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未必都有因果，但都有脈絡(luò)。

樂善齋本《紅樓夢》的翻譯，確切地說，樂善齋本《紅樓夢》是如何出現(xiàn)的，至少有兩條脈絡(luò)：一條是韓國國內(nèi)的，另外一條是中日韓三國文化交流的。

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全譯本，樂善齋本《紅樓夢》并沒有留下任何翻譯之外的信息，相關(guān)研究中經(jīng)常被提及的，是嘉藍李秉岐（1891～1968）的以下言論：

高宗皇帝二十一年（1884）前后，有文士名為李鐘泰者，奉皇帝之命，組織數(shù)十名文士，長期翻譯中國小說達近百種。又，昌德宮內(nèi)的樂善齋(王妃的圖書室)內(nèi)，存有朝鮮諺文書籍達四千余冊，其中大部分為翻譯小說，間或也有韓國學方面的珍貴版本。

上面這段話中雖然沒有明確地言及《紅樓夢》，但大部分韓國學者還是根據(jù)這一資料推測樂善齋本《紅樓夢》完成于1884年前后。筆者在《樂善齋的面紗①｜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全譯本》的開頭部分就曾提到，云養(yǎng)金允植（1835～1922）在1881年12月22日的《陰晴史》中寫道，想要通過《紅樓夢》來“觀官話”。

如果說樂善齋本《紅樓夢》是一個完成的結(jié)果，那么金允植的意向就是這一結(jié)果之前的一個原因，二者看似應(yīng)該是韓國國內(nèi)的脈絡(luò)，實際上并非如此。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韓國國內(nèi)的脈絡(luò)。

1631年藏書閣藏本《論語諺解》

從韓國的文學傳統(tǒng)中來理解樂善齋本《紅樓夢》的出現(xiàn)，是最合適、或許也是唯一正確的解讀脈絡(luò)，是朝鮮時期悠久的諺解傳統(tǒng)。所謂諺解，就是用韓字（??）對漢文資料進行翻譯。諺解從韓字創(chuàng)制之后就開始了，從佛教典籍到儒家經(jīng)典，從文人詩文到小說戲曲，很多文體都有諺解本。

諺解主要是為了理解原文的內(nèi)容，因而大部分情況下不需要注音，即不需要知道原文的漢語發(fā)音。但有一種諺解資料必須有注音，那就是語言學習教材，如《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華音啟蒙諺解》等。

其中《華音啟蒙》是譯官李應(yīng)憲(1838～？)于1883年編撰的新的漢語學習教材，是一部順應(yīng)時代需求的實用漢語會話教材。在該教材的最后買賣古董的部分，出現(xiàn)了與《紅樓夢》有直接關(guān)系的兩段內(nèi)容。其一是關(guān)于女媧煉石補天剩下的石頭的內(nèi)容，另一則是關(guān)于子母珠的內(nèi)容，可見當時《紅樓夢》已經(jīng)逐漸被用來當成學習漢語的材料了。

《華音啟蒙諺解》中有關(guān)“女媧煉石補天”的內(nèi)容（藏書閣藏本）

樂善齋本《紅樓夢》雖然不是語學書，但其中的注音也是在這一脈絡(luò)上的產(chǎn)物。概言之，樂善齋本《紅樓夢》是朝鮮悠久的諺解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

韓國國內(nèi)的這一脈絡(luò)的確存在，且符合當時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但不夠清晰。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展一下，從十九世紀晚期中日韓三國文化交流的視域來看，反而會發(fā)現(xiàn)一條更為清晰的脈絡(luò)。

筆者之前也曾提過，金允植想要通過《紅樓夢》來學習官話，并不是一個偶然的、隨意性的選擇，而是當時外交圈中的一個普遍性的認識，而這一認識的起點，似乎是在日本。1871年清王朝與日本簽署了《中日修好條規(guī)》，兩國開始了近代的外交關(guān)系。1877年清朝的第一屆駐日公使團到達日本，正使為何如璋（1838～1891），副使為張斯桂（1817～1888），參贊官為黃遵憲（1848～1905），此外還有一些隨員與仆役。駐日期間有很多日本文人與公使館諸人筆談往來，或以詩會友、或吟風弄月、或討論學問，留下了不少筆談資料。其中日本舊高崎藩藩主，明治革新后為東京華族的大河內(nèi)輝聲（1848～1882，號桂閣）留下的筆談資料中，有不少關(guān)于《紅樓夢》的內(nèi)容，從這些筆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以《紅樓夢》來學習北京官話的認識產(chǎn)生的脈絡(luò)。

具體地來看一下相關(guān)內(nèi)容。以下筆談中的如璋是正使何如璋，桂閣即大河內(nèi)輝聲，公度則是黃遵憲的字，桼園為旅日中國文人王治本（1835～1908），當時其并非公使館隨員。

①．1878.7.12

桂閣記錄：何如璋告訴我，要理解北京官話，最好讀《紅樓夢》。

②．1878.7.26（桂閣與桼園筆話）

桂閣：前日何如璋告弟曰：談北京官話，莫如知北京官話；知北京官話，莫如讀《紅樓夢》一書，子請勉讀焉。弟嘗試之，弟欲讀過，獨苦無解其句讀。

③．1878.9.12

桂閣：貴邦小說中解北京語以《紅樓夢》為第一，其他亦以北京語否？又聞《紅樓夢》有數(shù)種，以何種書為佳？

如璋：小說用北京話，雅俗事都寫得出者，以《紅樓夢》為最佳。其次則《品花寶鑒》，說北京名伶，筆墨殊不及《紅樓夢》。

④．1878.10.4

桂閣：是書（按，指的是北京官話本《正音提要》）官話了，不知別有纂北京土話者否？如那《紅樓夢》中話，則照之而好否？

公度：其為北音一也。編《紅樓夢》者乃北京旗人，又生長于富貴之家，于一切描頭畫角零碎之語，無不通曉，則其音韻腔口，較官話書尤妙。然欲學中國音，從官話書學起，乃有門徑。譬如學日本語，不能從《源氏物語》諸說入門也。

筆談的內(nèi)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將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全都記錄在內(nèi)，但我們依然可以通過以上的內(nèi)容整理出這一事件的脈絡(luò)。首先是何如璋公使告訴源桂閣“要理解北京官話，最好讀《紅樓夢》”，并在之后數(shù)次談過相似的內(nèi)容。例文④中，源桂閣又請教黃遵憲照著《紅樓夢》學習北京官話是否可以，黃遵憲則指出，《紅樓夢》中的話雖然也是北音，且因為作者是旗人，又生長富貴之家，所以音韻腔口，比官話書更妙，但其也指出，學北京官話，還是需要從官話書學起。亦即，《紅樓夢》的語言并不適于初學官話者，正如學習日本語不能從《源氏物語》開始一樣。在此之前的9月6日，黃遵憲在筆談中聽源桂閣說起過《源氏物語》，嘆息自己不解日本語，不能閱讀，而當日石川鴻齋（1833～1918）指出《源氏物語》“此文古語，雖人國（按，應(yīng)為“國人”之誤寫）解之者亦少?！奔础对词衔镎Z》的語言是古語，日本人中能夠理解的人也不多。所以黃遵憲在這里用《源氏物語》來對比說明《紅樓夢》中的語言對于初學北京官話的人而言可能太難，還是應(yīng)該先從官話書開始學起。

以上的筆談的時間均為1878年，此后的1880年朝鮮修信使金宏集（1842～1896）出使日本，與何如璋、黃遵憲等就很多外交通商稅則等問題進行過嚴肅的筆談。1881年魚允中（1848～1896）也曾到過日本，黃遵憲也曾“頻見韓人”。作為同時期的朝臣，被稱為“三杰”的金允植、金宏集、魚允中等在國家內(nèi)憂外患的局勢中必然會經(jīng)常交流探討，一起探索救國之道。駐日公使館小圈子內(nèi)的“可用《紅樓夢》學習北京官話”的認識逐漸成為外交圈中的一種普遍性認識的時候，無論通過什么方式，金允植都有可能接觸到這一信息。因此筆者前面強調(diào)，金允植想要通過《紅樓夢》來學習官話，并不是一個偶然的、隨意性的選擇，而有可能是受當時外交圈中的一種普遍性認識的影響。

如果我們整理一下以上的時間與事件：

1878年，駐日公使館員與源桂閣的筆談中數(shù)次談?wù)摰健翱捎谩都t樓夢》來學習北京官話”。

1880年，金宏集同樣與何如璋、黃遵憲有過筆談。

1881年，作為領(lǐng)選使到中國的金允植在日記中提到要讀《紅樓夢》“欲觀官話”。

1881年，魚允中同樣到過日本。

1883年，李應(yīng)憲編寫的《華音啟蒙》中采用了《紅樓夢》的內(nèi)容。

1884年左右，樂善齋本《紅樓夢》的翻譯完成。

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樂善齋本《紅樓夢》的翻譯，比起韓國國內(nèi)的脈絡(luò)，受中日韓三國外交圈中相關(guān)觀點的影響的脈絡(luò)似乎更為清晰一些。當然，這兩條脈絡(luò)并非截然分立的，而是內(nèi)外交融的。

以上的論述并非清晰的因果，而是歷史中綽約的脈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