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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報|哈佛大學成績通脹因果;卡塞爾文獻展爭議

季寺,賈敏
2025-09-01 11:4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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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成績通脹背后

在特朗普政府的威壓之下,哈佛大學自去年以來啟動了一系列調(diào)研和改革,旨在革除這所頂尖大學中存在的積弊,其中就包括成績通脹問題。近日,《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則題為“輕松拿A的惡果”(The Perverse Consequences of the Easy A)的評論文章,對哈佛大學成績通脹問題的復雜成因及正在醞釀中的改革措施進行了梳理。作者羅絲·霍羅維奇(Rose Horowitch)認為,盡管哈佛大學仍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對學業(yè)認真投入,成績通脹也并非哈佛獨有的問題,而是影響了整個精英學術(shù)界,但哈佛是一個有效的案例,因為其管理者已經(jīng)研究過這個問題,并且哈佛的舉動也會影響到其他精英大學。

當?shù)貢r間2025年8月19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校園。

文章開頭寫到,2024年春季學期最后一次教職員會議上,時任哈佛學院院長拉凱什·庫拉納(Rakesh Khurana)按照慣例在會上介紹畢業(yè)生的最新情況,當說到績點時,庫拉納忍不住輕笑,因為高得離譜:平均績點約3.8(滿分為4分)。在場的其他人很快跟著笑了起來——不僅是因為成績之高,還因為他們知道學生們?yōu)榇烁冻龅呐κ嵌嗝瓷佟?/p>

去年,哈佛大學開始著手研究其學術(shù)狀況,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Classroom Social Compact Committee)于今年1月發(fā)布了報告。報告指出:學生成績提高了,但他們對學業(yè)的投入變少了;學生逃課的比例令最為持重的教授都感到驚訝;很多學生相比課程作業(yè)更在意課外活動。但與此同時,學生們報告稱上學的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因為成績失去了意義,最有雄心的學生也無法引人注目。而當全A成為基準,哪怕只拿到一個B也令人恐懼。結(jié)果,學生們變得焦慮不安,注意力渙散,過分專注于通過課外活動在未來雇主眼中脫穎而出。

霍羅維奇指出,通向成績通脹地獄的道路是由好意鋪就的。隨著申請人數(shù)的增長和申請難度的提高,最終進入哈佛的都是成績一向完美的學生。這些超級優(yōu)等生對保持高績點比前幾代人更加焦慮,學生在辦公室哭著乞求教授把罕見的B+改成A-成了常事。

與此同時,教授們在照顧學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哈佛大學本科生院院長阿曼達·克萊博(Amanda Claybaugh)告訴霍羅維奇,教授們幾乎不間斷地收到提醒稱哈佛正在招收更多殘疾學生、錄取自資源匱乏的學校的學生或是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教師們將這些信息理解為降低預期和提高成績的敦促。而要抵制這種趨勢是很困難的,因為很少有教授愿意被看作評分嚴厲的老師,這會帶來糟糕的教學評估和選課學生的減少。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平克告訴霍羅維奇,20年前,他只給心理學入門課上四分之一的學生打A或A-,后來學生們就不再選課了,現(xiàn)在班上近三分之二的學生都能拿到A級別的成績。大流行讓情況變得更糟,哈佛大學學生拿到A級別成績的比例在2011年為60%(1985年為33%),在2020-2021學年則上升到了79%。因為疫情令學生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慮,教授們?yōu)榱藥椭麄冞M一步放寬了標準。

種種因素匯合起來造成了一種局面,大多數(shù)學生都有著近乎完美的成績,但每個人的成績意味著不同的東西。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理科教授表示,有些學生得A是因為學業(yè)優(yōu)異,有些學生得A是因為他們來自貧困家庭并且在整個學期里一直在進步,還有的學生得A是因為他們在被心理健康危機拖累之前表現(xiàn)得都很好。

沒有了低分的威脅,學生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努力學習了。一名即將升入大三的學生告訴霍羅維奇,學生們的自我審查非常嚴重,但她的同學們大多數(shù)不會通過認真閱讀文本來形成自己的觀點。比起學業(yè)懈怠更令人驚訝的是,輕松拿A的體系也未能減輕學生的壓力。過去十年間,接受心理咨詢的一年級新生人數(shù)翻了三倍?;袅_維奇兩年前畢業(yè)于耶魯大學,她在那里同樣經(jīng)歷了哈佛教授和學生描述的情形:課程大多很簡單,幾乎沒有人閱讀,大家都指望能拿到A,再不濟也能拿B,但學生們總是驚慌失措,有時整個校園仿佛陷入了集體精神崩潰的痛苦之中。但直到畢業(yè),她才意識到寬松評分和高度壓力之間存在關聯(lián)。

當每個人都能拿到A,A的意義就變得微不足道了,而能夠考上哈佛和其他精英學校的學生都渴望在競爭中勝出,這催生了所謂的“影子區(qū)分系統(tǒng)”,即通過課外活動來讓自己在同儕中脫穎而出。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由金融和咨詢俱樂部組成的網(wǎng)絡,這些俱樂部幾乎與真正的職場無異,而被某些俱樂部錄取的幾率則與被哈佛錄取的幾率相差無幾。這些與就業(yè)前景直接相關的俱樂部競爭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些學生因為專注于學業(yè)而忽視了課外活動感到內(nèi)疚,還有一些學生從大二開始就將主要精力放在金融和咨詢行業(yè)的面試準備上,為此他們選修最簡單的課程并只完成最低限度的課程作業(yè)。并且,這些俱樂部在招收成員時會優(yōu)先考慮有相關經(jīng)驗的學生,因此即便哈佛投入了大量資源來幫助貧困學生在學業(yè)上取得成功,他們也無力在這套“影子區(qū)分系統(tǒng)”下與來自那些精英高中的學生競爭。

現(xiàn)在,哈佛大學的管理者們終于意識到,讓學業(yè)變得簡單并不能減輕學生壓力。今年3月,全體教員修訂了學生手冊,強調(diào)學生應以學業(yè)為先。學校已建議教授制定出勤政策,還成立了一個新的委員會專門研究如何管理失控的成績通脹,委員會正在考慮的方案包括將等級制改為分數(shù)制,或?qū)⒊煽凅w現(xiàn)為與中位數(shù)的差值。與此同時,本科生院已要求各院系規(guī)范并強化其評分政策,教職員需要集體行動,這樣就不會有人為被作為嚴苛的評分者單挑出來。

霍羅維奇認為,解決成績膨脹并沒有看起來那么簡單。例如普林斯頓大學曾經(jīng)嘗試對教授評A的比率設定一個35%的非正式上限,然而2014年的一項教職員工報告顯示,這項政策增加了招生的難度,尤其是招收學生運動員的難度,此后普林斯頓放棄了這項政策。康奈爾大學從1998年開始將課程的中位數(shù)成績納入學生的成績單,結(jié)果非但沒有緩解成績膨脹,反而讓學生更容易了解哪些課程更容易,導致成績通脹愈演愈烈,該校教務委員會去年投票廢除了這項政策。

文章最后指出,如果哈佛大學最終能夠完成普林斯頓大學和康奈爾大學沒能完成的事情,那將是因為當前的政治環(huán)境賦予了這項改革額外的緊迫性。特朗普政府對精英大學尤其是哈佛大學的攻擊已經(jīng)危及了該校的公眾地位,承認缺陷并使學術(shù)重回嚴謹是恢復其合法性的理所當然的起點??巳R博告訴霍羅維奇,“我不希望全美國的人都認為,哈佛大學是一個充滿了令人不安的冒犯思想而且根本沒人去上課的地方?!?/p>

值得一提的是,成績通脹并不僅僅存在于哈佛這樣的精英大學之中。不久前,美國保守派新聞評論網(wǎng)站《每日信號》(The Daily Signal)也刊文探討了美國大學中廣泛存在的成績通脹問題。在這篇題為“成績大放送”(The Great Grade Giveaway)的評論文章中,作者麥迪遜·多恩(Madison Marino Doan)將成績通脹形成的原因總結(jié)為核心課程要求的削弱使得學生能夠回避較難的課程,以及高等教育中的“消費文化”的興起讓高校更注重維持招生人數(shù)而不是維護學術(shù)標準。

多恩也在文章中介紹了大學、州政府和學生團體在對抗成績通脹方面做出的努力。例如,達特茅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已經(jīng)采取措施來表明某一成績在這門課程中的意義例如在成績單上列出課程的平均成績或中位數(shù)成績或是獲得該成績的百分比;得克薩斯州要求公立大學在每門課程的成績旁顯示課程平均成績的“誠實成績單”法案已在州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在參議院收到阻撓;六所大學的學術(shù)團體領袖共同呼吁特朗普總統(tǒng)簽署行政令要求大學成績單包含中位數(shù)成績,以促進公平、學術(shù)誠實和為所有學生提供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

除了改變成績顯示方式這樣溫和的改革方式,也有更激進的聲音呼吁廢除大學教育中的成績。今年3月,美國作家丹尼爾·平克(Daniel Pink)在《華盛頓郵報》發(fā)表了“為什么不廢除成績(Why not get rid of grades)”一文,在他看來,當成績成為了目標,真正的學習就已經(jīng)失落。

文章指出,成績事實上是一種近代發(fā)明。在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時期,人們不需要等級評分也能很好地學習。等級評分制度是教育的民主化和隨之而來的教育系統(tǒng)化的產(chǎn)物。成績和排名在18世紀和19世紀逐漸興起,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于1897年引入了第一個現(xiàn)代字母等級制,包括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在內(nèi)的其他院校也紛紛效仿。

從一開始,成績的設計就更多是為了提高機構(gòu)的效率而非個體的教育。等級評分系統(tǒng)和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相悖,該定律由英國經(jīng)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提出,認為當一項衡量標準成為目標,它就不再是一個好的衡量標準。這一定律對成績通脹現(xiàn)象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成績通脹最早出現(xiàn)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的教授為了讓學生們留下學校避免卷入越南戰(zhàn)爭而給予高分,現(xiàn)在這項衡量標準又因為兼職講師希望獲得學生在課程評估中打高分、大學在學費飆漲的背景下不遺余力地爭奪學生等原因而成為了目標。

丹尼爾·平克指出,將成績作為衡量標準和激勵工具的缺陷在于,不同學科、不同院校的成績并不具備通約性,甚至同一大學、同一教授的評分也可能存在差異。而各種研究表明,獲得高分并不意味著學習目標的實現(xiàn)。他還現(xiàn)身說法,說他自己在高中和大學學了六年法語,所有課程全A,但他不會說法語。

文章進而指出,在中小學教育中,已經(jīng)有很多學校放棄了傳統(tǒng)成績單。對于高等教育而言,大量研究發(fā)現(xiàn)大學成績與學生畢業(yè)后的工作表現(xiàn)關聯(lián)甚微,因此成績單并非至關重要。丹尼爾·平克列舉了一系列已被一些院校采用的替代方案,例如在漢普郡學院和常青州立學院教授對學生作業(yè)給出敘述性評價而不是等級;莎拉·勞倫斯學院相較于成績更注重教授對學生六項關鍵能力掌握情況的書面描述;里德學院會記錄成績,但不會直接發(fā)給學生(前提是學生保持優(yōu)秀的學習表現(xiàn)),而是通過詳細的教師評估和討論來促進學生的智力發(fā)展;在布朗大學,學生可以選擇修讀“滿意/不計學分”的課程,并可以要求提供書面的“課程表現(xiàn)報告”。

在丹尼爾·平克看來,這些改革彌補了現(xiàn)行體制的兩大缺陷。它們是衡量標準,而非目標。它們優(yōu)先考慮個人成長,而非機構(gòu)的便利。比起等級制的成績單,它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投入,這是因為它們將學生視為復雜的個體,而不是可替換的零件。盡管在教育領域可能比其他任何領域都更難打破現(xiàn)狀,但如果我們真的想讓年輕人為應對21世紀的復雜性做好準備,那么高等教育的徹底變革勢在必行。

卡塞爾文獻展爭議

據(jù)The Art Newspaper報道,第十六屆文獻展(Documenta)的藝術(shù)總監(jiān)Naomi Beckwith公布了她的策展團隊,這一屆展覽將于2027年在德國卡塞爾舉行。值得注意的是,這將是文獻展歷史上首次由全女性團隊負責策劃。

文獻展本身就飽受爭議,今年早些時候,由于組織者制定了將反猶太主義與反猶太復國主義混為一談的新行為準則,文獻展又遭到了批評。

當?shù)貢r間2025年6月7日,德國黑森州卡塞爾,卡塞爾文獻展和弗里德里希阿努姆美術(shù)館正在舉行展覽系列70周年慶典。

根據(jù)Maya Pontone在 Hyperallergic上的文章,文獻展發(fā)布的行為準則適用于整個文獻展組織,包括員工、展覽以及永久設施。行為準則中寫道:“文獻展認為,國際大屠殺紀念聯(lián)盟的反猶主義工作定義以及聯(lián)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中的種族主義定義,均具有約束力?!辈⒀a充稱,主辦方“保留權(quán)利”在展出與上述定義相沖突的藝術(shù)作品時發(fā)表評論并提供視覺語境。

國際大屠殺紀念聯(lián)盟的工作定義因?qū)⒎椽q主義與反猶太復國主義混為一談而廣受批評。其定義規(guī)定,反猶主義包括“否認猶太民族自決權(quán),例如,聲稱以色列國的存在是一種種族主義行為?!边@一定義將對以色列政策的正當批評錯誤地等同于對猶太人的偏見,并以此壓制對以色列國家的異議,從而否認巴勒斯坦人的人權(quán)與自主權(quán)。

Hyperallergic聯(lián)系了文獻展方面尋求評論。文獻展采納國際大屠殺紀念聯(lián)盟定義之際,正值“Strike Germany”運動興起。該運動呼吁抵制德國高度由國家資助的文化機構(gòu),批評它們壓制反猶太復國主義與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

新的行為準則也延續(xù)了第十五屆文獻展(2022年)的爭議背景。當時,主辦方、策展團隊與參展者均遭到反猶主義指控,導致部分作品被遮蓋,一些參展者退出展覽。指控多由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博客及德國媒體推動,主要針對參展者支持或承認巴勒斯坦領導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或更廣泛的巴勒斯坦團結(jié)立場。2023年10月,文獻展主辦方發(fā)布聲明,譴責第十五屆策展團隊(印度尼西亞團體Ruangrupa)的部分成員,理由是他們據(jù)稱在社交媒體上“點贊”了一則與柏林支持巴勒斯坦集會相關的帖子。

2022年7月,時任文獻展總監(jiān)的Sabine Schormann在指控風波后辭職。次年,負責挑選下一屆藝術(shù)總監(jiān)的遴選委員會也在德國媒體和文化部長指責其兩名成員存在“反猶主義”后集體辭職。

去年12月,文獻展宣布任命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副館長兼首席策展人Naomi Beckwith為下一任總監(jiān)。近日公布的名單是整個策展團隊的名單。

近日加拿大藝術(shù)家、評論家、策展人Mohammad Salemy在Triple Ampersand網(wǎng)站發(fā)表了深入犀利的評論,認為文獻展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許應該被廢除了。

在Salemy看來,這個源自納粹廢墟、以文化補償姿態(tài)開幕的歐洲大型展覽,如今已經(jīng)蛻變?yōu)橐粋€官僚化的奇觀。它不再以新的美學激發(fā)公眾,反而為共謀的德國人提供一種文化麻醉,讓他們在自我陶醉中免于直面過去十年來逐漸而確定地將社會變成一個令人恐懼之地的真正原因。文獻展在象征層面上已不再直面權(quán)力,它只提供批判的光學幻象,同時卻為德國國家筑起了隔絕批判的屏障。

可以說,1997年由Catherine David策劃的第十屆文獻展是最后一次具有真正迫切性的展覽。那一屆首次堅持“全球性”,并把媒體、理論與政治納入藝術(shù)的核心部分。如果寬容一些,可以認為2012年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策劃的第十三屆跨越卡塞爾與喀布爾等多地,在廢墟中上演戰(zhàn)爭過去與當下的藝術(shù),是最后一次可信的嘗試。此后兩屆都只是過度的重復:一種國家資助的僵尸循環(huán),用來提振卡塞爾的旅游業(yè)、美化雅典的城市空間、為“策展團隊”成員提供安逸的體制內(nèi)職位,同時為德國日益復雜而陰暗的政治關系進行粉飾。

事實上,卡塞爾本身從一開始就不是這場奇觀的無辜舞臺。該市曾是納粹的大本營,主流輿論緊隨元首。在第三帝國時期,這里坐落著諸如亨舍爾公司這樣的軍工廠,使用強迫勞動制造虎式坦克與V-2火箭。1943年10月的盟軍轟炸將卡塞爾夷為平地,那是一次針對性的打擊,因為這座城市是納粹軍事化政治經(jīng)濟的關鍵節(jié)點。

從一開始,文獻展就不是它所宣稱的與法西斯主義的徹底決裂。它建立在延續(xù)之上:在現(xiàn)代主義與“復興”的語言包裹下,納粹時代的精英被循環(huán)進入新的文化體制。那時如此,如今亦然,文化始終被動員起來掩蓋共謀,從當年的法西斯主義,到如今的戰(zhàn)爭、審查與壓迫。Arnold Bode被銘記為創(chuàng)始人,而他的重要合作者、文獻展早期的思想架構(gòu)師Werner Haftmann是納粹黨成員,并曾服務于法西斯組織。學界已將他與戰(zhàn)時暴行聯(lián)系起來。1945年后,他搖身一變,成為西德現(xiàn)代主義的重要聲音,在文獻展早期幾屆中扮演核心角色,而他的過去則被數(shù)十年地悄然忽略。直到最近,德國的機構(gòu)才開始承認文獻展與這些妥協(xié)遺產(chǎn)之間的深層勾連。

正如Serge Guilbaut在《紐約如何偷走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主意》一書中揭示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在美國被培養(yǎng)為冷戰(zhàn)的文化武器,用來對抗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不只是美學,而是地緣政治工具。二戰(zhàn)后,許多曾經(jīng)與蘇聯(lián)作戰(zhàn)的法西斯分子被吸收進西方聯(lián)盟,從科學到藝術(shù)領域皆如此。帶有納粹污點的科學家與知識分子,如馮·布勞恩與哈夫特曼,在美國資助者的庇護下獲得新身份,他們的過去被洗白,他們的專業(yè)被利用。

三年前的第十五屆文獻展,由印尼團體 Ruangrupa 策展,被包裝為一次“去殖民”的開放實驗:強調(diào)“稻倉”(Lumbung)共享資源,邀請全球南方藝術(shù)家,意在改變藝術(shù)世界的重心。然而展覽尚未布置完畢便顯露裂痕。正如作者在《工人階級的藝術(shù)》中寫到的,爭議的根源在于其策展方法——這是歐洲資助“全球南方藝術(shù)”的產(chǎn)物,也是早在2006年便已設想的文化外包計劃的延續(xù)。

最突出的是Taring Padi的壁畫丑聞。那幅作品因包含長鼻、錢袋、貪婪面孔的猶太人形象而被拆除。令人震驚的是,很少有人將這一幕與1930年代納粹毀滅“墮落藝術(shù)”的行為做對比。如果所謂“策展上的無能”是這一屆的實驗方法,那么策展人理應堅持作品保留,并說明這種摩擦正是去中心化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

作者曾明確指出,德國人是地球上最后一群有資格審判藝術(shù)中“反猶”的人。這就像讓慣犯戀童癖來管理托兒所一樣荒謬。真正的丑聞并不在于這幅畫,而在于德國政客、媒體和機構(gòu)——這些納粹后代——竟然把自己擺在道德高地,借“反猶”來審查他人。

回看過去,第十五屆文獻展也是離開冷戰(zhàn)軌道最遠的一次,同時又諷刺性的最接近其納粹根源。德國當局無法容忍這幅壁畫的影像,因為它像一面怪誕的鏡子,剝?nèi)チ怂^“記憶文化”的自由主義裝飾,直接照見德國的歷史。于是,他們不僅拆除了作品,還借機重組文獻展機構(gòu),推遲下一屆,設立新監(jiān)管架構(gòu),幾乎相當于“重新建制”。

但這一切并非藝術(shù)家或策展團隊本身的責任。作者認為,真正的責任在于國際委員會和顧問團,是他們?nèi)蚊薘uangrupa為藝術(shù)總監(jiān),同時也將自己設為展覽制作過程的顧問,卻從未為最終的混亂承擔任何責任。這個委員會包括:Frances Morris、Amar Kanwar、Philippe Pirotte、Elvira Dyangani Ose、Ute Meta Bauer、Jochen Volz、Charles Esche、Gabi Ngcobo。他們在完成選人之后,除了在社交媒體上發(fā)些溫吞的表揚或加油打氣之外,什么都沒做。正是這批人,而非藝術(shù)家或策展人,才制造了制度性失敗。他們自封為展覽的監(jiān)管者,卻讓Ruangrupa承擔了所有后果。他們才是真正的丑聞,是維系全球自由主義當代藝術(shù)秩序的那群“看不見的策展精英”,以類似黑手黨的關系維持著他們的權(quán)力。

危機的余波延續(xù)至第十六屆的籌備。2023年10月7日之后,評選委員會成員先后辭職,稱德國已不再具備多元對話的條件。2024年7月,一個新的六人委員會成立,同年12月宣布由Naomi Beckwith出任第十六屆藝術(shù)總監(jiān)。官方將其宣傳為一次“重啟”,但更像是一次在策展崩塌廢墟上的企業(yè)化“計劃性報廢”。

德國當局不僅想拯救文獻展,還希望借此掩蓋更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堅定支持內(nèi)塔尼亞胡與加沙戰(zhàn)爭、對示威者的警察暴力,以及對任何涉及巴勒斯坦或烏克蘭戰(zhàn)爭言論的全面審查。同時,德國因停止購買廉價俄羅斯天然氣而承受后果,將工業(yè)基礎設施轉(zhuǎn)向軍工生產(chǎn),形成永久戰(zhàn)爭經(jīng)濟。文獻展在此背景下,成為分散公眾注意力的文化附屬品。

Naomi Beckwith的任命,被包裝為“首位黑人女性總監(jiān)”,在官方宣傳中象征意義巨大,但實質(zhì)上更像是一種替罪羔羊式的政治操作。如果項目失敗,責任自然由她和團隊承擔,而德國當局可以繼續(xù)遮掩其在以色列戰(zhàn)爭中的角色。

Beckwith出生于芝加哥,她策劃過將黑人先鋒藝術(shù)納入當代藝術(shù)體系的展覽。她的經(jīng)歷使她成為這次“重置”的理想人選:安撫資金、控制輿論、重塑機構(gòu)形象。自2021年起,她擔任古根海姆博物館副館長兼首席策展人,但這一職位也建立在2019–2020年Basquiat事件的余波上。當時策展人被指控種族歧視,機構(gòu)陷入危機。Beckwith的任命被官方包裝為“重啟”,同時她也是惠特尼獨立研究項目校友,而該項目因暫停巴勒斯坦相關表演而被廣泛批評為審查。

Beckwith的策展團隊中三位成員有深厚的芝加哥背景,其中Rodriguez Castro將在策展文本、說明和公眾溝通中承擔主要寫作工作??梢哉f,在這類危機展覽中,文字工作往往比策展行為更能決定輿論走向。

作者認為,通過任命女性、黑人、非裔美國人主導的策展團隊,德國藝術(shù)機構(gòu)間接表明,支持以色列是一種“必要的惡”,可以做,但不可公開承認或慶祝。如果德國文化管理者真心認為支持以色列和反對反猶主義值得倡導,為何不任命以色列或猶太藝術(shù)總監(jiān)?相反,他們用“多樣性”作為視覺掩飾,隱蔽德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

盡管歷史上沾染納粹痕跡,文獻展曾是進步與人文主義的平臺,支持戰(zhàn)后國際秩序,并推動全球現(xiàn)代與當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它讓藝術(shù)家成為全球人物,讓卡塞爾成為先鋒實驗室。然而,如今這種功能已消失。文獻展成為地緣政治工具,資本帝國的文化分支。在投入如此大量時間、精力與資金,卻對藝術(shù)或思想毫無回報的情況下,唯一誠實的回應是廢除。

但或許,為了非裔美國當代藝術(shù),文獻展仍可獲得一次機會。第十五屆藝術(shù)總監(jiān)的合法性與非裔美國藝術(shù)緊密相關,這一藝術(shù)群體從未獲得如此國際化的展演舞臺。如果Beckwith和團隊將第十六屆聚焦于非裔美國當代藝術(shù),而非重復去殖民的“贖罪游行”,他們完全可以展示已經(jīng)在全球文化中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黑人藝術(shù)力量,包括音樂、電影、歷史觀、視覺藝術(shù)等領域。通過這種方式,文獻展可以真正以肯定而非說教的方式領導藝術(shù)話語。

作者寫道,即便帶入政治包袱,優(yōu)秀的策展團隊仍可能帶來驚喜。作品的空間布置、觀眾的移動、公共互動,都可能超越預期。這是對文獻展最后一次要求的最低標準:讓展覽重新體現(xiàn)藝術(shù)的意義。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那么它的存在毫無理由。不如節(jié)省經(jīng)費,徹底廢除,讓卡塞爾的奇觀落下帷幕。

    責任編輯:朱凡
    圖片編輯:張穎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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