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2日上午，由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主辦的“‘后真相’時代的新聞生產與公共輿論”工作坊會議在上師大文科實驗樓光啟學術報告廳舉行。

會議分為專場討論和圓桌討論兩個部分。專場討論中，發(fā)言的學者們以過去一年間的熱點新聞案例為依據，從不同視角切入進行學術研討，解析“后真相”時代的新聞現象與特點，發(fā)言結束后由評議人進行點評和提問。在分為四組進行的八個專題報告結束后，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濤、《新聞記者》雜志社主編劉鵬、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呂新雨、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張志安、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員洪宇等五位評議嘉賓就專題報告中引申出一系列問題展開圓桌討論。

在專場討論階段，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研究員白紅義報告了基于杭州保姆縱火事件報道的研究內容，就情感與新聞的關系以及新聞的情感轉向給出了關于新聞媒體的方法論見解。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張韻從監(jiān)視與隱私的角度分析了360水滴直播事件，張韻認為這一事件反映出公眾對監(jiān)視與隱私的看法，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回到公開性、公共性層面。

針對江歌事件，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石力月認為混亂的輿論局面體現出個體化的生存圖景與共識的瓦解，輿論審判問題的改變根本上取決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整體坐標中的個體關系重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周睿鳴針對浙江大學去年社會系面試直推中出現的馮鋼事件，從 “后真相”、女權主義與道歉政治方面進行了討論，提出性別歧視等議題涉及全球化觀念，應當思考這些觀念在本土化實踐中的一系列歷史與現實問題。

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員講師熊琦的發(fā)言以電影《戰(zhàn)狼2》為案例，就輿論在對《戰(zhàn)狼2》做出評價和評議時出現的爭議展開討論，提出這些爭議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本身的豐富性所帶來的，而嚴肅討論難以跟網絡上的碎片化輿論進行有機對話是今天公共輿論存在的困境。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研究員陳楚潔圍繞事實、真相、新聞權威三個方面，對基于湯蘭蘭和鄧玉嬌案的報道進行了分析，指出在新聞事實和真相缺乏或者不明朗時，媒體所呈現的新聞事實與網絡用戶所認可的媒體化事實之間的沖突可能導致共識形成困難，進而使得新聞權威難以維系。

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姫德強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分析后真相的問題或者假新聞的問題，在這一視角下他詳細梳理了紅黃藍事件發(fā)生的過程，分析了不同的行動者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指出對于追求流量的自媒體而言，對于真相的生產和消費是一個一定范圍內的可控的經濟行為。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講師徐婧就AlphaGo為例，以Alpha Go和柯潔對弈過程中所產生的輿論中的技術倫理博弈，討論了何為“真”之邊界。

在會議的圓桌討論階段，評議嘉賓進一步就“后真相”時代輿論環(huán)境的變化、情感話語在新聞生產中的泛濫、傳統(tǒng)媒體的角色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劉鵬表示，“后真相”這一詞語從傳播上來講是由來已久的歷史現象。中國人所說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后真相，一旦感情因素摻入進來，后真相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另一方面，討論后真相這個概念還要關注新的時代背景，特別是媒介變遷環(huán)境，在他看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真相的定義權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轉移了，這是根本的變化。而政治上、經濟上各種各樣的制度，事實上又在鼓勵后真相這樣一種生產方式。 劉鵬認為，在今天社交媒體占據重要地位的傳播環(huán)境下，傳播經濟上追求流量至上，流量至上必然帶來情緒化煽動，煽動情緒最容易變現。我們很可能進入了一個去中介化真相觀時代，曾經傳統(tǒng)媒體作為中介帶有自己的相對客觀中立的身份，通過這樣的角色身份實現權威性背書，這是媒體以專業(yè)主義來包裝塑造自己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今的環(huán)境改變之下，每一個人都是媒介，AI、監(jiān)控、大數據等種種不在場的在場形式使得社會時空發(fā)生了重組，受眾不需要中介而是要眼見為實，開始建立樸素的真相觀。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專業(yè)主義作為傳統(tǒng)媒體的立身之本反而不受待見了，越來越多號稱理性、中立、客觀的角色受到謾罵。劉鵬表示，這給我們一個新的啟示，即在新型的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不同層面的傳播在重構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振蕩，不同層面、不同渠道的人都在進行真相博弈，從而帶來了復雜多維的真相景觀。

張志安指出，討論傳統(tǒng)媒介業(yè)真相調查的議題，首先要回到輿論。如果沒有對輿論本質或者是輿論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變化的總體把握，我們討論案例是比較難的。從作為過程的輿論來看，今天面對很多不確定因素，是否有公眾？是否有對話充分表達環(huán)境？有沒有圍繞公共議題展開對話？有沒有想像對話凝聚共識可能性？作為結果的輿論則是看多數人共識，如果沒有2/3人保持一致意見，哪有主流輿論？還有潛在輿論，我們希望公眾作為表達主體在場，社會輿論大多表現為網絡輿論。我們需要回到輿論格局變遷來討論個案如何放在時空關系和大語境當中展開。 張志安認為，在今天這個時代，盡管操作形態(tài)、敘述方式都會發(fā)生變化，但專業(yè)媒體對重要性問題的把握仍然非常有價值,例如杭州縱火案中，大家都關注這個保姆是否該死，只有少數媒體還關注消防設備配備和綠城集團是否有消防責任問題，這是超越道德審判、回到社會治理至少是城市中產家園治理的問題。在議題監(jiān)控上，媒體能夠發(fā)揮一定的公共功能，例如在360事件中從隱私問題的方向進行討論，最后促使360收回了這項政策，但總體情況并不理想，很多議程都不是傳統(tǒng)媒體設置的，大部分是自媒體設置的。專業(yè)媒體價值是真相挖掘，理性堅守，更重要是對議程議題公共價值的把握，是超越表象、淺層、道德，看到社會公共問題的價值。

洪宇談到了輿論對于做傳播政經學研究的作用。從社會想像或者是從話語層面，輿論可以作為相對獨立的變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修正傳播政經學當中很大程度上一種經濟決定論的邏輯。很多的問題不一定純粹是經濟基礎，或者說是上層決定，輿論在中間的中介作用對問題的導向有很大作用。例如張韻從360事件出發(fā)，探討從媒體當中呈現出來的社會對于監(jiān)視的整體觀念，是很有意義的。這種整體觀念怎樣延伸到司法以及政策制定領域，對政策研究來講是有意義的，也就是加入了輿論不確定性的維度。

劉濤從修辭學的角度對于情感話語在輿論中的瘋狂生長做出了一種解釋。人是修辭動物，人很多時候依賴于框架存在，基于框架形成對事物的認識，并確立情感身份、情感邊界。其中，語言作為最底層結構包含四個框架。第一是定義框架，對這個事情怎么定義。第二是知識框架，知識結構當中把握這個東西。第三是情感框架，第四是價值框架。當定義、知識、價值都難以把握，就會轉為情感框架，很容易形成情感的觀點，這樣就會出現脫離事實的特殊的信息形式或者是結構。

呂新雨對劉濤提出的框架理論進行了回應。她指出，情感本身不屬于本質主義框架的范疇，所以問題在于怎么讓歷史性因素進入，讓它成為有彈性的回應性框架。比如，VR是要讓體驗者進入到內部世界感受，是對情感框架非常強烈的征用，但它不是基于其他框架失效時情感框架顯現的邏輯，而是基于另外的技術準入邏輯、消費準入邏輯等等。VR的一個應用就是讓人體驗難民視角，通過在場的情感代入對難民產生強烈感受，就會對議題本身更加重視。VR視角實際上是封閉的、內部的、主觀視角來強化你對議題的重要性理解。這既是是情感，也有很強操控性，可以看到它的背后技術和議題設置的關系。因此四個框架中，情感框架更具復雜性。

呂新雨進一步指出，對情感框架的反思視角包括客觀性問題。傳統(tǒng)新聞專業(yè)主義里面的客觀主義視角包含對他者尊重和對其他不同于你的視角的容納，如果今天強調訴諸情感框架，訴諸個體視角對現場的重要性，恰恰是和傳統(tǒng)新聞理念有一個很強烈的沖突。在現場就一定意味著真相嗎？傳統(tǒng)新聞者否定這一點，如果在現場就能報道那要專業(yè)記者的意義在哪里？專業(yè)記者是通過深入調查觀察在現場呈現出來的東西?，F場并不代表真實，現場虛假性恰恰是新聞專業(yè)主義試圖破解的方面。而如今看到新聞專業(yè)主義沒落，并不是說公眾不需要一個權威的報道出現，而是權威有公信力報道沒有出現。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層面，這個沒落有更重要的層面需要去探討，比如生產成本等問題。核心問題是廣告被社交媒體拿走，傳統(tǒng)媒體廣告收入斷崖式下跌，養(yǎng)不起調查記者，因此生產成本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因此，如今的新聞看到的是碎片化呈現，碎片化呈現就陷入VR式主觀主義。碎片化視角與合法性之間難以兼容，在這個意義上，不應認為輿論本身就具有合法性，輿論背后有各種力量在操控。實際上輿論是變化的過程，正是因為存在變化的過程所以很多力量想介入。什么力量在介入，把這個輿論導向什么，這是分析關鍵。輿論時刻處于辯論過程當中，今天輿論研究就是大數據輿論研究。大數據其實是輿論監(jiān)控，能夠為政府的調控提供方向地圖，但不能解釋結構性輿論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更需要回到當年討論的公共輿論是什么的問題，一旦傳媒變成以廣告為唯一經濟來源，就不可能是公共輿論。這個問題今天研究還是否有意義？這是誰的輿論？誰的主體性？誰的情感？這個情感是什么？把這些問題都聯(lián)結起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就會更加需要包容性和多元性交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