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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國家的危機

作者：朝乾 / 編輯：Alicia

丘吉爾曾經說過：“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睂τ趥€人而言，危機是一次歷練、成長的寶貴機遇；對于國家而言，危機是凝聚人心、整合資源的變革契機。

領導者最重要的素質并非自身能力超群

而是即使身處逆境，也能帶大家走出那條曲折的出路

（圖：《至暗時刻》）▼

可以說，內憂外患歷來是自我革新的催化劑。在近代史上，有的國家經歷了改革的陣痛，成功轉型為現代國家；而有的國家則沒能正確處理危機，與世界潮流漸行漸遠。

說是國家元首中的楷模，不為過

（圖：shutterstock）▼

關于如何應對危機，美國環(huán)境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從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專業(yè)視角出發(fā)，給出了解決方案和案例分析。

這就是他于2019年出版的新書《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這位戴蒙德，也就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

這三本都是賈雷德·戴蒙德的作品▼

在新書《劇變》中，戴蒙德分析了7個國家應對危機的案例：

夾縫中求生的芬蘭、艱難轉型的日本、重獲新生的德國、國內風云突變的智利、印尼，掙扎于國家認同的澳大利亞、霸業(yè)難繼的美國。

在書的最后，作者探討了當今世界面臨的當前和潛在危機，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應對危機的關鍵因素

在《劇變》一書中，作者從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個人危機出發(fā)，提出應對個人危機的解決方案，再將這一方案推廣到國家層面，推導出國家應對危機的方法。

首先，作者是怎樣界定“危機”的呢？在戴蒙德看來，所謂危機就是必須做出重大抉擇的緊要關頭、轉折點。因為危機意味著之前的處理方法不再適用，意味著挑戰(zhàn)與壓力，這種壓力激勵我們去尋找新的解決方法，如果找到了，危機也就化解了。

在那些“新的解決辦法”中

那些最簡單直接、令人興奮的、充滿短期誘惑力的

往往是巨大的陷阱（圖：shutterstock）▼

危機既有來自外部的，個人而言如離婚、失業(yè)，國家而言如外敵入侵；也有來自內部的，如健康問題或國內的政變、內戰(zhàn)。危機既有突發(fā)性的，也有漸進式的，但多數危機都有長期累積的原因。

比如俄國二月革命

表面原因是俄軍的戰(zhàn)爭災難

根本原因是君主專制落后于時代，倒臺只是時間問題▼

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不可能摒棄和改變已經發(fā)生的事實，所以應對危機的最大挑戰(zhàn)在于取舍，必須正確評估自身的價值與不足，分清哪部分運作良好，不需要改變；哪部分不再可行，必須改變，然后及早作出取舍。

然而國家是復雜的，人們的取舍并不相同

作為領導人，取舍，有時候就是下注

（圖：shutterstock）▼

其實，在個人層面的心理治療領域，早已有一套成熟的危機治療方案。一般來講，個人能否成功應對危機，主要由以下12項因素決定：

1. 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

這是開展危機治療的前提

2. 主動承擔責任：

不應怨天尤人，抱有受害者心態(tài)

3. 劃清界限：

發(fā)現并界定亟待解決的問題

4. 向外界尋求物質及情感支持

5. 借鑒他人應對危機的方法

6. 自我力量：

樹立自信，保持鎮(zhèn)定

正所謂，暴風雨中

唯保守主義者、智者、勇者、幸運兒屹立不倒

你是哪一個？或者，哪幾個？（圖：shutterstock）▼

7. 誠實的自我評估：

評估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8. 應對過往個人危機的經驗

9. 耐心：

要能承受嘗試改變的不確定性和失敗

10. 靈活應變的個性：

僵化刻板的單一思維，是探索其他方法的攔路石

11.核心價值觀：

指自我身份認同和關鍵信仰。它一方面能成為應對危機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礙危機的解決

12.不受拘束：

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不必背負太多責任，可適時放下一些現實包袱

少數人的個人命運，決定了歷史進程

多數人的個人命運，被歷史進程所決定▼

作者戴蒙德的妻子就是一名心理治療師，所以他對這一套早已爛熟于心，并試圖將其推廣到國家危機層面。

國家危機固然有很多不同于個人危機的方面，會存在諸如集體決策、國家制度等復雜問題；但這套個人危機治療方案仍可以發(fā)揮建設性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的“自我力量”，雖然國家并不存在心理層面的自我力量，但由此可以引申出另一個對國家至關重要的概念——國家認同。

即使需要大量和持續(xù)的建構

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都毫無疑問是

當前國家體系下的根本意識形態(tài)▼

基于此，戴蒙德在書中推導出了應對國家危機的12項關鍵因素。我們試以新冠疫情危機為例，分析這12項因素：

1. 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

有力應對疫情的前提在于，國民是否意識到新冠病毒對本國構成嚴重威脅，是否要求并配合政府采取防疫措施。在一些黨派、階層嚴重對立的國家，民眾達成共識十分困難。

2.主動承擔責任：

任何拖延、推諉、甩鍋都只會讓疫情變本加厲。

要不要試試這款？（圖：壹圖網）▼

3.劃清界限：

區(qū)分需要改變與無須改變的制度與政策。新冠疫情蔓延時，要不要取消大規(guī)?；顒樱恳灰獜娭圃诠矆龊洗骺谡?？是撲滅疫情優(yōu)先，還是保GDP優(yōu)先？

4.從他國獲得物質和資金方面的幫助：

如疫苗、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核酸檢測試劑盒，等等。一些最困難的第三世界國家，反而因為缺少渠道和償還能力，只能拿到最少的援助。

小哥你這體溫是不是太低了（圖：shutterstock）▼

5.借鑒他國應對危機的經驗：

即網絡用語“抄作業(yè)”，但是各國對他國“作業(yè)”的認可程度、理解和執(zhí)行能力，還存在一定差異。

6.國家認同：

民眾是否信任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否愿意犧牲個人自由居家隔離？

7.誠實的國家自我評估：

疫情并不會因為自欺欺人的檢測限制、統(tǒng)計作偽、信息屏蔽而不再擴散。

也不知算不算在統(tǒng)計數字里

還是說連數字都不配（圖：shutterstock）▼

8.應對過往國家危機的經驗：

中國為應對SARS而構建的疾控體系、方艙醫(yī)院，在應對新冠疫情時同樣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9.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

在一些政府公信力較弱、防疫較為失敗的國家，都爆發(fā)了反對防疫政策的示威游行，從而加劇了疫情。

10.特定情況下國家的靈活性：

應對疫情所需的靈活性，包括資源調配、防疫政策、疫后紓困措施，等等。

比如這一陣鬧得沸沸揚揚的加拿大卡車司機抗議

方向是混亂的，共識是沒有的，信任是不可能的

（圖：shutterstock）▼

11.國家核心價值觀：

集體主義、利他主義、憂患意識有利于防控疫情，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則不利于應對疫情。

12.不受地緣政治約束：

疫情爆發(fā)時，一些國家因為遠離疫情策源地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也沒有采取針對性的防疫措施，結果導致疫情蔓延至本國。

自以為有太平洋病毒就過不來，結果吃了大虧

（圖：shutterstock）▼

以上12項因素，具有較為普遍的適用性。歷史上一些王朝和政權的覆滅，都是因為決策者完美地避開了正確選項。接下來，我們就依據這12項因素，剖析書中所舉的部分案例。

突發(fā)性危機：芬蘭

1939年10月，蘇聯向芬蘭及波羅的海三國提出了領土要求，芬蘭是唯一拒絕蘇聯的國家。盡管蘇聯人口是芬蘭的50倍，兵力對比也十分懸殊，但芬蘭還是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最后丟失了部分領土，但保住了國家獨立。

在蘇芬戰(zhàn)爭和之后的二次戰(zhàn)爭中

芬蘭失去了卡累利阿、薩拉、佩察摩

但沒有被蘇聯吞并，其實是不小的勝利▼

雖然芬蘭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但是西方各國出于種種原因，并沒有給予芬蘭任何實質的幫助。芬蘭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抵抗強敵。在這場戰(zhàn)爭中，芬蘭總共犧牲了10萬人，占該國人口的2.5%，幾乎每個芬蘭家庭都失去了親人。

即便兵力和裝備差距懸殊

但蘇聯的傷亡和損失遠遠大于芬蘭（芬蘭大彈弓）▼

芬蘭領導人從這場突發(fā)性危機中得到的教訓是：作為一個弱國，不應寄希望于西方盟國的援助，而必須理解蘇聯的想法，并取得蘇聯的信任。為此，芬蘭總統(tǒng)巴錫基維和吉科寧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且獲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他們還讓斯大林相信，讓芬蘭保持獨立對蘇聯有利。

二戰(zhàn)后夾在東西陣營之間的不止東西德，還有芬蘭

能在兩強之間求存，就是第一原則

（巴錫基維與蘇聯的伏羅希洛夫）

（圖：wikipedia）▼

戰(zhàn)后，芬蘭一方面履行了與蘇聯的停戰(zhàn)協(xié)議，另一方面避免讓蘇聯覺得芬蘭與西方經濟融合度過高。芬蘭雖然急需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但還是謹慎地拒絕了。后來，芬蘭在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同時，也與東歐國家簽署了經貿協(xié)定，并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

畢竟芬蘭離蘇聯實在是太近了

英美固然可以在后面搞核威懾

芬蘭則絕不想當炮灰▼

這樣做的好處是，蘇聯減少了芬蘭的戰(zhàn)爭賠款，支付時間上給予寬限。1955年，蘇聯從芬蘭撤走了海軍，還撤走了距離赫爾辛基很近的炮兵部隊。芬蘭憑借穩(wěn)定的地緣環(huán)境，以及與西方的經貿往來，發(fā)展成為一個富裕國家，而且保持了國家獨立，沒有淪為蘇聯的衛(wèi)星國。

球場上打一打，意思意思就行▼

對比上文的12項因素，作者發(fā)現芬蘭在應對危機時，有7項因素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包括：

主動承擔責任（避免仇視蘇聯的受害者心態(tài)）

劃清界限（打破了不與蘇聯打交道的傳統(tǒng)）

強大的國家認同（對自己語言文化獨特性的堅定認知）

誠實的自我評估（承認自己是一個與蘇聯接壤的小國）

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堅持不懈尋找與蘇聯相處之道）

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放棄部分領土）

國家核心價值觀（堅決捍衛(wèi)國家獨立）

人生沉浮，國家亦然，輸得起，才能活得久

勃列日涅夫訪問芬蘭（圖：壹圖網）▼

有一項因素開始阻礙了危機的解決，但后來起到了積極作用，那就是對危機的舉國共識。戰(zhàn)前，芬蘭人誤判了蘇聯的要求，認為僅僅是虛張聲勢，結果付出巨大代價仍然失去了國土，到戰(zhàn)后才真正意識到與蘇聯相處需要理解并“尊重”其需求。

另外，芬蘭明顯缺失的4項因素是：來自他國的幫助，可供借鑒的他國或本國的經驗，以及不受地緣政治約束的選擇自由。這4項的缺失，使得芬蘭難以解決一個根本性問題——來自強鄰的威脅。

漸進式危機：美國

今天的美國依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最近的10年又的確是最令美國人焦慮的10年。在作者看來，美國雖然不存在1939年芬蘭所面臨的突發(fā)性危機，但是許多長期積累的問題，足以影響美國的未來。

戴蒙德認為，雖然美國面臨中國的追趕，但美國的根本性問題來自內部。其中，排在首位且最可怕的是政治極化，即政治妥協(xié)的加速崩潰。

喜歡來點兒直接的（圖：shutterstock）▼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光是共和、民主兩黨，就連黨內激進派與溫和派也出現了妥協(xié)崩潰的現象。這導致了集體決策的延誤甚至癱瘓。政治極化還不僅體現在決策層，美國人變得越來越極端、偏執(zhí)，乃至出現了暴力傾向加劇的狀況。

畢竟，民主作為制度

其在人事層面必須有“妥協(xié)”作為輔助

否則討論變?yōu)槎窢帲瑥V泛的討論變?yōu)閺V泛的斗爭

（圖：shutterstock）▼

除此之外，作者還列舉了三大其他問題：選舉制度的弊端導致民眾的政治參與度不足、經濟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政治僵化。

那么，根據上文的12項因素，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國解決危機，哪些又將阻礙這一進程呢？

在作者看來，美國最大的優(yōu)勢因素在于：

不受地緣政治的約束（東西兩大洋，南北鄰國較弱）

其次是強大的國家認同（“美國精神”）

以及國家的靈活性（政權在兩黨間頻繁更迭）

主要還是底子太好了，東西兩大洋、南北無強鄰

戰(zhàn)略資源幾乎自給自足，科技、軍事全球第一

（圖：shutterstock）▼

而美國存在的主要不利因素有：

對危機的舉國共識（政治極化，難以形成共識）

主動承擔責任（愛“甩鍋”給中國、墨西哥和非法移民）

誠實的自我評估（權勢階層逃避責任）

不愿意學習、借鑒他國的經驗（美國人甚至不屑于去了解近在咫尺的加拿大）

畢竟，美國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其實格外依賴對國家的信仰

不信的人變多了，就是危機的前兆（圖：壹圖網）▼

此外，略微次要的不利因素還有，美國人尚未練就承受國家層面的不確定性和失敗的耐心，例如美國難以承受越南戰(zhàn)爭的失敗，從而導致社會的分裂。至于美國能否通過改革應對危機，尚有待觀察。

在《劇變》的最后一章，戴蒙德指出了當今世界面臨的四大挑戰(zhàn)——核武器、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社會不平等。

戴蒙德晚年這部著作，雖然存在政治立場游移不定等不足之處，但卻為世界各國應對國家危機提供了一種新的、具有建設性的思路，非常值得一讀。

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崩潰》，則研究了歷史上數個人類社會崩潰的案例，包括：復活節(jié)島、瑪雅、格陵蘭、澳大利亞等。同樣精彩。

END

原標題：《《劇變》究竟講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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