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11日，第六屆地方文史高級研修班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qū)舉行。此次高級研修班由華東師范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歷史學系主辦。該研修班每年召開一次，意在加強高校、科研機構與地方文史部門的學術交流，推動地方文史研究工作向前發(fā)展。研修班除邀請資深專家就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民間文獻整理編纂等主題舉辦專題講座外，還組織高校學者和地方文史專家進行交流，開展多場學術對談會與圓桌討論，以期超越院墻，實現(xiàn)跨界合作。

本屆研修班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吸引了全國80余家單位的地方文史專家共同參加。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馮筱才教授、副主任李世眾教授分別為研究班致辭。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科大衛(wèi)教授以“民間文獻中的商業(yè)文書”為題目展開首場講座，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包詩卿教授主持?？拼笮l(wèi)首先討論了他所關注的商業(yè)的含義，接著介紹了他多年來接觸到的各類商業(yè)文書，并分享了用這些文書重建出明清時期種種商業(yè)模式運作邏輯的經(jīng)驗。他指出，契約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的內容包括土地、政府的稅收制度、人口買賣等。除了這些內容，研究者更應關注其背后零碎的故事，如土地買賣的實際情形、合伙經(jīng)營的靈活分賬、“不透明”的收利簿等。這也是因為在傳統(tǒng)社會中，商業(yè)不是獨立出來的東西，而是社會的種種關系里面的東西，因此研究者可以通過這些“零碎”內容重建商業(yè)運作的模式?？拼笮l(wèi)特別解釋了近代隨著電報、輪船、票據(jù)、銀行的出現(xiàn)，而帶來商業(yè)組織的規(guī)模的巨變，以此彰顯票據(jù)、新廣告、簿記本等近代商業(yè)文書的重要性。同時，鼓勵大家?guī)е碌囊曇叭ネ诰蜻@些材料背后更多有趣的歷史，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第二場講座是復旦大學魯西奇教授的“父老：中國古代鄉(xiāng)村的長老及其權力”，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唐小兵教授主持。魯西奇以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費孝通先生的“長老統(tǒng)治”展開理論對話，并做出了進一步的討論。他根據(jù)不同時期的文獻記載，考察了鄉(xiāng)村權力的主體及其權力的來源，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結構及其實質。在中國古代鄉(xiāng)村社會中，與官府相配合發(fā)揮統(tǒng)治作用的“長老”，包括秦漢時期的縣鄉(xiāng)三老、里父老，唐代的鄉(xiāng)耆老、老人、父老，宋代的父老、耆老，明清時期的里耆宿、里老人、鄉(xiāng)約等，多由官府選擇年高而有道德、且具備一定經(jīng)濟條件的父老充任。歷代由官府選任的三老、父老、耆老、老人等，均以教化為其基本職責，受命傳布王朝國家的禮教，亦參與調解民間糾紛、編排戶口、征發(fā)賦役。古代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格局，主要由鄉(xiāng)吏里胥、長老、富豪鄉(xiāng)紳等三方構成：鄉(xiāng)吏里胥代表官府，行使以戶口編排、賦役征發(fā)和治安為中心的行政權力；長老受官府委托，掌握教化權力；富豪鄉(xiāng)紳占有財富和資源，和官府相配合，行使經(jīng)濟權力和社會權力。魯西奇指出，王朝國家統(tǒng)治下鄉(xiāng)村社會中的長老權力，其實主要來自王朝國家的授予或委托，所謂的“長老統(tǒng)治”亦是王朝國家統(tǒng)治體系的一部分。

第三場講座是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曹樹基教授的“瓦屑壩移民：傳說還是史實”，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黃阿明教授主持。曹樹基指出，關于中國移民史的基本史實，以及族譜中關于族源記載的可靠性問題，不斷受到學者的質疑。針對“瓦屑壩”移民的故事，他將《明實錄》中有關湖南與江西地區(qū)的記載，與同一地區(qū)的族譜資料進行比勘，發(fā)現(xiàn)族譜中的記載與《明實錄》的記載基本吻合。他認為在南方地區(qū)明初的移民是中央政府精心組織與規(guī)劃的，所謂“瓦屑壩”移民的記錄，是歷史之真實，不是虛構。此外，曹樹基還結合其提出的概念“田畝飽和度”，對明清移民的動力機制進行了解釋。他以此概念，測量重大事件對于區(qū)域人口、土地資源的影響。

浙大城市學院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包偉民教授為大家?guī)淼谒膱鲋v座“略談地方史的意義”，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劉彥文教授主持。包偉民指出，“地方”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層級意味上的“地方”，二是地理（自然、經(jīng)濟或者文化等）意味上的某一地點或一個區(qū)塊。而我們所要討論的“地方史”主要指如何展開關于地方歷史的研究工作，其與立足于行政區(qū)劃編纂的地方史志有所區(qū)分。討論地方歷史、地方文化，應該盡可能按照“地理上的完整性”以及“地區(qū)內部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緊密與經(jīng)濟水平的接近”這樣的標準，從全局視野出發(fā)來做觀察，才可能觸及地方歷史的真相。地方文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探究這一個局部地區(qū)的發(fā)展歷史，更是為了通過“局部”來深入了解“全局”。從各地不同的歷史過程中，去分析歸納中國的普遍性。地方文史工作，只有從宏大敘事走向具體、深入、細化，跳出“概念化”，才能夠對“中國”這個研究對象有更好的認知，這就是“地方史”研究之意義所在。

第五場講座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劉志偉教授的“無字的‘文獻’——石頭與香爐”，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宋宏教授主持。劉志偉指出，通常從事歷史研究都是用文獻說話，然而在實際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利用的研究材料未必都是由文字構成的，譬如無字的“石頭”。學者在田野考察中，應該注意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這些信息，并將其跟我們在文獻里面閱讀到的信息放在一起互相印證，甚至互相補充，才能更好地認識一個地方的歷史。劉志偉分享了其在瑤族村落、新興縣水口畬族村、臺山上川島等地的田野經(jīng)驗，展示了三段他和廣東番禺東涌、中山民眾的訪談視頻，進而提出歷史研究可以借鑒人類學、民族學的方法，通過尋找歷史文獻中缺失的記錄，去研究南方少數(shù)民族中一些到目前為止我們仍不甚了解的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田野調查不僅是發(fā)掘新材料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無字文獻”獲得解讀歷史和社會的能力。研究者應當多從實物及口碑史料的收集工作，在寫成文字的時候更要謹慎表述。在現(xiàn)實中尋找歷史，體驗歷史現(xiàn)場。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為研修班作了第六場講座，題目是“如何開展文獻的田野考察？——徽州文書解讀經(jīng)驗談”，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阮清華教授主持。劉永華首先從“文獻”、“田野”、“文獻的田野考察”這幾個概念進行題解，接著以自己近年來在徽州進行田野考察的經(jīng)驗作為案例，講解了如何通過田野獲取信息，以及田野考察對于解讀歷史文獻的幫助。第一個案例是討論一組排日賬的生成脈絡，并以此重構了文獻記錄者的生活世界。第二個案例是關于如何重建19世紀一個農(nóng)戶的行動空間。在田野考察的時候，跟隨文獻主人的腳步，造訪他經(jīng)常去的地點，研究者也會形成直觀的認識，而且可能會找到文獻沒有的信息。第三個案例介紹了婺源縣十六都四圖十全會會簿，討論了關于基層行政組織與地域社會的關系。最后，劉永華再次強調了開展文獻的田野考察的意義，鼓勵地方文史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

除六場專家講座外，本屆地方文史高級研修班還特別安排了三場學術對談會和一場圓桌會議。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史機構專家不僅在對談會上分享自己收藏、編研的資料成果，還專門就自身從事資料搜集、整理、編研、策展等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問題向教授們請教。

第一場學術對談會的嘉賓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賀喜教授與南昌大學歷史系黃志繁教授，講題是“歷史學的田野工作”，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世眾教授主持。兩位教授從個人田野工作的經(jīng)驗出發(fā)，結合了一些具體的實際案例，細致、全面、深入地闡釋了歷史學者為何要走進田野、走進田野后需要注意的問題，以及歷史典范被創(chuàng)造的過程，為地方文史工作者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而后，賀喜同黃志繁一起，與地方文史工作者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問答活動，探討了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的注意事項與技巧方法等。

第二場學術對談會嘉賓是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曹樹基教授與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杜正貞教授，圍繞地方文書的整理與編纂工作與學員們進行了對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黃阿明教授擔任主持。曹樹基首先與大家分享了一份契約，指出中國所有關于地權的秘密都在契約之中，他以“收益權”、“使用權”、“處置權”等概念來形容中國的地權，為我們正確理解傳統(tǒng)中國土地的產(chǎn)權性質提供了新的視角。杜正貞則從地方檔案的整理與編纂、田野與地方文書的整理、個人史的整理編輯三個方面進行了分享，細致介紹了文獻搜集、整理編目、檢索利用等具體工作的經(jīng)驗，為地方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第三場學術對談會嘉賓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金光耀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金大陸研究員和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馮筱才教授，他們圍繞歷史口述訪談的方法與實踐與學員們進行對話，是次討論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阮清華教授主持。三位教授結合自身研究經(jīng)驗強調口述實踐的重要性，在理論層面對當前口述史研究提出思考，并給了學員許多切實可行的訪談方法建議。金光耀指出在當代史研究中，歷史口述的采訪和記錄、口述史料的運用已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之間產(chǎn)生了一種張力，在兩種史料的價值互相對比的過程中加深對歷史的認識。金大陸表示口述史更多的是一種實踐的手段和方法，需要從實踐層面進行相關探索。同時，金大陸分享了自己所做的知青研究和唐山大地震課題的口述經(jīng)驗。另外，教授們還對三個問題進行了討論：如何評價成為主流的“共同經(jīng)歷型”的口述史；口述史著作和口述史料著作如何區(qū)分；如果與新聞報道內容相仿，口述訪談價值何在？馮筱才分析了學院派歷史學者所面臨的處境及口述訪談工作的學術價值，同時他也指出“學院派”歷史學者與地方文史專家的口述史工作中的差異。他認為，歷史學者只有更多真正扎根田野，搶救更多個人記憶，才能在研究中由一個“外人”變成“內部人”，將歷史過程鮮活地予以重建。

最后一場圓桌會議，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史機構專家不僅分享了自己收藏、編研的資料成果，還專門就自身從事資料搜集、整理、編研、策展等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問題與教授們交流。同時，高校學者與地方文史專家就“地方文史的跨界合作”問題，紛紛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如福鼎的蔡勇明提出，希望可以與授課教授保持長期聯(lián)系，提議高校可以嘗試與地方文史工作者共建數(shù)據(jù)庫，開設如歷史地圖制作之類的技術課程。太湖的曹杰友建議社會各界共同倡捐設立研究基金，對優(yōu)秀地方文史研究成果予以獎勵。對于線上文史專家提出的各項建議，線下教授進行了回應和解答，并表示各高校非常愿意與地方專家開展更為密切的合作。

“地方文史高級研修班”是華東師范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多年精心打造的“品牌”學術活動，是溝通“學院派”學者與地方一線文史工作人員的優(yōu)質平臺，也是歷史學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有效載體。希望通過每年一次的研修活動，進一步擴大高校與地方文史界合作基礎，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共同推進地方文史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