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于溯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版，247頁，70.00元

歷史并不存在，除非它被記錄；由此，何人記錄、如何記錄、記錄什么、為何記錄這些而不是其他、最終又如何為人所獲讀，幾乎可說是歷史學的元問題。漢唐時期的歷史文獻世界異常活躍，從《史記》到《史通》，實現了史學和史部文獻的最終誕生。此后，史部一直穩(wěn)居四部，列經部之后，直至清末民初四部之學為分科之學所取代為止。

歷史文獻為何在漢唐之間爆發(fā)，史部究竟如何得以確立，其間過程線索豐富、細節(jié)密布。學者已從歷史背景、時代風氣、修撰制度等方面，做過大量有益探討，似已題無剩意；然而，當這一傳統議題來到兼?zhèn)浼夹g敏感和文學文本分析功底的于溯筆下，竟得以生面別開?！吨泄艜r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一書，多視角呈現了漢唐時期歷史文獻的“文化史”，作者在緒言強調，這有別于“研究歷史文獻的歷史文獻學以及研究歷史文獻的歷史的史學史”（1頁）。嵌在書名中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兩個關鍵詞，分別對應了本書探討中古時期文獻的兩條線索，其一是歷史文獻的制作，另一則是歷史文獻的傳播，兩條線索在書中并行又交互，共同演繹出中古時代歷史文獻發(fā)展史的一曲交響。大體而言，本書的內容和方法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中古著述的技術維度

圍繞漢唐時期史籍生產的物質條件和技術特點，本書前三章提出三個工具概念，分別是卷子本、模塊化和記憶體，為今人理解漢唐時期的文獻生產、傳播與使用提供了結構性背景。

紙雖然發(fā)明于西漢，但直到東漢蔡倫改良造紙術后才得以大幅普及，至魏晉時代逐漸取代簡牘，成為文字記錄的主要載體，進而帶來書籍形態(tài)的變革，直接結果就是卷子裝的出現，這也導致“卷”取代“篇”成為中古典籍的基本單位?！队眨壕碜友b與中古書籍史》一文，在統計魏晉南北朝到唐初產出的十三種正史和《隋書·經籍志》、兩《唐書·藝文志》等相關歷史文獻的數據后，提出中古書籍史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魏晉南北朝到唐初產出的十三種正史中，再沒有出現篇幅超過兩萬字的單卷，且單卷字數借由內容析合而趨同（18頁）；其二，在漢唐時期目錄中，二十卷以下的小書占比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百卷以上則低于百分之三，且大書種類單一、主題集中：經部禮類，史部正史、起居注、儀注和譜系類，子部醫(yī)方和類書類以及集部總集類（22-23頁）。于溯認為，對于這兩個現象，卷子裝的物理形態(tài)都提供了理解路徑。前者源于只手持握對卷軸體量的約束，后者則在于多卷并聯、團隊作業(yè)的模塊化搭建為大卷帙書籍制作開啟了有效路徑，進而使得官方組織快速產出“皇皇巨著”成為可能。這類圖書目前可知，以曹丕在位期間（220-226）官方修撰六百八十卷的《皇覽》為最早。由此，于溯重新探討了太康年間（280-289）《中經新簿》四部分類出現的原因，她指出甲乙丁三部大體還保留著和《七略》分類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有丙部是不見于舊有目錄體系的新部類，而丙部所轄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幾類文獻，雖隱約可見后來史部的特點，但在當時則全無清晰意識。丙部所收書目更為共同的特點在于卷帙浩大，因此，“與其說是史學，不如說是大書徹底破壞了《七略》體系，從而將目錄學推入四部時代”（30頁）?？梢哉f，在中古圖書大規(guī)模生產和知識分類變革的背后，卷子本都是不可忽視的驅動力。

除了單卷這種可視化模塊單元外，《隱蔽的網絡：中古文獻中的模塊化書寫》一文繼續(xù)探討了彌漫于中古時期文獻內容中的模塊化現象。模塊化既不同于文學寫作中的典故使用，也有別于類傳敘事中的格套化呈現，而是一種功能項的情節(jié)單元，有長有短，有顯有隱，人物和道具皆可調整，因此具有較強的靈活性，與中古文學寫作中的“擬”和文論中提及的“襲”“傍”“借”“偷”等手法相關又有別。比如文中例十所談及的一類情節(jié)：主人公在有條件占用豐厚戰(zhàn)利品的前提下僅選擇書籍或其他別有深意之物甚至分文不取以顯示人物節(jié)操（46-47頁）。于溯強調，這類敘事模塊一旦形成，不只影響文獻生產，也會因其在文獻中的反復再生產，進而經由閱讀影響人的行為模式。這點不難理解，畢竟，生活也常常戲仿文本。因此，模塊化作為中古歷史文獻潛在的書寫技術和實踐慣性，應成為今人閱讀文獻、理解史事時需格外注意的現象。本書所收《互文的歷史：讀〈五柳先生傳〉》一文（191-202頁）就是在這一思路下展開的個案分析。

模塊化的影響不限于生產環(huán)節(jié)，也造就模塊化的閱讀方式。中古時代，大卷帙文獻往往以單卷的形式傳播。這種獨立的文獻形態(tài)，加強了文獻的可記誦性。《行走的書簏：中古時期的文獻記憶與文獻傳播》一文提出“記憶本”的概念，強調模塊化閱讀帶來記誦之便，使得肉身也在紙張、碑刻之外成為文獻的一種重要載體。中古時期“記誦故事”井噴的背后，存在著無數后世已然消失但當時則不容忽視的文獻“記憶本”，它們在“在獲取、攜帶、傳播和使用方面，都有寫本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64頁）。中古時代寫本大量“同音異文”現象的背后，正是“記憶本”參與文獻制作和傳播的痕跡?？梢哉f，和類書出現的背景一樣，“記憶本”既出于對占有海量知識焦慮的克服，又進一步催生了知識的積累與迭代。

找回歷史文獻的“初語境”

文獻最初為何/何以誕生？是本書多篇文章共同探討的主題。王朝史是政治運作的產物，也是文獻運作的產物?！吨谐拢何墨I環(huán)境與司馬氏創(chuàng)業(yè)史的形成》從“文獻環(huán)境”的視角討論了西晉建國史的書寫及其特點。眾所周知，撰成于唐初的《晉書》以“好用小說家事”而受人詬病，于溯指出，這“與其說是唐修《晉書》的特色，不如說是東晉以來諸家晉書傳遞給唐修《晉書》的特色”（85頁）。永嘉之亂造成的文獻散佚，皇室衰微導致的組織不力，都構成東晉編修晉史的“真實困境”，因此，在“檔案類文獻”缺席的背景下，大量“依據于回憶、傳聞、訪談等形成的記述”的秘聞與佚事便流入正史，這與其說是史家的主動選擇，毋寧說也是一種實踐層面的權宜行事。因此，通過《晉書》的書寫，我們不只能夠看到文獻環(huán)境對文本樣態(tài)的具體塑造，也能看到社會記憶在正史文本形成過程中的切實參與。

《蠟以覆車：范曄〈后漢志〉考》一文，以章懷太子《后漢書注》中出自《宋書·謝儼傳》（已佚）的一則關于范曄《后漢志》廢棄后被“蠟以覆車”的記載為線索，探討范曄《后漢志》的修撰與篇目，在前人基礎上得出若干有益的結論，比如，以絹帛為載體表明《后漢志》已定稿，范曄《后漢志》本有《食貨志》和《刑法志》，另外還有《藝文志》，這些論斷不只對前人關于南北朝史學史的相關認識有所推進，也提示了文本載體媒材蘊含的歷史信息，以及傳志互文中埋伏的正史篇目結構調整的線索?！端鍩鄣倪z產：〈隋書·經籍志〉的形成與早期史志的統計問題》一文，與前人多從目錄學角度探討《隋書·經籍志》不同，轉而將之視為“一篇史志”，揭示出這份文獻與煬帝東都書庫、五代史志修撰的方式與貞觀時代的政治訴求之間的復雜關聯，以此來探討《隋書·經籍志》中的數據參差、書名變化和圖書毀佚等問題。

如果說上述三篇文章以具體案例揭示了中古歷史文獻的制作背景，書中還以其他實例提出閱讀中古歷史文獻可擇取的微觀語境。比如由《水經注》中關于《橋玄廟碑》的記載復原東漢鄉(xiāng)里的石刻景觀（《消失的碑林：〈橋玄廟碑〉與東漢鄉(xiāng)里石刻景觀》），以特定文化符號和文體選擇，探討曹操父子的文學實踐與曹魏建國史塑造之間的關系（《宣傳：建國史與中古文學的開端》），通過復原沈迥的人生經歷提取《歸魂賦》中的地理信息（《歸魂：紀行賦的道里信息》）。文章主題各異，但都力圖將被后世歸于不同門類和學科的文獻，置于其誕生的“原境”中，進而釋放其中蘊藏的歷史信息。

超越漢唐的史家匠心

《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與廣義合本子注說》一文在全書別具特色，是對漢唐時期以裴松之《三國志注》為代表的中古史注的探討。裴松之《三國志注》是中國史學史上的名篇，不僅為中古史研究者所熟知，也是治魏晉南北朝史學史領域的熟題，特別是近代以來因受到陳寅恪先生（1890-1969）的格外推崇，而受到治佛教文獻學、近代學術史等專業(yè)學者熱議。在此背景下接著講，于溯將問題進行了拆分：其一，《三國志注》為何采取如此這般的形式？這一形式為何遭致劉知幾（661-721）的頻頻惡語（即“按之使入地”）？其二，陳寅恪所說“合本子注”到底是什么？他為何給予裴注如此高的評價（即“舉之使上天”）？

元嘉五年（428），宋文帝（424-453年在位）下詔裴松之（372-451）為《三國志》作注，令其“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以彌補《三國志》“失在于略、時有脫漏”的缺憾，由此，裴松之將“多辭”并抄于“一事”之下，以“務在周詳、以備異聞”為第一原則實為奉旨答題。從《三國志·上注表》來看，裴松之注《三國志》是一項要求明確的國家項目，因此，“掇眾史之異辭，補前史之所闕”的結果，既源于項目委托人的要求，又離不開官方的支持，否則援引漢晉之間逾百部書而成的《三國志注》，絕無可能短期完成。如此前胡寶國先生指出的，東晉太元（376-396）以降經濟好轉，帶來圖書大規(guī)模聚集，至宋文帝元嘉八年，秘閣所藏《四部目錄》已達到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參《從會稽到建康》，《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212頁）。文獻規(guī)模短時間巨量增長，客觀造成同一史事出現眾多“異聞”，由此，孫盛《異同雜語》、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等都是這一知識背景下的產物。在于溯看來，這類“史注”文獻在排列異辭的同時，還將“最終決定權交與讀者”，使得“讀者有更強的參與感”，而就功能而言，這類史注則可視為以“事”為單位的類書，得以“一書在手、眾本在握”（150頁）；但劉知幾并不關心這類文獻的知識背景，也未對裴注進行逐條仔細分析，在他看來，這些書無疑是將修史過程中的“吐果之核，棄藥之滓”又撿了回來（151頁），是職業(yè)史家所難以接受的做法。

陳寅恪在1933年《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首次集中討論了中古時期佛經文獻之“合本”（即同文異譯的匯編），“子注”雖亦談及，但尚未直接冠以“合本子注”。此后陳寅恪又陸續(xù)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后》（1939）、《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40）、《陳述〈遼史補注〉序》（1942）、《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1948）、《楊樹達〈論語疏證〉序》（1948）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復談及“合本子注”的概念，并最終稱裴注《三國志注》是深受“內典合本子注之薰習”的產物，又“劉孝標《世說新書注》、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等，頗似當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于溯在梳理學術史之余，辨析了陳寅恪所論合本與同時稍早佛教史學者呂澂（1896-1989）所論之異同，指出陳先生關注的重點，不僅在于這種“事類相從”的文獻形態(tài)，更是一種“基于此文獻形態(tài)的研究方法”，并進一步認為這種文獻方法，與為當時學界所推崇的“比較研究法暗合”，皆意在“求同異之所寄”（131頁）。

經過上述對裴注為代表的史注和陳寅恪“合本子注”的辨析，我們甚至可以直接援引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中的一句話，來定位《三國志注》為代表的史注與陳寅恪所謂內典“合本子注”之間的關系，即“二者之間，縱無師承之關系，必有環(huán)境之影響”。從漢唐時期的知識史脈絡出發(fā)，再結合本書所提供的書籍生產和傳播技術背景，裴注《三國志》這類文獻的出現或許別有淵源（比如古文經學的方法、類書的相互影響等），但這些史注確實與佛經譯本共同面對著同事異辭（譯）迭出、亟待對比辨析的“時代現實”，而以“事”為單位加以排比條列，也確實是卷子本時代最有效的呈現方式。胡寶國先生曾對南朝貴能博聞、知識至上的學風有過精彩論述，他同時指出，在這一風氣中，“事”成為活躍的知識單位，同樣彌漫在史學領域（《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188-189頁）；進而，“事”相應也成為重要的知識模塊，在文獻生產與再生產中發(fā)揮了重要的功能。

歷史文獻修撰處于現實世界和修辭世界的交界面上，記什么和怎么記取決于史家的知識傳統、個人才能、技術條件和修撰目標，而歷史文獻的閱讀則是一個經由作者寫作、文本媒介（卷子、碑刻或記誦）再到讀者理解的輾轉流動過程，其間每個因素和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可能帶來信息的損益與變形。這些圍繞在文獻周邊的因素和環(huán)節(jié)，都會影響文獻對“歷史”的記錄。由此，當我們借由文獻通向“歷史”之前，勢必需先對“文獻”本身的歷史做一番檢視。于溯在緒言中借用卡爾·休斯克的話說，書中的十一篇文章并非要去建構一個歷史時段的全貌，而是希望從盡可能多且各異的切入點去觀測“中古歷史類文獻”這一核心命題，進而“各個部分能夠彼此照亮對方，共同來闡明更大的整體問題”（4頁）。以讀者立場來說，本書通過對中古歷史文獻兼具理論精神和問題意識的細致閱讀，尤其從技術維度加以討論，無論是整體背景的解釋，還是具體個案的分析，都拓展了觀察漢唐歷史與歷史文獻的視野，具有方法意義，很好地實現了預期目標。

誠如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所言，“文學永遠比你想象得復雜”，這句話無疑也適用于歷史，歷史永遠比你想象得復雜，史學和史料亦然。就此，《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一書的意義不止于“對著講”，而在于難能可貴的“接著講”，不作簡單歸因，而是盡可能呈現關聯性，打開另一重視角，提供另一種可能，釋放中古歷史文獻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并以具體案例證明，在經驗、感受力和手藝的交互幻化下，熟題亦能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