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前的1814年（清嘉慶十九年），法國的法蘭西學院在西方大學中首開“漢學講座”，至今未曾中斷；之后在1910—1960年代，又開設了“西域史講座”，作為“漢學講座”的補充。二百年間，共有十一位教授擔任兩個講座的講席。他們既是法國漢學界薪火相傳的掌舵人，又培養(yǎng)了許多日后名揚漢學界的新星，還組織撰寫出版了大量譽滿學術界的漢學刊物和漢學名著，創(chuàng)建了多所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創(chuàng)新價值的漢學研究機構，積累了豐富的澤被后人的漢學研究資料，為西方漢學的發(fā)展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而不群的貢獻。尤其是伯希和對于西域歷史、語言和考古諸學科的授課與研究，解讀了西域多種已消逝的語言文字，復活了許多已經(jīng)湮滅的文明，從而促進了西域史的國際研究，使之從一種“絕學”而成為一門顯學，同時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學者自清末以來興起的西北史地研究的發(fā)展，甚至也促生或促進了中國敦煌學、西域學、蒙古學、突厥學、絲路學等學科，使它們成為了學術研究中最早中外接軌的學科。本文轉載自《南國學術》2014年第4期。

二百年前的1814年（清嘉慶十九年），是法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在政治方面，發(fā)生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世（L. S. Xavier，1755—1824）成功復辟,波拿巴王朝的拿破侖（N. Bonaparte，1769—1821）皇帝被放逐到意大利的厄爾巴島；在學術文化方面，重大的事件則是法蘭西學院創(chuàng)設了“漢學講座”，這是“漢學”首次進入西方大學的殿堂。二百年來，盡管該講座數(shù)易其名，但延續(xù)至今，從未中斷。它不僅影響了歐洲及整個域外的漢學研究，而且也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與互相理解。

一、“漢學講座”在法蘭西學院的創(chuàng)辦

法蘭西學院具有悠久的歷史，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國王路易十三世（Louis XIII，1601—1643）于1609年奠基的“高盧皇家學院”。1772年，該學院對講座教席重新分配之后，逐漸形成了現(xiàn)今的建制。盡管法蘭西學院自草創(chuàng)伊始便以“有教無類”（Vocationā tout enseigner）為宗旨，但直到18世紀末，該學院的東方語言講座在古典語言文學方面僅限于突厥語、波斯語、古敘利亞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因為，這幾種語言被認為是東西方交流的中介。而印度、中國的語言文學，并未納入該學院的教育大綱中。

1814年，法蘭西學院的阿拉伯語教授薩西（S. d. Sacy，1758—1838）經(jīng)過多方游說和周密安排，出版了自1776年起就陸續(xù)推出的由入華耶穌會士們撰寫的《中國雜纂》第17卷；并利用這種有利的氣氛以及他在法國“東方學”界的聲望，推動法蘭西學院教授委員會于1814年12月11日作出決議，在該院開設“漢語和韃靼—滿族語言文學講座”（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通稱“漢學講座”）課程，由年方二十七歲、雖未到過中國但卻對中國醫(yī)學有研究的雷慕沙（A. Rémusat，1788—1832）執(zhí)掌教席。

法蘭西學院開辦“漢學講座”，是西方第一次將漢學引入有“文化金字塔”之稱的大學。它之所以在法國而不是在歐洲其他國家出現(xiàn)，既與法國對東方的興趣有關，也與法國對開展中法文化交流的熱切愿望有關；因此，法國在西方漢學史上創(chuàng)造了多項“第一”。1253年，法國國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派遣方濟各會士魯布魯克（G. d. Rubrouch，約1215—1257）出使蒙元帝國，魯布魯克的出使報告屬西方最早有關中國國情諸方面的著作。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法國又派遣六位號稱“國王的數(shù)學家”的耶穌會士入華，在北京組建了一個小小的“法國傳教區(qū)”和“法國科學院”，為推動法國對漢學研究的更大興趣起了巨大作用。這種具有王家欽差身份的科學家傳教士入華，在西方亦屬首例。1822年，西方的第一個亞洲研究學會——法國亞細亞學會成立，并發(fā)行出版會刊《亞細亞學報》，延續(xù)至今。1890年，法國與荷蘭聯(lián)合創(chuàng)辦西方第一份國際漢學期刊《通報》，持續(xù)至今。1920年，由法中兩國總統(tǒng)為最高贊助保護人，利用庚子賠款，在法國成立了西方第一家漢學研究所（當時歸屬巴黎大學，現(xiàn)已劃歸法蘭西學院），并陸續(xù)建成了西方最好的漢學圖書館，出版發(fā)行高水平的“漢學研究所文庫”“漢學研究所叢刊”，至今延續(xù)。1840年，法國教育部組建東方現(xiàn)代語言學院并于1843年開設漢語課程，早于西方其他大學漢語教學課程的開設。在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的影響和帶動下，俄國于1851年，荷蘭于1875年，英國于1876年，德國于1912年，相繼把漢學列入大學課程。

法蘭西學院“漢語和韃靼—滿族語言文學講座”從雷慕沙始，到沙畹（E. Chavannes，1865—1918）逝世止，維持了104年。此時，清王朝已經(jīng)滅亡，中國進入到民國時代，“韃靼—滿語”不再有理由于該講座中繼續(xù)存在了。因此，當馬伯樂（H. Maspero，1883—1945）于1921年執(zhí)掌該講座的教席時，便將該講座易名為“漢語言文學講座”。此后，該講座的名稱雖數(shù)次變化，但講座人始終被稱為“漢學講席”。尤為可貴的是，無論世界政局發(fā)生什么變化（諸如動亂、戰(zhàn)爭、冷戰(zhàn)），也無論法國經(jīng)歷政治動蕩還是經(jīng)濟危機，甚至還與中國有過幾次沖突和戰(zhàn)爭，該講座卻始終不受干擾，不僅順利堅持下來，而且始終處于發(fā)展之中。

在法蘭西學院二百年的“漢學講座”史上，先后共有九位漢學家執(zhí)掌教席。第一位是雷慕沙，于1814—1832年執(zhí)教。第二位是儒蓮（S. Julien，1797—1873），于1832—1873年執(zhí)教。第三位是德理文（H. d. Saint-Denis，1823—1892），于1874—1892年執(zhí)教。第四位是沙畹，于1893—1918年執(zhí)教。第五位是馬伯樂，于1921—1945年執(zhí)教，將講座易名為“漢語言文學講座”。第六位是戴密微（P. Demiéville，1894—1979），于1946—1964年執(zhí)教。第七位是石泰安（R. A. Stein，1911—1999），于1965—1981年執(zhí)教；他是該講座中唯一一位精通漢藏兩種語言和文學的教授，將講座易名為“中國社會史研究：制度與觀念”。第八位是謝和耐（J. Gernet，1921—2018），于1975—1991年執(zhí)教；他是考據(jù)派漢學與近代漢學之間的過渡人物，將講座易名為“中國社會文化史”。第九位是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于1991年開始執(zhí)教；他是率領法國漢學界走向近代中國史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將講座改名為“中國近代史”。

由于“漢學講座”開辦后形成了轟動效應，法蘭西學院在1910年代、1960年代又單獨為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和韓百詩（L. Hambis，1906—1978）兩位教授設立了“西域史講座”,以作為“漢學講座”的補充。二百年間，這十一位教授既是法國漢學界薪火相傳的掌舵人，又培養(yǎng)了許多日后名揚漢學界的新星，還組織撰寫出版了大量譽滿學術界的漢學刊物和漢學名著，創(chuàng)建了多所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創(chuàng)新價值的漢學研究機構，積累了豐富的澤被后人的漢學研究資料，為西方漢學的發(fā)展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而不群的貢獻。

二、“漢學講座”中各具特色的九大講席

（一）首開中國語言與文學講座的雷慕沙

雷慕沙是在答辯通過一部有關中國醫(yī)學的博士論文（1813）后才觸及漢學的，之前曾寫過一本有關韃靼語—漢語的小冊子《漢文簡要（中國語言文學論）》（1811）而被人重視。1815年1月16日,“漢語和韃靼—滿族語言文學講座”在法蘭西學院隆重開講。

自18世紀入華的耶穌會士們以來，西方人都認為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滿語語法、句法結構更接近西方語言，更容易理解，因而可以通過滿文版本來詮釋漢文文獻。雷慕沙當時能夠依賴的唯一工具書，是入華耶穌會士馬若瑟（J. d. Prémare，1666—1736）在1728年編寫于廣州的《漢語語法札記》。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華帝國通用語言——官話》，這是西方研究人員所擁有的第一部真正可供實用的漢語語法書。1816年，雷慕沙曾奉命編寫《法國皇家文庫所藏漢文書籍目錄》，但最終未能完成。他把大部分論文均收入了其論文集《亞洲論集（1825—1829）》中，其中有一系列對于亞洲語言和歷史的研究。

雷慕沙如同其時代許多漢學家一樣，特別關心中國與周邊文明的關系。他從事了一種被戴密微戲稱是“傳染病式的”漢學研究，即從中國的近鄰開始，逐漸由近及遠地研究中國。在他死后，他譯注的法顯（334—422）《佛國記》于1836年付梓問世。該譯注本薈萃了大量精辟的內容豐富的考證，使西方人首次對佛教有了一種較為公正的概念。在這之前，由于入華耶穌會士們的蔑視和不理解，佛教在西方一直受到攻擊。另外，人們也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較為豐富的古代印度乃至整個古代亞洲的歷史、地理和漢文資料。或許，這也是促使雷慕沙將其主要精力用于對《佛國記》這樣一部著作進行深入探討的原因。在19世紀初，法國漢學學派中有著這樣一種傾向：從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乃至全世界其他地區(qū)的關系中考察中國，進而去發(fā)掘有關世界史的漢文資料，而不是為了從內部研究中國本身。有人曾經(jīng)抨擊這種漢學的“表面”觀念。這種漢學的目的，實際上并不在于專門研究中國，而更在于尋找歐洲人自己文明的起源。這就是拉丁學家—漢學家學派的特征。因為，當時歐洲的東方學家，實際上都是拉丁學家；歐洲的東方學研究，是為了尋求自己歷史的發(fā)祥地。

1832年，雷慕沙被霍亂奪去了生命，享年44歲。

（二）脾氣暴戾而又學識淵博的儒蓮

雷慕沙逝世后，其門人儒蓮于1832年接替他主持同一講座，并一舉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漢學家。

儒蓮本人雖是雷慕沙的親炙弟子，但其研究領域卻與雷慕沙大相徑庭。在青年時代，儒蓮就受到了基礎扎實而又多方位的教育。他既學習過希臘文，也研習過阿拉伯文、希伯來文、波斯文、梵文等東方語言；投在雷慕沙門下后，又學習漢文、滿文。他的最早作品之一，便是將《孟子》的滿文譯本譯為拉丁文（1824）。在法蘭西學院的教學中，儒蓮放棄了用系統(tǒng)的方法講授漢語語法的做法，而是更喜歡詮釋文獻，以便歸納性地從中得出主要的漢語結構規(guī)則。其于1864—1870年寫出的《根據(jù)字詞位置來看漢語新句法》一書，便是他精益求精和具有敏銳洞察力著作之范例，至今仍有學術價值。

儒蓮在翻譯領域中的貢獻也是巨大的。他不僅翻譯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853）和《大唐西域記》（1857—1858），而且，這些譯著通順的句法是在沒有任何現(xiàn)代參照手段背景下完成的。他有關梵文詞的漢文對音著作《入門》（《方法》，1861），是在他根本不知道諸如《翻譯名義大集》（Mahāyutpatti）那樣的梵—漢文辭書的處境下寫成的。儒蓮對于玄奘（600—664）的研究，又導致他根據(jù)中國的《出曜經(jīng)》而譯注了三卷本的《〈出曜經(jīng)〉：印度的故事與寓言》（1859）；根據(jù)《圖書集成·邊裔典》中有關突厥的歷代資料編譯成《突厥史料》（1864）。他還于1869年出版了《中華帝國的古今工業(yè)》，為法國的養(yǎng)蠶業(yè)主提供了中文著作的法譯本；寫了一部有關中國瓷器制作技術的著作《中國瓷器的歷史與制造》（1856），是供法國制造瓷器的塞夫勒（Sèvres）作坊的工匠們使用的。

儒蓮對于中國俗文學著作頗感興趣。在19世紀，俗文學在中國的學術文化界是被鄙視的，但它們對于理解中國人的思想精神狀態(tài)卻是非常有意義的。儒蓮翻譯了元雜劇《灰闌記》（1832），這啟發(fā)了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B. Brecht，1898—1956）創(chuàng)作的《高加索灰闌記》；他完整地重譯了《趙氏孤兒》（1834），并附有全部曲子。他所有譯著中最享有盛譽者，是死后才出版的《西廂記》。他還翻譯了一批具有公式化大團圓結局的小說，如《白蛇傳》（1834）、《平山冷燕》（1860）、《玉嬌梨》（1864）等。儒蓮堅持研究介紹中國的話本作品，一方面是這些體裁更符合歐洲人的趣味，另一方面也是想向法國公眾揭示某些為歐洲人所無法親眼目睹的風尚。

儒蓮雖是19世紀中葉歐洲無可非議的漢學大師，但他那令人生厭的性格如同其無可挑剔的學問一樣聞名于東方學界。他嫉妒、暴躁、易怒，大權獨攬并排斥所有競爭對手。他既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并長期掌握學院的行政權（1854—1873年間）；還兼任東方語言學院的教授和國立圖書館副館長。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漢語講座講席安東尼·巴贊（A. Bazin，1799—1862）逝世后，儒蓮為了阻止他不喜歡的人接替這一職位，竟然自己兼職達六年之久。如此多的兼職，在法國是不常見的。紀堯姆·鮑狄埃（G. Pauthier，1801—1873）曾與儒蓮一同投在雷慕沙門下，成為同窗學友，由于在漢學研究方面學問平庸，后來不斷被儒蓮所嘲笑。1894年，法國著名漢學家考狄（H. Cordier，1849—1925）在《通報》中發(fā)表了《漢學研究（1891—1894年）》一文，其中對儒蓮的評價是：“儒蓮……未能留下像人們懷念其師雷慕薩那樣令人欽佩的記憶。他當然是一名大學者，但他的個人缺失（我敢說這是他身上天生的某種嫉妒情感）給法國漢學造成的災難，也只能由他投向漢學研究領域的光芒來勉強遮掩……儒蓮是法蘭西學院的教授，在巴贊和畢甌（Biot）逝世后，經(jīng)過四十年的施教，卻極少能培養(yǎng)出準備為本學科發(fā)展或增加漢學家數(shù)量而奮斗的人……儒蓮的事業(yè)確實是一項偉大的事業(yè)，但這僅僅是他個人的事業(yè)……盡管這一切使他個人和我們國家無尚榮光，但沒有人認為儒蓮是一位充滿道義責任的教授，他未能于其學生中培養(yǎng)出能繼承或革新其傳統(tǒng)的接班人。一名大師不應將其學生視為競爭對手，而是要作為繼承人。儒蓮的人格沒有其學問那樣高大?！边@一評價，被當時的法國漢學界所普遍接受。

（三）漢學家資格受人質疑的德理文侯爵

當儒蓮于1873年逝世后，他的學生德理文侯爵于1874年接替了他的位置。盡管德理文的頭銜多得令人眼花繚亂，曾擔任過法國科學院金石和銘文學院院長，獲得過法國“榮譽騎士勛章”，但在漢學史上卻是一個不為大眾熟悉的人。

其實，德理文在1850年就寫過一本有關中國的著作；次年又與人合作，完成了畢甌（E. Biot，1803—1850）有關《周禮》譯注本的遺作；1849年，由安東尼·巴贊介紹，他加入了法國亞細亞學會。1869年，他代替儒蓮擔任東方語言學院的教席。在1874年6月1日正式受命執(zhí)掌法蘭西學院的漢語和漢學講座教席之前，他實際上已把該職位控制在自己手中了。這使覬覦該職位的自中國返歸的原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童文獻（P. Perny，1818—1907）神父大為不滿，到處散發(fā)傳單，攻擊德理文不稱職，聲稱“德理文侯爵絕對無能力講漢語，更不能用漢文書寫六行文字或自漢文翻譯”，所翻譯的《離騷》也是由德文本轉譯的，并且還使用了“捉刀人”——華人助教李少白。

德理文是歐洲最早關心中國詩歌的漢學家之一。在此前歐洲人的心目中，中國詩歌只是一些毫無生氣的文字符號，入華耶穌會士們也完全忽略了這門學問。德理文翻譯了《唐詩》（1863）、《離騷》（1870），使之在法蘭西第二帝國貴夫人們的沙龍中頗受青睞。他還將《今古奇觀》中的十一個傳奇故事譯作法文，解釋摘引于《今古奇觀》中的民間故事成為他在法蘭西學院授課的一大部分內容。他以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有關東裔與南裔民族的兩部分內容編譯了一部巨著《中國藩部民族志》（1867—1883），并以此書榮膺法國科學院金石和銘文學院的“儒蓮獎”。其他有關中國的著作還有：以中國《授時通考》編譯的《中國人的農(nóng)業(yè)與園藝術研究》一書，介紹了可以有益地引入西歐與北非的中國植物、動物和農(nóng)技（1850）；《面對歐洲的中國》，敘述了1858—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對中國的侵略（1861）；《中華文字全本》（1869）；《苗子民族志》（1873）等。1878年2月8日，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金石和銘文學院院士，達到其學術生涯的巔峰。

漢語教學與漢學研究并非是德理文真正喜歡的職業(yè)，他實際上是通過一部與中國沒有任何關系的著作而留名后世的——發(fā)展了“可操縱夢”的理論。每天清晨，他都會把自己夜間所做的夢記錄下來，采取半匿名形式出版了《夢與操縱夢的手段》（1867），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在其《夢的釋義》（1899）一書中多次提到德理文。所以，盡管他一生中獲得過屬于“漢學家”的眾多榮譽，但在法國人心目中，一直把他視為“精神分析法”的先驅。

（四）進入近代學術風格的漢學大師沙畹

1893年，沙畹于接過了于上一年逝世的德理文的教席職位。沙畹的繼任，開創(chuàng)了法蘭西學院新型一代漢學家的先河。與過去那些只會讀漢字而無法流暢地講漢語，并且也沒有機會蒞華作實地考察的漢學家不同，沙畹是第一個長期在中國生活，在中國長時間從事過學術考察和考古探險的人。他不僅精通中國古代漢語，而且也能用現(xiàn)代漢語表述。以至于1917年中國加入?yún)f(xié)約國一方參戰(zhàn)時，他參與了對中國代表團的接待。代表團成員之一，就是先后擔任過清政府皇族內閣協(xié)理大臣、袁世凱政府的國務卿、北洋政府總統(tǒng)的徐世昌（1855—1939）——當時還接受了巴黎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稱號。正是從沙畹這一代人起，巴黎才被譽為西方的“漢學之都”。從此之后，“學漢學，到法國”的口頭禪便廣泛流傳于歐陸學術界。

沙畹出生在瑞士汝拉山區(qū)一個新教徒家庭，從小就有一種苛刻以至于發(fā)展到謹小慎微的職業(yè)道德。在宗教戰(zhàn)爭期間，他自瑞士移居法國。因為沙畹、戴密微均出生在瑞士汝拉山區(qū)，馬伯樂也曾在那里生活過，因而被歸屬于法蘭西學院“汝拉山區(qū)”派教授的世系。沙畹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接受了高等教育，時任校長是一位古代藝術史學家，他將沙畹引向了研究中國的方向。受當時法國最時髦的唯科學主義、唯歷史主義的影響，沙畹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與日耳曼學家夏爾·安德勒（C. Andler，1866—1933）合著的《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第一本源》（1891）。1889年，二十四歲的沙畹以法國公使館自由隨員的身份來到北京，一住就是三年，利用充足的空閑時間，跑遍了上海及中國東部許多省份，到處搜集中國的石雕資料，撰寫了《中國兩漢時期的石雕作品》（1893）。其間，在一位中國師爺?shù)膸椭?，翻譯了司馬遷的《史記》，譯著著手稿至今仍典藏在法國吉美博物館

由于沙畹既有深邃的語言學天賦，又得益于儒蓮的施教，所以，只有二十八歲的他，在好友印度學家傅舍（A. Foucher，1865—1952）的幫助下，成功接任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講習。自從回到巴黎后，他的另一位摯友，也是印度學家的列維（S. Lévi，1863—1936）使沙畹的注意力離開漢學研究，轉向翻譯研究印度歷史所必不可缺的漢文佛教資料，并且?guī)缀醭闪怂娜抗ぷ鲀热?。于是，人們看到沙畹接二連三地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印度和赴西域求法的高僧傳的譯注本，以及《佛教取經(jīng)人的旅行記》（1894）、《悟空行記》《宋云行記》的法文譯注本。特別是三卷本《漢文三藏經(jīng)中的五百個故事和寓言》（1901—1911），成了世界民俗學比較研究的珍貴資料。

1907年，為了完成在中國北方諸?。|三省、河北、山東、河南、陜西、山西）的考古使命，沙畹重返中國。在這些地區(qū)，尤其是在龍門和云岡石窟，取得了考古、題識、石刻資料方面的重大收獲。在這次旅行中，沙畹還登上泰山，為此寫成了一部權威性專著《泰山：論中國的山岳崇拜》（1910年，書后附有一篇《中國的社神》，開辟了研究中國古代宗教的一條新途徑）。在考察中，他的弟子阿列克謝耶夫（V. M. N. Alexeiev，1880—1951）一直陪同，后來成了蘇聯(lián)漢學界的領軍人物，曾當選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長期任教于列寧格勒大學。1894年，沙畹在日內瓦國際東方學大會上宣讀了在居庸關發(fā)現(xiàn)的一方六體碑文（梵、藏、蒙、維吾爾、漢、西夏文），時間斷代為1345年（元至正五年）。他還翻譯了西域的十方碑文，整理了斯坦因（M. A. Stein，1862—1943）第一、第二次西域考察時所帶回的漢文文獻。

沙畹一生著作等身，弟子成行。他先后觸及的漢學領域有碑銘學、古文字學、西域史、西突厥漢文數(shù)據(jù)、中國輿地學及地圖繪制術等，甚至在晚年還研究過道教（文章收入《東亞論文集》第3卷，1919），只有中國的美文學、哲學沒有涉獵。臨去世的前幾個月，還在索邦神學院的梯形大教室作了最后的演說——“論中國人的道德思想”。

（五）優(yōu)秀的語言和歷史學家馬伯樂

1921年，馬伯樂開始主持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為了適應中國清王朝滅亡、共和制國家建立，以及世界漢學發(fā)展的大趨勢，馬伯樂將講座名稱改為“漢語語言和文學講座”。

馬伯樂雖然也是沙畹的出藍弟子，但與同門的伯希和、葛蘭言（M. Granet，1884—1940）的學術套路不同，他更多地是以語史學家的面目出現(xiàn)。他的父親是法國著名的埃及學家加斯東·馬伯樂（G. Maspéro，1846—1916），祖籍意大利，著有《古典東方民族史》一書。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1908—1920年，馬伯樂長期滯留于總部設在越南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其間曾被派赴中國考察，有機會參加了光緒（1871—1908）皇帝和慈禧（1835—1908）太后的葬禮。在河內時，他經(jīng)常深入到當?shù)鼐用裰虚g，參加各種充滿越南式生活魅力的朝山進香或村莊的節(jié)慶，搜集了數(shù)量可觀的民間宗教文獻。這些數(shù)據(jù)雖然都未刊布，但他為了從比較文化的角度澄清中國文化的起源，大量利用過這些數(shù)據(jù)，如撰寫的《〈詩經(jīng)〉中的神話傳說》（1924）、《古代中國人與近代傣人的社會和宗教》（1929）等。1914年，馬伯樂重返中國，在浙江省做考古學調查，與農(nóng)民生活在一起，考察中國農(nóng)民的社會和宗教習俗。

馬伯樂在中國歷史學方面最早的論文之一是《唐代安南都護府歷史地理論》（1910），1927年又出版了《古代中國》一書。在語言學方面，代表作有《安南語言語音史研究》（1912），對越南語大量借鑒的漢語音位學演變作了研究；1915—1924年間出版的《漢語音位學研究》，為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1889—1978）的研究開辟了一條道路；1920年，編制了“中期漢語”的復原體系（《唐代長安方言》）；1934年，出版了研究漢語句型及其結構體系的《漢語》。

馬伯樂是法國研究中國道教的奠基人，也是將道教置于中國社會的整個大背景中進行研究的人；他的三卷《遺作集》中就有一卷是研究道教的論文集。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中，馬伯樂同樣也重點講解過佛教。他于1934年發(fā)表的研究《洛陽伽藍記》的文章，廣泛使用了《后漢書》《出三藏記集》等文獻中的資料，指出中國佛教并非最早出現(xiàn)在漢明帝時代。對于中國民間宗教研究，馬伯樂的代表作是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的神話》一書，其素材主要是他在浙江和江蘇居住期間搜集到的。當時法國對于中國近代宗教所知甚少，而且許多人都帶有鄙視的心態(tài)看待中國民間宗教，馬伯樂卻正確地闡釋了這些民間信仰與修持。

1945年，馬伯樂死在位于德國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六）法國當代漢學家的“眾人之師”戴密微

1946年，沙畹的弟子戴密微開始執(zhí)掌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教席，直至1964年退休。

戴密微出生于瑞士汝拉山區(qū)的洛桑，在瑞士中學畢業(yè)后，先后赴英國和德國接受“歐式教育”，于1914年獲巴黎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15年在倫敦皇家學院拜一名前入華傳教士為師學習漢語。該傳教士又建議他到法蘭西學院去師從沙畹學習漢學，從而開始了他終生的漢學研究生涯。1921年，戴密微首次到中國居住。先在北京，后赴山西考察云岡石窟，赴山東參加紀念孔子壽誕的禮儀（9月28日），又赴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紹興等地。1924—1926年，戴密微受聘于廈門大學，教授西方哲學、佛教和梵文；1930年，他謝絕了哈佛大學的聘任，回到巴黎東方現(xiàn)代語言學院任教，講授中國的語言和文明。

戴密微最初的研究集中于佛教。在《古典印度》一書中，他對佛教作了非常嚴謹、明確和完整的闡述，論述了中國的譯師和在公元3—10世紀期間從中國赴印度的求法進香人、印度和西域的祖師與譯師、漢文《大藏經(jīng)》的歷史。1934—1939年，他對伯希和于1909年入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文獻作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在與中國學者王重民共同瀏覽閱讀這些寫本時，他制訂了撰寫《吐蕃僧諍記：印度和中國佛教徒于七世紀有關禪的一次大辯論》一書的方案。書中既論述了佛教教義要點、在中國撰寫的偽經(jīng)或印度譯經(jīng)的傳播，同時又探討了下嫁吐蕃贊普的唐公主、西域胡人扎辮子或者是唐蕃會盟禮儀諸多問題；并闡明了這場大辯論本身的背景是中國佛教中的“頓悟”與印度佛教中的“漸悟”之間修持儀軌的對立。他始終認為，中國佛教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厭惡抽象和理論，重視實踐、親驗和直觀，禪“是佛教的一種真正的中國式改革，系印度傳統(tǒng)地位的一種大復歸”。

戴密微清醒地懂得中國留給人類的巨大文化遺產(chǎn)的價值及其全新的獨創(chuàng)特征，同時又為世人對中國產(chǎn)生的無知與冷漠而感到憤憤不平。他于1967年針對中國18世紀的一名史學家和哲學家章學誠（1738—1801）而寫道：“很難設想，在‘人文科學’欲成為世界學問的今天，這樣一個人卻會在遠東之外默默無聞……為了世界（也是為了我們西方）的未來，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國最終能被更好地理解，理解其思想那經(jīng)久不變的特征，我們的估計仍與實際相差甚遠?！彼麑⑵湓诜ㄌm西學院的課程之一定名為“清代的幾位思想家”。

戴密微的興趣和知識從中國的上古時代一直延續(xù)到當代。他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多種課程中講授莊子（前369—前286），聲稱詩歌是“中國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的文學作品”，“是人類天才的最高表現(xiàn)”；對于在敦煌發(fā)掘到的變文和俗文學詩歌、具有佛教傾向的詩人謝靈運（385—433），或者是教俗人員臨終時的詩句，長期地搜集、翻譯和注釋它們，其總數(shù)達數(shù)百闋。這些“漢文臨終詩”與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8—10世紀的王梵志的巨部通俗詩，形成戴密微的兩部遺著：《臨濟錄》譯注本、《〈王梵志詩集〉和〈太公家教〉》譯注本。

戴密微是一位熱衷于登山的人，在酷愛山岳方面與中國人靈犀相通。在描述中國人的山岳、從宗教到哲學、從哲學到18世紀的巴洛克藝術觀念的歷史演變時，他都提醒人們：“中國文學發(fā)現(xiàn)了山岳文化，以從中獲得藝術效應，這要早于我們西方近十五個世紀……”戴密微的最后著作之一是《黑湖集》，這是十七首中國古體詩的譯文，原詩由其友饒宗頤撰寫。

戴密微有一種高度的獻身精神，曾長時間地為他人修訂、補充和整理遺作。如沙畹的《漢文三藏經(jīng)中的五百個故事和寓言》、伯希和有關對1296年赴吳哥的周達觀（1266—1346）《真臘風土記》的譯注本、馬伯樂的大量遺著、他的廈門籍學生林藜光（1902—1945）的佛學遺著《正法念處經(jīng)》，均由他整理、修訂和編輯出版。

（七）漢學與藏學皆通而又偏重于藏學的石泰安

1965年，法蘭西學院安排漢學家、藏學家石泰安接任已退休的戴密微，該漢學講座隨之也被改名為“中國社會史研究：制度與觀念”。

1911年，石泰安出生于德國施韋茨；在柏林大學獲得漢語文憑后，為逃避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的迫害，于1933年遷居法國，次年又獲得法國東方現(xiàn)代語言學院的漢語文憑。1940—1946年，他是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成員；1946—1949年，被派到中國昆明、成都、北京、內蒙古等地進行科學考察，后成為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的成員。該研究所主要有鐸爾孟（A.d’Hormon，1881—1965）、李嘉樂（Aleixis Rygaloff）、石泰安和韓百詩等人。他于此期間學習了越南文、藏文、蒙文、日文和漢文。1950年返回法國后，他先后任法國東方現(xiàn)代語言學院、高等實驗學院、法蘭西學院教授。

石泰安自1966年開始的授課中，特別熱衷于闡釋宗教生活的內容、概念和形態(tài)，注意力集中于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關系。他最初的授課，涉及的是具有宗教特征的契約形式，同時也關注道教內部的組織形式；之后的授課，涉及的是對道教“廚”和“齋”的研究，同時也觸及有關食物的宗教禁忌觀念，注重對道教科儀和佛教民間傳統(tǒng)的探討。受到在吐蕃扮演過某種重要角色的密教的吸引，石泰安在法蘭西學院授課時也論述了“曼荼羅”（mandala，壇場）與中國—日本密教中的神祇、觀音的女子形象、末法、信仰、善惡報應等問題。從這種觀點出發(fā)，他對中國佛教的“偽經(jīng)”和“疑經(jīng)”有著濃厚興趣，認為“偽經(jīng)”和“疑經(jīng)”真正反映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

石泰安在法蘭西學院授課的代表作，是1987年整理、增補、修訂而最終出版的《微觀世界：遠東宗教思想中的盆景花園與住宅》一書。作為五十多年研究的成果，此書是反映中國及遠東社會觀念的一部代表作，也是一部文化人類學的代表作。在書的第一部分，介紹了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qū)通過微觀小世界而反映宏觀大世界的手段，重點是中國盆景和其他微縮景觀（瓷瓶、鼻煙壺和其他器皿上的裝飾畫）的意義。這些作品都具有藝術和宗教的色彩，特別是具有宗教和哲學的形態(tài)。在第二部分，介紹了中國和遠東某些建筑物的特征，它們往往代表著人類的世界形象，以及人類在世界上的宗教感受，特別講述了世界的層次、中心柱、天地溝通的手段、天門、地門等問題，還講到了世界中心山——中國的昆侖山和印度的妙高山。第三部分，講述人類的住宅及其與人身之間的關系。

石泰安的主要興趣在藏學而非漢學，他非常注重研究漢藏走廊地區(qū)的文化、民族、歷史、地理、宗教、習俗與文學諸領域，于1957年發(fā)表了《漢藏走廊的羌族》一文，介紹了羌族的歷史和宗教信仰，及其與相毗鄰的漢藏兩族的歷史淵源關系，以及他們對于吐蕃的形成所做出的貢獻。1951年發(fā)表《弭藥與西夏》，1966年又發(fā)表《有關弭藥與西夏的新數(shù)據(jù)》等一系列文章，根據(jù)漢藏兩種文字數(shù)據(jù)來說明古代弭藥就位于今天的西康地區(qū)、打箭爐西北，本是西夏王國的轄地；當西夏王室后裔與成吉思汗斷絕關系時，吐蕃人允許弭藥人遷居羌塘一帶。石泰安把西夏、弭藥的最早傳說與白哈爾神的資料作比較后發(fā)現(xiàn)，它們在題材、人名和地名上有著傳統(tǒng)關系。

石泰安長期從事西藏文化史研究。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于1962年在巴黎出版后，五十年間不斷再版，并被譯成日、英、漢等多種文字。1985年，中國出版了耿的漢譯本。

（八）承上啟下的漢學家謝和耐

1970年代初，鑒于連續(xù)出現(xiàn)了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R. M. Nixon，1913—1994）訪華、法國總統(tǒng)蓬皮杜（G. Pompidou，1911—1974）訪華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西方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對中國的熱潮，法蘭西學院因此于1973年決定，在石泰安還未退休的情況下，再聘請戴密微的門人、以一部大學教科書《中國社會史》揚名的謝和耐教授同時擔任“漢學講座”講席一職。謝和耐于1975年正式開講時，將講座內容定名為“中國社會文化史”。該講座持續(xù)十七年，直到他1992年退休止。

謝和耐1921年出生于時屬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首府阿爾及爾，其父路易·熱爾內（L. Gernet，1882—1962）是古希臘宗教和法律史專家，曾任巴黎大學文學院院長。謝和耐在獲得古典文學（法文、拉丁文、希臘文、語言學）學士學位和高等教育文憑之后，于1942年參加了盟軍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戰(zhàn)爭；1945年退役后，轉向對中國的研究；1949—1950年，在設于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學習，并成為戴密微的弟子，多次赴中國和日本旅行并進行學術訪問。1952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59年，任巴黎大學中國語言文化課程的教授。1973年，擔任法蘭西學院教授。

自19世紀以來，法國的漢學研究一直由考據(jù)派學者占據(jù)主導地位，他們注重于對古文獻作注釋，并不撰寫或很少撰寫系統(tǒng)的論著。諸如沙畹、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韓百詩均為該派的代表人物。謝和耐既繼承了考據(jù)派的某些傳統(tǒng)，又突破了他們的框框，向著現(xiàn)代史學與現(xiàn)代史學方法邁出了一大步，為其后客觀論述的漢學家們開辟了道路。其于1964—1970年潛心撰寫的《中國社會史》一書，在1972年由阿爾芒·科琳（Armand Colin）出版社刊行后，一再重版，先后被譯成英文（書名改作《中國社會文明史》）、羅馬尼亞文、韓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許多大學用作學習中國文化史的教科書。

謝和耐的研究和講座都是圍繞“中國社會文化”這個大課題展開的。1956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國5—10世紀寺院經(jīng)濟》，是一部社會經(jīng)濟史的代表作；1982年出版的《中國與基督教》一書，是研究中國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間的異同、撞擊與交流史的代表作；另一部有關中國社會生活史的代表作，則是他于1959年出版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1250—1276）》一書。他對13世紀中國社會、都市、社會階段、物質生活、宗教信仰、娛樂和藝術所作的描述，酷似將一種學術研究變成一部生動的編年史。從比較角度研究宋代中國城市現(xiàn)象，是該著作的亮點之一。

謝和耐對清人唐甄（1630—1704）《潛書》的法文譯注（1991），也是為了從清代思想家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演變歷史。唐甄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際的動蕩時代。這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受傳入的西學影響，已經(jīng)覺察到中國的衰落；但唐甄對新學未表現(xiàn)出任何興趣，并且害怕新學將損害中國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思考，用十三年時間寫成了《潛書》（初名《衡書》），試圖找到中國永久繁榮與和平的秘訣。謝和耐通過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別具一格的作品，來探討被他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中國社會文化史。

（九）中國近代史專家魏丕信

謝和耐退休后，被謝和耐引向清史研究的魏丕信于1991年接過“漢學講座”的教席。他根據(jù)自己所熟悉的領域，將講座內容確定為“中國近代史”，至今已達二十三年。

魏丕信出生于法國杜省的格萊市（Glay），大學時代學習歐洲古典文學（拉丁、希臘、法國）和漢語，1969年進入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任教，1975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他之所以能夠到法蘭西學院執(zhí)掌漢學講座教席，得益于他的博士論文《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1984年出版，2003年被譯成中文）所產(chǎn)生的影響；1991年，他又與人合作出版了《中國的義倉制度（1650—1850）》一書。

作為一名現(xiàn)代型學者，魏丕信與其先輩們已完全不同。他的專長是中國近代（明末與清代）經(jīng)濟史、行政管理史和官僚制度史，尤其專注于中國近代的人口、衣食生計、水利制度、江河管理、倉廩中央政權與地方官府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在法蘭西學院，1992—1995年開設的課程是“帝國晚期的官吏交流和民眾動員”，1996—1997年講的是“明清的經(jīng)濟思想和市場”，1998—2003年講的是“帝國晚期的執(zhí)政者形象”，2004—2008年講的是“民國時期的工程師、慈善家和軍閥”，2010年至今講的是“明朝到清朝的轉變”，課程思路始終是圍繞“中國官僚制度”這一主題展開。

三、“西域史講座”中的兩大教授

法蘭西學院在漢學研究尤其是對絲綢之路、中西交通史和西域史的研究上一直是走在西方前列的。作為“漢學講座”的補充和延伸，另一個系列講座——“西域史講座”的主講人伯希和、韓百詩也值得一提。

（一）“超級東方學家”伯希和

伯希和出生于巴黎，在斯坦尼斯學院畢業(yè)后，又到法蘭西學院師從漢學家沙畹、印度學家列維學習；1901年，到設在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擔任教授，多次來中國考察；1906—1908年到西域考察后，攜回了大批古文書、文物、文獻和碑銘資料，引起轟動，法蘭西學院為他專門設立了“西域語言、歷史和考古學講座”（簡稱“西域史講座”，1911年正式開講），所攜回的文獻與文物便成為該講座的主要教材；1916年任法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次官；1921年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金石和銘文學院院士；1936年任法國亞細亞學會會長；1939年被聘為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40—1945年任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所長；1945年10月26日因癌癥逝世，享年67歲。

伯希和既精通歐亞兩大洲的多種現(xiàn)代語言，也懂得許多古文字特別是已消失的西域文字；其學問幾乎涉及了東方學的所有領域——漢學、伊朗學、蒙古學、突厥學、藏學、滿族學、印度學、西域和南海史地、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佛教、摩尼教、祆教和各種巫教，因此被后人稱為“超級東方學家”。他在法蘭西學院主持的“西域語言、歷史和考古學講座”，也是雷慕沙開始的“漢語和韃靼—滿族語言文學講座”的一個重要支系。他振興和復活了許多已經(jīng)湮滅的學科和文字，也開拓了許多新學科，而且大都與中國西北史地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吐火羅文（焉耆語和龜茲語）、佉盧文、于闐文、突厥文、回鶻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伊斯蘭教、佛教的許多民間宗教的稀見經(jīng)典。

在中國西域的考察，成就了伯希和，他早期的著作有不少就直接出自敦煌和西域文書。他的學術貢獻則是多方面的，這里只說兩項：一是中國與伊朗的關系史。他在法蘭西學院的開講報告中，重點講述了伊朗怎樣在數(shù)百年間充當著印度或近東與中國之間關系的媒介角色。他通過研究祆教的漢文歷史文獻證明，公元2—3世紀的中國佛經(jīng)譯師們都是有著東伊朗血統(tǒng)的人，而并非人們過去認為的是突厥人。伊朗人還向東傳播了景教，該教隨阿羅本（Olopen，生卒年不詳）在公元7世紀起就傳入了中國，有三十部景教著作被譯成了漢文；中國西安著名的漢文—古敘利亞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就是由帶有佛教尊號“僧”的景教徒景凈（Adam，亞當，生卒年不詳）所述。二是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海上貿易。他通過夏德（F.Hirth，1845—1927）和柔克義（W. W. Rockhill，1854—1914）公布的一批13世紀的漢文文獻，在研究“犁靬”（犁鞬、犁軒）的名稱時，將目光投向了埃及，因為在公元2世紀的中國，“犁靬”指的是地中海東岸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e）；他詳細研究了15世紀初葉鄭和（1371—1433）下西洋時的海上遠航，描繪了一幅中國向東南亞發(fā)展的生動畫卷；他死后才在《通報》上發(fā)表的長文《〈明史〉中的火者和寫亦虎仙》，論述了出身于馬來亞的穆斯林家族和自16—17世紀起便定居在中國中原的一名西域穆斯林的概況。

伯希和的遺作目前已出版13卷，主要有《蒙古秘史》（根據(jù)漢文對音本而復原的蒙文本，1949）、《金帳汗國史札記》（對《金帳汗國史》一書的補充、糾誤與評論，1953）、《中國印刷術的起源》（1953）、《馬可·波羅游記注釋》（四卷本， 1959、1963、1973）、《中亞和遠東的基督教研究》（兩卷本，1973、1986）、《西安府景教碑》（1996）、《唐代吐魯番的道路》（2002）等。

（二）蒙古和西域史學家韓百詩

1945年伯希和逝世后，法蘭西學院的“西域史講座”便撤銷了。1963年，法蘭西學院決定重新開設“西域歷史和文明”講座，由伯希和的大弟子韓百詩任講席。此講座自1965年開講，直到1977年韓百詩退休止。

韓百詩出生于法國的利古熱，1929年加入法國亞細亞學會，并拜伯希和為師；1942—1947年在東方現(xiàn)代語言學院講授蒙古語，1947—1950年任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所長，1952年起任高等實驗學院第四系研究生導師，1959—1973年任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該所自1973年劃歸為法蘭西學院）所長，1965年起任法蘭西學院教授；還曾擔任過法國亞細亞學會的副會長、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所中亞和亞洲高原研究中心主任等職。

作為伯希和的入室弟子，韓百詩不僅繼承了伯希和的治學方法，熟悉多種文字，也精于古文獻考訂，是伯希和蒙古人名、地名考證的繼承人。他在開始時是研究蒙古學的，之后擴大到西域和亞洲高原史的研究，并且能使用藏文史料研究蒙古史。自1950年以來，他在蒙古學領域發(fā)表的著作甚多，代表性著作有：《圣武親征錄》（對13世紀的佚名著作《圣武親征錄》部分內容的譯注，其中有伯希和撰寫的大量注釋，1951）、《〈元史〉卷108，據(jù)元朝的漢文官修正記載的蒙古宗室成員和宮廷大臣們的封地》（第一卷，1954）、《馬可·波羅的〈寰宇記〉》（用現(xiàn)代法文翻譯，1955）、《明代蒙古史資料》（漢文、蒙文和滿文史料中關于明代蒙古人的介紹，附有《明史》卷327、328、330的傳記譯文，《蒙古世系譜》和《登壇必究》卷23中“世系表”的全譯文，1969）、《成吉思汗》（對有關成吉思汗全部知識的整理，1973）。

四、法國漢學對世界漢學的引領

在1814—2014年的二百年間，為使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為促進法中文化交流，法蘭西學院共有九位教授從未間斷地擔任“漢學講座”的講席，兩位教授持續(xù)地擔任“西域史講座”的主講人，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僅帶動了漢學研究和講座紛紛開設于歐美各大學，也充分證明文化交流是可以沖破人為的隔閡、不受時局的影響，按照文化發(fā)展自有的規(guī)律尋求合作對象。

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的設立，是域外漢學從“游記式漢學”（游記、札記、筆記、報告）到“學院式漢學”發(fā)展的分水嶺。這二百年的漢學講座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起初是對中國的宏觀描述階段（包括漢文經(jīng)典的譯注，語言語法的介紹，中國概貌的敘述等）。接著是法國漢學界中的考據(jù)派占統(tǒng)治地位階段，以廣征博引的繁瑣考證為特征。最后是向現(xiàn)代漢學的領域發(fā)展階段?？偟内呄蚴?，從全面發(fā)展的大師向不同領域的專家發(fā)展，并引領著世界漢學的發(fā)展。它在擴大西方對中國文化了解方面產(chǎn)生一系列影響，使得19世紀的西方國家不再像18世紀那樣，只有在貴夫人和闊太太們的沙龍中才會談論中國的話題，而是一個“東方文化大國”的形象初具雛形。漢學講座教授們的研究以中國史乘典籍為基礎，屬經(jīng)院式的研究范疇，具有更強的可信度和更深的文化內涵，比較準確地傳授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還對“絲綢之路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因為，這十一位教授基本都涉及了西域史的研究，包括西域地理、考古、佛教、社會史、人類學史等。這既是法國漢學的一大特征，也是法國漢學在整個西方漢學界絕無僅有的傳統(tǒng)。例如，中國典籍中法顯的《佛國記》（雷慕沙，1836）、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儒蓮，1857—1858）、彥悰（627—649）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儒蓮，1853）、義凈（653—713）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沙畹，1894），以及宋云（生卒年不詳，北魏時期）、悟空（731—812）、王玄策（生卒年不詳，唐代早期）、慧超（704—783）等有關中國與西域關系的經(jīng)典，都被法國漢學家們首先譯為法文，使之得以被西方學術界所熟知。正是由于這些絲綢之路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法文譯本在西方的流傳，才促使普魯士地理學家、旅行家、東方學家李希托芬（F. V. Richthofen，1833—1905）在他死后推出的五卷本《中國親程旅行記（1877—1912）》中，結合個人的親歷考察，在19世紀末葉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而伯希和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西域史講座”和相關著作，初步勾勒出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途諸民族或大小學邦之間交流的歷史軌跡，成為后人研究古絲綢之路歷史的奠基性作品。1942年，法國“超級編書匠”格魯塞（R. Grousset，1885—1952）在《中國通史》第四版中吸收了眾多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加入了十四頁的“絲綢之路”一章，使得“絲綢之路”的概念被推到學術研究的前沿。至于“海上絲綢路”的概念“海道”，最早也是由沙畹提出來的。

西域和中亞始終是一個多民族群居和多宗教共存的地區(qū)，其歷史上的滄海桑田的變遷甚為頻繁。伯希和對于西域歷史、語言和考古諸學科的授課與研究，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學者自清末以來興起的西北史地研究的發(fā)展。中國學術界通過羅振玉（1866—1940）、馮承鈞（1887—1946）、張星烺（1889—1951）、向達（1900—1966）、王重民（1903—1975）、姜亮夫（1902—1995）等人的介紹，了解到了法國漢學界特別是法蘭西學院考據(jù)派漢學的研究成果后，再結合中國學術界已經(jīng)漸成強勢的文獻考據(jù)和科學考察之風，推動了中國的西北史地文獻考證和疏注之風，甚至也促生或促進了中國敦煌學、西域學、蒙古學、突厥學、絲路學等學科，它們也成了學術研究最早中外接軌的學科。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域史上諸多錯綜復雜的問題得以正本清源。他們?yōu)榫S護這條中西交流通衢的安全與通暢，各自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貢獻。

（本文原題為《薪火相傳二百年——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回望》，發(fā)表于《南國學術》2014年第4期第155—167頁。經(jīng)作者授權，《南國學術》編輯參考其他文獻，對原稿做了精心加工、校改，并配發(fā)了圖片。轉載未收錄原文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