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佛教史》，釋會閑  景天星著，中華書局，2024年7月版，489頁，128.00元

釋會閑法師與景天星先生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一書的出版，不僅為觀音菩薩應化的神圣空間——著名的佛教道場普陀山進行了詳密的歷史闡述，還為作為“地方性知識”的佛教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學術典范。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思想或思想史研究，近年來一直就是國際學界有關亞洲學術史研究的潮流之一。在有關中國佛教的漢語研究中，以具體地域或道場為中心所開展出的嚴肅的學術史著作可謂鳳毛麟角，而這部《普陀山佛教史》可以說是漢語佛學界為“地方性知識”的教史之作所提供的一部代表性作品，期待能夠引起學界的關注與討論。漢語佛教史的書寫中一向重于宏觀教史，而經(jīng)?；s那些形態(tài)各異而又獨具特色的地方性佛教法流，該書的出現(xiàn)一方面補充了中國佛教史書寫中的某些疏忽，同時這種以具體道場為中心的通史之作，也從不同的視角更深入地呈現(xiàn)出中國化佛教歷史進程中的復雜性與豐富多面性。

在中國佛教史中作為具有信仰和生活史意義上的佛教，普陀山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過去有關普陀山佛教的知識大多建立在地方史志與一些佛教僧傳和游記等資料當中，近代以來中外學界對于普陀山，特別是普陀山與觀音信仰之間的關系進行過不少探討，而系統(tǒng)完整地以通史形式來貫通性地論述普陀山佛教歷史之作尚無出現(xiàn)，該著可謂首創(chuàng)。本書在較充分地消化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無論在研究方法或是材料的統(tǒng)合運用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發(fā)明與見地，殊為難得。

我本著學術史書寫的角度，從兩個方面對本書的意義略加闡明。

一、從文本史到文化史。傳統(tǒng)教史之研究多以文本為中心建立起來，近來西方宗教史的研究特別重視在文本史之外的新文化史研究，注重于宗教生活世界的歷史闡明。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佛教對中國物質(zhì)文化的影響》（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詹姆斯-本（James A.Benn）的《中國茶：一種宗教與文化史的論述》（Tea in China-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等，都是代表性作品，這些研究推動我們對中國佛教史進行更深廣的理解。這部《普陀山佛教史》的書寫，并非如許多一般教史寫作那樣，對佛教之議題或思想作泛泛之論，而是始終貫穿了一個重要的主線，即普陀山“神圣空間”的形成與發(fā)展，該書把“神圣空間”作為一個核心觀念引入佛教史中來進行探究，這本身就是對傳統(tǒng)教史書寫的一種突破。

我們知道，普陀山的聞名與觀音信仰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有關觀音信仰的流傳，最初并不是與具體的“神圣空間”，而是經(jīng)由不同宗教經(jīng)典與文本的書寫有關的。從六朝開始，中國佛教中的觀音信仰而發(fā)展起來，如六朝以來有關觀音信仰的文獻，特別圍繞著《法華經(jīng)》之“普門品”進行開展，從其內(nèi)容上來分判的話，大致可以區(qū)分為兩種不同的法流。一是“論釋不同”的義學發(fā)展，即有關《普門品》的詮釋歷史；二是作為信仰的事件敘述，即各類中國撰述為主的，重視神異靈驗的觀音文書的流通。

這都可以說是文本上的觀音信仰。而古典文本中的觀音信仰，又以思想的闡述為主流。在國內(nèi)一般佛學史的研究中，比較偏重于有關觀音義學史的討論，尤其是生活化的觀音信仰經(jīng)過天臺大師的觀音闡釋與引申，更趨向于玄學化的法流。智顗在對《普門品》的解經(jīng)中，對中國初期所流傳的觀音信仰都有自家宗義的鮮明抉擇。這表現(xiàn)在他一面保留住觀音信仰的宗教經(jīng)驗的合法性，而同時又要對此經(jīng)驗性的信仰加以玄學的點化，試圖把這些經(jīng)驗轉(zhuǎn)換成為哲學的議題，在“理”上進行論究，這即是智顗在解釋觀音經(jīng)典的活動中，把觀音的想象玄學化而又進一步天臺化的過程。實際上，作為文化史意義上的佛教來講，《普門品》當時在社會的盛行，主要表現(xiàn)在日常社會生活中那類以稱念名號而獲得體驗的觀音信仰，而不是玄學化了的觀音理論（參考牧田諦亮，《中國仏教史研究》第一，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56年版，第210頁）。唐道宣在《釋迦方志》中就把六朝佛教的這一傾向概括為“稱名念誦，獲其將救”。當時還連帶出現(xiàn)了很多中國撰述的，各種有關觀音經(jīng)典和靈驗一類的文書，最著名的如《高王觀世音經(jīng)》《觀世音三昧經(jīng)》和《觀世音應驗記》等，這些文書都是以直接宣揚觀音靈驗為主題而展開的?？梢哉f，初期中國佛教緣《普門品》而產(chǎn)生的觀音想象，大都與這種真摯樸素的稱名實踐和祈求靈驗的宗教操持有密切的關系。這些內(nèi)容在一般漢語佛教思想史的書寫中，大多為輕描淡寫而一筆帶過。我們不應該只停留于有關觀音的哲學論究，而忽視觀音信仰的文化史探討。觀音信仰的實踐都是發(fā)生在具體信仰的“神圣空間”當中，于是，把觀音信仰與神圣空間關聯(lián)起來，進行具有文化史意義的研究，理當成為中國佛教史，特別是與觀音信仰有關的佛教歷史中的重要論述。

《普陀山佛教史》的書寫正好完成了從信仰的文本史到信仰圣地的形成史轉(zhuǎn)向，該著對以普陀山為中心的觀音道場——“神圣空間”的形成，進行了細密地歷史學探討，明確指明“神圣空間”是指特定場域內(nèi)所賦有的儀式空間，該空間帶有宗教儀式感，具有神圣性，同時存在于人類日常生產(chǎn)與生活之中。顯然，這些都是宗教文化史，而非以文本為主的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領域。該著作還對普陀山佛教起源的問題探賾索隱，努力于“傳說”與“歷史”之間進行嚴密的勘辯（如該書第一章佛教傳入普陀山各類歷史傳說的考釋），無疑是一部嚴肅的佛教文化史著。該書對普陀山的觀音信仰如何變?yōu)椤笆ホE”進行了歷史學的描述，指出宋代開始了這一神圣化空間的“初步建構(gòu)”，并分別從普陀山“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兩個方面的“神圣化”給予具體而微地闡明。這些文化史研究的結(jié)論大都在尊重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而又有孤明先發(fā)之趣。雖然于君方教授的《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一書也曾開辟專章考察了普陀山與觀音信仰的關系，指出普陀山神圣空間的建立在歷史上經(jīng)歷過不斷建構(gòu)與解構(gòu)、創(chuàng)建與毀滅、建設與重建等過程，而終于在中國本土形成了中國人所創(chuàng)造的本土化的佛教信仰的神圣空間。但于教授對于普陀山教史的討論，只重于普陀山與觀音信仰的關聯(lián)，而且限于篇幅也并未能就普陀山佛教的整體歷史脈絡進行細節(jié)上的論述。而這部《普陀山佛教史》對于普陀神圣空間的形成史，從普陀山的開山到宋、元、明、清，乃至民國時期，都有專章予以剖析，循序漸進，建構(gòu)宏大，在資料方面也能夠盡量做到竭澤而漁，把古今有關觀音信仰與普陀山佛教、禪宗及社會歷史等的論述進行了整體融合與立體性的探究，可以肯定，該書已經(jīng)成為有關觀音信仰史和普陀山佛教史方面最新的知識生產(chǎn)。

二、作為“通史”的地方佛教史?！镀胀由椒鸾淌贰凡恢皇怯嘘P“地方性”知識的細密建構(gòu)，同時它還是通史性的一部論述。雖然對于一門成熟的學術研究來講，通史書寫是基礎性的工作，更深入的研究應該進入專題性或帶有深刻問題意識的論述。但是，通史的研究或史觀既是專題研究的基礎，同時也是不同專題研究之后的成果結(jié)晶與升華，一種成熟的通史書寫是相當艱難的工作。

對于不算太成熟的中國佛教研究來說，通史的書寫仍然是一項必要的基礎性工程，我們有學術史的經(jīng)驗可鑒。當近代中國佛教研究要突破傳統(tǒng)宗門史的格局而進入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佛教學形態(tài)的時候，具有現(xiàn)代性意義的通史書寫就成為中國佛學研究的一個標志。太虛大師在1920年代就稱，晚清到民國初年因為新“思想輸灌之影響”，從而使民國佛學研究突破了傳統(tǒng)宗派佛學之“拘蔽”而進入了“世界佛學之新時代”。新時代的佛學理念并不一味盲從傳統(tǒng)佛學有關教理與教史的模式，而主張融納新知。蔣維喬就發(fā)現(xiàn)，這種以新知論究佛法的方式，致使民國佛學出現(xiàn)了一段“興盛之曙光”，有關佛教通史的書寫就代表了這一新的佛學趨勢。實際上，新史學主要綱領由梁啟超在1920年代所提出，而他也幾乎在同時開始了佛學史的論述，因而帶動了民國佛教史書寫的通史意識。就近代民國佛學來講，新佛學啟蒙最必要的是編撰出與傳統(tǒng)佛學觀念不同的教史。如何選擇以新知的方式來撰述佛學通史，可算是一種應時所需的啟蒙了。呂澂在1920年代初就批判了傳統(tǒng)佛學局限于宗門立場，“以各宗為經(jīng)緯的宗史”，無法通觀“佛教全體的歷史”，“不得顯露教史真相”。所以呂澂提倡“一切學術之研鉆，莫不以史的尋究為最先”，而他當時所注重的歷史即是一種佛教通史。從他的《佛教研究法》一書關于教史類所列書目來看，無論是印度或是東亞佛教研究（中、日佛教），都是以具有通史性質(zhì)的著述為主。這一點，民國著名佛教史家蔣維喬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認為 “我國舊時的佛教徒，也受印度的影響，不曉得注意歷史，就是偶有撰述，也只限于傳記及編年，要從舊時典籍尋覓一部有系統(tǒng)的佛教通史，絕對沒有，學者不勝遺憾”?？梢钥隙?，民國佛學界對于通史之例的呼喚，在當時是具有啟蒙新知的意味。

通史的撰述不僅可以對整個佛教的發(fā)展作出條理，而且可以有助于從中去了見佛法興衰的律則，獲得歷史之教益。對于作為“地方性知識”的佛教史研究來講，國內(nèi)目前整體還處于起步的階段，如何去具體而又有整體觀念地去闡述不同地域或道場的佛教歷史，確實需要具有高屋建瓴式的地方佛教通史來統(tǒng)領全局，在通史與專題性研究之間相互激蕩，相輔相成。對于觀音信仰及其普陀山佛教的研究，正如《普陀山佛教史》“研究述評”中所說的那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專題性的研究成果，而“實為一大遺憾”的就是缺乏“通史”或“有明確的斷代史之研究”。我以為該著在以通史為主的書寫中，同樣照顧到了專題性的研究面向，在構(gòu)建普陀山的佛教歷史中，始終以“神圣空間”為中心議題來進行闡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可謂通專結(jié)合。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普陀山佛教史》不僅是“作為地方知識”的中國佛教通史研究中具有啟蒙性的讀物，也可以說是相關研究領域里一部有專業(yè)深度的通史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