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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珍·古道爾:“不能只靠科學改變世界,我們還需要希望”

李蒙漪
2025-10-02 10:11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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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道爾博士(Dr. Jane Goodall,1934-2025),著名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與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于2025年10月1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去世,享年91歲。去世時,她仍在美國進行巡回演講,繼續(xù)其長期致力于環(huán)境教育與公共倡導的使命。古道爾博士1934年生于英國倫敦,自1960年起在坦桑尼亞貢貝溪國家公園展開對野生黑猩猩的長期田野研究,其發(fā)現(xiàn)黑猩猩會制造并使用工具,打破了當時人類獨有的定義,深刻改變了靈長類動物學與動物行為學的研究范式。1977年,她創(chuàng)立“珍·古道爾研究所”,1991年發(fā)起面向青少年的“根與芽”計劃,將科學研究與環(huán)境教育、青年賦權相結合,留下了橫跨科研與社會行動的深遠遺產(chǎn)。

珍·古道爾于1965年12月22日現(xiàn)身貢貝溪國家公園(坦桑尼亞),參與CBS電視臺特別節(jié)目《古道爾小姐與黑猩猩世界》的錄制,該節(jié)目于當日首播。

我第一次見到珍·古道爾的時候11歲,也可能十歲,那時候她要來成都市龍江路小學給我們開展兒童動物教育活動。那時候我非常興奮地告訴家里人,明天珍古道爾要來我們學校啦!家里人問我她是誰,其實我當時也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是個非常厲害的外國人,那時候沒怎么見過外國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學者。學校選拔了好幾個英語好的同學去接待她,我英語不太好,沒有入選。我坐在了當時那個匯報大廳里,第一次知道了動物學家這個詞,而她那時已年老,慈祥的看著臺下一片嘰嘰喳喳。后來我逐漸知道了這是多么偉大的人,雖然我自己并沒有走上動物研究的道路,但是我總聽見她活躍在不同的青少年平臺里,前半生獻給了森林,后半生又獻給了社會的花園。所以當我看見她去世的消息時,突然從童年的縫隙里吹過來一陣和煦的風。我們當時是小學生,所以她自稱古道爾奶奶。我是曾經(jīng)被她溫柔教導過的年輕人,教導的不僅是對動物研究的熱情,而是對整個地球的溫柔相待。

在森林中重新認識“人”

1960年,一位二十六歲的年輕英國女性,在母親的陪伴下,抵達了東非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亞)的貢貝溪國家公園。她沒有學術頭銜,也沒有正規(guī)科研訓練,唯一的行囊,是一顆對自然毫不妥協(xié)的熱愛之心。這就是珍·古道爾的科學之旅的起點。她是以非正統(tǒng)的方式進入這個領域的。她給觀察到的黑猩猩取名字,而不是編號;她記錄它們的情緒、親密、沖突,甚至哀悼與悲傷,這些當時在學術界被認為是“主觀”甚至“浪漫”的行為。在那個科學講求客觀、抽象與距離的年代里,古道爾選擇貼近、注視與共情。這并非出于方法論的無知,而是一種有意識的倫理選擇,她相信,理解非人動物,不應該以“人類的冷漠”作為前提。這一貼近,帶來了顛覆性的發(fā)現(xiàn)。1960年10月的一天,她目睹了一只名叫“大衛(wèi)·灰須”的雄性黑猩猩,用樹枝剝?nèi)淦ぃ烊胂佈ú遏~取食。這一行為震驚了當時的西方科學界,因為在那之前,“制造并使用工具”一直被視為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最根本的界限之一。她在報告中寫道:“如果人類是因制造工具而成為人的,那我們現(xiàn)在必須重新定義‘人’?!?/p>

《珍·古道爾的傳奇一生》劇照

這一發(fā)現(xiàn)引起了她的導師、著名古人類學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的極大興趣和支持,并最終促成了國家地理頻道的資助與拍攝,使她的研究得以延續(xù)、擴展,并獲得全球關注。正是從這一刻起,貢貝的黑猩猩成為了連接人類與自然之間一條關鍵的情感和認知通道,而珍·古道爾,也成為了那條通道最早也是最溫柔的守門人。她后來的研究還表明,黑猩猩并非“自然中的高尚野獸”,它們也有侵略、領土爭斗和內(nèi)部沖突的能力。它們會團結起來襲擊其他群體,也會照顧孤兒、安慰受傷的同伴。她并沒有因為“它們像我們”而一味美化它們,而是讓我們看到:人類并非從野獸中“凈化”而來,而是與其他動物共享著復雜而多面的情感譜系。

在森林的注視之下,她重新定義了“人類”,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低姿態(tài)、也更真實的自我認知坐標。這些是我長大后了解到的,可我最終對動物研究并無個人興趣,真正讓我為她感動的是她走出森林之后所做的一切。

二、從森林走出,為森林發(fā)聲

珍·古道爾并未一直停留在貢貝的森林里。她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記錄、理解,也親密地參與了一群非人靈長類動物的生活。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她開始漸漸遠離她最初走入的那片密林,不是因為厭倦,也不是因為年老,而是因為她發(fā)現(xiàn):如果不去改變森林之外的世界,森林之中將不復存在。她發(fā)現(xiàn),黑猩猩面臨的最大威脅已不是猛獸或疾病,而是森林被砍伐成農(nóng)田,被道路切割,被礦井掏空。她在一次田野調(diào)查中親眼看到原始森林變?yōu)榻雇粒谛尚杀划斪鳌皩櫸铩蓖颠\、交易,甚至食用。貢貝不再是一片寧靜的庇護所,它已被無形的市場、政策與人類欲望的延伸所包圍。于是,她走出了森林,開始了長達數(shù)十年的“沒有家的旅程”。從世界自然基金會到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從偏遠社區(qū)學校到城市講壇,她不再是那個在望遠鏡后靜靜書寫田野筆記的科學家,而是一個扛著森林的訴求穿梭于各國政壇與媒體之間的公民環(huán)保主義者。她常說:“我們不能只靠科學改變世界,我們還需要希望?!边@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實踐策略。她從未對公眾使用高深的術語或學術威權姿態(tài),而是用故事、情感、連接,去抵達每一個聽眾,從國家元首到鄉(xiāng)村教師,從小學兒童到瀕臨放棄的環(huán)保志愿者。她將自然保護從“物種”與“棲息地”的概念,轉化為一種與人類日常倫理深度交織的公共議題。她呼吁人們關注消費鏈條背后的森林砍伐,思考一塊巧克力背后的熱帶雨林,理解一臺手機的制造為何關系到剛果黑猩猩的生存。她倡導“人、動物與環(huán)境三位一體”的保護視角,正是對割裂式科學方法的一種溫和抵抗。

這一轉變,并未讓她失去科學的嚴謹性,反而讓她成為科學在人類社會中可持續(xù)存在的一個生動范例。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女智者,也不是環(huán)保組織的明星代言人,她是一個奔走在機場、講臺與森林之間的“信使”,不斷傳遞著一個樸素卻極其困難的理念:萬物有靈,人不獨尊。

三、“根與芽”:守護者,啟蒙者

“只要根深,就一定會發(fā)芽。只要芽破土,就沒有石頭能阻止它向上生長?!边@是珍·古道爾在無數(shù)青少年面前重復過的一句話,也是她所創(chuàng)立的“根與芽”(Roots & Shoots)項目名稱的由來。1991年,在坦桑尼亞的家中,她與12名當?shù)刂袑W生圍坐在一起,討論他們對于環(huán)境與動物保護的擔憂。孩子們提到塑料污染、偷獵、流浪動物、濫砍森林。那一次簡短的聚會,后來發(fā)展為遍布全球60多個國家、擁有超過10000個活躍團隊的青少年環(huán)保網(wǎng)絡。而她本人,則成了這個網(wǎng)絡最年長的“志愿者”。

她深知:如果未來要改變,那么必須從孩子開始。她堅信教育不是灌輸知識,而是喚醒責任感和創(chuàng)造力?!案c芽”項目沒有統(tǒng)一教材,沒有標準答案,每一個團隊都可以根據(jù)自身的社區(qū)問題,自主提出方案、發(fā)起行動。她賦予了年輕人信任,也賦予了他們現(xiàn)實行動的權利。這一理念在中國,尤其生根發(fā)芽。自1994年首次訪華起,珍·古道爾陸續(xù)走訪了北京、成都、上海、昆明、廣州等幾十座城市。她戴著標志性的馬尾辮與棕色披肩,走進學校、社區(qū)、大學課堂、動物園、山野保育區(qū),和孩子們面對面地交流。在很多中國孩子心中,她不是遙遠的科學家,而是親切的“古道爾奶奶”。

珍·古道爾在中國科技館參加根與芽30周年慶典。圖片由根與芽北京提供

她曾在北京的演講中說:“我看見中國的年輕人眼睛里有光,那是改變世界的光。”這些年,已有數(shù)百個“根與芽”團隊在中國成立,從保護城市候鳥、改善校園食堂垃圾分類,到推動動物保護立法咨詢、農(nóng)村環(huán)境教育實踐,她所撒下的種子,已在這個遼闊國度的角落悄然萌芽。她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對中華文化的尊重。在成都,她參與大熊貓保護交流,也走訪道教文化場所,談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云南,她和少數(shù)民族孩子一起種樹,聽他們講村落與動物的故事。在香港和臺灣,她則鼓勵青年志愿者把行動視為一種“信仰”,而不是任務。對很多參與“根與芽”的中國青少年來說,她的魅力并不止于“科學家”的身份,而在于她那種深信“改變是可能的”的能量。她的語氣總是溫和的,但言辭從不回避現(xiàn)實的重量;她面對的常常是最年幼的聽眾,卻總是給予最認真的回應。

珍·古道爾參加十三邀對談節(jié)目截圖

她講述森林,也講貧民窟;講黑猩猩,也講人類的暴力;講氣候危機,也講如何用雙手植下一棵樹。這種平衡的敘述方式,讓她成了“行動主義”的一個倫理榜樣:不高聲叫喊、不制造恐慌,而是以耐心、溫柔和長期主義,播種下一代人的覺醒。當年那個在你我學校里微笑著走進教室的銀發(fā)老人,可能只是短暫停留。但她留下的那些“根”與“芽”,早已在我們之間悄悄發(fā)出聲音,并指向了一個仍未完成的未來。

四、直到最后一天,她都在發(fā)聲

對于珍·古道爾來說,“退休”這個詞似乎從未存在于她的詞典中。她晚年的生活,比任何一個中年人都要忙碌。機場、演講廳、中學教室、聯(lián)合國會議室、偏遠村落,她拉著一個帆布小包,穿著素樸的襯衫和夾克,幾乎年年奔波于五大洲之間,平均每年超過300天在旅途中。有人笑稱她是“永遠在地球上的候鳥”。她知道時間所剩無多,但她從不慌張。她的每一場演講,都是一場低聲而堅定的禱告。她不高談闊論,也幾乎不做任何意識形態(tài)的輸出,她講故事,關于一只母黑猩猩在失去孩子后久久抱著尸體的哀傷,關于某位鄉(xiāng)村教師如何帶著學生清理山坡上的塑料垃圾,關于她自己童年時在倫敦后院觀察雞的一整個下午……這些故事不宏大,但在她聲音的弧線上,像種子一樣掉入聽眾心里,然后發(fā)芽。

2025年9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她仍在美國進行為期半月的巡回演講。這是“希望之旅”的延續(xù),她早已知道自己身體越來越虛弱,但拒絕取消任何一場與青少年的見面會。她甚至堅持接受播客節(jié)目的專訪,和年輕主持人談起氣候危機、人類責任,還有愛與勇氣。她的晚年并不只是反復重述過去的研究成果,而是不斷地更新自己的語言,以進入更年輕的一代人的語境中。她熟悉社交媒體的傳播機制,也理解視覺文化的感召力。她甚至愿意參與年輕人喜歡的訪談節(jié)目,從“你小時候最喜歡的動物”聊到“你對AI時代的看法”,沒有傲慢,也沒有距離感。她做的,已經(jīng)不只是科研、教育或宣傳,而是一種幾乎宗教性的傳遞,讓人類在快速奔跑的現(xiàn)代性面前,慢下來,回頭看看,記得我們本可以選擇不一樣的方式生活在這個星球上。

五、溫柔即力量:一種跨越物種與國界的倫理遺產(chǎn)

在這個世界上,能稱得上“科學家”的人不在少數(shù),但像珍·古道爾這樣,把科學的精神從實驗室?guī)肴粘I?、從?shù)據(jù)表延展到道德關懷的人,卻寥寥無幾。她終其一生都未曾真正從事實驗科學,不曾擁有一間充滿精密儀器的實驗室,不曾在顯微鏡下操縱分子或基因。她的“實驗室”是熱帶森林、是野外營地、是孩子的眼睛、是城市邊緣的廢棄地。作為一位非體制內(nèi)的科學女性、一個“非典型”的研究者,她卻用她的方式詮釋了什么是對科學最純粹、最深沉的堅持。她堅持的是觀察,是經(jīng)驗,是長期主義,是尊重事實而非立場。她不熱衷用理論去定義行為,而是用行為去拷問理論;她不急于提出新概念,而是通過持久的在場,緩慢地、忠實地記錄每一次生命的涌現(xiàn)。她也沒有追求“發(fā)表即意義”,而是以科學作為理解世界、改變現(xiàn)實的起點。這種不喧嘩的堅持,本身就是對現(xiàn)代科學功利化傾向的有力回應。

而更重要的是,她教給我們一種更溫柔、更開放的態(tài)度,不只是對動物,對自然,對科學本身,也是對彼此。她幾乎從未在演講中激烈地去批判“人類”,而是邀請人類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她從不把環(huán)保主義變成道德高地,而是以一種近乎母性的方式,溫柔而不妥協(xié)地召喚行動。她相信改變發(fā)生于每一個微小的、具體的場景之中,一棵樹、一只鳥、一個孩子的念頭、一個陌生人被喚醒的瞬間。

《家有兒女》截圖

因此,她的影響跨越了學科,也跨越了國界。她不是一位只屬于靈長類動物研究領域的科學家,她是許多不從事動物研究的人們心中的一盞燈。在地球議題越來越政治化、意識形態(tài)對立日益尖銳的當下,她始終堅持一種不設防、不分你我的姿態(tài)。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組織兒童共學小組,也在剛果與盧旺達邊境促成跨境環(huán)保行動;她在美中關系緊張的時代堅持訪華,與中國孩子談自然,也不避諱談生態(tài)憂患。這種“無分別心”的工作方式,并不意味著空洞的中立,而是出于一種更深層的倫理信念:每一個生命體、每一片生態(tài)空間、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值得被傾聽、被鼓勵、被保護。而她的這種堅持在她的步履之間,在她重復了數(shù)百次的句子中,在她面對提問時的靜默里,緩緩傳遞。而這,也許正是我們在她離去之后,最該傳承的一種力量:溫柔地,堅持著。

結語

珍·古道爾已經(jīng)離開了。在她度過了九十一個春秋之后,那顆為世界奔走了大半個世紀的心臟,終于安靜下來。而這個世界,仍然喧囂如故,森林依舊在退縮,塑料還在漂浮,戰(zhàn)爭仍在繼續(xù),動物與孩子,仍需要被保護的理由。

在她的注視之下,一代又一代人學會了如何把科學和情感連接,如何把觀察轉化為行動,把無力轉化為可能。她教會我們不僅要知道“世界出了什么問題”,更要去問:“我能做什么?”這句看似簡單的問題,在無數(shù)學校、田野、社區(qū)、少年心中留下了回響。而我依然記得那天,在成都的府南河畔里,那個年幼的自己第一次聽到“動物學家”這個詞,第一次感受到,一位年老的外國人,會為地球上的每一只猿類、每一個孩子、每一棵樹說話。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什么是科學,不懂什么是行動,但她坐在那里,安靜地講述,像在播種,像是在對我們說:“你們要走得更遠。”

今天我們寫下這篇紀念文,不只是為了哀悼一個生命的終止,而是為了提醒自己:她留下的不是遺產(chǎn),而是一種未完成的對話,一種持續(xù)進行中的邀請。她走了,但她開啟的路依然在延伸,而這條路,沒有地圖,只有方向。那方向是:溫柔地、堅定地、為了更美好的地球去生活。理想主義會被唱衰,而愿意有人永遠為它守住燭火。

延伸閱讀:

Abrams, Douglas Carlton, and Jane Goodall.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New York: Celadon Books, 2021.(中文版:《希望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22年)

Goodall, Jane.In the Shadow of M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中文版:《與黑猩猩為鄰》,江蘇人民出版社 / 三聯(lián)書店)

The Chimpanzee Family Book. New York: North-South Books, 1989.

Seeds of Hope: Wisdom and Wonder from the World of Plants. With Gail Hudson.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3.

Goodall, Jane, dir. Miss Goodall and the Wild Chimpanzees. CBS News, 1965.

Knauer, Lorenz, dir. Jane’s Journey. Produced by NEOS Film and Animal Planet. Germany: 2010.

Morgen, Brett, dir. Jane. National Geographic Documentary Films, 2017.

National Geographic, dir. Jane Goodall: The Hope. Disney+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2020.

    責任編輯:朱凡
    圖片編輯:張穎
    校對:姚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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