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傳統(tǒng)的書院等教育機構(gòu)大多都以尊師重道為管理宗旨，即便是朝廷設置的教育機構(gòu)，也大體上遵循這一準則。而到了晚清后期，朝廷實行新政，采用了新的教育建制，將學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學事務區(qū)分開，行政管理之職凌駕于教職之上，以行政力量約束師生。然而，清季官辦的江蘇存古學堂卻公然與朝廷實行的這一新教育建制背道而馳，以總教治理學校，教師管理學生，并且前期還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績。

一、江蘇存古學堂的籌建

1904、1905年之際，張之洞出于保存國粹的目的，首設湖北存古學堂，開了創(chuàng)建存古學堂的先例。1907年秋，內(nèi)閣會議政務處令各省“于省會量力建置”存古學堂，于是存古學堂便成為清廷保存國粹的官方辦學形式。

正是由于這一政令的發(fā)布，元和縣訓導孫德謙請求將江蘇用于培養(yǎng)留學生語言能力的“游學預備科”停辦之后留下來的校舍和經(jīng)費用于興辦江蘇存古學堂，然而卻遭到當時江蘇高等學堂監(jiān)督蔣炳章等人的反對。蔣炳章主張用這些校舍來擴建江蘇高等學堂，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蔣炳章等人不僅發(fā)出反對創(chuàng)辦存古學堂的“公函”，還全力阻撓葉昌熾出任存古學堂的史學總教，并且得到了兩江總督端方的支持。所幸當時江蘇巡撫陳啟泰大力支持創(chuàng)辦存古學堂，這一主張才得以實現(xiàn)。

兩江總督端方(左)和江蘇巡撫陳啟泰

創(chuàng)辦存古學堂的主張通過之后，下一步便是開始規(guī)劃建設了。1907年下半年，時任江蘇學務處總理朱之榛全力支持創(chuàng)辦存古學堂，并且于1908年4月出任存古學堂總理，主管學堂的籌建事務，學堂經(jīng)學總教曹元弼也是籌建存古學堂的主力。具體籌建細節(jié)上，學校章程由曹元弼草擬，并交由陳啟泰奏呈給學部，教職員的聘請也由曹元弼提出方案并且與朱之榛商辦。同時，他們還向湖北方面商量調(diào)任湖北存古學堂教務長王仁俊回鄉(xiāng)出任詞章總教，并且聘請葉昌熾出任史學總教。

葉昌熾

清季新教育建制規(guī)定教員都為職官，歸學堂監(jiān)督、堂長等行政管理人員管轄，并且明令各學堂“不得援從前書院山長之例，以賓師自居”。然而，江蘇存古學堂章程卻規(guī)定“教員皆兼管理學生”，以老師為學校管理主體。除此之外，為了尋求名師，陳啟泰還規(guī)定總教只需要“一月到堂兩次，宣講大義……如書院山長之例”，完全與清季新教育建制背道而馳。不過，總教實際上承擔的職務遠比陳啟泰所說的要多，因此他們對于校務的話語權也如職責一樣更重，于是總教便逐漸取代了學校的行政主管，形成了“權在總教”的格局。

二、學堂“總教治?！钡木置?/p>

1908年5月24日，江蘇存古學堂正式開學，于是籌辦學堂時朱之榛主管學校事務的局面便演變成以總教為核心的辦學思路。由于葉昌熾喜歡避居鄉(xiāng)下，而王仁俊也于開學不到一月之后離職進京，于是學堂主要事務便都由蔣炳章主管，因此權力也最重，教育、考試之類的事務多由葉、蔣兩人協(xié)商，最后由蔣炳章決定。

除了份內(nèi)的教、考事務，蔣炳章對于分外的校務也具有一些話語權。學校開辦之初，葉昌熾推薦蘇州第一公立中學堂國文教員孫宗弼擔任經(jīng)學分教，曹元弼不僅同意孫宗弼兼任兩校職務，還為他爭取到了比原本經(jīng)學分教這一職位更高的月薪。不僅如此，王仁俊進京之后，江蘇提學使樊恭煦還與蔣炳章商議選人接替王仁俊詞章總教的職位，可見連同級的總教職位的選任蔣炳章都具有一定的話語權。

當然，總教治校并不代表著總教獨行專斷，在重訂教學管理細則這樣重大的事務時，學堂的所有職員都有參與。1909年春，學堂修訂教學管理細則時，先由庶務長、會計擬出草案，再交給蔣炳章查看，后轉(zhuǎn)交葉昌熾詳細查閱并提出意見，最后由所有教員“共商”決定。

此外，總教治校不等于官員無法干涉學堂事務，相反，官員意志在學堂事務中其實起著幕后主導的作用。1909年5月22日，陳啟泰委任樊恭煦兼學堂督辦，并讓劉榮拔接替病逝的朱之榛為總理。陳啟泰認為：“權在總教，前總理規(guī)模具在，蕭規(guī)曹隨，取其充位而已?！笨梢妱s拔任總理職位只不過是充位，“總教治校”這一格局是由陳啟泰有意造就并延續(xù)下來的。

三、“總教治?！本置嫘纬傻闹饕?/p>

“總教治?！钡木置娌⒎顷悊⑻┮蝗说哪芰λ苻k到的，事實上，這一局面的形成另有關鍵因素。

首要的關鍵因素便是江蘇存古學堂總教們的學術聲望與影響力。經(jīng)學總教曹元弼曾是翰林院編修，還兼任著湖北存古學堂的經(jīng)學總教，學術影響力自然不小；史學總教葉昌熾是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侍講與甘肅學政；詞章總教王仁俊同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和湖北存古學堂教務長。往后江蘇存古學堂史學、詞章總教的繼任者也都為進士出身，都具有較高的學術聲望，正是他們的學術聲望與影響力使得官方得以容忍“總教治?！边@一局面。

另外一個關鍵因素便是學生尊崇學術的態(tài)度。近代曲學名家吳梅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檢察官，因為年紀輕而受到學生輕視，然而在他顯露出學術修養(yǎng)之后，學生都對他頗為敬重。1910年夏，葉昌熾所出月考題目有錯字，當時學生指出錯誤，而分教沈修則認為題目沒問題，之后葉昌熾公布修正函，于是沈修便被學生們“嘩然笑之”?？梢妼W術修養(yǎng)才是學生所重視的，而非官職。

正是由于總教學術聲望高，影響力大，學生又重視學術修養(yǎng)，總教管理與學生崇學態(tài)度相契合，外部官方?jīng)]理由干涉，最終才形成了總教治校的局面。

四、總教治校的優(yōu)點與弊端

總教治校與學術至上，對于教育工作的開展自然有所裨益。

江蘇存古學堂開學后第一次考試本定于一天考完，然而在考試前一天，考慮到史學考試耗時過長，學堂決定分為兩天考。當時的社會尤其重視考試，每次考試都鄭重其事，涉及許多人員的調(diào)動，能夠在考試前一天改變考試安排是十分難得的一件事，可見“總教治?！痹瓌t在考試方面的靈活性。

除了考試方面的靈活性，教學方面“總教治校”也具有彈性。由于當時各學校各科典籍課本不同，學生水平也不一樣，很難統(tǒng)籌安排教學計劃，因此需要不斷進行調(diào)整，而清季學堂的教學計劃調(diào)整需要與行政主管協(xié)商批示等，過程十分繁瑣。然而“總教治?！钡慕K存古學堂則沒有這一限制，教學計劃的調(diào)整更為靈活，教學具有一定的彈性。

除此之外，由于后期總理職位名存實亡，無人接替，江蘇存古學堂還省下了一大筆經(jīng)費。

當然，“總教治?！币簿哂幸欢ǖ谋锥恕?/p>

首先便是所有主要事務都由總教負責，任務繁重，而本職為教學事務的總教自然更側(cè)重于教學，因此行政管理和學校運轉(zhuǎn)的職務便落到了分教、庶務長等人身上。然而由于學生推崇學術至上，學術修養(yǎng)不高的庶務長等人的管理自然沒有成效，甚至還會出現(xiàn)任非所長的現(xiàn)象，就如將擅長文學的沈修任為史學分教，結(jié)果自然不會好，教職員工便開始消極怠工。

同時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缺失，學生自然也頗為懈怠，大量學生缺課，到1909年，走讀的外班42人中就有25人因“從未考課”而被除名。至此，江蘇存古學堂已經(jīng)成為蘇州學堂“腐敗”的典型。

五、江蘇存古學堂的結(jié)局

由于長期腐敗，江蘇存古學堂學生的學術能力不斷下降，1910年12月24日，葉昌熾批改月考試卷時，只有一人的試卷“尚可觀”，其余都不堪入目，可見學生的學術素質(zhì)之差。

事實上，早在1910年11月，江蘇諮議局便決定裁撤江蘇存古學堂，之后在曹元弼、葉昌熾等人的爭取之下才勉強改為在1911年上學期結(jié)束后裁撤。往后曹元弼等人還曾申請改辦學堂，但由于辛亥革命爆發(fā)，江蘇存古學堂就此關閉。

文史君說

清季朝廷采取了新教育建制，將學校的行政與教學事務分離，由官員統(tǒng)轄學校管理。而江蘇存古學堂則與之背道而馳，形成了“總教治?！钡闹贫??！翱偨讨涡！敝碌慕K存古學堂在教學方面有很多優(yōu)點，但相應的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弊端，并因為這些弊端走上了被裁撤的結(jié)局?？梢娙f事都有度，正是紛繁的事務壓在總教一人身上，超出了其能力范圍，導致學校行政管理混亂甚至缺失，最終不得不停課關閉。

參考文獻

郭書愚：《“總教治?！保呵寮窘K存古學堂的校務運作》，《近代史研究》2021年06期。

（作者：浩然文史·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