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7月，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原院長姚洋正式加盟上海財經大學，擔任滴水湖高級金融學院院長。近日，姚洋在一期視頻節(jié)目中講述在北京工作生活四十多年后選擇“滬漂”的緣由，對北京和上海、北方與南方的不同文化進行比較，引發(fā)大量關注和討論。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作為“流落上海的北京人”撰文與姚洋商榷，從不同的視角對“京范兒”進行了解釋。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刊發(fā)兩位學者的“雙城記”，以期在這場不同地域、不同學科的交鋒中呈現(xiàn)城市精神的豐富與多元。其中，姚洋的“為什么我決定離開北京，開始滬漂新生活”一文由作者本人根據(jù)視頻文字稿增補改定而成。

作為流落上海的北京人，對故鄉(xiāng)有各種思念，比如家鄉(xiāng)的各種吃的?，F(xiàn)在雖然地域間交流比以前好了很多，北京的烤鴨和涮肉在上海也有不錯的分店，但有些東西，比如元宵，也還只能在北京或者其他北方城市吃到。（對此回應說南方也有元宵的人，你們那個叫“湯圓”，你們的節(jié)日應該叫“湯圓節(jié)”才是。）有一次在上海的南門涮肉，元宵節(jié)的時候，吃到了老板從北京空運過來的元宵。淚眼蒙眬中，我寫了一首小詩：

長大后

鄉(xiāng)愁是一張窄窄的機票

我在這頭

元宵在那頭

不過，這首詩被流落臺灣的余光中提前剽竊了，但心胸寬大的我，并不介意。

對北京的思念，還有對鄉(xiāng)音與故人的思念?？上н@是沒法空運到上海的。兩年前，我回北京開會，抓住僅有的額外時間，在殘留的老北京，走走吃吃，還寫了雜文紀念。那篇叫做“真北京人之竄訪北京（上）”。而下篇，我本來就想談談京腔與北京人的范兒。但一直奔忙，現(xiàn)在依然很忙。不過，看到好朋友姚洋教授“叛變”北京，并且高調發(fā)聲。雖然同意他的很多說法，但是，作為一個主要在郊區(qū)生活的外地人，他對北京的理解，有他的局限。我北大一個師妹曾跟我說她不喜歡北京。我說，你上學在海淀，工作在朝陽，你都沒在北京住過，憑什么說不喜歡北京？當然這是玩笑，雖然也不全是玩笑。對姚洋教授談的京滬的區(qū)別，我自己有很多想法。但時間有限，這次先把憋了兩年的“何為京腔兒與京范兒”的文字發(fā)泄出來。

一說北京話，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兒化音。當年我從美國搬家回國，把東西打包運到芝加哥的一個貨場。收貨的是個臺灣人，聽說我是北京人以后套近乎說，他在北京生活過，會說北京話，也算是個“北京人兒”。我強忍著滿腔悲憤，表面點頭贊許。小時候同學家搬到了勁松（當時覺得他像被發(fā)配了一樣，搬得這么遠），從山東農民工進城來到北京的我媽總說，他們家搬到了“勁兒松”，也是讓我哭笑不得。兒化音，有它的功能。我很喜歡的一個創(chuàng)作歌手的一句歌詞，“你獻給我的西班牙餡餅”，用北京話唱，應該是“你獻給我的西班牙餡兒餅”。但這首歌里唱的不加兒化音，像是在說“你獻給我的西班牙獻餅”，語義重復，也讓我每次唱這一句的時候，都覺得特別別扭。一般來講，兒化音看似是說話隨便的表現(xiàn)，卻一點都不隨便。有一個例子，能最好說明兒化音的意思。當年有一套線上測試你有多北京人的試題，我好奇做了一下，達到了北京人的家屬的水平。雖然比較丟人，但是有一道題，我做對了，并且印象深刻。這道題問，北京的各個門中間，哪個“門”可以加“兒”？答案是“東便門兒”和“西便門兒”。其實想一想，道理很明顯，為了方便開的側門，當然可以加“兒”，但那些正兒八經的城門，就不能加。

所以，北京人的那種放松，與北京人的特別講規(guī)矩、特別講禮，密不可分。我雖然跟學生經常沒大沒小，但是南方學生跟我你來你去的時候，我還是不習慣。我也花了三年，把我一個廣東來的碩士培養(yǎng)得終于可以比較一致地說“您”，算是我人才培養(yǎng)的最大成就了。

與放松與講禮相關的，是做了中國好幾百年首都的北京，最廟堂和最市井的，也是密不可分。我們從小就說，“有事兒您yuanyuan一聲”。很多年以后，我給朋友發(fā)微信，想這么說，卻不知道這個詞怎么寫。查了查才意識到，其實我從小就說的這個詞，是“言語”，這句話是說，“有事兒您言語一聲”。“言語”本來是很文縐縐的說法，應該是官大人的說法。北京市井小民也想像官大人一樣，結果弄出了這么一個不倫不類的說法。并且說著說著，連讀音都變了。

因為北京是國都，是全國政治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所以哪怕是個市井平民，也都是見多識廣。我小時候住的地方，200米以內，住著上一世的班禪喇嘛，一個人大副委員長（他住的是當年張學良的房子），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詩人臧克家（小時候總看見他在趙堂子胡同口兒轉悠），如此等等。多年后與一個小學的好哥們兒重逢，他說，你記得咱們小學（西總布小學）有個院兒的大門上有電子門鈴。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這樣的門鈴是個稀罕玩意兒。所以我們放學路上總會去按，等里面出來人就跑。但有一次里面出來一個老頭兒，不但不罵我們，還請我們進去坐了坐，給我們當時很貴重的餅干吃。這個發(fā)小兒告訴我，多年以后他和幾個軍隊的混得很熟，從他們那里知道，那個脾氣很好的老頭兒，是當時的國防部長張愛萍。

所以有些人說北京人“混不吝”，其實不對。闖關東的人，確實有股無產者的蠻勁兒。但北京人表面的不在乎，是因為見過太多大場面和大人物了。京腔兒的背后，是“老子是天下主人”的霸氣。這種范兒，也讓北京人愛管閑事兒。我爸本來是個挺慫的人。但是他看到一個警察沒系好衣扣，會過去大聲訓斥人家。我爸長得英俊，像個老干部（我長得像我媽）。

一個比較京滬之別的人常常犯的錯誤，就是把北京和北方混為一談。北京確實是在北方的城市，并且北京人里面，北方移民也比較多。我自己雖然經常挑釁而調侃地說，我是真的北京人，在二環(huán)內長大，往前可以追三代，但我的曾祖父，是河北移民到北京的。中國文化與經濟重心南移了千年，近百多年工業(yè)化也是南方領先。所以南方與北方的差距，確實存在。我回國以后，搬到上海之前，幫我爸媽裝修房子。我沒有經驗，都是問我一個干事兒特別認真、剛剛給自己裝修了房子的北京哥們兒。他一再叮囑我，雖然河北的報價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但施工隊一定要找江蘇的，不要找河北的，并且要盯著，不要讓工頭偷偷換個河北的小工來干活（他確實換過，被我抓到了）。但北京人的大大咧咧，除了北方人活兒比較糙，也還有著北京人見多識廣以后不在乎的原因。這種不在乎的另一個負面后果，就是北京人容易眼高手低，做事兒不夠踏實。見的都是全國最牛的，所以覺得不做到這一點，就不值得做。前面提到的人大副委員長，他的兒子和我爸是大學同學，他的孫子和我是中學同學。出身名門，我這個中學同學就一直想賺筆大的，但好像就一直在各種宏偉的空中樓閣里面轉來轉去，什么都沒賺到。

自以為的見多識廣，也讓北京人有一種傲慢。但外地人好像更多是覺得上海人歧視外地人最嚴重。這是因為，上海人的歧視，是出于看不起而不愛搭理，并且搭理也都是說外地人往往聽不懂的上海話，不屑于說普通話。我在國外也注意到，只要有兩個上海人，他們之間永遠說上海話，哪怕是很多人的集體聚會。與之不同，北京人對外地人的歧視，更多表現(xiàn)為一種居高臨下的同情。外地人問路，北京人會用跟普通話差不多的北京話告訴他。背后的心態(tài)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外地人，居然來京城了，怪可憐的，北京大爺一定要幫幫。所以北京人看似的熱心，倒是像尼采說的上等人看似的憐憫。他們其實不關心下等人，但因為不在乎，反而會有時候表現(xiàn)出大大咧咧而看似的關心。當然，不是北京人的傲慢都是這么看似善意地表現(xiàn)出來。一個朋友跟我講過，她在出租車上，跟司機聊天。司機問她結婚了沒有，老公哪兒的。當她說老公是浙江的時候，司機路也不看了，轉過頭來問，你好好一個北京人，怎么嫁了個浙江人呢？！你北京哪兒的??？這個朋友說，豐臺的（豐臺是北京近郊區(qū)，但比海淀更加偏遠）。司機長長地“哦”了一聲，安心地轉過頭去。我自己有一次去稻香村買東西，跟正在給另一個顧客裝東西的售貨員插了一句話。但那個顧客說，你先把我的點心裝好。她說，不會耽誤您的事兒。這個顧客很平靜地說，你要能兩個事情都做，你也不會來這兒做售貨員了。

當然，這種不在乎，也有它的好處，比如如果一個規(guī)則不合理，北京人會很容易通融，畢竟規(guī)則都是隔壁鄰居制定的，規(guī)則就走下了神壇。當年我把戶口從北京遷到上海，北京派出所的民警跟我說，你好好一個北京人，遷戶口到上海干嘛？！不過，她還是很痛心地給我辦了。在辦理的過程中，因為一個操作上的問題（具體什么我記不住了，大概是我有了A才能辦B，但A沒有全國聯(lián)網，要有了B才能拿到A），有些手續(xù)按規(guī)定沒法辦。北京的民警說兩句就辦了，而認真的上海民警就堅持讓我為一個系統(tǒng)的錯誤負責。

這種什么世面都見過的大氣，讓北京人有了一種特有的放松。這種放松，在語言上的表現(xiàn)，就是吞音造成的口齒不清?！爸醒腚娨暸_”就成了“裝電日臺”。在范兒上的表現(xiàn)就是一股天塌了也沒什么的氣質。天塌了又怎么樣？我隔壁的“天子”管著呢。當然，既然鄰居在管，我也有義務去管一管。大家都知道，北京（城區(qū)的）出租司機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評論專家，背后就是這個道理。當年我一個在清華教書的加拿大朋友，打車去首都機場。司機知道他是清華教授，就跟他大談政治。落地上海，司機同樣問我的朋友是做什么的。知道他是清華教授了以后，就問他，你房子買了嗎？多少錢一平米??？

剛到上海不久，有我認識多年的一位外國教授來訪，系里請他吃飯，我穿著拖鞋就去了。一個上海同事看了以后莫名驚詫，語帶斥責地說，你這是美國習慣吧？！我說，不是不是，是北京習慣。其實我本來也就是說笑一下，緩和氣氛，但我的上海同事絲毫沒有體會到這一點，眼里依然充滿了迷惑和蔑視。因為上海人的精細和認真（以及其他原因），今天的上海確實比北京更宜居（我小時候的北京其實也挺宜居的），但上海人也因而很緊張，不放松。在北京，跟別人打招呼的最自然和有效的方式，就是臭貧兩句。北京人不貧，真的是會死的。但在上海，我經常跟陌生人上來就調侃兩句，但迎來的，多數(shù)是“這個人有病吧”的表情。

所以，每次回到北京，在胡同里走走，偶爾聽到路邊人用純正的京片子，胡說八道，就特別親切。兩年前竄訪的時候，走到會議酒店的門口，門口站著幾個閑散人員，我正好聽到其中一個人慢條斯理說的一段話。他說，你瞧這哥們兒，什么都是二手的。車，是二手的，寶馬525；房子，是二手的；老婆，是二手的；孩子，也是二手的。還有一年夏天，在北京城區(qū)開會。夜里餓了去買羊肉串。一個大肚子光膀子禿頂黑不溜秋的男的在那兒吃。一個挺漂亮、拿著花的姑娘路過。這個男的說，姑娘，你的花兒真漂亮……跟我一樣漂亮。而我剛到上海的時候，人民公園附近，晚上八九點鐘，我看到幾個中年男子圍著說話。我好奇問他們聊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今天的股市。

當然，如果我們能有北京人的視野，上海人的精細，干成了一番事業(yè)當然好，干不成也有北京人愛誰誰的境界，這是最好。即使不能如此，能讓中國人乃至人類的形象更加豐富一些，讓這個世界更有趣一些，這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