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瓦解了兩極格局，伴隨著大量秘密檔案解封，人們開始意識到，冷戰(zhàn)不僅是兩大陣營軍事與經(jīng)濟實力的爭奪，也是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主導權的較量。與之對應地，冷戰(zhàn)史學界也逐漸突破傳統(tǒng)外交史的研究范疇，將“宣傳戰(zhàn)”“輿論戰(zhàn)”“認知戰(zhàn)”等關鍵詞納入研究視野，轉而關注更多信息和文化領域的“紙上戰(zhàn)場”交鋒。

陳強博士的《紙上戰(zhàn)場：美國中情局涉華國際傳播的信息遮蔽（1949-1972）》一書，就聚焦于冷戰(zhàn)時期美國中情局對新中國宣傳文本的系統(tǒng)化情報生產，由此追問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是如何在此過程中被定義的，這種定義又如何影響了美國乃至西方當下的對華認知。與以往利用公開媒體報道開展的多數(shù)對華認知研究不同，本書將關注點前移到情報活動這一隱蔽的知識生產環(huán)節(jié)，通過對解密檔案的考察，講述這段新中國“被國際傳播”的歷史。

新中國何以“被國際傳播”

正如弗朗西斯·桑德斯在《文化冷戰(zhàn)》中所呈現(xiàn)的，美國中情局（CIA）在冷戰(zhàn)時期并非僅僅承擔軍事偵查與信息監(jiān)測職能，而是深度介入到了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領域——不僅資助學術研究、出版文化刊物、支持藝術團體，還借助情報分析生產大量服務“關鍵少數(shù)”的基礎知識。在美國官僚系統(tǒng)內部，這條穩(wěn)定運行的“知識供給線”為情勢研判與戰(zhàn)略制定提供了決策基礎；在美國以外，這些分析內容則通過情報共享機制被同步給西方盟友，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他國家對共產主義陣營的整體認知框架。

而從新中國成立直至尼克松訪華，中美之間幾乎處于完全隔絕的狀態(tài)，既無媒體等信息流通渠道，也無外交接觸或人員往來。因此，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幾乎只能依賴間接線索，即利用中國官方對內發(fā)布的公開宣傳文本展開。在此背景下，諸如《人民日報》、新華社社論，電臺廣播等內容，便被中情局視作為數(shù)不多的信息源而納入宣傳分析，從而“被動”地進行了“國際傳播”。

所謂宣傳分析，指的是一種“以傳播意圖為目的的研究”，其歷史可回溯到二戰(zhàn)時期美國情報系統(tǒng)開展的外國廣播信息服務（FBIS）。具體而言，分析師會利用對既往媒體行為的了解，從宣傳內容反向推理，推斷背后的宣傳目標與政策意圖，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內容分析、意識形態(tài)分析、政治解釋、語義學方法等。因此，無論是詞語的增刪、語調的強弱，還是標題的布局，乃至人名與機構的提法，任何微小線索均會被視作解讀國家戰(zhàn)略意圖的窗口。而其中折射的政治路線調整、外交態(tài)度變化與社會情勢演進等，才是宣傳分析的最終目標。

盡管為確保情報準確性，從事宣傳分析的分析師會被要求堅持客觀性原則，淡化意識形態(tài)屬性。但在彼時的思想氛圍中，以及缺乏一手信息的有限條件下，面對被視作“意識形態(tài)敵對方”的新中國，分析師難免將自身的片面解讀投射于文本中。比如，在解讀新中國宣傳系統(tǒng)的組織結構及運作機制時，情報人員往往將宣傳機構視作執(zhí)行中央意志的“國家機器”，將一切公開表述視作反映真實政策意圖的“前置信號”，也將宣傳中對敵意象的塑造當作實際外交政策的判斷來源。這導致其對中國國家能力、宣傳效率和組織動員力的估計都出現(xiàn)了系統(tǒng)性的扭曲和放大，一個日益強大的異質性“他者”形象由此被建構起來。

然而，這些嵌入了分析師固有思維模式的情報文本，直接構成了美國決策層了解新中國的知識基礎；而這一隔絕時期所建立的認知模式，又成為后續(xù)美國對華認知的起點。正如作者所說，“彼時形成的思維慣性，此時依然在發(fā)揮作用。”那么，對這一認知模式的形成過程，以及情報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揭示，就變得格外重要。

情報文本的“隱”與“蔽”

前面已經(jīng)提到，區(qū)別于既往的多數(shù)美國對華認知與傳播研究，本書首次以解密情報為依據(jù)，考察美國在國際傳播場域中的對華“定義”問題。與國際新聞、國際廣播等公開的跨國信息流通渠道不同，情報代表了一種“隱蔽”的國際傳播形式。這里所說的“隱蔽”至少包含雙重含義：一者是“隱”，即秘密、私密，與“公開”相對，指情報受眾的覆蓋范圍只局限在美西方官僚體系內部；一者是“蔽”，即掩蓋、遮蓋，指因為有意或無意的信息過濾所導致的片面性，或由于意識形態(tài)偏見所導致的對事實的遮蔽性。

由此，“隱”“蔽”二字就成為理解美國涉華宣傳情報的重要線索。在中情局進行信息獲取與情報生產的過程中，哪些宣傳文本被納入到情報中，哪些則被排除在外？哪些群體可以獲得情報，哪些對此一無所知？前者涉及美國對作為信源的新中國宣傳的過濾和篩選，就像愛德華·薩伊德在《報道伊斯蘭》標題中的一語雙關，“covering”既是“報道”也是“遮蔽”。情報生產與報道類似，都涉及對事實信息的裁剪，所以定義、解釋中國的過程，也是在特定鏡頭下重新框定中國的過程。后者則涉及冷戰(zhàn)背景下，美國對于共產主義陣營所謂“意識形態(tài)滲透”的警惕，因而情報的受眾只限制在小范圍的官僚體系內部，絕大多數(shù)公眾是不被允許也毫無可能接觸的。

有趣的是，本書不僅關注了從公開到秘密的情報生產過程，也關注了從秘密到公開的情報解密過程。上世紀80年代起，中情局在《信息自由法》的規(guī)約下開始實施“歷史審查計劃”，并在冷戰(zhàn)結束后加速公開了部分檔案。然而作者發(fā)現(xiàn)，這些情報文本往往是“部分解密”的，一些敏感信息會以覆蓋、抹除等方式被“消毒”（sanitized）。這種對信息的選擇性公開代表了情報機構的二次過濾與把關。那么在這一過程中，哪些檔案被允許解密，哪些仍不被允許？在呈現(xiàn)給公眾的“消毒”版本中，哪些信息被披露，哪些依舊被遮蓋？在后冷戰(zhàn)時代，將數(shù)十年前的檔案部分公開又有何用意？

實際上，這種“公開披露情報”的行為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戰(zhàn)略博弈工具。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解密情報一旦以“客觀知識”的面貌見之于人，便可能被媒體、智庫等機構重新解讀，再通過社交媒體網(wǎng)絡廣泛傳播。在這種語境下，“公開披露情報”就成為一種主動的議程設置行為，得以重塑國內國際輿論的認知，從而使沉睡的檔案繼續(xù)“發(fā)揮余熱”，為美國在國際傳播場域爭取話語優(yōu)勢。

因此，經(jīng)過“把關人”中情局的雙重過濾，其所言說的“共產黨中國”形象進一步從美國官僚體系拓展到全球公共領域，從而在更大范圍內塑造著對華認知。由此可見，在情報披露過程中，“隱”雖明現(xiàn)，“蔽”猶未消。這種遮蔽性的長久與穩(wěn)固源于情報的另一重屬性，即作為知識的認知塑造潛力。

作為信息、史料與知識的情報

在情報學的傳統(tǒng)定義中，“情報是為特定用戶提供的信息加工和分析”。就宣傳情報而言，這一過程本質上是一種對大眾傳媒材料的噪音過濾與信號提煉，目的是提升信息的可用性與決策指向性。而在史學研究中，隨著冷戰(zhàn)檔案逐步解密，情報文件又常被當作最接近歷史現(xiàn)場的“零號文獻”，研究者傾向于通過文本比對與史料考證來重建事件脈絡與歷史真實。不過，《紙上戰(zhàn)場》并未停留于“作為信息的情報”或“作為史料的情報”這兩種既有范式，而是將自身定位在國際傳播研究的學術脈絡中。那么，情報研究是如何成為一個傳播學命題的？

盡管將情報作為研究對象，且調用了史學的方法論資源，但本書的問題意識始終指向傳播過程本身。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知識”成為貫穿全書的理論接口——情報不再被當作靜態(tài)的、用以還原歷史現(xiàn)場的客觀材料，而是被置于生產、過濾、傳遞與再公開的動態(tài)鏈條之中，進而成為理解國際傳播的一種獨特知識形態(tài)。在這一視角下，情報機構成為知識生產者與“把關人”，而情報的收集與解密則被視作兩輪知識生產，其意識形態(tài)的偏向性、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目的性、以及對于現(xiàn)實世界的建構性等，都成為值得探討的話題。由此，情報研究得以連接情報學、史學與傳播學，實現(xiàn)跨領域的理論對話和范式銜接。

實際上，即使在國際傳播研究中，這一認識論視角也同樣具有啟發(fā)性?！皬倪M程的角度看，國際傳播包括先驗知識的生產、交往的過程與傳播的結果三個階段?！眰鹘y(tǒng)的國際傳播研究常聚焦媒體報道、公共外交等傳播交往實踐及其效果，關注話語如何被制造、散播與接受的——換言之，主要關注表層的傳播過程與即時性效果。然而，話語何以能在不同語境中被認知并持久影響決策，往往取決于更深層的先驗知識結構，取決于那些長期被整理、索引、流通并被政策使用的“可用知識”。

情報正是在這一重要意義上發(fā)揮其關鍵作用的——一則被情報體系或知識共同體反復使用的分析范式，不僅影響當下決策，還會以檔案、內部簡報、教材與學術著述等形式保存下來，成為后續(xù)認知的起點。其結果是，一國之形象并非由單次對外傳播事件所塑造，而是由長期的知識積累與習慣性解讀所固化，這種“長尾效應”使得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認知結構在數(shù)十年后依舊發(fā)揮影響。換言之，正是那套隱而不顯的“中國知識”，預先塑造了國際傳播場域中那個公開可見的“中國形象”。

因此，對于這套涉華知識如何被生產、賦權并嵌入決策與傳播體系的歷史性回溯，實際上構成了解構當下國際傳播話語秩序的前提。而將視角前移，關注形象、話語、敘事底層的“知識基礎設施”，也有助于進一步拓展國際傳播研究的想象力。這正是《紙上戰(zhàn)場》一書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