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正在關閉的邊境

2015年，當超過130萬人前往歐洲（主要是逃離敘利亞的殘酷戰(zhàn)爭）時，時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回應道“Wir schaffen das”（“我們能應對”），并打開了德國邊境。不到十年后，面對不到高峰期十分之一的非法入境人數(shù)，歐盟各國紛紛表示：“不，我們不能”。或者更準確地說：“不，我們不愿”。

在半數(shù)成員國由極右翼政黨掌權的巨大政治壓力下，政府們正在相互比拼，推出更為嚴格的反移民措施。本月，德國在所有陸地邊境重新實施檢查，法國表示要恢復“邊境秩序”，荷蘭宣布實行其“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政策，瑞典和芬蘭則提議通過嚴厲的新反移民法。

日前《衛(wèi)報》發(fā)表了Jon Henley的報道，認為從德國開始邊境檢查到法國承諾恢復“邊境秩序”，拒絕開放邊境的態(tài)度可能威脅到申根區(qū)。

當?shù)貢r間2024年9月4日，德國巴伐利亞州，警察檢查車輛和車輛文件。德國宣布9月16日起所有陸地邊境恢復護照檢查。

作者認為，這種情緒可能會加劇歐盟內部的緊張局勢，不僅可能危及歐盟耗時近十年、最近剛剛敲定的新庇護和移民協(xié)議，還可能威脅到申根區(qū)這一歐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德國移民與融合研究中心的馬庫斯·恩格勒（Marcus Engler）表示：“這就像一種過度反應。一個接一個的限制措施出臺，既沒有影響評估，也沒有證據(jù)表明它們能真正奏效。這顯然是選舉邏輯的產物。”

根據(jù)統(tǒng)計，今年1月至7月底，歐盟記錄的非法入境人數(shù)為113400人，同比下降約36%。一向被視為歐盟最開放的成員國之一的德國最近也收緊了庇護和居留法律，減少了部分難民的福利，并自塔利班于2021年掌權以來首次恢復了阿富汗國民的遣返。

在民調中遠遠落后于中右翼和極右翼反對派的由社民黨領導的脆弱三黨聯(lián)盟，堅持認為本月在陸地邊境重新實施檢查的措施將減少移民，并“保護我們免受恐怖主義和嚴重犯罪帶來的緊急威脅”。在發(fā)生一系列持刀襲擊事件（其中嫌疑人是尋求庇護者）以及極右翼德國選擇黨（AfD）在關鍵的州選舉中取得歷史性勝利之后，此舉的政治動機被廣泛譴責。

在歐盟層面，許多國家（但不是所有國家）的首都都將其視為對申根區(qū)的潛在重大打擊，申根區(qū)是27個國家中無需護照的自由流動區(qū)，被認為是歐盟最重要的經濟成就之一。一位歐盟成員國的外交官表示：“這是一種陷阱。一旦你在沒有實際理由的情況下引入這種措施，幾個月后你如何向選民解釋，現(xiàn)在反而可以安全地撤銷呢？”

匈牙利的本土主義政府對此表示支持，本月匈牙利威脅要派遣一隊巴士的移民到布魯塞爾，以抗議歐盟的移民政策。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說道：“歡迎入伙。”

同樣，荷蘭由極右翼反移民自由黨（PVV）領導的新聯(lián)合政府也做出了類似回應。本月，它承諾實行“歐盟最嚴格的入境規(guī)則”，稱該國“再也無法承受移民的涌入”。這個由四黨組成的政府計劃凍結新的庇護申請，只提供基本住宿，限制家庭團聚簽證，加快強制遣返。它還打算宣布“庇護危機”，以便可以在無需議員批準的情況下采取措施。

曾經熱情接納移民的瑞典，其由少數(shù)右翼聯(lián)盟組成的政府依賴極右翼瑞典民主黨，本月提議將支付給愿意回國的移民的金額從880歐元提高到30000歐元。斯德哥爾摩還計劃通過一項法律，要求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向當局舉報無證移民，而芬蘭的聯(lián)合政府，其中包括極右翼芬蘭黨，則希望禁止無證移民獲得非緊急醫(yī)療服務。

法國的新右翼政府也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tài)度。本周，法國總理米歇爾·巴尼耶形容移民水平“往往令人難以忍受”。他表示，廢除已在法國居住至少三個月的無證移民的全面醫(yī)療保障“不是禁忌”。巴尼耶還稱贊了“德國社會黨總理在邊境控制方面的做法”，稱這是“對我們的一個警醒”。其強硬的內政部長布魯諾·雷泰洛（Bruno Retailleau）表示，法國應該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xiàn)永久檢查。雷泰洛在他的首次電視采訪中說道：“法國人民希望看到更多的秩序：街道上的秩序，邊界的秩序”，并補充說巴黎的目標是“重新審視已經不再適用的歐盟立法”。

這一在整個歐盟蔓延的新情緒對申根區(qū)的未來以及歐盟剛剛敲定的新庇護和移民協(xié)議來說，都不是好兆頭。該協(xié)議在經過近十年的談判后于今年春天最終達成。盡管受到人權組織的批評（他們認為該協(xié)議將增加苦難并減少保護），但該協(xié)議旨在加強外部邊界，同時分攤安置的財務和實際負擔。

荷蘭和匈牙利已經表示希望退出該協(xié)議。法國也暗示它可能在重新考慮這一協(xié)議。恩格勒說道：“目前，各國政府已經在說，這還不夠，他們希望有新的規(guī)則賦予他們更多的控制權?！?/p>

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國正一致推動離岸處理，即丹麥與科索沃、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簽署的類似協(xié)議（在意大利的情況下，還包括與利比亞和突尼斯領導人達成的減少出發(fā)人數(shù)的協(xié)議）。據(jù)報道，15個成員國在奧地利、丹麥、意大利和捷克共和國的帶領下，已經寫信給歐盟委員會，呼吁其“確定、制定并提出防止非法移民進入歐洲的新方法和解決方案”。

外包庇護接待和處理工作到歐盟以外國家是這15個國家的主要目標之一，此外還包括“共同的遣返方法”，特別是遣返回安全的第三國或包括敘利亞和阿富汗在內的原籍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已承諾采取這種方式。一位歐盟外交官表示：“漸漸地，氛圍在發(fā)生變化。語言和政策變得更加嚴厲。我們在討論十年前沒人敢提的話題?！?/p>

歐洲法律學院的歐盟法教授阿爾貝托·阿萊曼諾（Alberto Alemanno）表示，顯然有一個模式正在形成：“一個呼吁將臨時邊境管控變?yōu)橛谰玫姆▏乙碚?；一個事實上暫停申根區(qū)的德國中左政府；意大利-阿爾巴尼亞式的移民協(xié)議正成為新的運作模式；移民協(xié)議也準備重新談判，仿佛還不夠嚴格……誰來反對這一切？”

恩格勒最后總結道，歐洲顯然面臨著非?，F(xiàn)實的移民挑戰(zhàn)，“但這些并不是解決方案”。他補充道：“幾代政治家花了幾代人的時間才將歐盟打造成一個自由流動和人權的空間?，F(xiàn)在看來，當代的政治領導人似乎打算在幾年內把它全部推翻?！?/p>

根據(jù)《德國之聲》的報道（作者Kaki Bali），德國重新引入邊境檢查以控制非法移民的決定在希臘受到了媒體和政治人士的批評。一些報紙評論員將該決定稱為“反歐洲”的，并稱其為德國政府向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屈服的證據(jù)。此外，雅典越來越擔心，如果其他歐盟成員國效仿德國，可能會在歐盟內部引發(fā)多米諾效應。這種擔憂最近幾周在多家希臘報紙的頭版上顯而易見。

9月15日，即邊境檢查開始前一天，自由派的《周日新聞報》（To Vima）頭版標題為“關閉邊界，開放傷口”。第二天，親政府的《午后新聞報》（Apogevmatini）警告稱德國關閉邊界后，移民將“涌入”希臘。

這正好有利于希臘總理基里亞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保守政府的議程，移民問題重新成為頭條新聞，不是因為希臘的政治，而是由于德國政府的決定。這意味著希臘公民真正緊迫的問題暫時不再是焦點。

根據(jù)市場研究機構Pulse為SKAI電視臺進行的民意調查，移民和難民問題并不是希臘選民最關心的問題。調查顯示，34.5%的受訪者認為生活成本過高是最重要的問題，18%擔心低工資、小額養(yǎng)老金和上漲的租金，而15%認為經濟是關鍵問題——所有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責范圍內的問題。只有5%的人口認為移民是主要問題，在媒體和政府眼中，移民問題的責任在別處：戰(zhàn)爭、貧困、走私者、自由左派、土耳其（當它“打開大門”時）和德國（因其“慷慨的福利國家吸引力”）。

但目前在希臘談論移民危機是不正確的：從2024年1月至9月中旬，希臘僅登記了約36000名入境移民。這些移民大多來自阿富汗、敘利亞、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區(qū)。這與2015年通過陸路和海路登記的約860000名入境移民和次年到達的近200000名移民相比相差甚遠。當時，大多數(shù)移民是逃離敘利亞戰(zhàn)爭的難民。

2015年和2016年，僅有超過200萬難民逃往歐盟。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是地中海沿岸國家和沿著巴爾干路線的國家，巴爾干路線從土耳其出發(fā)，通過保加利亞或希臘穿越巴爾干半島。

德國在2015年夏秋兩季接納了數(shù)十萬難民，其中大多數(shù)來自敘利亞。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確信，希臘在移民問題上已經做得足夠了，表示希臘通過在愛琴海的嚴格控制和在希土邊界修建圍欄，正在保護歐盟的外部邊界。希臘還在其多個島嶼上設立了大型接待中心。他明確表示，希臘無法在移民問題上承擔“不成比例的負擔”。

希臘智庫ELIAMEP主任瑪麗亞·加武內利（Maria Gavounelli）認為，德國重新引入邊境檢查的決定“目光短淺”。她堅信，這一決定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對歐洲團結構成威脅。加武內利表示，她熱切希望德國并沒有考慮終止申根協(xié)議，因為“那將摧毀我們的歐洲家園”。

大多數(shù)專家認為，德國的邊境檢查無法阻止所謂的“次級移民”，即那些首先抵達希臘但尋求在其他地方定居的移民。過去三年里，約75000人在希臘申請庇護后前往德國。自2021年以來，幾家德國法院裁定，已經獲得保護身份的人不能被遣返回希臘，因為他們在那里可能無法滿足最基本的需求。

在希臘，庇護申請者必須住在封閉的營地，且不得工作。已經獲得庇護的難民則可以工作，但無法從國家獲得社會保障、住房津貼、兒童津貼等援助。不過，這也適用于大多數(shù)希臘公民。然而，獲得庇護的人被允許離開希臘，并每年可以在其他歐盟成員國自由旅行三個月。大多數(shù)抵達希臘的難民和移民希望前往北歐，特別是英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和荷蘭，因為他們在這些地方有親戚和朋友，并且有未來的前景。

政治學教授潘約蒂斯·約阿基米迪斯（Panayiotis Ioakimidis）表示：“朔爾茨的進步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采納了極右翼的立場，試圖遏制德國選擇黨的崛起。在法國和荷蘭，他們也曾嘗試過類似的做法，但結果不僅沒能阻止極右翼的崛起，反而加速了這一趨勢?！奔s阿基米迪斯是希臘最著名的歐洲問題專家之一，自1990年代以來，他為多屆希臘政府提供了建議。他確信，盡管德國重新引入3700公里邊境檢查的決定在歐盟法律下是合法的，但它正在破壞歐洲一體化。

美國司法獨立傳統(tǒng)正遭侵蝕

2024年10月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刊登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的文章《司法獨立的終結》（The End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探討了美國司法獨立制度的起源、發(fā)展歷程及其當前面臨的威脅——“美國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可能一夜之間消失”。該文于9月16日首先刊發(fā)在《大西洋月刊》的網站上。

當?shù)貢r間2024年7月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qū)，警察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樓前采取安全措施。

安妮·阿普爾鮑姆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和歷史學者，曾獲普利策獎。她也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及SNF Agora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該文回顧了美國司法獨立制度的起源。早在18世紀，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試圖控制美洲殖民地的法官任命，引發(fā)了殖民地的廣泛抗議，最終導致了美國革命。在美國憲法制定過程中，獨立的司法機構被認為是防止專制的必要手段。

美洲殖民地對司法獨立的強烈情感從何而來？一些殖民者知道洛克或孟德斯鳩的作品，尤其是他們關于分權理論的著作，但大多數(shù)人民（包括暴民）希望擁有獨立的法官的原因與這些美洲殖民者希望革命的原因相同：本能地對遙遠的、專斷的、不合法的王權感到反感。

當代美國聯(lián)邦法官享有相對穩(wěn)定的待遇和終身任期，他們也依賴于遵守特定的準則和慣例來保持獨立性。除此之外，阿普爾鮑姆還認為法官自身的品格是司法獨立的更重要的保障。

“他們必須避免政治影響，必須以法律為基礎來進行論證，必須至少嘗試不去迎合總統(tǒng)或州長的要求。這可能是所有慣例中最重要的一個。盡管對美國司法政治化的擔憂可以追溯到共和初期聯(lián)邦黨人和杰斐遜共和黨人之間的斗爭，并且在每一個社會或政治變革的重要時刻都會重新浮現(xiàn)，現(xiàn)代美國人普遍認為被任命到最高法院的法官會以善意行事。早期共和國的政治哲學家、憲法的起草者以及當今的法學院教授們大多數(shù)都認為，聯(lián)邦法官會努力，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所言，將‘必要的誠信與必要的知識’結合起來?！?/p>

然而，近年來美國一些法官的行為，使人們擔憂司法獨立性正在受到損害。作者列舉了一些新聞中的例子：

“兩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接受了來自可能對他們的法律判斷有興趣的人士的大額、未披露的禮物；其中一名大法官的妻子在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中發(fā)揮了作用；不止一名大法官在確認聽證會上誤導國會，掩飾他們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意圖；金錢和游說者在法院轉型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共和黨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打破慣例阻止了一次提名并促成了另一次提名；現(xiàn)由共和黨主導的法院為一位違法的共和黨前總統(tǒng)延長了豁免權——所有這些都產生了累積和破壞性的影響。現(xiàn)在，最高法院和所有其他聯(lián)邦法院在兩極分化的政治光譜兩端都被看作是更弱、更具政治性、更容易操縱、受憲法的約束更少?！?/p>

由于該文作者的丈夫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波蘭從政，她分享了2015年波蘭司法改革的例子作為對比。

2015年，波蘭議會多數(shù)黨法律與公正黨與總統(tǒng)合作，決定通過立法強制年長的高等法院法官立即退休，從而讓黨派能夠任命大量新的法官（這與FDR計劃填補美國最高法院席位的舉措類似）；還創(chuàng)建了一個新機構來調查和制裁那些做出不利于政府裁決的法官。當憲法法院（相當于美國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其中一項政府法律，但總理拒絕在官方法院公報上公布該裁決，這也意味著沒有人能夠強制總理或執(zhí)政黨遵守這一裁決。

最終這導致了對新任命法官合法性的混亂和司法黨派主義的顯著上升。幾年后，在華沙有訴訟案件的人普遍開始根據(jù)主持案件的法官類型來評估他們勝訴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據(jù)法律依據(jù)。

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事實是，司法體系的衰退對大多數(shù)波蘭人來說仍是一個遙遠、理論上的問題，直到政治化的法院產生了實際影響人們生活的法律變化。

2020年10月，已被高度黨派化的憲法法庭將波蘭本已嚴格的墮胎法收緊至幾乎全面禁止。根據(jù)這一裁決，即使在女性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醫(yī)生也開始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幾名女性因此喪生。

直到那時，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才反應過來，幾乎已經太遲了。數(shù)百名“新法官”仍然在職，他們的忠誠度不明確，甚至可能對他們自己也不明確——他們應該只是中立地解釋法律嗎？還是在那里表達任命他們的政黨的意志？

文章說，美國要復制波蘭的經歷顯然很困難：美國法官的終身任期已經寫入憲法，沒有任何總統(tǒng)可以輕易地一次性替換幾十名法官，或者建立一個違憲的機構來對他們施加控制。但波蘭經驗中的一個元素可能是相關的：規(guī)范和慣例轉變的速度，以及隨之而來的深度迷茫。

2022年艾琳·坎農（Aileen Cannon）的案例可能是一個預兆。這位美國律師協(xié)會認為“剛夠資格”的佛羅里達州南區(qū)法官做出了一系列空前且在法律上存有疑問的決定。她是特朗普任命的，這些決定似乎是故意為幫助特朗普逃避犯罪行為的法律后果。今年7月中旬，她駁回了特別檢察官杰克·史密斯起訴特朗普的案件（史密斯指控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扣押敏感的國家安全文件并對FBI撒謊，違反了《間諜法》）。主流法律學者認為坎農的裁決基于非?？梢傻睦碛伞?/p>

蓋洛普在今年7月份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仍然認可法院的民主黨人只有15%，而認可法院的共和黨人則有66%。

作者在文章結尾說，“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與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國家?！锩鼤r代的殖民者曾被國王統(tǒng)治，并決心不再重蹈覆轍，……而今天的美國人并沒有生活在一個聯(lián)邦司法裁決基于對特定政治家或政黨忠誠的經驗，也許這使我們陷入了自我安慰的’這里不可能發(fā)生的寧靜中。但正如（美國憲法學家）Laurence Tribe所說，我們面臨著‘一個與帝國行政權并肩行走的帝國司法’（an imperial judiciary walking arm in arm with an imperial executive）的現(xiàn)實可能性：這是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在這種秩序中，保護美國免受獨裁統(tǒng)治的法律和規(guī)范會逐漸被腐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