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史料輯存》，杜文玉編，鳳凰出版社，2023年6月版

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

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

——施耐庵《水滸傳》引言

說起中國古代朝代，深入國人血脈的都是諸如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這些或盛極一時，或為大一統(tǒng)的王朝。至于魏晉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國，就已經(jīng)有點“超綱”了，而我們今天要講的“五代”，就屬于這個“超綱”范圍。或許好多人直到我們在此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才意識到唐和宋中間，還有一個時段叫“五代十國”。

傳統(tǒng)中國，一向以漢唐為盛世。天寶十四載（755）開始的安史之亂，使得盛極一時的大唐由盛轉(zhuǎn)衰，大一統(tǒng)的帝國逐漸散裝化，藩鎮(zhèn)勢力開始崛起。到九世紀末，黃巢率軍轉(zhuǎn)戰(zhàn)南北，最終進軍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才真正敲響了大唐帝國的喪鐘。再到天祐四年（907）四月，出身于黃巢勢力的藩帥朱溫取代大唐、建立后梁，正式拉開了五代十國的序幕。

什么是“五代”，哪些又是“十國”，有必要費些筆墨?！拔宕敝鹩谒纬醯膬刹繒?。其一是宰相范質(zhì)修纂的《五代通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載：“《五代實錄》共三百六十卷，質(zhì)刪其繁文，摭其要言，以成是書?！痹摃挛迥?967)由范質(zhì)之子范旻獻給朝廷，但今天已經(jīng)亡佚。其二是王溥撰寫的《五代會要》，這部文獻于宋初的963年上報皇帝，“監(jiān)修國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后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蛟S范質(zhì)、王溥并沒有想到，他們因編纂文獻而命名的這個時代，會逐漸成為普遍共識。

“十國”之說的起源，真正形成于歐陽修撰寫《五代史記》（也就是《新五代史》）中的《十國世家》，以及同時期劉恕撰寫的《十國紀年》，這都已經(jīng)到了北宋中期。也就是說，現(xiàn)在通行以“五代十國”稱呼的這個時代，名稱的確定是在其結(jié)束的一百年以后。具體的“十國”，是歐陽修將吳（892-937）、南唐（937-975）、前蜀（891-925）、后蜀（925-965）、南漢（905-971）、楚（896-951）、吳越（893-978）、閩（897-945）、南平（907-963）、東漢（即北漢，951-979）等除五代之外的十個主要政權(quán)，至清人吳任臣撰寫《十國春秋》而最終固化。但在十國之外，先后稱王建國者不在少數(shù)，如李茂貞的岐國、劉守光的燕國、王镕的趙國，乃至西北定難軍、歸義軍等等，但都未能列入。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天子寧有種邪？

“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

——歐陽修《新五代史·安重榮傳》

五代，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用一個字概括或許很簡單：亂！

這種“亂”幾乎是全方位的。在這個時代，皇帝已不是天命所歸。無論是《舊五代史》的“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還是《新五代史》的“天子寧有種邪！”，抑或是《資治通鑒》的“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碑?dāng)薛居正、歐陽修和司馬光的筆觸分別寫到安重榮的這句話時，或許，《舊五代史》的記載就是安重榮說的原話，《新五代史》則對其進行了史學(xué)的經(jīng)典化改造，《資治通鑒》則立足于服務(wù)皇帝閱讀。比較起來，歐陽修果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確實是文章圣手，他不約而同地點出了五代時期所謂“天子”，只不過是有力者為之的時代真相，這也正是大唐瓦解后，皇權(quán)的神圣性受到強烈質(zhì)疑的直觀反映。

在這個時代，做個幾朝元老不是什么難事。最典型的當(dāng)屬自號“長樂老”的馮道，歷事四姓十君。五個政權(quán)加起來也不過五十多年，長的十幾年，短的只有三四年，十四位皇帝，平均在位時間連四年不到，老皇帝有六旬老翁，小皇帝有七歲孩童。

在這個時代，收幾個養(yǎng)子也是常有的事。先當(dāng)養(yǎng)子之后當(dāng)上皇帝的，五代政權(quán)中有后唐李嗣源（原無姓）和末帝李從珂（原姓王），有作為叔叔石敬瑭養(yǎng)子的后晉出帝石重貴，也有內(nèi)侄柴榮給姑父郭威作養(yǎng)子，十國中的前蜀王建、南平高季興、南唐李昪也都有過養(yǎng)子的身份。

說到底，五代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亂世”，在這個時代“干戈賊亂”“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說得微觀點，《舊五代史》中有這句話：“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這個時代的“筆桿子”，呵呵，靠邊站吧。

然而這個時代，自有其不一樣的顏色。

在這個時代，既有唐代文明的余緒：政治軍事的金戈鐵馬，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更有了很多宋代文明的影子：風(fēng)俗畫獨立與文人畫流行，士大夫開始成為詞作創(chuàng)作主體的文人詞。潛移默化之間，有了由中唐發(fā)端、到南宋最終定型的所謂“唐宋變革”，有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對舉。

“小樓昨夜又東風(fēng)，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

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后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

——歐陽修《論史館日歷狀》

五代處于由唐入宋的關(guān)鍵時期，蘊含著由唐到宋的轉(zhuǎn)型和過渡，處于由中古到近古的關(guān)鍵轉(zhuǎn)變時期。學(xué)界評價唐代“武功為中國歷史上之空前盛業(yè)”，宋代則是華夏文明的“造極”之世，一武一文，對比明顯。正如學(xué)者提出，中國幾千年歷史，“漢唐社會和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核心是世家大族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則下層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參政機會，即便稱為庶民社會也不為過，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這一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時期正是五代十國”。只有透徹地研究這個過渡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才能對宋代及其以后的中國社會形態(tài)有更清楚的了解。

受時局影響，五代十國的文獻資料保存不易。加之入宋以后，人們多將五代視為“偽朝”，認為宋朝制度沿襲了唐制，而否認對五代之制的承襲。最終導(dǎo)致宋人修纂的《舊五代史》等五代史籍散佚，反而需要清人從明代所修的《永樂大典》中去輯佚。進入二十世紀，學(xué)者在史料運用上大多仍舊像前代一樣，著眼于新舊《五代史》和《資治通鑒》，局限性較大。在史料利用上，一方面僅僅集中于五代政權(quán)等北方幾個朝代的更迭，南方地區(qū)的史料僅僅是蜻蜓點水，未予搜尋；另一方面，更是局限在傳世文獻和舊有文獻范圍，忽視了出土資料和域外文獻對研究五代十國史的重要意義。

資料的局限，也導(dǎo)致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成為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雖然近年來這種狀況有了較大的改觀，但是與中國古代其他斷代史比較，研究薄弱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改善。雖有像傅璇琮《五代史書匯編》、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陳智超《輯補舊五代史》和中華書局新修訂本新舊《五代史》等文獻陸續(xù)問世，但系統(tǒng)梳理所有五代十國史料，仍然任重道遠。

有鑒于此，由中國唐史學(xué)會名譽會長、著名隋唐五代史專家杜文玉教授耗費十年精力編纂而成《五代十國史料輯存》，最大范圍保存了五代史料。該書作為其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目“五代十國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的結(jié)項成果之一，同時也是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五代十國文獻叢書”之一種，近期已由鳳凰出版社出版。

《五代十國史料輯存》全書共六冊，都凡350多萬字。編者從320余種歷代筆記、小說、文集、類書、政書、史論、地理、方志、游記、法典、繪畫、書法、詩話、佛典、道書、茶譜、硯譜、錢譜、墨經(jīng)等書，以及一些外國人撰寫的中國10世紀上半葉情況的文獻中，將史料一一摘錄出來，再加以分類，務(wù)求網(wǎng)羅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于一體，集五代十國史料之大成。

該書共計政治、經(jīng)濟、軍事、民族與國家、人物、思想文化、地理、祥瑞與災(zāi)異等8個類別，通論、官制等90個小類，計16000余條。條分縷析，層次清楚，以類相從，便于查尋。

或許，這六大本正好可以幫助您來了解五代十國的歷史，廓清這段波瀾壯闊史實的迷霧。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