著我們經(jīng)歷的狀態(tài)；事物和狀態(tài)僅僅是被人為地捕捉到的轉(zhuǎn)換的快照；這種所有自然經(jīng)歷的轉(zhuǎn)換，就是綿延本身。”(P205）從中可知，柏格森所謂的時間是人自身的內(nèi)在體驗的連續(xù)性，更直白地說，就是綿延：一種不可分的時間觀念。而綿延又是“直覺的綿延”，這點構(gòu)成了柏格森“學說的核心”(P26）。用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話說，就是“直覺以綿延為前提預設(shè)，直覺依據(jù)綿延得以思考”。由此也解釋了柏格森對時間的理解為何是直覺的。與此同時，柏格森認為“直覺是哲學的方法”，一種“意味著我們進入物體。……既不依賴于觀點，又不依賴于符號，……能夠達到絕對”的方法，且直覺的方法與分析的方法截然不同。由此來看，在柏格森的理解中，時間并非可參照外在事物和狀態(tài)得以理解，須通過直覺這種建基于綿延之上的方式，且“同時性”也由直覺產(chǎn)生，這樣就將理解時間的不同方式與“時間之爭”對應了起來。柏格森意欲用直覺理解時間，而愛因斯坦偏愛理性方式。此外，在與愛因斯坦發(fā)生爭論之后，柏格森還是堅持認為：“我們相信，一種將綿延認為是真實的、甚至是富有生氣的哲學可以很容易地承認閔可夫斯基和愛因斯坦的空-時（space-time）?！?P217）由此來看，在與愛因斯坦發(fā)生爭論的初期，柏格森還是想將自己與愛因斯坦對時間的理解協(xié)調(diào)起來。

此外，柏格森不僅為自己對時間的理解進行辯護，而且還“召集盟友”。柏格森首選的盟友就是洛倫茲（Hendrik Lorentz）。在1924年10月9日給洛倫茲的信中，柏格森寫道：“總的來說，相對論物理學家誤解了我。順便說句，除非通過傳聞，不精確甚至完全虛假的敘述，他們常常對我的觀點不甚了解。如果他們有關(guān)愛因斯坦的說法是正確的，那么這也許就是愛因斯坦本人的情況。”(1)柏格森之所以向洛倫茲“喊冤”，不僅是因為洛倫茲是愛因斯坦的朋友和為相對論做出重要貢獻者，還因為他認為在如何理解時間方面洛倫茲與自己有相似之處(P88）。洛倫茲明確指出，“對我來說，真正的時間仍然由絕對時間這個古老的經(jīng)典概念來表示，它獨立于對任何特殊坐標系的參照。對我，只有這個真實的時間才存在?！比欢?，盡管洛倫茲認為只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絕對時間才真實存在，但他并不懷疑相對論，如吉米娜·卡納萊斯（Jimina Canales）所說：“愛因斯坦設(shè)想的相對論可以被接受，但不一定必須被接受?！?P88）由此來看，洛倫茲對時間的理解雖然與愛因斯坦存在差異，即堅持牛頓物理學的絕對時間觀，但并非徹底倒向了柏格森，只是在一個方面和柏格森類似，即強調(diào)并非只能在相對論之內(nèi)理解時間。

（二）愛因斯坦的后續(xù)反應

在1922年4月6日晚與柏格森爭論前后，愛因斯坦又有什么樣的反應呢？先看他早年的反應。在1923年5月20日他給莫里斯·索羅文（Maurice Solovine）的信中，愛因斯坦說：“柏格森在他關(guān)于相對論的書中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some serious blunders），愿上帝寬恕他。”(2)1924年7月25日，在日內(nèi)瓦舉辦的會議上，哲學家艾薩克·本魯比（Isaac Benrubi）請愛因斯坦談談對《綿延與同時性：關(guān)于愛因斯坦的理論》一書的看法，愛因斯坦的看法與給莫里斯·索羅文的信中的看法幾無差異，同樣認為柏格森沒能理解相對論，且犯了錯誤(P125）。到了晚年，愛因斯坦的觀點又如何呢？從愛因斯坦晚年與好友米歇爾·貝索（Michele Besso）的系列通信內(nèi)容來看，愛因斯坦并未改變當初的主張，依然認為不存在哲學家所謂的時間(P338）。

總體來看，柏格森對爭論的反應略顯孤獨而疲軟，因為無論就愛因斯坦在當晚所做學術(shù)報告時對柏格森的回應來看，還是就愛因斯坦事后的回應來看，愛因斯坦皆“無心戀戰(zhàn)”。就像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說的那樣：“柏格森曾仔細研究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并就此寫了一本厚厚的書，但愛因斯坦對柏格森的論點只發(fā)表了幾句輕蔑的評論（dismissive comments）?！闭f直白些就是，身為自然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認為自己同哲學家的這場時間之爭有些“徒勞”，根本上不可能說服對方。但爭論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三）柏格森的主要支持者及其理由

事實上，柏格森與愛因斯坦的“時間之爭”并非他們二人在“孤軍作戰(zhàn)”，而是激起了更為廣泛的論戰(zhàn)，各自都有實力雄厚的支持者。在支持柏格森的學者中，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德勒茲頗具代表意義，他們對柏格森哲學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揚也最具影響力，他們的學說也常同柏格森一起被貼上“直覺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標簽，以強調(diào)三者旨趣上的連貫性。正如朱迪斯·萬巴克（Judith Wamback）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他們（梅洛-龐蒂和德勒茲）都把自己的哲學置于柏格森理論的路線之上。德勒茲最基本的概念和思想———如‘實質(zhì)’（virtuality）、‘多重性’和實質(zhì)的時間本性（temporal nature of the virtual）———都來自柏格森。梅洛-龐蒂的知覺理論具有明顯的柏格森框架。”

在柏格森與愛因斯坦的這場“時間之爭”中，柏格森最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就是他的法國同胞梅洛-龐蒂：一位以在現(xiàn)象學領(lǐng)域的卓越成就而聞名的哲學家。在梅洛-龐蒂看來，“現(xiàn)象學關(guān)涉描述，而非解釋與分析。胡塞爾為新興的現(xiàn)象學設(shè)定的第一條規(guī)則———成為‘描述心理學’或者向‘事物本身’的回歸———首先就是對科學的拒絕（disavowal）?！毙枰鞔_的是，梅洛-龐蒂對“科學的拒絕”是就現(xiàn)象學的基本原則而言的，或者說他所謂的“拒絕”的深層意蘊是對科學這種認識方式的反抗，他要凸顯的是科學之外的現(xiàn)象學“描述”方法。這從根本上決定了梅洛-龐蒂的時間觀?！霸凇吨X現(xiàn)象學》中，梅洛-龐蒂堅持個人對時間評估的重要性?！?P50）在重視時間與主體關(guān)系方面，梅洛-龐蒂毫不遜色于柏格森。梅洛-龐蒂認為：“時間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抓?。╣rasp）的綿延，而時間又是我抓住的綿延。”(P184）他在自己非常著名的《知覺現(xiàn)象學》一書中也認為：“我自己就是時間（I myself am time），正如康德偶爾所說，我是一個‘持久’（perdures）的時間，既不會‘流逝’，也不會‘改變’。”(P445）由此來看，梅洛-龐蒂不僅支持柏格森的時間觀，更是發(fā)展了柏格森的時間觀。徹底貫通了“我”“綿延”“時間”，三者猶似“三位一體”，實質(zhì)性地統(tǒng)一了起來。與此同時，梅洛-龐蒂認為，愛因斯坦對哲學家的時間觀念的否定引發(fā)了“理性的危機”。因為，“物理學家的理性雖然有一種哲學尊嚴，但充滿了悖論，也摧毀了自己。舉例來說，當這種理性認為我的現(xiàn)在與另一個離我足夠遙遠的觀察者的未來是同時的，這將摧毀未來的意義。”(P197）由此，他認為，“他（物理學家）假定自己是整個世界的觀測者。他做的正是哲學家經(jīng)常被批評的事。他談論的時間不是任何人的時間，而是個神話。”(P195-196）總之，梅洛-龐蒂一方面支持個人在理解時間方面的不可或缺性和重要性，這明顯是柏格森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梅洛-龐蒂批評了相對論所引發(fā)的理性危機。當然，梅洛-龐蒂所謂的“理性”是直覺意義上的，也是常識層面的。他認為相對論的時間觀會割裂觀察者的常識與直覺。

德勒茲是另一位繼承了柏格森時間觀并對其進行發(fā)展的當代重要哲學家。德勒茲對柏格森的時間、綿延、直覺等概念有著十分詳盡的闡發(fā)。首先，德勒茲贊同柏格森將直覺視作哲學方法，認為“無論從哪方面講，我們都須在討論開始之前將直覺看作嚴格的或精確的方法”(P14）。它是一種“與時間相關(guān)（temporalizing）的方法（依據(jù)綿延進行思考）”(P35），它“使我們超越經(jīng)驗的狀態(tài)而走向經(jīng)驗的條件”(P27）。其次，德勒茲將對柏格森的時間和綿延概念的闡發(fā)直接與它們同相對論時間概念的對立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德勒茲指出：“柏格森絕不會擯棄綿延的觀念，這即是說，時間本質(zhì)上是多樣性的。但問題是：哪種多樣性？請記住，柏格森對照了（opposed）兩種多樣性———一種是數(shù)量的、非連續(xù)的事實上的（actual）多樣性，另一種是連續(xù)的、定性的、實質(zhì)的多樣性。顯然，在柏格森的術(shù)語中，愛因斯坦的時間屬于第一種。柏格森批評愛因斯坦混淆了這兩種多樣性和復活了時間與空間的混淆?！?P79-80）在這里，德勒茲想告訴人們的是，柏格森所謂時間的多樣性與愛因斯坦的理論存在本質(zhì)區(qū)別。也即是說，“只存在一個時間（一元論），盡管存在無限的事實上的流（fluxes）（廣義多元論），但這事實上的流必然參與了同一個實質(zhì)上的整體（狹義多元論）。柏格森并未放棄事實上的流之間存在差異的觀點，也未否認實質(zhì)（virtuality）中存在膨脹差異和收縮差異的觀念。(3)這種實質(zhì)不僅包括膨脹差異和收縮差異，而且也在它們中成為事實。簡言之，不僅實質(zhì)上的多樣性暗示這單一的時間，而且作為實質(zhì)的多樣性的綿延就是這單一的時間本身?！?P82-83）由此可見，德勒茲和柏格森的時間觀念極為類似，即認為相對論的時間觀念并非是錯誤的，但不夠根本。較之相對論理解的時間，綿延更為根本。因此，對根本時間的認識還需回到直覺和綿延。事實上，德勒茲對柏格森的時間觀也有著深入的發(fā)揮。在《電影2：時間-形象》中，“為了展現(xiàn)電影如何傳達時間的多重性及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和過程，德勒茲讓他的工作回到了柏格森和純粹過去（pure past）?！钡吕掌澋墓ぷ黠@示出柏格森的時間觀和直覺主義頑強的生命力。鑒于德勒茲的深遠影響，他可以當之無愧地被人們視為當代柏格森時間觀最為重要的支持者和傳播者。

（四）愛因斯坦的主要支持者及其理由

支持愛因斯坦的人物也不在少數(shù)，除多數(shù)物理學家外，其中也不乏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尤其是有著濃烈自然主義和物理主義傾向的哲學家。限于篇幅，筆者僅選擇兩位具有代表意義者的觀點加以述評。

首先是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ㄎ鳡柺菒垡蛩固箷r間觀的忠實支持者，這點在他與愛因斯坦的通信及他的論著中有直接體現(xiàn)。在1920年卡西爾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卡西爾表達了這樣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可以說，我希望讓物理學家和哲學家們共同面對相對論的問題，并在他們之間達成共識?！钡ㄎ鳡栍盅a充道：“由于物理學家和哲學家有著不同的概念思維模式和語言，即使是最好的意圖也不總是足以避免誤解。”(P158）與此同時，卡西爾還將自己關(guān)于相對論的手稿寄給了愛因斯坦，真誠地聽取這位相對論提出者的意見?？ㄎ鳡柕玫搅藧垡蛩固沟幕貞?。在1920年給卡西爾的回信中，愛因斯坦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最為重要的是，你有把握地（securely）掌握了相對論的本質(zhì)?！艺J為你的論文非常適合闡明哲學家關(guān)于相對論物理問題的思想和知識?！?P182）事實上，卡西爾對相對論及其時間觀的認同，植根于他對科學的認識。他認為：“科學是人類心智發(fā)展（mental development）的最后一步，可以說是人類文化最高的和最具特色的成就?！?P261）他也認為：“所有偉大自然科學家的工作———伽利略和牛頓、麥克斯韋和亥姆霍茲、普朗克和愛因斯坦———不僅僅是收集事實；這是理論上的，這意味著建設(shè)性的工作。這種自發(fā)性（spontaneity）和創(chuàng)造性是所有人類活動的核心。它是人類最高的力量。”(P278）與對像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的贊揚相反，卡西爾認為柏格森的哲學是“‘基于一種接受性模式，而非自發(fā)性模式?！ㄎ鳡枺┌呀邮苄耘c被動、無所作為和悲觀聯(lián)系在一起?！c之相反，科學工作卻體現(xiàn)了卡西爾極為推崇的自發(fā)性?！?P137-138）也就是說，卡西爾認為，愛因斯坦的工作是“自發(fā)性”的，而柏格森的哲學是“接受性”的。要知道，卡西爾的“自發(fā)性”和“接受性”都來自康德，前者與“創(chuàng)造性”相應，后者與“被動性”相應。由此來看，卡西爾是他那個年代最支持相對論時間觀的哲學家，也極力推動哲學家對相對論及其時間觀的理解，僅就這點而言，著實難能可貴。

其次是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羅素，這位影響力不亞于柏格森的哲學家，對相對論的時間觀表現(xiàn)出了強力支持，同時尖銳地批評了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時間觀。不同于柏格森，羅素對相對論的理解較為透徹，他成功地寫出了旨在通俗地闡發(fā)相對論的著作《相對論ABC》。曾為2001年版《相對論ABC》寫“導言”的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認為，這本書“仍然是對本理論（相對論）的一種精準指導”(PVII）。該書扉頁上寫有如此評語：“它為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提供了一個理想的介紹?！?PI）與對相對論物理學的推崇相比，羅素對柏格森的哲學持否定態(tài)度，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學史》中，他評價柏格森的哲學不僅是“反理智的”（anti-intellectual），而且造成了“惡果”：“這種哲學靠著理智的錯誤和混亂發(fā)展壯大。因此，這種哲學便寧可喜歡壞思考而不喜歡好思考，斷言一切暫時困難都是不可解決的，而把一切愚蠢的錯誤都看作顯示理智的破產(chǎn)和直覺的勝利。柏格森的著作中有許多關(guān)于數(shù)學和科學的暗示（allusions），對于粗心的讀者來說，這些暗示似乎大大加強了他的哲學。”在《柏格森的哲學》中，羅素將柏格森哲學描述為：“他那富有想象力的世界圖景，被認為是一種詩意的努力，基本上既不能被證明，也不能被反駁?！?P24）事實上，羅素不僅將柏格森的學說視作富有詩意的想象，而且仔細批評了柏格森的時間和空間學說，他認為，“柏格森關(guān)于綿延和時間的整個理論，自始至終都建立在回憶的當前發(fā)生與被回憶的過去發(fā)生之間的基本混淆之上?！?P21）從“詩意”“想象”及“混淆”這些詞的使用也可以看出羅素對柏格森哲學的批判態(tài)度。作為分析哲學的重要開拓者，羅素追求基于理性和邏輯之上的哲學分析，這與柏格森帶有濃烈形而上學色彩的直覺方式的哲學在根本處就是對立的。再者，羅素扎實的數(shù)理基礎(chǔ)讓他對相對論有著清晰的理解，相比之下，柏格森并不具備類似的知識條件。

（五）未竟的爭論

盡管爭論一直在延續(xù)，但爭論的雙方并未在時間的理解方面達成共識。在索卡爾（Alan Sokal）和讓·布里克蒙特（Jean Bricmont）看來，那場爆發(fā)于20世紀末的“科學大戰(zhàn)”（Science Wars）可回溯至柏格森的直覺主義，二者有極為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并且他們認為，“由于相對論的證據(jù)可以用自動計算機獲得，因此柏格森是錯的?！?P353）也就是說，這說明對時間的理解無需主體的參與。但果真如此嗎？柏格森的支持者認為，即使自動計算機可以獲得相對論的證據(jù)，但要賦予證據(jù)意義的話，我們必須假定：“最終要有人見證它們”(P353）。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出版的柏格森全集《Oeuvres》中，編者并未收錄《綿延與同時性：關(guān)于愛因斯坦的理論》。但這并不代表柏格森自己的意愿，因為“柏格森從來沒有收回他寫過的或說過的關(guān)于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任何一個字”(P61）。然而，不得不承認，當代自然科學家們一般都會在相對論視域中理解時間，而不會認真對待哲學家理解的時間。正如霍金在《大設(shè)計》中聲稱的那樣：“按照傳統(tǒng)，這些是哲學要回答的問題，但哲學已死。哲學跟不上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現(xiàn)代發(fā)展的步伐。在我們探索知識的旅程中，科學家已成為高擎火炬者。”當代著名哲學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也曾坦言：“我不認為有任何關(guān)于時間的哲學問題；只有確定我們所居住的四維連續(xù)體的確切物理幾何的物理問題?！钡@并不是說柏格森及其支持者的時間觀在當代已無甚影響。筆者認為，這場爭論牽涉的問題和具有的意義不僅局限在有關(guān)時間的理解上，更在于它引申出了一系列的哲學課題。此外，即使哲學家的時間觀真的要退出歷史舞臺，但愛因斯坦和柏格森引發(fā)的這場爭論所反映的問題依然在很多方面會引導現(xiàn)今和未來的哲學思考。

三、結(jié)論

愛因斯坦與柏格森的“時間之爭”引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現(xiàn)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guān)系問題。按照當代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學者的說法，在時間和空間這樣的大問題上，哲學已死，或者說哲學已終結(jié)。由此，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guān)系在現(xiàn)代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變。

在全面地考察了這場世紀之爭的吉米娜·卡納萊斯看來：“這一事件（愛因斯坦與柏格森的‘時間之爭’）標志著科學和哲學在歷史上的地位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愛因斯坦和柏格森爭論的不僅僅是時間的本質(zhì)和同時性。他們辯論的關(guān)鍵是哲學相對于物理學的地位。關(guān)乎誰能為自然代言，以及兩門學科中哪一門將擁有最終的話語權(quán)?！备M一步的影響是，“在20世紀，隨著社會等級結(jié)構(gòu)的重大轉(zhuǎn)變，關(guān)于談論時間的權(quán)威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這影響了科學家，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在分為專家和門外漢的大眾傳媒文化中的相對地位。對與科學理性和專業(yè)知識相關(guān)的時間的特殊理解獲得了突出地位。科學大獲全勝，凌駕于批判性的人文學科之上，并把藝術(shù)性的嘗試（artistic experimentation）推的越來越遠。”(P348）由此來看，無論是C·P·斯諾（C.P.Snow）所謂的“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29]，還是影響深遠的“科學大戰(zhàn)”，甚至中華民國時期的“科玄論戰(zhàn)”，在根本處是哲學與自然科學關(guān)系的問題，它們的發(fā)生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

然而，在海德格爾看來，“作為一種物理學理論，相對論關(guān)注的是時間的測量問題，而非時間本身。相對論并未觸及時間概念，它只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證實了自然科學中時間概念的性質(zhì)，……即它的同質(zhì)性，可定量觀測性?！焙５赂駹柕难酝庵馐牵谔骄繒r間這樣的“大問題”方面，哲學似乎更為根本。但不得不說，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家勢必會遭遇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說的困境：“我們在這里認識到科學家處理哲學、政治和藝術(shù)的經(jīng)典方式：‘你所說的可能是美好和有趣的，但它沒有宇宙學相關(guān)性（cosmological relevance），因為它只涉及主觀因素，生活的世界，而不是真實的世界’?！惫P者的理解是，與其說海德格爾是在反對相對論的時間觀，還不如說他是在為人文主義爭奪時間觀的領(lǐng)地。換言之，相對論對時間的理解是一種基于“定量觀測”的間接理解，哲學基于主體體驗對時間的理解是一種直接理解。事實上，無論哲學家對時間的理解與認識是否真的合理，自然科學家都很少給予真切關(guān)注。誠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溫伯格坦言的那樣，他這樣的科學家“在專業(yè)的哲學里找不到絲毫幫助。對此我并不孤獨。據(jù)我所知，沒有一個在戰(zhàn)后積極參與物理學的發(fā)展者的研究得到了哲學家工作的顯著幫助”。這反映的正是哲學與物理學在20世紀日益分叉的情勢。

可以說，愛因斯坦與柏格森的“時間之爭”猶似一首“序曲”，它的奏響奠定了整個20世紀甚至其后很長時間內(nèi)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沖突與分裂的主旋律。正因此，這場“時間之爭”不僅是哲學與物理學的時間觀之爭，也是兩種根本的認知方式之爭，甚至是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之爭。同時，這也解釋了這場爭論為何能夠產(chǎn)生如此廣泛的影響且一直延續(xù)了下來的原因，從而吸引人們不斷地對其加以思索。

參考文獻略

原標題：《理性與直覺的交鋒——愛因斯坦與柏格森的“時間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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