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五十年春風化雨，中歐從相識到相知，走過了半個世紀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這段跨越山海與制度差異的關系，如今已不僅是一份經貿數(shù)據(jù)的增長圖譜，更是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之間思想互鑒、理念交匯的深層對話。

在中歐建交5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推出《再遇見——中歐建交50周年特別策劃》，其中邀請數(shù)十位來自中國與歐洲各國及歐盟機構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過他們的親歷、記憶與洞見，講述這段關系如何影響著個體、社會乃至世界的走向。我們努力呈現(xiàn)一幅更加立體的中歐人文關系圖景，也傾聽他們對中歐未來的真誠期待。

這一次，我們對話的人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休學部委員周弘。

“使命感是我們這代人所特有的一種動力，總會有一種‘應當去做’的驅動力。這種動力，加上興趣，加上求知的欲望和求知的方法，就會有一種‘恨不能為之’的感覺?！?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周弘在自己出版的《在“茶”與“咖啡”之間》的《余言》一章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如果陳樂民先生（編者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前所長，是中國首倡‘歐洲學’的學者）現(xiàn)在還在世，他問我‘你的歐洲學怎么樣了？’我會告訴他，歐洲學已經初見規(guī)模?！痹诮邮芘炫刃侣剬ＴL時，周弘帶著很自豪的語氣告訴記者。

從1979年進入社科院哲學研究所開始學術生涯，到1986年調入歐洲研究所開始歐洲研究，周弘的整個學術生涯都在跟歐洲打交道?！拔沂菍W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然后轉到學習西方現(xiàn)代思想史，這些都和當代歐洲密切相關，從哲學所調到歐洲所，對我來說是專業(yè)更加對口?！?/p>

除了學者的身份，周弘還擔任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委員?！霸谌舜蟮墓ぷ?，更多是在學習，同時，我們也接待過一些來自歐洲國家的議會代表團，反過來加深了我們對歐洲問題的理解。”

“大家對中歐關系都是充滿期待的，”周弘表示，“數(shù)千年來，不管山川大漠的阻隔，還是戰(zhàn)爭和政治的破壞，中國和歐洲都在不遺余力地接觸對方，我對中歐關系向前、向好發(fā)展是沒有異議的?！?/p>

中歐“要盡可能多地恢復交流渠道”

澎湃新聞：您從事歐洲研究也有將近40年時間，也見證了中歐從建交初期到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zhàn)略合作伙伴”，再到2019年歐盟提出中歐關系“合作、競爭、制度性對手”“三重定義”的各個關鍵節(jié)點。您如何看待中歐關系50年來的這種變化？其中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什么？

周弘：我們現(xiàn)在講的中歐關系50年，實際上是中國和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建交50年。中歐之間交往的歷史是遠遠超過50年的，有上千年的歷史。

自從1975年中歐建立了外交關系以后，雙方關系處于上升期，直到2003年，中歐宣布建立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在這一時期，中國與歐盟之間是實現(xiàn)了相互成就的。2003年以后，中歐關系就進入了調整期。這段時間，雙方接觸更多了，摩擦和矛盾也變多了，互相的認知發(fā)生了變化，分歧也逐漸顯現(xiàn)。特別是新冠疫情期間，雙方的溝通渠道中斷，再加上俄烏沖突對中歐關系的沖擊，中歐之間的距離被拉大，相互疏離，甚至有時候齟齬不斷，導致雙方利益受損。

實際上，中方一直堅持維護中歐關系的大局，一直堅持中歐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歐洲方面則因為民意基礎比較復雜，一些政客隨選票“起舞”，給中歐關系帶來了負面影響。同時，一些媒體散布的不實之詞和謠言也對中歐關系起到了“促退”的作用。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中歐關系，破局還是要從民間開始。只有人民之間的交往擴大和加深，才有可能改變現(xiàn)在中歐關系的整體氛圍。

澎湃新聞：在2023年的一次采訪中，您曾提到中歐關系“進入了需要慎重調整的復雜階段”。就您的觀察和研究來說，中歐關系的“復雜”具體指哪些方面？

周弘：我講的復雜性，首先是結構上的復雜性。中歐在制度上存在非對稱性或不對稱性，比如制度上的差異，比如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這些就是不對稱性。歐洲人把這種不對稱性簡單化了，就是所謂的“因為制度不同，所以你是我的對手”。這種所謂的“制度性對手”是一個錯誤的認識——制度不同為什么一定是對手？

中國承認和歐洲在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我們對民主、人權、繁榮這些目標的追求是共同的，只是我們的路徑和模式不一樣。這種不同來自歷史和文化的不同積淀，不能強求一致，也不可能一致。這個非對稱性是中歐關系的現(xiàn)實，我們得接受這個現(xiàn)實。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我們要做的就是尋求某種合理的、共處的局面。

我覺得現(xiàn)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多地恢復過去的交流渠道，把所有不同的意見拿到桌面上，然后去謀求解決方案。其實，歐洲人也意識到交流渠道被隔斷對中歐關系造成了危害，認識到他們有一些錯誤的理念和說法。這都是要通過交流解決的，惡語相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去風險’是一個沒有內涵的政治話術”

澎湃新聞：近年來，歐盟在貿易問題上采取了一系列影響中歐貿易的措施，特別是去年針對中國產電動汽車的關稅措施，更是引發(fā)全球關注。這些摩擦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中歐又如何避免所謂的“去風險”滑向“脫鉤斷鏈”？

周弘：汽車行業(yè)是歐洲的支柱行業(yè)，特別是德國。在過去很多年里，歐洲汽車行業(yè)享受了技術優(yōu)勢并從中大量地獲益。中國電動車這樣節(jié)能環(huán)保、便宜實惠的產品，肯定會引起市場競爭，會損害到有些人的利益，中歐出現(xiàn)摩擦、矛盾是很自然的現(xiàn)象。

問題是怎么樣管控分歧和摩擦。比如說根據(jù)世貿組織（WTO）的規(guī)則，根據(jù)中歐間的貿易協(xié)定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在現(xiàn)有的框架里去討論解決問題的合理方案。我相信中國和歐洲專業(yè)的談判人員能夠達成解決問題的協(xié)議。

中國和歐洲不可能、也不想“脫鉤斷鏈”，因為對雙方來說這都是傷筋動骨的損傷。至于“去風險”，我覺得就是一個沒有內涵的政治話術。什么叫風險？你有可能把所有的風險都去掉嗎？這種話術本身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在規(guī)則的基礎上，通過談判得出一個理性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這是可能的。如果說現(xiàn)有的規(guī)則還不夠，我們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規(guī)則，我相信雙方的專業(yè)人士能夠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

澎湃新聞：近期，中歐在經貿和政治領域出現(xiàn)了關系緩和的跡象，有觀點認為，歐盟試圖改善和中國的關系很大程度上受到“特朗普2.0時代”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您怎么看待這樣的觀點？

周弘：“特朗普2.0”對于歐洲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動，一些歐洲朋友就跟我說，他們預期到“特朗普2.0”會是個麻煩，但沒想到它是這么大的麻煩。特朗普不僅發(fā)起了對歐盟的關稅戰(zhàn)，在他對未來世界的設計里，盟友是沒有地位的。這些都警醒了歐洲，讓歐洲必須要調整它的政策。

應對“特朗普2.0”，歐洲首先是要自強，這意味著從緊靠著美國變?yōu)橄蛑虚g地帶移動。具體到中歐關系，這就給雙方合作打開了一些窗口，比如在經濟上重新恢復與中國的一些合作。但這并不意味著歐洲不會跟中國發(fā)生摩擦，因為歐洲最終的目的是要強化自己，因此合作的領域是有選擇的，比如人工智能、綠色經濟、高科技領域等，這些領域是歐洲現(xiàn)在比較薄弱的領域，它需要和中國合作，并制定共同的規(guī)則來做強自己。

我覺得這個窗口期還是需要緊緊抓住。歐盟調整政策是費時耗力的，它還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我們要解剖這些不同的聲音，抓住那些積極的東西，然后擴大合作，因為合作加強了歐盟，也加強了我們自己。

中歐要用理性解決對立和分歧

澎湃新聞：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fā)后，歐盟與中國在安全議題上的對立日益凸顯。中歐都強調維護主權國家的權利，但為何會在俄烏沖突問題上出現(xiàn)如此巨大的分歧？這種分歧又對中歐在其他領域的合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周弘：在中歐之間，烏克蘭問題是一個解不開、理不順的死結。

我認為，這里面情緒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我有一個德國朋友，他就講他的家里頭住了幾個烏克蘭的難民，每天告訴他的就是“家國破碎”這種悲慘故事。而中國跟烏克蘭隔得很遠，我們感受的跟他們作為近鄰的感受不一樣。這種情緒被媒體放大渲染，再加上一些媒體制造謠言，導致很多歐洲人覺得“俄羅斯就是在中國的支持下發(fā)動了這場戰(zhàn)爭”。

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聲音聽不到了。烏克蘭問題很復雜，它既牽涉了國際準則，也涉及歷史根源，破解是需要智慧的，但現(xiàn)在沒有理性哪兒來的智慧？要想有政治智慧，首先需要理性，要把情緒化的煙霧驅散了以后，真正地用腦子來想問題，而不是用嗓子來喊問題。

澎湃新聞：面對美國單邊主義，中歐都主張維護以聯(lián)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但雙方在俄烏沖突、巴以問題上的立場差異，是否削弱了合作基礎？

周弘：我覺得沒有。在全球治理這個議題上，中國和歐洲是有很多一致性的，例如中歐都要維護以聯(lián)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制，都致力于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綠色轉型等。

在很多低政治領域，比如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有組織犯罪、減貧、發(fā)展綠色經濟、食品安全等等，中國和歐洲的合作是很密切的。歐洲人自己也說，在全球治理的問題上必須跟中國合作。

同時，中國和歐洲還在探討更多、更新的全球層面合作的領域和可能性，比如在SDG（2030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的最后階段的工作，比如對“未來契約”的設計，這都是一些前沿的問題，還需要中國和歐洲更緊密的合作。

“我對中歐關系是抱有信心的”

澎湃新聞：在您從事研究工作和與歐洲國家的專家學者交流的過程中，您覺得中歐之間政策理念、文化價值觀、話語體系等存在的差異，是否影響了中歐雙邊互動?

周弘：我個人覺得，中國和歐洲在政策理念、文化價值觀這些方面的不同，不影響我們的交流與合作。因為我們在交流和合作的時候，往往討論的是非常具體的專業(yè)問題，比如為什么在解決類似的問題時歐洲的政策是這樣的，而中國政策是那樣的？哪種政策更好一些？有無相互借鑒的可能，等等。

中國和歐洲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方法不一樣，做法不一樣，但我們不會像有些個別的歐洲人那樣，去指責對方為什么會這樣做。有的時候，看問題的方法、解決問題的方法不一樣，正好可以彌補相互之間的一些不足。我覺得對于交流來說，政治理念、文化價值觀不是障礙，無知是障礙。

澎湃新聞：今年年初以來，中外網民通過社交平臺，比如小紅書、抖音等，開啟了一輪所謂的“社交平臺對賬”熱潮。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Z時代通過互聯(lián)網打破“信息繭房”、重新認識對方的行為？

周弘：我覺得從總體來說，在任何一個時代，只要技術進步，它都會帶來一些改變，對社會帶來一些改變。

如果我們有意識、有目的、有方向地去引導這些技術的使用，那就會給人類造福。溝通領域的技術發(fā)展非?？?，它應該導向更便利的溝通；更便利的溝通應該導向更好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但是，技術也有可能便利于人為的造勢，也有可能便利于情緒的宣泄，也有可能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東西。

澎湃新聞：從個人角度看，您對中歐下一個50年又有怎樣的期待？

周弘：中歐關系有今天的成就，是中國人和歐洲人堅持不懈、共同努力的結果。

數(shù)千年來，不管是山川大漠的阻隔，還是戰(zhàn)爭和政治的破壞，中歐都有人要不遺余力地去接觸對方，所以才有了馬可·波羅在歐洲的風靡，才有了大量中國留學生去歐洲勤工儉學，才有了這樣一些交往。不管出現(xiàn)了什么困難，總有那么一股來自民間的力量去推動中歐關系的發(fā)展。所以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對中歐關系向前向好發(fā)展是沒有異議的。

我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致力于中歐關系向好發(fā)展，盡可能地排除干擾，因為中歐關系好，對雙方都好，對中歐人民也好。要搞好中歐關系，需要增加相互了解、理解、尊重，乃至欣賞，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都有很多這樣的先例，所以中歐關系才有今天這樣密切的程度。目前，西方一些文人、政客搞一些事情試圖干擾中歐關系發(fā)展，都是很短視的行為，不可能阻擋歷史車輪向前轉的。即使出了一些問題，走了彎路，人民會把中歐關系拉回到正軌上來的。我對中歐關系是抱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