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1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第六屆地方文史高級研修班，以線上方式進行了題為“如何開展文獻的田野考察？——徽州文書解讀經驗談”的講座。他首先對幾個概念進行題解，再以自己近年來在徽州進行田野考察的經驗作為案例，講解了如何開展以文獻解讀為中心的田野考察，以及田野考察對于解讀歷史文獻的幫助。講座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阮清華教授主持。

歷史學田野調查

劉永華首先對“文獻”、“田野”、“文獻的田野考察”這幾個概念進行釋義。一般來說，“文獻”指的就是文字記錄，在“文獻”前面可以加上不同的形容詞去限定，比如“歷史文獻”，表達的就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獻。在田野當中，經常碰到的是歷史文獻的一種，通常表述為“民間歷史文獻”或者“地方文獻”。

在人類學意義上，田野調查主要指參與觀察方法。學者通過長時間和研究對象生活在一起，盡可能融入到研究對象的生活當中，對他們產生深度了解，甚至獲取他們看待世界的思維方法。這個周期一般需要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時間，是長期的經驗調查。但是對于歷史學者來說，很難在某一地點連續(xù)做長達一年的田野調查，常常是為了解決某一個問題，在一個地點或多個地點做短期的考察活動。

田野調查是來自社會科學的概念，傳統(tǒng)的歷史學訓練里本沒有田野調查方法。八十年代以后，隨著社會史在中國的興起，學者走進田野搜集資料，田野調查開始進入了歷史學，在歷史學中就出現(xiàn)了與之不同的田野調查方法，可簡稱之為歷史學田野調查。劉永華認為，歷史學田野調查至少有兩個方面與社會科學是不一樣的：一是以文獻為中心，二是歷史學特別關注歷史的過程。

為什么要開展文獻的田野考察？從必要性來講，是因為文獻記錄本身會有一些局限，對某些我們關心的話題，可能語焉不詳，這時就需要到田野中搜集相關信息來對文獻進行解讀。從可行性來講，在不少鄉(xiāng)村還可以找到很多民間文獻、口述史料、實物以及環(huán)境方面的信息。

綜上所述，“文獻的田野考察”就是圍繞文獻的解讀開展的田野考察，目的是服務于文獻解讀，在這個過程中進行文獻搜集、口述訪談、實地勘察。

文獻的生成脈絡

劉永華自2007年開始在徽州進行田野考察，他以三個案例來說明田野考察為解讀徽州文獻所提供的幫助。

第一個案例是討論一組文獻的生成脈絡。劉永華談到自己之所以去做徽州文書的研究，是由于一個偶然的契機。2006年，他在黃山市老街出售舊文書的店鋪搜集到一批共15冊的晚清文獻，通過對文獻的解讀，可以確認文獻來自徽州婺源。文獻的記錄者是一個叫程允亨的人，以及他的父親和兒子。劉永華以文獻解讀為中心，重構陳運亨的生活世界，觀察一個普通農戶是如何經歷十九世紀的歷史變動的。

這組文獻的主要內容，一方面是記賬，另一方面還包括對日常生活的記錄，所以事實上不是我們所熟悉的賬簿或日記。這種文獻類型屬于什么？這種文獻類型又是做什么用的？劉永華認為，對文獻進行解讀，首先要認定它的類型和生成脈絡。

為了解決類型的問題，劉永華到文獻生成的婺源北部沱川、清華等地進行了調查，當?shù)乩先烁嬖V他，這種文獻叫排日賬。透過訪談不僅能夠了解文獻的門類，在這個基礎上也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之后，在婺源當?shù)匾晃煌砬逍悴诺淖詡黧w小說《我之小史》中也找到了“排日賬”這個詞匯，文獻與田野訪談得以相互印證。

從目前公布的信息看，現(xiàn)存最早的排日賬是在18世紀中期的婺源寫就的。劉永華根據自己的田野調查和對排日賬文獻的閱讀，認為這種文類與當?shù)貑⒚山逃惺褂玫慕虒W方法有關。大約在18世紀，婺源啟蒙教育逐漸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獨特的傳統(tǒng)：通過指導學生記錄每日行事和日常開支，幫助學生牢記在課堂上習得的文字書寫能力。一些學生從學堂肄業(yè)后，繼續(xù)記排日賬，以此鞏固文字書寫能力，并使之承擔備忘功能，與其日常行事建立密切的聯(lián)系。

通過田野調查，劉永華鎖定了記賬者程允亨這家農戶居住的村落，是位于今婺源東北部沱川鄉(xiāng)理坑村北側的一個名叫上灣的小村。鎖定人物和地點之后，可以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的訪談。

十九世紀農戶的行動空間

第二個案例是關于如何重建19世紀一個農戶的行動空間。行動空間是來自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人們經常造訪的地方所構成的一個空間，這個空間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十分密切。透過這個行動空間，可以更好地去了解普通鄉(xiāng)民的生活實踐，研究當時的社會生活。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會遇到地名難以辨認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不能只依靠文獻記錄，而要去跑田野的原因。在田野考察的時候，通過跟隨文獻記錄者的腳步，造訪他經常去的地點，研究者也會形成直觀的認識，而且可能會找到文獻沒有的信息。

劉永華在重構程允亨一家的行動空間時，運用的就是這一方法。他在沱川境內對所有的聚落都做了基本的考察，包括人口、姓氏、家族、神壇、寺廟等等，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也注意搜集相關的文獻。

程家老宅

除了沱川，劉永華還追隨程允亨的足跡，到他經常去的其他地方考察，比如清華、賦春、長林村，根據文獻的記錄，對這些地點的考察各有側重點。在清華老街，側重考察老街店鋪和市場圈；在賦春，主要是了解集市貿易、私鹽販賣的情況；在長林村，重點考察了石灰窯址，做了石灰燒制的訪談。在訪談和田野中獲取地名信息、相關聚落與上灣的距離信息，再加上案頭作業(yè)中對地名出現(xiàn)頻次及其時間分布的統(tǒng)計，基本可以建立程家與村外世界的關系，這個關系又有助于了解這個農戶整個社會生活的狀況。

基層行政組織與地域社會

第三個案例是關于基層行政組織與地域社會的關系。劉永華介紹了婺源縣十六都四圖十全會會簿這組文獻，其內容包括兩部分，前半部分是與康熙年間在此地推行的增圖改革相關的文書，后半部分是四圖村民建立的十全會的合約、條規(guī)、田產清單等。四圖與程允亨生活的地域同屬十六都，兩者在地域和社會關系有一定聯(lián)系。通過這個文獻，可以了解增圖如何發(fā)生、落實和運作，但是無法解決基層行政組織與地域社會關系的問題。

婺源縣十六都四圖十全會會簿

前人對于基層行政組織的研究基本上是通過文獻，劉永華嘗試通過田野考察來推進這一方面的研究，重點是了解四圖的空間屬性和社會屬性，從而了解推動新圖增設背后的社會動力。這個研究分為兩部分，一是四圖的空間范圍，即哪些聚落加入新圖；二是四圖內部的社會關系，即哪些人群加入新圖。關于這些問題，文獻中的線索不夠具體，只是記錄了十六都四圖各甲戶名、姓氏與聚落，而對于這些村莊和姓氏之間的關系，則不甚清楚。

在實地考察中，劉永華確認和補充了聚落定位信息，結合繪制的地圖以及文獻的記載，確定了某些姓氏群體在此次增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回答了基層行政組織與地域社會的關系問題。

最后，劉永華再次強調了開展文獻的田野考察的意義，認為這一方法對于解讀民間文獻、了解鄉(xiāng)村社會的日常生活頗有價值，鼓勵地方文史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

（本文已經劉永華教授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