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才知道，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離鄉(xiāng)在此生活近兩年的地方。
一座臨街的長方形灰色的大樓，一排排緊閉的窗戶總共五層。一進(jìn)樓門兩邊走廊，掛滿白花花寫滿墨筆字的大字報。人一走過，大字報紙被風(fēng)帶得嘩嘩響。只有開門的地方?jīng)]大字報。不過這時的大字報已經(jīng)沒有當(dāng)初那么殺氣騰騰了，都是“批判四人幫”、“小爬蟲”、“打砸搶分子”之類的話語。我從中找到一扇門鉆進(jìn)去，一問才知小說北組和南組都在三樓。那時人文社的小說編輯室分南北兩組，以長江為界，將南北兩地作者分由南組和北組負(fù)責(zé)，我在北方燕趙之地，自然屬北組。
一進(jìn)北組，靠墻一圈八九張桌子前坐著的全是老編輯，每人書桌上都堆著滿滿的書稿，連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紙繩捆著的厚厚的裝書稿的牛皮紙袋，上邊寫著書稿的名字。此后才漸漸認(rèn)識了這些老編輯：王笠耘、王鴻謨、許顯卿、張木蘭、李庶、謝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灣》、《林海雪原》等等的責(zé)編竟然都是他們，他們都有相當(dāng)深厚的編輯功力和文學(xué)修養(yǎng)。此刻，他們扭過頭從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點發(fā)慌。一慌差點忘了我來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這張已經(jīng)熟悉的挺白凈的笑嘻嘻的臉兒。李景峰先給我引薦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編輯，告訴我她也是我的責(zé)編，叫邢菁子，“以后你歸我倆管，韋君宜是你的終審?！闭f完便帶我到四樓西北角一間大屋子說：“你就住在這兒，這一屋人你有兩天就熟了，全是作家?！?/p>
韋君宜
定神一看，滿屋是床鋪、桌子和人，有的在埋頭寫東西，有的聊天抽煙，有的躺著睡覺，有十來個人，更像大車店。這些人全是生臉，也沒人認(rèn)得我，卻有兩位熱情地告訴我，靠窗那張床和床邊一張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會兒李景峰就笑嘻嘻抱來一堆東西。一個竹殼暖壺和兩個水杯，幾本每頁五百字的空白稿紙，一本《現(xiàn)代漢語詞典》。他說：“行了，東西都齊了。你在哪兒吃，哪兒買飯票，哪兒上廁所，哪兒寄信就問問他們。你把你的窩兒歸置好就開始干活吧。”
屋里沒柜子，我找個紙箱子，把從家里提來的裝著衣服雜物的大書包塞在里邊，放在墻角，將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資料圖書打開擺在桌前，鋪上稿紙，我的正式“寫作生涯”就這么純粹地開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訓(xùn)練有素的、嚴(yán)格得有點苛刻的編輯，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給我系統(tǒng)的標(biāo)準(zhǔn)化的改稿符號。他每看過一頁我的文稿，就會把里邊所有標(biāo)點錯誤和錯別字，像捉蟲一樣“捉”出來，用紅筆糾正，像老師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時的編輯是要和你討論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談活了談深了，再由你去改，當(dāng)然他不會把他的觀點強加進(jìn)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寫得不確切不合理不充分，他會把稿子毫不客氣地打回來。我感覺他對我像在“擠牙膏”。他卻笑道：“誰叫你有潛力，可是不盡力?！?/p>
記得一位美國作家對我說她的編輯更厲害，有時還會動筆刪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說如果你反對呢？她說我會把我寫的那段恢復(fù)回來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刪去，我們常在稿紙上打架。我說，這很美好，你的編輯已經(jīng)把你的作品當(dāng)作她的作品了。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和我的編輯也是這樣的關(guān)系，不過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時在稿紙邊上加一句是給我看的：“怎么這個錯別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韋君宜和社長嚴(yán)文井，并非因為他們是“社領(lǐng)導(dǎo)”，而是他們的文品與人品，他們在“文革”中都受盡折磨。有趣的是人們對韋君宜的稱呼，當(dāng)面鄭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親切地稱她“韋老太”或“老太太”，這恐怕與她的性格有關(guān)。她很低調(diào)，不茍言笑，人卻耿直善良。后來讀了她的《思痛錄》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個“思想性”的人物。我與她接觸的這段時間里，總覺得她郁郁寡歡，是不是緣自她的心正處在對國家與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那時，在樓里偶爾會碰見她，她最多點點頭便走過，很少說話，但她審我的稿子時用筆說的“話”卻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別，常常用藍(lán)、黑、紅三種顏色，先用藍(lán)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后用紅色圓珠筆或鉛筆。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過的。她是終審，終審?fù)ǔ？匆槐?。我不知道她審別人的稿子是否都看好幾遍。我卻從中看出她對我嚴(yán)格的要求與有心的幫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來，把五十多萬字一大摞書稿往桌上一放說：“天天玩！不好好干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斃了?！?/strong>
我聽了還真的嚇一跳，再看稿子就樂了。我說：“斃了還用費這么大勁兒改？”
李景峰說：“你這家伙還真鬼，要不老太太說你聰明呢。認(rèn)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見，老太太說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找她。”
韋君宜的辦公室在二樓樓梯旁，房間很小，桌上堆滿書稿，一盞臺燈，一個挺大的白瓷筆筒，里邊插滿筆，還有些平時隨手塞進(jìn)去的亂七八糟的小東西。有時她要找個大頭針或曲別針，便會把筆筒翻過來，將里邊的東西嘩啦全倒在桌上，從中去找。這些東西里還有牙簽、眼藥水、飯票、按釘、皮筋、衣扣、發(fā)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卻一字不茍，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于文學(xué)——這是她給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對我最主要的影響。
那時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線上。
洗臉沒有香皂。一方塊最廉價的含堿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臉。一個月用三十五元，余下的錢留給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無家可歸，妻子帶著孩子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遠(yuǎn)，騎車一趟要四十多分鐘。冬天孩子放學(xué)妻子還沒回來，屋里沒爐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發(fā)熱。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兩包煙，再沒別的花銷，吃飯時只能買價錢最低的菜，燒茄子一角錢，炒菠菜五分錢，菜不夠吃就找?guī)煾狄簧撞酥?。有時饞得厲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館，花三角五分錢，買五兩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樣挺著肚子走回社里。隔一陣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頓韭菜肉餡的餃子，對于我，這一頓有肉的餃子和國宴沒什么兩樣。誰知道這些事讓韋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給我每月十五元的補助。她肯定知道我這么大的身個，頂不住如此艱辛的腦力勞作。這使我終于可以多吃一些燒茄子，甚至一盤洋蔥炒肉片了。這是救命般的支持，讓我感到一種母親般的溫暖，她和我母親是同時代人，比我母親小兩歲。然而，她見到我卻從不提這事。一次，她給我一個書單，叫我到人文社資料室去借這幾本書，有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劉孟揚的《天津拳匪變亂紀(jì)事》，還有馬克里希的《天津租界被圍記》等等。我很奇怪，她并不研究近代史，這些很偏的書她怎么知道并讀過？
在人文社四樓上那段日子雖很艱苦，但很特別，也快樂。那個時代，人很少攀比。其實人的煩惱一半是比出來的。我們那一屋子“作家”，都沒出過書，都有希望出書。大家來自各地，各有各的經(jīng)歷和故事。寫東西的人都關(guān)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有一肚子故事滿腦袋雜學(xué)，于是擱下筆的時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記得那時我們都抽煙，我抽天津最廉價的“戰(zhàn)斗牌”卷煙，有時天晚了，沒處買煙就抽別人的，雖然都窮，沒人吝嗇，彼此煙茶不分家。有時寫到夜里沒煙抽了，就在地上拾煙頭，將煙絲弄出來，撕條稿紙卷上，舌頭一舔用唾液封了口，點了便抽，那一口挺過癮。這種日子這種滋味現(xiàn)在想再嘗一嘗也沒有了。
四樓上還有兩個編輯室：一是古典文學(xué)，一是外國文學(xué)。這兩種書皆我所愛，編輯們又都有見識又有學(xué)問，有的本身就是學(xué)者或翻譯家。比如矮胖胖的劉遼逸，我曾讀過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十分欽佩他譯筆的干凈又有韻味；還有《萊蒙托夫傳》的譯者孫繩武、《斯巴達(dá)克斯》的譯者施咸榮、《怎么辦？》和《屠格涅夫文學(xué)回憶錄》的譯者蔣路等等，他們學(xué)識淵博，聊起外國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動又快意。還有拉美文學(xué)編輯室的王央樂（王壽彭）給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圓眼鏡，鼻子發(fā)紅，人很隨便，健談。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學(xué)，那時他還沒有譯出《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但他談起《堂·吉訶德》，好像那本書是他寫的，他似乎記得每一個細(xì)節(jié)。我特別喜歡聽他侃外國文學(xué)。那時“文革”剛過，古典文學(xué)與外國的文學(xué)尚未摘下“封資修”的帽子，出版業(yè)務(wù)尚待恢復(fù)，卻?？梢钥吹揭粋€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樓來，走進(jìn)古典文學(xué)或外國文學(xué)編輯室，很快引起里邊一陣喧嘩，過后聽說是哪位編輯被落實了政策，剛從什么農(nóng)場返回北京上班來了。凡這種人都把制服穿得規(guī)規(guī)正正，頭發(fā)整整齊齊，好像假釋出來似的。
我和這兩個編輯室最熱烈的接觸是通過打乒乓球。那時人文社二、三、四樓走廊西端都各放一張乒乓球臺，逢到上下午工間休息時候，便各拿各的手拍來賽一場。游戲規(guī)則是打十一分，誰輸誰下，按照先來后到排著，輪到誰誰就上。別看這些編輯文質(zhì)彬彬，打球卻各有絕招怪招。有時業(yè)余球手的球挺怪異，很難應(yīng)付，盡管動作不規(guī)范，誰也不追究誰。我當(dāng)過運動員，應(yīng)變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們，不過我不會總霸著臺子，連勝兩次過了癮就故意“喂球”，讓人家贏。在人文社打球最大的快樂如同下棋，一邊打球一邊斗嘴，說說笑笑，其樂融融。
當(dāng)然，四樓的“作家們”也有痛苦的時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書稿改不出來，被中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這時候我們這些同屋的伙伴便會約上他到外邊小館子喝點酒送個行，大家盡力說些寬慰的話?？墒钦娲竭@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傷感與嘆息。
其實逢到這種情況，并非這個作家無能，而是一種時代悲劇。這里不少作家都有挺不錯的寫作能力，發(fā)表過一些文章或短篇，他們拿到這里修改的小說多是長篇，起筆于“文革”之中。在“文革”的文化淫威下，必須按照“文革”文學(xué)的套路寫，寫現(xiàn)實的小說必須寫階級斗爭，要有一正一反兩個人物，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陰險狡詐，人為地制造沖突，經(jīng)過反復(fù)和殊死的斗爭最終以正面人物勝利告終。這種必須和政治攪在一起的概念化寫作是災(zāi)難性的?！拔母铩逼陂g的政治斗爭不斷變化更迭，小說的正反面人物便隨之更換角色，故事情節(jié)也得跟著改變，一變就得重寫幾十萬字。一位鐵嶺的作家人很好，面孔黑黑，挺瘦，愛抽煙，他在林區(qū)多半輩子，生活底子厚，肚子里裝滿鄉(xiāng)土故事和傳奇，各種民間奇人招之即來，而且他會說故事，講起來有聲有色，也幽默，換到今天來一點魔幻說不定會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我們喜歡聽他胡講亂侃，但他這些本來是文學(xué)最重要的東西卻用不上，在“文革”小說中最重要的是緊扣現(xiàn)實政治的主題，生活僅僅是一種“裝飾材料”，不能為政治服務(wù)就不能出版，致使這里一些作家多年來就是這么翻來覆去地改。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資派；明天政治風(fēng)云突變，反面人物變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換成老干部。據(jù)說我到人文社之前三四年他就被借調(diào)到社里改稿。好好一個人給折騰來折騰去，整天愁眉苦臉，煙抽得愈來愈兇，臉色黯黑下去，他卻執(zhí)意不肯罷手，終于有一天編輯說你別改了，現(xiàn)在反面人物是“四人幫”了，你這小說怎么也改不出來了。他只好卷包走人，后來聽說他得了絕癥，死在鐵嶺。
文學(xué)也能害死一個人，這是什么文學(xué)？
冥冥中，荒誕了十年的文學(xué)正在等待新的時代滌蕩。然而新的時代文學(xué)在哪兒呢，將會是怎樣的突破？來自何方？誰也不知道。1977年夏天住在朝內(nèi)大街166號的作家們大都是順由“文革”間既定的“幫味”思維寫作，并不自覺。（本文節(jié)選自《凌汛》，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