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 1043 年，大宋慶歷三年，大遼重熙十二年。

這一年，大宋和西夏的戰(zhàn)爭還在繼續(xù)，但前線并沒有什么大戰(zhàn)，雙方都有點打不動了，都在為談判做準備。果然，到了下一年，宋夏和約簽訂。咱們先按下不表。

這一年，還有一件重要的人事變動：宰相呂夷簡今年退休了。為啥？不是犯了什么錯，而是身體實在不行了。呂夷簡這一年64歲，去年就有中風的跡象，拖到今年，連手腳都動不了了，只好申請退休。仁宗皇帝說，那不行，你不是上朝不方便嗎？沒事，三五天來一次，重要的國家大事，還得你看著。

宋仁宗這個人，性格溫和，待人也厚道，但是在用宰相這個問題上，并不怎么戀舊。執(zhí)政42年，用了30個人次的宰相（有的人來來回回地當宰相，所以算人次），人均是1.5年，算下來他是北宋換宰相最頻繁的皇帝。所以南宋時候的朱熹就評價他，說仁宗皇帝各方面都好，就是用人不行，啟用得快，攆走得也快，所以什么事也做不成。

但是宋仁宗對呂夷簡例外，不僅戀舊——呂夷簡出出進進，三次拜相，干了有20年，身體不行了還不讓走；而且還顯得非常深情——呂夷簡病了，仁宗親手調藥，親自寫信，那話說的，“真恨不得你的病轉移到朕身上?！倍遥犎苏f胡子可以治病療傷，仁宗二話不說剪掉自己的胡子，賜給呂夷簡治病。龍須治病，這個待遇，你說古往今來還有誰能比得上？就這么拉拉扯扯，直到今年的 10 月 9 日，呂夷簡才終于成功辭去了所有的頭銜，到下一年才病逝。

在宋朝的宰相當中，呂夷簡不是最有名的，也不是名聲最好的，但是，后來的史家給了他一個非常高的評價，說他是“得君第一人”。什么意思？就是最受皇帝信任，和皇帝相處得最好的宰相。到了他說什么皇帝就聽什么，他請求什么皇帝就答應什么的地步。

好了，送別了呂夷簡，我們來講今年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慶歷新政”。這是歷史上一次很著名的改革，從今年，慶歷三年開始，到后年，慶歷五年就結束了。所有改革措施撤回。所以，它也是歷史上很著名的一次失敗的改革。而且，這個事還耐不住琢磨，它不僅失敗，而且失敗得還很奇怪。

奇怪的失敗

老宰相呂夷簡退休了，宋仁宗是舍不得，但與此同時他也知道，這是一個朝政重新振作起來的機會。

宋仁宗執(zhí)政時間很長，前后有42年。如果說有什么轉折點的話，那就是這幾年。本來，守著祖宗之法，日子也能過。但是自從1038年西夏元昊稱帝，到宋夏戰(zhàn)爭中的一連串大敗，可就把大宋朝的里子、面子都抓破了。那么高的軍費，國家財政受不了；那么高的軍費還養(yǎng)出了那么弱的軍隊，國家安全受不了。任誰都知道大宋朝出了大問題，不改革是不行了。

那接下來用誰來主持改革呢？呂夷簡一走，剩下來兩個宰相，章得象比呂夷簡還大一歲，老了。晏殊呢？是著名的富貴閑人。這兩位鎮(zhèn)鎮(zhèn)場子還可以，真干活是不行的。

其實也不用多想，人選是現(xiàn)成的。那就是這兩年風頭正勁的三位：范仲淹、韓琦和富弼。富弼，我們上一期節(jié)目介紹過，去年剛剛在對遼外交中立下了大功；韓琦這兩年和范仲淹一樣，在前線主持對西夏的作戰(zhàn)，雖然談不上多少戰(zhàn)功，但畢竟也算為大宋穩(wěn)住了陣腳。這二位，都還年輕，都不到40歲。

更顯眼的是范仲淹。他今年54歲，既在中央當過諫官，也在地方管過民政，資歷是夠了；過去三年，在前線主持對西夏的作戰(zhàn)，穩(wěn)定了局面，所以功勞也夠了。更重要的是，他還是朝廷中一批新銳士大夫的領袖，韓琦、富弼、歐陽修，都把他當大哥，所以人望也是夠了。你就想，如果你是宋仁宗，上哪兒找這么一個：年富力強，聲譽卓著，不僅有理想，而且還有政務實操經驗的人來主持改革呢？

所以，這一年5月份，仁宗皇帝就派人給他們吹風，說等到西夏的事稍微好轉一點，就調你們回朝廷。還特別加了一句，這是朕一個人的意思，不是別人舉薦的。你琢磨琢磨這句話背后的意味：這不是什么正常的調動，也不是有人推薦你們，這就是我自己要大用你們，你們做點思想準備。

5月底，范仲淹、韓琦終于調回朝廷，進入了宰輔班子。仁宗皇帝那真是求治心切，天天追著問：怎么才能搞出一個太平盛世呢？你們倒是說說，到底要從哪些方面入手呢？那個勁頭兒，把范仲淹追得手忙腳亂，他當時跟人說，皇帝用我那是非常真心的，但是辦事總要有個次序，天下積弊這么久，改革也不是一天就能搞成的嘛。我看后來很多研究者說，慶歷新政，范仲淹有點急于求成，其實，急于求成的哪兒是范仲淹啊，分明是皇帝本人啊。

到了10月份，仁宗皇帝眼看著他們還拿不出一個整體方案，有點著急了，就做了一件很帶儀式感的事兒：我也別天天問，你們天天拖了，我?guī)銈內€地方吧。什么地方？天章閣。這是宋真宗時期建成的一個宮殿，里面放著太祖、太宗、真宗的畫像和真跡，有點大宋朝的“祖宗之法紀念堂”的意思。咱們今兒就在天章閣，就當著列祖列宗的面兒，我來問問你們，到底有何治國良策？來，坐，筆墨紙硯都給你們準備好了，你們就當著我的面兒寫！范仲淹、富弼說，那哪兒敢，你再容我們幾天時間，一定給你搞出一個系統(tǒng)的改革方案來。

這個方案有點長，大概十條，簡單分下類：跟吏治相關的占一半，有五條：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跟富國強兵有關的三條：厚農桑、減徭役、修武備；跟令行禁止有關的兩條：重命令、覃恩信。當然了，這些條目下面還有一些具體的措施。

這么乍一聽，是不是挺有章法的？對啊，國家想變好，可不就是自上而下地講求吏治，再自下而上地鼓勵生產，同時增強上下溝通的效率，最后再抓抓國防建設。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什么更多的工作抓手了。

就這么一個四平八穩(wěn)的改革，還是有序推進的。這一年的11月16日，朝廷任命了第一批都轉運按察使，到地方上去甄別官員，這就是方案里說的“擇官長”啊，這一條是先啟動的。

到了12月2號，朝廷頒布了新的官員提拔的相關規(guī)定，這就是所謂的“明黜陟”了，黜就是貶官，陟就是升官。

到了12月下旬，又頒布了關于恩蔭制度的新規(guī)定，把官員子弟也能當官的門關緊了一些。這就是所謂的“抑僥幸”。

到了下一年的4月13日，又頒布了新的科舉辦法，這就是所謂的“精貢舉”。

你感受一下這個節(jié)奏，新政出臺，還是有條不紊的，很明顯，都是經過認真討論然后再推出的改革措施。但是，就這么推著推著，到了下一年，1044年的7月初，范仲淹突然自請外放，去了陜西，替國家看著西夏，8月，富弼說，我也走，我申請去河北，我去看著大遼。而在此之前，慶歷新政的重要輿論支持者，歐陽修和余靖，也都從中央去了地方。

這叫什么事兒？改革還在，但是人沒了？是的，新政就這么又尷尬地運行了一段時間，到了再下一年，1045年，朝廷才正式撤銷此前的所有改革措施，慶歷新政正式宣告失敗。

你看，改革快車只往前狂奔了十個月，然后突然就——其實也不是翻車，而是火車司機突然下車跑了——車還往前繼續(xù)溜了一小段，然后無聲無息地停了。記得詩人艾略特說，“這世界倒塌了，不是轟然一響，而是唏噓一聲”，對，慶歷新政的失敗，就給人這個感覺。你說是不是很古怪？

過去我們談到一次改革的失敗，通常會歸因到三個方面：要么是皇帝太昏庸，要么是保守派的壞人太強大，要么是改革派的好人太弱小。簡單說就是：昏君、奸臣，再加上一個窩囊的忠臣?？墒怯眠@個故事的模型去套慶歷新政，你會發(fā)現(xiàn)很難解釋得通。

首先，這里面有昏君嗎？宋仁宗固然不是那種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在不聽信讒言這個問題上，一貫的表現(xiàn)都是不錯的。

有一個故事嘛：宋仁宗特別喜歡后宮里的一個宮女，善于給他梳頭。有一次，倆人一邊梳頭一邊聊天，仁宗說，最近有臺諫官說我后宮里的妃嬪太多了，要裁減一些才好。這梳頭宮女就撇嘴，那些大臣哪個家里不是一大堆的女人，怎么的？只許讓他們快活啊？你要是聽臺諫的話，那就把我也攆出去吧。很明顯，這是恃寵撒嬌呢。仁宗后來裁減了30人，里面赫然就有這位梳頭宮女。曹皇后問他，你怎么把她也攆走了??？你不是最喜歡她嗎？仁宗說，“她勸我拒諫，這樣的人怎么能放在身邊呢？”你看看，宋仁宗就是這么一個看起來溫柔，但是心里非常有數(shù)，而且也不乏果決的人。

在慶歷新政期間，確實也有攻擊改革派是搞朋黨的，那仁宗是什么反應呢？比如，有一個宦官藍元震就正式上書給皇帝，說范仲淹他們這幾個人啊，拿國家的官位培植自己的人，現(xiàn)在可已經是幾十個人的朋黨了。他們再這么發(fā)展下去，將來到處都是他們的人，誰還敢說他們壞話？他們要干什么壞事干不成？但是，史料上記載得很明白，宋仁宗并不相信。

而且就在1044年6月，就在范仲淹堅決要求離開開封之前，史書上還記載了這么個場面：仁宗皇帝們把宰輔大臣們叫過來問話，當時大臣們的反應都很惶恐，趕緊謝罪，說皇上您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我們成天給您添亂，讓你日夜擔憂，真是死罪啊。雖然史書上諱莫如深地沒有說皇帝這么問的具體原因是什么，但是很明顯，皇帝肯定是急了，嫌大家工作做得不好，這是在督促大家好好干呢。

但是沒想到，到了7、8月份，范仲淹和富弼就要求走人。表面的理由是，西夏或者遼國有動向，可能要跟我們打仗，我們得替國家去守邊。

實際上呢？實際上是因為這個時候有不利于范仲淹和富弼的流言蜚語，請注意，這些流言和慶歷新政沒有什么關系，而是一些沒有底線的污蔑，比如富弼陰謀要換皇帝，連廢立皇帝的詔書都寫好了等等。聽著非?；奶?，但是在皇權時代，這種流言蜚語也確實很嚇人。宋仁宗雖然不信，但是范仲淹和富弼私下一商量，算了，還是趕緊找機會走吧，離開京城這個是非之地?；实鄄蛔屪撸@兩位堅決要走，仁宗只好放人。時隔多年之后，富弼回憶這個事，還覺得膽戰(zhàn)心驚，說，我們個人的安?？梢圆活?，但是整個家族不能命喪我們手里啊。

你看，這個事確實不能怪宋仁宗，他是想改革，也支持改革，甚至是急著要改革的。

那好，整個事兒里，沒有昏君，那有奸臣嗎？

你肯定說，有啊，剛才污蔑富弼的那個人不就是嗎？那個人名叫夏竦，這個人確實做事沒什么底線，他能干出這種事來：讓自己家的一個女奴，模仿人的筆跡，偽造文件，說富弼要換皇上。但是話說回來，這是因為一樁私人恩怨，牽扯到富弼，跟慶歷新政本身沒什么關系。

很多研究慶歷新政的文章，都在說保守派的利益被威脅了，所以反撲改革派。但是，我看了那么多材料，湊不起來完整的證據(jù)鏈。咱至少得有這么兩條吧？第一，具體某人反對慶歷新政的具體某項措施。第二，這個人的利益是被這個措施傷害到或者威脅到了。

沒有，找不到這樣的材料。反對范仲淹、富弼的有，但只是說他們是朋黨，并不是反對新政本身。利益被傷害的人肯定也有，但是沒有這樣的人公開站出來。史料里面的說法都非常模糊，說慶歷新政，規(guī)模搞大了，很多措施很難實行，而且過程中肯定也得罪人了，所以就有人誹謗他們是朋黨。都是這么虛搭著說，那所謂的保守派到底是誰呢？

如果非要說有，我這兒還真有一個人，他反對的還真就是新政本身。不過，這個人可能會讓你有點意想不到。

誰在反對新政？

誰在反對新政？有人說是王拱辰。在慶歷新政的過程中，他和新政派，就是范仲淹、富弼、歐陽修這一派確實鬧得非常不愉快。

但問題是，他是當時御史臺的領導人，職責所在就是要監(jiān)察百官，誰犯錯就要揭發(fā)誰。他跟新政派的矛盾，都是針對具體的人的具體不法行為，比如貪污。至于他反對新政 本身的言論，我是一條也沒查到。至于宋仁宗對他的看法，也不是覺得他反對新政，而是說，你別因為朝廷沒有接受你的批評，就覺得是受到了壓制，別隨便就撂挑子沽名釣譽。

這個王拱辰我要多說兩句。他和歐陽修是同一年的進士。歐陽修是少年得志，中進士那年才24歲。那王拱辰呢，那年才19歲，而且王拱辰還是那一年的狀元。

好，我們繼續(xù)來抓奸臣。慶歷新政中，到底誰是保守派呢？還真有一個，你可能沒想到，包拯。對，就是包公，包青天，包大人。

包拯考取進士比歐陽修還要早，但是他考取之后直接就回家孝養(yǎng)父母，一直把父母伺候走，才又出來做官。這一年，1043年，他剛調到開封當監(jiān)察御史，正好遇上慶歷新政。你想，包拯那個性格，說話說激動了，都能把唾沫噴在皇帝臉上的人。有什么看不慣的，那哪兒忍得住？

那包拯反對新法的哪一條呢？首先是最著名的那一條，“擇官長”，就是調整官員的任命制度。當時的各級官員，整體質量不行，貪污腐敗的有之，老病無能的有之，這是大家都認可的事實，那怎么改呢？范仲淹提出來一個逐級保舉推薦的方法。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

官員要想提拔，得看上一級有沒有人保舉你，保舉你的人多，你就優(yōu)先提拔。但是別忘了，不是舉薦了就行的，你要是犯了錯，舉薦你的人是負有連帶責任的。就這樣一層層舉薦下去，有點像套娃。那朝廷派出來的第一層的舉薦人，也負有督察各地官員的責任，叫按察官。

圍繞這個制度，還產生了一個著名的故事。當時范仲淹特別重視這個事兒，覺得哪個按察官不好，范仲淹就一筆勾掉，換人。富弼看見了就說，老先生啊，你這一筆勾掉是輕松啊，那官員的一家人可就要哭了。范仲淹說，他一家哭？那也總比一個路，相當于后來一個省的老百姓都跟著哭強啊。這個新制度是不是聽著很有新意，很靠譜？

沒想到吧？包拯首先反對的，就是這條改革。不是反對，只是提出了自己的幾條擔心。

包拯做了這么幾個推理：第一，真正有背景的官員，按察使們其實也是不敢管的，就抓沒有背景的湊數(shù)。這個可能發(fā)生吧？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認真辦事的地方官員，往往人際關系是不好的。你現(xiàn)在讓一個外來的按察使去評價他們，沒準最先淘汰的就是這樣的人。這個也可能吧？還有第三，加強考核之后，官員就會不擇手段刷績效，尤其是借機增加賦稅，老百姓負擔只會更重。這個更可能吧？所以，建議朝廷要盡可能選精干的人當按察使。請注意，包拯并不是反對這項制度本身，而是說具體的人選還有改進的空間。

宋仁宗看了包拯的意見，覺得有道理，下旨要求約束一下各地按察使的行為，并把包拯的這封奏疏轉發(fā)給大家。

結果歐陽修不樂意了，馬上反駁。核心意思是：選各地的按察使，非常不容易，我們是盡可能地挑選了很棒的人。被挑出來的人，也正打算一展所長，報效朝廷。你御史臺的人，也就是包拯，你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提這個意見，什么意思？是不是告訴按察使們，朝廷對他們其實也不怎么信任？那他們還怎么下去開展工作？我現(xiàn)在請求，把包拯叫來中書省，當面問問他，他說的那些不合格的按察使，到底是誰？他要是能說出個張三李四的，那就一查到底。他要是說不出來具體的人，那就是胡說。我請求他撤回這封奏疏。可不能讓天下的人以為，朝廷要貶損按察使的權力。如果是那樣，誰最高興？還不是那些貪腐無能的官吏最高興？

哎，歐陽修說的，好像也有點道理。

順便說一句，歐陽修和包拯就這么結下了梁子。十幾年后，朝廷要提拔包拯做三司使，也就是國家的財政主管，歐陽修上書反對，他評價包拯說，說這個人人品不錯，但是學問不深，想問題也不周全，做事情也不妥當，這人挺可惜的。

隔了這一千年，我們也不為這兩個響當當?shù)娜宋镌u理，說誰對誰錯了。只是想通過這個例子，讓你來感受一下，一項制度改革，其實是有多個觀察角度的，乍看起來特別正確的事，也未必就能行得通。果然，這項制度很快就被廢止了。

包拯對慶歷新政的意見，還有一條，是針對科舉制度改革的。你再來感受一下，雙方爭議的性質。

關于科舉，范仲淹有很多主張，比如要多多興辦學校啊，要多考策論少考詩賦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在初級考試中，他建議不要再彌封試卷了。如果你看過我們《文明之旅》1002年的那一期，就知道，彌封試卷是宋代科舉制的一個重大發(fā)明，我們今天高考還在用，它的好處就是隔絕了考生和考官，不拆彌封條就不知道這卷子是誰的，最大程度地保證了科舉的公平。

那范仲淹為什么建議不要再彌封了呢？道理很簡單，看一個學生，不能只看卷面不看品行啊。在初級考試中，如果也要彌封，很可能就會把那些人品有欠缺的人選上去。還不如讓考官既看卷面也看平時的表現(xiàn)，綜合評定一個考生呢。就像今天的公司錄用一個人，怎么可能只讓筆試不讓面試呢？是不是也有道理？

但是包拯反對。他說：天下的考官，每個州一個，大概三百多個，誰能保證他們都有公心？如果不彌封，不把他們和考生隔絕開來，那影響考試成績的因素就多了去了，他們和考生是不是舊交？有沒有恩仇？是不是迫于有權有勢的人的請托？或者干脆就是被賄賂？那以后麻煩就大了，天下的窮苦讀書人還有出頭之日嗎？哎，包拯說的也有道理。

整個慶歷新政期間，針對新政本身的政策討論并不多。包拯留下的這兩份奏疏，是難得的就事論事的文件。咱們總不能說，連這個都算是保守派的反撲，是奸臣對改革派的迫害吧？如果一次重大的改革，連這種程度的討論都不允許，那改革本身也太脆弱了。

如果非要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區(qū)分，那我們就再來看看這次雙方力量的對比。

改革派這邊，仁宗皇帝是領導，他最急迫。宰輔團隊里的人呢？明確偏向改革派的，有晏殊，他是歐陽修、范仲淹的老師，也是富弼的老丈人。范仲淹自己就是副宰相。樞密院系統(tǒng)里的，從一把手杜衍到副手富弼、韓琦，都是新政的領袖。那只剩下首相章得象和參知政事賈昌朝了，這兩個人在新政期間，沒有多少發(fā)言，就算中間派吧。

你看看，核心官僚層里面，一個反對派都沒有。別忘了他們的背后還有一個群體：臺諫官，就是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這些人。他們給新政提供了強大的輿論支持。

那再來看反對派。能說得上臺面的，也就是夏竦和王拱辰，而這兩個人還各有自己的目標。夏竦是因為被人彈劾，要報仇，王拱辰是因為在御史臺這個位置上，要糾察百官，用最大的惡意揣測，也就是愛出風頭，沽名釣譽。

可以稍稍對比一下：再過20幾年，王安石變法面對的反對派，那是什么陣勢？兩宮太后、司馬光、蘇軾、蘇轍，還有曾經主持慶歷新政的老宰相們，韓琦、富弼，還有原來的朋友，歐陽修、曾鞏，還有自己的親弟弟王安國，等等全都是公開的反對派。跟那次相比，慶歷新政面對的反對派，那真是毛毛雨啊。

那確實就比較奇怪了。一場改革失敗了，方案設計得很理想，皇帝非常支持，也沒有什么上得了臺面的反對派。那它為什么失敗了呢？

改革的抓手

我們接著來破解這道謎題：慶歷新政既沒有像樣的反對派，也沒有結出像樣的善果或者惡果，甚至很多設想都只停留在紙面上，沒有充分展開，就草草地收場了。這是為什么？

我們先從一個場景說起。還記得那位老宰相章得象吧？呂夷簡辭職后，他就是名義上的首席宰相了，因為是那種沉默寡言的性格，加上歲數(shù)也大了，整個慶歷新政期間，他幾乎不表態(tài)、不說話。據(jù)說有人問過他，怎么看這些改革派？他說，嗨，小孩子玩鬧罷了，又是跳又是蹦的，不要吼他們，等到他們碰壁了，就老實了?，F(xiàn)在他們玩得正在興頭兒上，說啥都沒有用。

這番話里，你可能聽起來很反感，不過是一個老官僚的世故和圓滑。但你不覺得嗎？如果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這么看問題也很正常。我們在《文明之旅》的1003年那一期，我已經詳細分析過了。簡單說就是：在保守主義者看來，現(xiàn)實之所以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你不喜歡現(xiàn)實，就草率地要去改變，結果可能會更壞。所以才有那么句話嘛，“利不百不變法”，沒有一百倍的好處，都不要輕談改革，否則你可能付不起改革的成本。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我是一個超市的員工，發(fā)現(xiàn)這里安保系統(tǒng)太松懈了，經常有人偷東西，我就給公司提個改進建議，那你覺得公司一定會贊賞我嗎？不一定啊。也許加強安保的成本要遠高于被偷盜的損失。所以，安保漏洞是有意留在那里的。但是這個事，又不能明說，否則周圍的小偷就會慕名而來。所以，在我看來，公司管理層就是一幫因循守舊的老家伙，而管理層看我，就是一個不諳世事的愣頭青。

回到章得象的那句話，在他這個歲數(shù)的人看來，大宋朝的現(xiàn)狀雖然有問題，但也不是你范仲淹這群人做點改革能解決的。你們干得是挺歡，但本質上是盲動，就像小孩子過家家，這里搗搗那里戳戳，等你們玩夠了，現(xiàn)實是很有彈性的，你這么壓它，它會暫時變形，但遲早還是會恢復原狀的?，F(xiàn)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么做的收益暫時大于代價，不是說沒問題，但是暫時只能這樣。說到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看什么不順眼就改革什么，什么缺少就補什么，什么多余就砍什么，這種改革思路，最大的缺點是什么？是很難形成共識啊。

比如，你看到的是基層官員太懶散，所以要派按察使去甄別，而我看到的是，你派來的按察使能力人品都有問題，反而搞得基層雞飛狗跳；你看到的是官員熬到年頭就升職，分不出好歹高下，而我看到的是，如果不按慣例給官員升職，就留下了人為的操作空間，容易滋生腐??；你看到的是，彌封考卷，會讓一部分品行不好的考生被選拔上來，而我看到的是，不彌封試卷，會讓窮人的孩子永無出頭之日。

不多舉例子了，任何改變現(xiàn)狀的主張都一定會有相反的看法。這就是這種“基于對現(xiàn)狀不滿”的改革的悲?。嚎雌饋砣巳硕贾С帜愀?，但你一旦動手，當代價出現(xiàn)的時候，改革的共識很容易就崩潰了。

那你可能會說，那難道就不改革了嗎？怎么改革才會凝聚共識呢？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解決皇帝最關心的根本問題，而這個問題，通常就是“錢”。

宋仁宗為什么要發(fā)動慶歷新政？表面上，國家有很多癥狀，但是往根子上說，就是一條：缺錢啊。簡單算一筆賬：

仁宗朝全國兵員的數(shù)量暴增，達到了巔峰，由開國時期的37.8萬，暴增至125.9萬。你還記得《水滸傳》里的林沖嗎？號稱八十萬禁軍教頭，這可不是小說里憑空編的，對，這個時期大宋朝僅僅禁軍的總數(shù)就是82.6萬。要知道，宋朝的軍隊是脫產的啊，完全靠國家養(yǎng)啊，那這么大規(guī)模的軍隊，一年要花多少錢呢？那個大書法家蔡襄，蘇黃米蔡的那個蔡，就算過一筆賬，養(yǎng)一個禁軍士兵，一年50貫；養(yǎng)一個廂軍士兵，費用稍低，那也需要30貫。一年的總軍費就是4800萬。而仁宗朝一年的貨幣收入是多少呢？6000多萬貫，養(yǎng)兵的費用能占5/6。

天哪，這么高的軍費比例？！沒辦法，這個時候大遼、西夏都對大宋有軍事壓力，不養(yǎng)兵，怎么能保證國家安全？而保證這么大規(guī)模的軍隊，皇帝就窮得叮當響，所以才要改革嘛。

其實，歷史上成功的改革，起因多半是財政危機。這種改革的成功者，大多是把搞錢作為改革的抓手。為什么？你想三點嘛：第一，搞錢，會解決君主的核心難題，所以君主會始終支持；第二，搞錢，最容易凝聚共識，別人說三道四沒有用啊，有本事你來搞？搞不到你就靠邊站，看我的手段。第三，搞錢，有一個清晰的數(shù)字指標來衡量改革的成效，多和少，快和慢，都有一本賬。

比如，我們將來會講到的王安石變法，那場改革的目標非常簡單明了，四個字：富國強兵。要強兵當然是先要富國，所以核心目標還是搞錢。只要揪住這個綱領不松手，剛才講的三重目標就能實現(xiàn)：第一，皇帝是真支持啊。宋神宗先是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后來干脆自己親自領導改革，宋神宗死了，哲宗、徽宗，新政大旗一直不倒。為什么？說白了，國家缺錢，總得有個辦法。第二，反對派即使再有理，只要拿不出更好的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就總是沒有說服力。第三，那是真有成績啊。神宗剛去世的時候，有大臣算過賬，折騰這么多年改革，雖然政治上代價慘重，但畢竟為國家攢下一大筆錢，總計大概一億貫以上，據(jù)說可以用20年。有了這樣的成績，改革怎么能不持續(xù)？經常有人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其實不能這么說。王安石雖然罷相了，但是他搞的很多改革措施，其實是延續(xù)下來的。對王安石可以各有褒貶，沒有共識，但是對錢，大家還是有共識的啊。

更進一步地說，歷史上很多精明皇帝手下也有所謂的奸臣，那是皇帝不知道嗎？不是啊，是因為那些奸臣真解決問題啊，真能搞到錢啊。比如唐玄宗時期的李林甫，明代嘉靖皇帝的嚴嵩，清朝乾隆皇帝的和珅，都是這種情況。這都是后話，我們將來再說。

帶著這個認知，我們再回頭來看這次范仲淹的慶歷新政，為什么失??？今天我們提供一個觀察的角度：它跑題了。

宋仁宗要的立竿見影的財政改善。但是范仲淹他們干的是什么呢？是按照自己內心的理想藍圖對國家進行改造，什么擇官長、抑僥幸，不能說不對，但是你解決皇帝眼里重要且緊急的問題嗎？解決問題的程度有清晰可見的進度條嗎？

你看范仲淹的那十條里，什么“厚農桑、減徭役、修武備”，等等，一聽就知道是要花錢的，十條里面只有一條“抑僥幸”，就是別封那么多恩蔭的官兒，好像跟省錢有關，但一是力度太小，二是見效太慢。可以說，慶歷新政從改革人事制度，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工作的抓手。

我看很多分析慶歷新政失敗原因的文章，都指責宋仁宗，說他支持改革的決心不大，耳根子軟，別人說范仲淹搞朋黨，他心里就犯嘀咕，等等。我看了那么多史料，也想替仁宗皇帝辯解兩句。

我請你把自己代入一個角色：你現(xiàn)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最近兩年，公司業(yè)績一塌糊涂，你非常著急，啟用了一個新的經理人團隊。走下坡路的公司，到處都是毛病，從哪兒下手改都行。人是你親自選的，你也肯定會鼎力支持。那什么情況下，你會撤回對他們的支持？不會是因為有反對者，幫變革者減少阻力，摁住反對者，這本來就是你這個董事長該做的事兒；也不會是因為變革帶來震蕩，你心里清楚，搞變革怎么能不付出代價？你只會在一種情況下撤回支持，那就是沒有效果，折騰半天，公司業(yè)績還是不見起色。那這個時候，對新經理人團隊的所有指責你都聽得進去了，什么搞小集團，什么工作作風不好，什么對老員工不尊重，所有這些都可能是壓斷你對新團隊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哈佛商學院的終身教授約翰·科特，針對大規(guī)模的組織變革，就曾經提出來過一個“變革八步法”，其中“創(chuàng)造短期成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你看，在現(xiàn)代商業(yè)管理者看來，搞變革，看得見的短期成效也是不可或缺的呀。

對，宋仁宗可能就是這種情況?？雌饋恚鞘裁粗肛煼吨傺透闩簏h，動搖了仁宗對改革派的信任，但歸根到底還是因為，新政忙了半天，沒有可見的成果。

話說幾年之后，有一次，宋仁宗為一件事煩惱，回宮之后對妃子發(fā)了一句牢騷，“滿朝的大臣，沒有一個人能替國家把事情搞定的。我天天陪著他們上朝，有什么用？”

這句話真是說出了古往今來所有領導者的心聲啊。我可以辛苦，可以支持你們，但前提是你們替我把事情搞定啊。沒有可見的成果，別說我沒有耐心，我拿什么說服其他人支持你啊？你看，不能解決問題的變革，本身就是問題。

在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的眼里，新政最重要的，是有正確的理想藍圖，然后排除干擾，一步步地實現(xiàn)它。

但在現(xiàn)實中，邏輯不是這樣的。一場大變革的核心是什么？是解決最迫切的問題。怎么解決？用成果可見可衡量的方式解決。為什么要可見可衡量？因為要凝聚上上下下的共識。為什么要凝聚共識？因為變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獲取支持之后呢？那才談得到實現(xiàn)你心里的隱秘的理想藍圖。

你可能會說，要活得這么委屈嗎？就不能直來直去嗎？最近我聽到了一句很有啟發(fā)的話，和你共享——“解決自己問題的途徑，通常在于你如何解決別人的問題”

好，這就是公元1043年，慶歷新政的故事，下一年，公元1044年，我們再見。

致敬

本期節(jié)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慶歷士大夫之一的蘇舜欽，他是范仲淹、歐陽修的改革同路人，也是宋詩的開創(chuàng)性人物。你可能有點奇怪，咱們節(jié)目前邊講西昆體的代表楊億，不就寫了很多詩嗎？北宋開國這都八十年多年了，怎么才有宋詩的開山人物？

對，因為這個階段蘇舜欽、梅堯臣的詩，讓宋詩告別了那種纖巧浮華的調調，真正變得格局開揚，從此才有了注重理趣的宋詩發(fā)展，可以跟唐詩并肩。

咱們一起讀一首：《和淮上遇便風》吧——

《和淮上遇便風》

蘇舜欽〔宋代〕

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

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慶歷四年，也就是下一年，他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彈劾，最終被削職為民。在被貶之后，他隱居蘇州，修建了著名的滄浪亭，于是，朝廷里少了一個官員，文學史上卻收獲了一個“滄浪翁”。

再來讀一首他的《水調歌頭·滄浪亭》

《水調歌頭·滄浪亭》

蘇舜欽〔宋代〕

瀟灑太湖岸，淡佇洞庭山。魚龍隱處，煙霧深鎖渺彌間。方念陶朱張翰，忽有扁舟急槳，撇浪載鱸還。落日暴風雨，歸路繞汀灣。

丈夫志，當景盛，恥疏閑。壯年何事憔悴，華發(fā)改朱顏。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刺棹穿蘆荻，無語看波瀾。

參考文獻：

（宋）李燾撰：《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 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 年。

（宋）魏泰：《東軒筆錄》，中華書局，1997年。

（宋）朱弁：《曲洧舊聞》，中華書局，2002年。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匯編》，中華書局，2003年。

趙冬梅：《寬容與執(zhí)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社，2024 年。

諶旭彬：《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經緯度叢書），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 年。

張呈忠：《大宋理財——青苗法與王安石的金融帝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年。

梁庚堯：《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2024年。

王啟瑋：《言以行道：慶歷士大夫與北宋政治文化的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年。

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修訂本），中華書局，2021 年。

王水照：《北宋三大文人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盧國龍：《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學的批判與重建》，華夏出版社，2001 年。

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中華書局，2016年。

王瑞來：《天地間氣：范仲淹研究》，陜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

項懷誠主編：《中國財政通史》（第五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

張希清：《慶歷新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中原文化研究》2024 年第 3 期。

馮志弘：《宋人不言慶歷“新政”“新法”“變法”考——基于觀念史的個案研究》，《人文中國學報》2023 年第 36 期。

張呈忠：《變法·更化·變質——試論北宋晚期歷史敘事三部曲的形成》，《歷史教學問題》2019 年第 5 期。

周雪光：《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開放時代》2014 年第 4 期。

何冠環(huán)：《北宋內臣藍元震事跡考》，張希清主編《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

（美）劉子?。骸端纬醺母锛遥悍吨傺汀?，收入費正清主編：《中國的思想與制度》，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