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精先生長期致力于研究以基督教傳教士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guān)人物研究》《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近代藏書三十家》等。在新著《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7月；中華書局，2018年5月）中，蘇精查閱了大量西文檔案，細致爬梳、對比了各類中西文獻，將十九世紀西方各個教會的基督教傳教士使用西式金屬活字印刷中文圖書的具體過程，完整地加以呈現(xiàn)。此書甫一出版，即贏得廣泛關(guān)注。而在這次訪談之中，蘇精先生既回應了對其著作的批評與商榷意見，也詳細介紹了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相關(guān)情況。

柳向春先生在《鑄以代刻》的書評《西方傳教士如何顛覆中國傳統(tǒng)雕版印刷》中提到，石印而非活字印刷，才是在十九世紀后半葉對雕版印刷構(gòu)成真正威脅的殺手。民國中期以來，由于鉛印等更加便捷的現(xiàn)代印刷手段的發(fā)明與引進，廣義的“鑄以代刻”才真正成為現(xiàn)實。對這個觀點，不知您作何評價？

蘇精：的確有不少人說，取代傳統(tǒng)木刻的是照相石印，而非鑄造的活字印刷。這種說法很值得商榷。照相石印在十九世紀最后確實狂飆了近三十年，許多研究者被石印倏然而起的聲勢吸引，卻忽略了在照相石印之前，活字印刷歷經(jīng)數(shù)十年的技術(shù)建設(shè)后，從1860年代中期起逐漸取代木刻市場的事實?；钭钟∷⒉幌裾障嗍∫桓C蜂似的突然興起而炫人耳目，也不像石印幾乎完全集中在上海等少數(shù)大都市，而是穩(wěn)扎穩(wěn)打地在全國各地普遍取代木刻，而且在進入二十世紀后，石印失去重要的科舉考試用書生意，加上整體舊學圖書的市場也告衰退，石印的生意從狂飆大幅度顯著消褪，但活字印刷繼續(xù)穩(wěn)健地在全國各地蓬勃發(fā)展。因此，說石印和活字印刷在十九世紀末年共同取代木刻是可以的，若說是石印而非活字取代木刻則是以偏概全、言過其實了。

也是在同一篇書評當中，柳向春先生提到“拼合字”這種印刷手段，并舉了出版世家金山錢氏的錢國寶使用拼合字印制《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序》為例。您在《鑄以代刻》也多處論及巴黎活字與柏林活字，但是并沒有專門論述。那么，關(guān)于拼合字的緣起以及影響，您怎么看呢，能請您詳細談一談嗎？

蘇精：拼合活字起因于漢字字數(shù)多達數(shù)萬，若逐一鑄造，則所需時間與成本之巨，在十九世紀前期實為難以想象的事。于是，在1830年代指點巴黎活字制造的法國漢學家包鐵（Pierre-Guillaume Pauthier）應用近似中文部首的辦法，凡可以上下或左右拆解的漢字，都以拆解的部分活字拼合成字，而拆解的部分活字還可以和其他部分拼成其他漢字。例如不鑄“清”字的活字，而以氵和青兩個活字拼合，同時氵和青又可以分別和許多部分活字拼成更多的漢字，如江、河、倩、靜等等。如此只需鑄造較少量的活字，便能拼出為數(shù)較多的漢字，可以大量縮減整套活字鑄造的時間與成本。

舉例而言：第一種拼合活字的巴黎活字，包含三千八百七十六個活字，卻能拼出兩萬兩千八百四十一個漢字；第二種拼合式的柏林活字，包含四千一百三十個活字，可拼出兩萬兩千三十一個漢字；至于姜別利在美華書館鑄造第三種拼合式的上?；钭郑咔陌賯€活字，可以拼出最多的兩萬五千個漢字。

拼合活字在鑄造時有省時省工的優(yōu)點，但應用時檢字、拼字和排字都較費工夫，也比較容易出錯，更嚴重的是以同一部分活字硬性和其他活字拼合，勢必犧牲中國文字書法的勻稱平衡之美，以致拼出許多和中國人習見者大為不同的別扭拙劣字形，但初期（1830年代）拼合活字的外國制造者不能領(lǐng)會中國書法之美，也不以拼成的“洋相”字形為怪。美華書館先購置巴黎和柏林兩種拼合活字，由主持的傳教士就其中字形不佳者逐字改善或重鑄，同時增加其中的全字，減少拼合字，并由中國人書寫及雕刻字形，缺失逐漸減少，到1860年代中期，美華書館自行開發(fā)鑄造的拼合式上?；钭稚鲜校撕缶筒辉俾犝f有人批評其字形了。由于美華是十九世紀最大的中文活字生產(chǎn)與供應者，因此中國內(nèi)外的中文印刷業(yè)曾長期普遍使用美華的三種拼合活字，這是近代中文活字印刷發(fā)展過程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現(xiàn)象。

我們知道，您在長期的學術(shù)訓練當中，積累了豐富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知識。而在寫作《鑄以代刻》這本書的時候，又查閱了大量檔案。那么，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當他們面對宗教經(jīng)典的翻譯問題的時候，如何做到，一方面照顧中國的文化語境與中國百姓的接受能力，一方面又保持宗教的本真性呢？

蘇精：以初期圣經(jīng)中譯為例，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在翻譯之前，先深入了解中國人各種文體，并試行翻譯，他翻譯過官方文書、儒佛仙道、小說詩文、勸世文及書信等等，他還是第一位英譯《紅樓夢》（節(jié)譯）的人。但是，馬禮遜在翻譯圣經(jīng)時，因堅持絕對忠于原文直譯，結(jié)果譯文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令人莫名其妙的經(jīng)文，如“暗在深之面上”（創(chuàng)世紀1:2）、“爾室之勤烈，盡吃我焉”（約翰福音2:17）等等，前者在后來通行至今的和合本改譯為“淵面黑暗”，后者則改譯成“我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燒”。

馬禮遜之后的傳教士譯經(jīng)，不再堅持逐字照譯的原則，并大多采用集體進行方式，同時又借重中國士人擔任翻譯助手，以期譯文既合于原本，又適應中文的語境。例如1840年代進行的“委辦本”翻譯，由在華傳教士推舉代表組成翻譯委員會，開會前各代表按照進度準備自己的譯稿，依代表之一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所記，他自己的版本是由跟著他學習十幾年英文的梁進德（梁發(fā)之子）先從英文本譯出中文初稿，經(jīng)裨治文以希臘文本校對正誤后，交給他的中文老師潤飾文字，再由裨治文、梁進德和中文老師共同以前人的譯本逐字考校而成。裨治文又說，代表們開會時，每人各帶一名中文助手出席外，還有三名中國助手供代表共同咨詢之用。這些層層嚴密的辦法是為了盡量達到譯文存真和中文化的地步，至于實際上有無達成目標或達成多少，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您閱讀了那么多檔案，肯定保存了很多關(guān)于傳教士本人的細節(jié)。那么，從中國近代西人在華傳教史這個角度而言，其中提供了哪些有價值卻又尚未為人關(guān)注的歷史事實呢？

蘇精：當年傳教士的檔案內(nèi)容非常廣泛，也包含他們自己的思想言行在內(nèi)，這些對研究傳教士個人或整體對華傳教史都極為重要，因為其中不乏少為人知或甚至與已知相去甚遠的事實。

例如，關(guān)于馬禮遜的論著或傳記中，他從來都是成就基督教來華的大事業(yè)而受到基督教界推崇歡呼的人物，但是從他與所屬倫敦傳教會來往書信的內(nèi)容可知，他和母會的關(guān)系并非一直處于順境，馬禮遜曾公開批評傳教會的理事和秘書以上司自居，對待傳教士如下屬，他沒有指明是針對母會而言，但已引起母會理事和秘書的不快，也因此他在世最后七八年間受到母會的冷落和疏離，他自己更感到相當挫折。可是以往馬禮遜的研究者，或許是為了維持他和教會的完美形象，也可能是沒有利用過檔案而有所不知，都不曾論及這些不愉快的事，不論是有意的忽略或無意的不知，后果是對馬禮遜的了解不夠真實、完整，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探討也不夠深入。

再如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年長期在上海的兩名傳教士：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和美國長老會的范約翰（John M. W. Farnham），幾乎所有的相關(guān)研究都對兩人推崇贊許有加，但是檔案中所見與一般表面所知有落差。

就慕維廉而言，他注重直接口頭傳教，不喜也無能力管理協(xié)助傳教的墨海書館與仁濟醫(yī)院，竟在1865年一年之中，結(jié)束了倫敦會上海布道站創(chuàng)立以來的墨海與仁濟兩大事業(yè)，將前者關(guān)閉，后者則輕易拱手讓給一般西醫(yī)經(jīng)營。不僅如此，初到上海的資淺傳教士若不能凡事接受慕維廉的領(lǐng)導，他即予以排擠，讓對方不得不自行請求調(diào)往他處。

就范約翰而言，他相當不合群，在同會的傳教士中人緣極差，幾乎所有同會的傳教士都和他保持距離，他一直批評同屬上海布道站的美華書館，等到1885年他終于主持美華后，卻將美華管理得問題百出，長老會撤換他，他使出種種手段抗拒不接受，甚至對簿公堂，數(shù)年中鬧得不可開交，讓長老會總部及華中教區(qū)耗費許多時間與工夫處理他引起的問題。范約翰所辦清心書院和《小孩月報》都獲得研究者贊美，但若要評論他整體在華傳教工作的成就，卻不知或忽視他引起的諸多困擾，恐怕就有欠真實、客觀與公允。

鄒振環(huán)教授提到，您在書中討論西方傳教士的出版機構(gòu)的時候，涉及傳教資料太多，世俗的科學和人文書籍太少，但這些非宗教讀物的影響力往往要大于宗教讀物。對此您怎么看？后續(xù)您有想法要彌補這一遺憾嗎？

蘇精：鄒老師評論的是實在話，我在拙書中討論的也是實在話，傳教士檔案中的傳教出版品史料本來就遠多于科學人文書籍的史料，他們的終極關(guān)懷畢竟還是在信仰方面，這是可以理解的，算不上遺憾，如果傳教士真留下不少科學人文圖書的文獻，而我只利用了其中一部份，那就真是遺憾了。

接下來想請您談?wù)劮椒▎栴}。您糾正了很多傳教士記載和學者研究著述的謬誤，請問，您是如何做到“不疑處有疑”的呢？

蘇精：簡單說，第一就是仔細閱讀和獨立思考。例如，從來都認為著名雜志《遐邇貫珍》1853年創(chuàng)刊時的主編是麥都思（W. H. Medhurst），但我覺得《遐邇貫珍》在香港印刷出版，而麥都思人在上海，以當時滬港兩地的海上交通單程需要十天至半個月，上海的麥都思不可能主編香港的《遐邇貫珍》——這樣的懷疑其實只是本于常識，并不特別。順著這個念頭動手找下去，就發(fā)現(xiàn)不少史料都足以證明，當時人在香港的麥都思兒子麥華陀（W. H. Medhurst, Jr.）才是主編。

第二是多讀多用第一手史料，自然容易看出變造的或根據(jù)二手史料而來的說法錯誤與矛盾。例如，我在拙書《林則徐看見的世界》中討論的，1985年時有人變造林則徐所雇四名翻譯官的傳教士史料內(nèi)容，還寫成論文出版，也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近三十年來所有關(guān)于這些翻譯官的中文論著都受其誤導，但我就用過同樣的一批傳教士檔案，而變造者自己沒見過這些史料，只是間接引用英文論著，卻敢于變造，自然漏洞百出而經(jīng)不起考驗。

上次關(guān)于《鑄以代刻》的講座之中，您談到，要節(jié)省目力，閱讀更多檔案。讓我好奇的是，接下來您還有哪些檔案需要閱讀，又打算從中提煉、寫作什么樣的著作呢？

蘇精：我過去比較關(guān)注印刷出版方面，最近幾年則對醫(yī)學史料很感興趣，也已經(jīng)抄錄了不少這方面的檔案，希望能對來華傳教醫(yī)生及其活動做些研究。在十九、二十世紀西方醫(yī)學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傳教醫(yī)生、海關(guān)醫(yī)生、外國軍醫(yī)及一般西醫(yī)都是西醫(yī)東傳的重要媒介，其中又以傳教醫(yī)生的人數(shù)最多，而且他們遍布在中國各地行醫(yī)，產(chǎn)生的影響也最大，在他們的檔案中，有非常多關(guān)于近代中國人身體、衛(wèi)生、疾病、醫(yī)療及傳播醫(yī)學知識的史料。以往已有很多人研究傳教醫(yī)生，但直接利用他們留下的書信檔案進行研究的還是有限，我希望在今年內(nèi)完成一部以在華傳教醫(yī)生為主題的書稿，重點不在寫他們的傳記，而是他們的醫(yī)療活動以及他們和中國人之間的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