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啟鈐年譜長編》，李楚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1240頁，498.00元

朱啟鈐（1872-1964）

因“中山公園”結緣朱啟鈐

我與朱啟鈐有一點特殊的因緣。2003年，我在北大歷史系讀書，當時是研究生二年級，在尚小明老師“中國近代社會史”課上選了“中山公園”作為報告題目，第一次接觸到朱啟鈐其人。民國初年擔任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的朱啟鈐（1872-1964，字桂辛，號蠖公），有過不少影響深遠的施政舉措，包括改建正陽門、打通東西長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溝渠，開發(fā)北戴河海濱療養(yǎng)區(qū)等等，而他也是將原來專供明清帝王祭祀典儀的社稷壇改造為中央公園（1928年改中山公園）的主事者，用他自己的話說：

民國肇興，與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辟新華門為敷政布令之地，兩闕三殿，觀光闐溢，而皇城宅中，宮墻障塞，乃開通南北長街、南北池子為兩長衢。禁御既除，熙攘彌便，遂不得不亟營公園，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埴位于端門右側，地望清華，景物巨麗，乃于民國三年[1914]十月十日開放為公園，以經營之事委諸董事會。園規(guī)取則于清嚴，偕樂不謬于風雅。因地當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園。（《中央公園記》，《朱啟鈐年譜長編》上冊，323-324頁）

朱啟鈐《中央公園記》（1925年10月10日）碑刻拓片

正陽門城垣改造工程竣工后，相關人員在城樓上合影，前排正中為朱啟鈐（1915年）

1914年開辟的中央公園，可以說是北京第一座對民眾開放的、近代意義上的“公園”。故時人有謂：“京師之有公園，自中央公園始，而創(chuàng)造之者，則為紫江朱蠖公。”（朱深《〈中央公園二十五周年紀念冊〉序》）我在報告中使用了“從皇家禁地到公共園林”的分析框架，主要利用《蠖園文存》（民國二十五年[1936]紫江朱氏刊）、中央公園委員會編《中央公園廿五周年紀念刊》（1939）、京都市政公所編《市政通告》《京都市政匯覽》，以及一些報刊、回憶錄資料，簡單討論了“公園場景中的市民生活”“茶座的魅力——一個公園細部的放大觀察”“誰是公園的消費主體”等問題，文中還借用了“城市公共空間”“國家與社會”這樣的理論概念，雖然結論有保留地申明這屬于“尚有探討余地的兩分法”，但可以清楚看到行文受到當年“時趨”與“風尚”的影響。這篇文章后來經過修訂，竟然有機會正式發(fā)表（《中山公園與民初北京社會》，《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現(xiàn)在看來，當然是很不成熟的東西，許多部分簡直可以重寫，不過，作為中央公園董事會首任會長的朱啟鈐，也自那時起在我心里掛上了號，他的《中央公園記》《一息齋記》等文字一直留給我很深印象，而其長期主持的古建筑學同人社團“中國營造學社”，以及京師首創(chuàng)“公共講習體育之地”的“北京行健會”也都落址在中央公園內，因為這些機緣，我對這個人物比較留意，也會出于興趣，追蹤相關的研究和材料，雖然后來再沒有正經的專門研究。這一次北大文研院舉辦“《朱啟鈐年譜長編》座談會暨朱啟鈐稀見文獻展”，得到邀請，感到非常榮幸，這使我有機會再讀朱啟鈐文獻資料，倍覺親切，也以為深有意義。距離初次接觸其人其文，已經過去二十余年了。這是我想表達的第一個意思。

《朱啟鈐年譜長編》座談會暨朱啟鈐稀見文獻展，北京大學，2025年6月13日

朱啟鈐“九十歲之回顧”遺憾闕如

朱啟鈐有過漫長且豐富的一生。早年以捐納入仕，清末新政之際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jiān)督，復以候選道“觀政北洋”，派辦天津習藝所工程，1905年調巡警部，歷任京師內城、外城巡警廳廳丞、東三省蒙務局督辦、津浦鐵路北段總辦等職。民國后，多次擔任交通總長、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要職。1915年參與袁世凱復辟，被列為帝制禍首之一，一度遭通緝。1918年當選安福國會參議院副議長，1919年任南北和平會議北方總代表，隨后退出政界，寓居津、滬租界，興辦山東中興煤礦、上海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yè)。1930年，利用中英庚款組織中國營造學社，自任社長，從事古建筑研究。1949年后，曾任全國文物整理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員、全國第二、三屆政協(xié)委員。著述有《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紫江朱氏家乘》等。

《紫江朱氏家乘》，中華民國廿四年乙亥（1935）存素堂刊

朱啟鈐手跡

1922年8月5日，胡適在丁文江發(fā)起的宴會上，初見時任中興煤礦公司總經理的朱啟鈐，日記中對他作有一個近于定論式的評價：

在君邀我吃飯……這是我第一次見著朱啟鈐，此人自是一個有能干的人；聽他的話，竟不覺得他是一個不讀書的人。他是近十年內的第一個能吏，勤于所事；現(xiàn)在他辦中興公司，每日按時到辦公室，從不遲誤。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資的聰明論，自然要推葉恭綽；以辦事的真才論，沒有可以比朱啟鈐的。（下冊，799頁）

以胡適的閱歷和眼格，而不吝以“能干”與“讀書”并許其人，且推崇為“辦事的真才”，評價不可謂不高。朱啟鈐一生經歷復雜，交游廣闊，具有官僚、實業(yè)家、營造學家的多重身份，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多個領域都有重要地位與影響，其之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可惜，朱啟鈐本人僅有零星的傳狀、憶舊散篇，卻無自傳或回憶錄一類存世，1936年刊行的《蠖園文存》所收錄者，固然都屬要緊文字，范圍終亦有限，據(jù)其書成后夫子自道：

啟鈐壯服官政，老求異書。歲月超忽，姿性瞢鈍，志業(yè)所存十不逮一。以是零札片言，即有所獲，未嘗自惜。眷戀景光，感懷疇曩。撫陵谷而屢遷，對友朋而思舊，乃稍思掇輯，以示后人。凡以從政時公牘文字得諸篋笥者，為卷上；復從官書中撮錄若干以資互證者，為卷中；而近歲所著，或論學術，或紀家事，則錄為卷下。隨輯隨印，參錯其例在所不免。（下冊，1011頁）

《蠖園文存》，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紫江朱氏刊

我想到胡適生前提倡“傳記文學”，并且身體力行，年紀輕輕就寫了《四十自述》，這不僅是一種文學實踐，更多為歷史學家的“存史”觀念使然。他說：“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彼e例子包括了梁啟超、林長民、梁士詒三位，此外，“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四十自述》）。結果，這些人無例外地都讓胡適失望了。今讀《朱啟鈐年譜長編》，我發(fā)現(xiàn)胡適也勸過朱啟鈐寫自傳。1934年3月3日胡適日記：

王叔魯約吃飯，有周作民、朱啟鈐、湯爾和諸人，我談自傳事，諷朱桂老寫自傳，叔魯也似有意。（下冊，946頁）

此事未見下文。朱啟鈐晚年著述，多得其表弟瞿宣穎（字兌之，號蛻園，瞿鴻禨第三子）的協(xié)助?！丁大秷@文存〉識語》：“晚年纂述，數(shù)典輒忘，兌之表弟助我獺祭，他山之功，尤不可沒?！宾男f《蠖公長兄八十壽詩三百韻》：“辛酉[1921]公五十，我吟百韻詩。辛未[1931]以文獻，細字引鳥絲。辛巳[1941]復奉觴，群賢共陳詞。今茲歲辛卯[1951]，又當介壽詩?！?span style="color: #7e8c8d;">（下冊，1103頁）我發(fā)現(xiàn)直到1962年2月3日，也即朱啟鈐去世前二年，在上海的瞿宣穎來信談及續(xù)補《蠖園年表》，還建議他撰寫回憶錄。時值朱啟鈐九十歲大壽，瞿宣穎依例為作壽詩，再次提起這個話頭：

當我接到您的信以后，就有一種感想，您以飽經世變壽至期頤的身分，僅僅印一薄本壽詩，還覺美中不足，總該自己說說一生的回憶。而且當年我?guī)兔庉嫛都页恕贰ⅰ赌曜V》，忽忽將及三十年，時移勢易，也應該加以續(xù)補，何況今當不諱之朝，往時不易形之筆墨的也不必再有顧忌。其他不論，但就今天個人的感想來說，也不宜默無一言。我本來就想建議您寫一篇九十歲之回顧。固然立言煞費斟酌，但我想如果用活筆來寫，還不致有太大的困難。您若有意，我可以抽暇寫點提綢，提供您觸類旁通的便利。等來京再面商完成。（下冊，1178頁）

瞿宣穎（1894-1973）

瞿宣穎致朱啟鈐、葉恭綽書札

胡適勸梁啟超寫自傳未果，認為這是“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四十自述》）。我們知道，1929年，梁啟超在北京去世后，他的親屬和朋友即商議要辦兩件事情，一是編輯《飲冰室合集》，由林志鈞負責，二是編一部年譜，為梁啟超傳作準備，由丁文江負責。至1934年，丁文江和時在燕京大學讀書的趙豐田合作完成《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適盛贊“這是一部沒有經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序》），他的話也成為有關“年譜長編”的一個著名史料學觀點。

另一位沒有聽勸的民國政壇重要人物是綽號“財神菩薩”的梁士詒，胡適回憶說：

梁士詒先生有一個時期很受社會的毀謗。有一次，他來看我，我就勸他多留一點傳記材料，把自己在袁世凱時代所經過的事，宣布出來，作成自傳；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借這個機會把自己做事的立場動機赤裸裸的寫出來，給歷史添些材料。（《傳記文學》）

梁士詒終究沒有完成自傳，但在他身后，葉恭綽領銜“鳳岡及門弟子”根據(jù)“他生前所經手做的事情的許多原始材料”編出了《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下兩巨冊（1939），胡適說：“這雖然不是梁先生的自傳，但是內容完備詳細，我看了很高興。這個年譜的刊行，可以說是我宣傳傳記文學偶然的收獲。”

朱啟鈐長壽，梁啟超早逝，但以各自原因，都未寫成自傳，其 “絕大損失”亦同。朱啟鈐與梁士詒都是介入民國政治很深，尤其在“袁世凱時代”非?；钴S的人物，且都“有一個時期很受社會的毀謗”，他們對于這段歷史諱莫如深，而極少自我表述。在此意義上，《葉恭綽年譜長編》也仿佛胡適所謂廣義的“傳記文學”的成果，某種程度上，為我們彌補了朱啟鈐“九十歲之回顧”闕如的遺憾。我讀本書“后記”中的一段著者自白，頗有感觸：

余自幼師從劉宗漢先生學習書法，因而得知先生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擔任朱啟鈐先生秘書，日常與先生交往過程中，也常聽到先生談起蠖公軼事。數(shù)年前，有緣收得蠖公舊存往來書札手稿，并查閱有關于蠖公的大量文獻資料，對蠖公一生事跡有了全面的了解，其創(chuàng)辦營造學社對近代學術的巨大影響尤令我心生崇敬，產生了為蠖公撰寫年譜的想法。（下冊，1238頁）

按劉宗漢先生除了曾經擔任朱啟鈐秘書，為其整理書信舊稿，在其去世后，“一直同朱家有著較密切的往來”，在這些接觸中，“從桂老本人或他的家屬那里知道了一些他的軼事”，1978年后他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組工作，“當時準備給桂老編一個年譜，也有意識地收集了一些有關他的資料”（《回憶朱桂辛先生》，《蠖園紀事》，63頁）。葉楚君女士繼承劉宗漢先生遺志，最終編成《朱啟鈐年譜長編》上下二卷，也稱得上“內容完備詳細”，嘉惠學林，值得祝賀、敬佩。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意思。

劉宗漢（1936-2023）

《蠖園紀事——朱啟鈐先生生平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朱啟鈐與晚清史研究

朱啟鈐生前引人矚目的事功、業(yè)績，主要集中于民國時期，而論其人脈關系的淵源、仕宦生涯的開端，卻在晚清。朱啟鈐非科舉出身，何以步入政途，甚而迅速發(fā)跡，本是一個令人感興趣而不易解的問題?！吨靻⑩j年譜長編》用翔實的材料，勾勒了這位政壇“長跑選手”早年的仕途軌跡，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他在晚清官場步步為營、升階而上，實際仰賴于瞿鴻禨、徐世昌的影響。據(jù)一般的政治史分析，瞿、徐二人應分屬于清末派系政治的不同陣營，但在朱啟鈐的成長線上，先后扮演了政治靠山的角色，確是不同尋常。

（一）“一生受恩最深處”：瞿鴻禨的提攜之力

朱啟鈐祖籍貴州開陽，出生于河南信陽，幼時喪父，而寄居于湖南長沙外祖父傅壽彤（貴州貴筑人，原河南按察使）家，其姨母傅幼瓊適瞿鴻禨（字子玖，謚文慎，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生瞿宣穎，故稱鴻禨為“姨夫”，宣穎為“表弟”。1891年，瞿鴻禨簡放四川學政，朱啟鈐隨同入川歷練，侍瞿開考成都省棚，并同行按試各州，主要工作是“在瞿幕中代瞿閱卷”。他長于事務，為瞿倚為左右手。1893年，二十二歲時，“文慎公為納粟，始就府經歷職”（《蠖園年表》），瞿在離任前為他捐了七品“府經歷”（知府屬官），由此開始宦途生涯。翌年（1894），在瀘州得鹽務局印簽所差，調合州鹽務分卡。表叔于德楙（繼室于寶珊之父）時署合江知縣，在書信中說：

川督[劉秉璋]已簡閩浙，譚公[譚鐘麟]履任不知何時，此公與玖老是何交誼，便望詳細告知。昨謁玖老談次，誠恐鹽局變動，頗以侄事為憂。（上冊，29頁）

可見當時瞿、朱關系之密。朱啟鈐晚年自道“一生受恩最深處，在辛卯壬辰隨侍文慎軺車入蜀之行”（《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瞿鴻禨（1850-1918）

1897年，瞿鴻禨以內閣學士指派江蘇學政。同年底，朱啟鈐即以知縣改指江蘇，奉母離蜀東下，次年（1898）春應瞿鴻禨電召，抵江陰，居幕中，襄理蘇、松、太三屬試事，又赴京引見，分發(fā)江蘇候補知縣。1899年，奉委上海出口捐局，迎母移家于滬，住上海南市施家巷。1900年，瞿鴻禨江蘇學政任滿，同年義和團事變發(fā)生，朱啟鈐記其事：

是年（文慎）學政本已報滿，不得不遣眷先行。啟鈐則奉先母居滬，辦理出口捐局，不得從也。

庚子之變，全國洶洶，避難者麕聚海上，外艦叢集，滬濱風鶴驚皇，不知禍患之焉屆。而亂中交通阻塞，商業(yè)凋敝，余所辦出口捐局因之征收短絀，不中考成。太夫人憂傷如焚，病乃轉劇，竟以是年閏月在滬寓棄養(yǎng)。（上冊，36-37頁）

1901年，瞿鴻禨抵西安，奉旨入值軍機，兼充政務處大臣、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瞿鴻禨電召朱啟鈐前往行在供差，后者以母葬未終，暫未應命。至宮廷回鑾后，朱啟鈐護送姨母傅氏及瞿宣穎一行北上，瞿鴻禨命留京供差礦務總局，由此在北京扎下根基。他自己說，“遭時離亂，歸櫬長沙營葬才畢，寄家武昌，余則北上從姨丈瞿文慎公于京邸，門下多賢，竊聞政事，一時朝彥，頗采虛聲”（《繼室于夫人墓志銘》）。1902年，他在北京寫信給夫人于寶珊：

到京以來，深蒙姨丈另眼看待，一切大小公私事件均與我商量，并在滿服留我在京作一幫手，又由票號撥匯百金寄家用，俟有機會再為設法。如此厚情，非萬不得已，如何好，開口說走？況我一身飄泊，負累甚重，不趁此立定腳跟謀一出頭地位，此生又將如何結局？（上冊，第43-44頁）

1903年，“始徙家來北京，寄居大鵠鴿市端午樵中丞[端方]宅”（《蠖園年表》）。同一年，朱啟鈐奉管學大臣張百熙（湖南長沙人）之派，出任京師譯學館提調，組織編制《譯學館章程》。當時家書論及“留京幸望”者多端，即包括“在京附冀此間人以幕客相待，外則大老屬目，內與縉紳會處，便于結納，于將來外就可多圖一二知名”，“張尚書必有總督之望，既蒙見賞，此人多情，不可不結識。且在此候三年，總當有一江蘇好督撫出進”（上冊，50-52頁）。劉宗漢認為“辛丑回鑾后，瞿任軍機大臣，桂老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jiān)督，在政治上是瞿的左右手”（《回憶朱桂辛先生》）。但也應看到，到北京后，朱啟鈐的政治交游圈子進一步打開，凡“大佬”“縉紳”皆在其致力“接納”的范圍，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擺脫原先依附于瞿鴻禨的單一路線。

至1904年冬，朱啟鈐辭京師大學堂職，據(jù)《重刊京師譯學館校友錄序》：“不佞承乏校務，僅及期年。”按劉宗漢說法，“經過徐世昌的推薦，桂老辭去了譯學館監(jiān)督的職務，到天津籌辦游民習藝所”（《回憶朱桂辛先生》）。此時，朱啟鈐仕途上的第二位貴人——徐世昌已經出場了。

（二）“以天津徐公之薦，受相城袁公知”

據(jù)《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二十九日，徐世昌初晤朱啟鈐，翌年四月初二日，至譯學館南鄰訪朱啟鈐，六月二十一日再訪。朱啟鈐自記，本年“冬，以天津徐公之薦，受相城袁公知”（《蠖園年表》）。徐世昌時候補閣學署兵部左侍郎，袁世凱為直隸總督。據(jù)徐嘉禾（徐世昌叔父）為朱啟鈐題其尊人朱慶墉繪《湘江紅葉圖》，內云“余與別駕[朱慶墉]交最久”，則徐世昌與朱啟鈐有世交，故《朱啟鈐年譜長編》認為“（徐）舉薦先生自合乎情理”（上冊，65頁）。

徐世昌（1855-1939）

1905年，清廷設巡警部，徐世昌任巡警部尚書，朱啟鈐“以候選道觀政北洋，派辦天津習藝所工程”（《蠖園年表》）。1906年，奉巡警部調京，署內城巡警廳廳丞，旋調任外城巡警廳廳丞，創(chuàng)辦京師警察市政。1907年，丁未政潮作。軍機大臣瞿鴻禨因受御史惲毓鼎彈劾，開缺回籍。朱啟鈐記其事：

甲辰、乙巳之間，京師文字之禍興。朝貴銜報館切齒，必欲得而甘心。啟鈐方長警廳，知其事甚悉，嘗屢以去就爭。朝貴既無如何，遂以怒報館者怒文慎。加以朝官鉆營奔競之風素為文慎所深惡，言官舉其丑穢，攻彈不已。遂又以怒言官者怒文慎，于是以“私通報館，授意言官”，屏文慎去國矣。（《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劉宗漢注意到，“這段記錄雖然有意略去‘瞿袁政爭’不談，但有助于我們理解惲毓鼎的奏折”（《回憶朱桂辛先生》）。據(jù)《蠖園年表》，“五月，瞿文慎公罷相歸里，啟鈐亦有開缺之請”。不久，朱啟鈐離京，回長沙修墓，按其自己的說法：

丁未之冬，啟鈐鑒于朝局之非，亦欲歸從文慎于鄉(xiāng)里。因棄官南游，偕妹征蓮同省太夫人，且謁先墓，流連旬日，追話半生奔走之跡。（《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實際上，本年陰歷八月間，朱啟鈐一度返京，《徐世昌日記》：“與干臣（錢能訓）晚宴朱桂辛暨參贊、司道數(shù)人，久談?！本旁鲁跞针x京。三個月后，再次來京?！对S寶蘅日記》十一月初六日記：“介白來函，知桂辛自南來?！彼^“欲歸從文慎于鄉(xiāng)里”云云，恐只是一時托詞。本年底，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即奏請將朱啟鈐調東差委，內稱：

茲查有開缺請假修墓民政部外城巡警總廳廳丞朱啟鈐，器識宏遠，辦事勤能，前隨臣世昌創(chuàng)辦京師巡警，力果心精，不畏勞怨，成效昭著，蒙恩簡授斯職。今請假開缺回籍修墓，尚未銷假。伏思東省要政需人，如墾務、界務、邊務之類，皆關緊要，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該廳丞調東差委，以收得人之效。（上冊，86頁）

清廷簽批“著照所請”。1908年后，在徐世昌舉薦下，朱啟鈐先后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郵傳部參丞上行走、津浦鐵路北段總辦等職。以辦事得力深獲賞識，徐經常夸贊“桂少爺勤懇”。劉宗漢則以為“當時盡管桂老在袁[世凱]手下工作，但政治上仍然是瞿黨，與袁貌合神離”（《回憶朱桂辛先生》）。民國后，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朱啟鈐為津浦鐵路督辦，出任交通總長，后改內務總長，實已成為“袁黨”重要成員。

袁世凱（1859-1916）

1911年，朱啟鈐曾乞假返湘，前往看望瞿鴻禨：

三月，乞假回湘。其年啟鈐督修津浦路，往來山左，見青島之風土而樂之。謁文慎及太夫人，力陳長沙亂象之深，以出游為得計。八月下旬，武昌舉兵之訊到，長沙一時擾亂。啟鈐濫緣時會，忝竊名祿，不獲親往省視。（《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此即“辛亥最后拜別文慎之日”。劉宗漢引錄瞿同祖（瞿宣治子、瞿鴻禨長孫）語：“袁世凱拉攏桂老成功，桂老逐步轉為袁黨后，據(jù)說瞿對他頗為不滿。”（《回憶朱桂辛先生·后記》）據(jù)葉恭綽對朱家后人之說法，反而認為朱啟鈐與袁世凱的關系是“很微妙的”——

袁重用他，除了他的才干外，也是為了牽制瞿鴻禨的勢力，瓦解其他反袁的勢力。袁用他，實際是把他當作瞿的人質。袁確實也重用了他。袁垮臺后他不再參加政府內閣，當時有不少人組閣時都找過他，他都拒絕了。這是“不事二主”的意思。這些事，他在世時不愿意談，也不愿意為自己洗刷。我們當時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有難言之隱。

劉宗漢認為葉恭綽之說“有道理”，并沿這一思路，確認“桂老是袁黨，但他不是袁黨的嫡系，而是由敵對的瞿黨分化過來的非嫡系人物”，“他在和袁的關系中有很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自袁倒臺后，他絕口不談同袁的關系，更不說袁的好話”。朱、袁關系，橫跨清季、民國，需要綜而論之，結合《朱啟鈐年譜長編》匯集、披露的材料，袁世凱是否一面重用他，一面對他或是“監(jiān)視”，或是“放在最容易受傷害的地方使用”，朱本人又作何表現(xiàn)和反應，還可以進一步討論。

（三）朱啟鈐與“新黨”的交往

1962年2月3日，瞿宣穎寫信給朱啟鈐，建議續(xù)補《蠖園年表》，專門表示“附帶我要說明一點”——

先父于乙未以后、丁酉以前，在京與康、梁諸人是有往還的，因而也被認為京僚中的進步分子，您對于這一點覺得與先父平日言行不符，而不知非也。先父與陳右銘父子[陳寶箴、陳三立]至交，所以受他們的影響頗深。與岑西林[岑春煊]的結合亦始于乙未[1895]、丙申[1896]之際。維新派之中，張菊生[張元濟]的關系是一直不斷的。陳右?guī)洝⒆T敬帥[譚繼洵]都是先祖同年，劉艮老[劉人熙]是先父同學。作為一個有愛國思想的封建士大夫，熱心變法運動，是極自然的事?？?、梁主張君主，志同道合本不足為奇。

保薦康梁，確是事實。不過究竟在什么時候，采什么形式，先公從沒有對我們透漏過絲毫。只在對客隅坐的時候，微窺談話的語氣，得以體會一些?？档脑捒v使有些過分，按他晚年與先父往還交誼來判斷，絕非無故。而且不是康一人說如此，梁也親口對我說過，其時先父已經去世，梁與我也并不夠深談的程度，其所以自動提起這句話，足見他的印象甚深。如果深入探討當時的思想傾向及政治內幕，這些都值得考慮。（下冊，1179-1180頁）

此處“先父”，指瞿鴻禨而言，“乙未以后、丁酉以前”，即1895至1897年，所欲著力說明者，在于瞿鴻禨與晚清趨新士人的密切關系，乃至有過“保薦康梁”的舉動，以證明其為“京僚中的進步分子”。此說未必確當，但對于我們理解戊戌前士人的交游形態(tài)、思想傾向及“政治內幕”，實有提示意義。

劉人煕（1844-1919）

瞿鴻禨隸湘籍，其家族與戊戌變法前后的“湖南維新派”也有過很多交集。瞿宣穎信中說：“您還不知道譚復生[譚嗣同]和我們家里關系也不淺呢，所有瀏陽的幾位急進派——劉艮生[劉人熙]、歐陽節(jié)吾[歐陽中鵠]也是從小就很親密的，唐佛塵[唐才常]到我家正是歐陽的推薦。只是由于后來遭際的變化，有些成為陳跡?！卑?，對于這一層“關系”，朱啟鈐未必“不知道”。據(jù)《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方啟鈐居蜀幕時，與唐君才常最相得。唐君，譚壯飛之友也，治經史掌故，恒具創(chuàng)見。啟鈐得外舅陳松生先生隨使英法時之遺書，粗聞以制造致富強之說，時舉以相絮聒，故兩人扺掌談天下事，頗駭當時俗論。

“唐君”，即唐才常，湖南瀏陽人，長沙岳麓書院肄業(yè)。1891年冬，應四川學政瞿鴻禨之聘入幕，“抵成都，入居學署，任閱卷兼教讀”（唐才質《唐才常烈士年譜》）。朱啟鈐時亦隨瞿鴻禨赴川。瞿同祖應劉宗漢之請，補充史實說：“桂老在瞿鴻禨四川學政幕中閱卷時，唐才常正在瞿家教家館，桂老因此和唐相識定交?！?span style="color: #7e8c8d;">（《回憶朱桂辛先生·后記》）

“陳松生”，岳父陳濟遠，字松生，湖南茶陵人，曾任清朝駐英、法、比使館參贊，其女陳光璣為朱啟鈐原配夫人，1897年病卒于四川瀘州。

唐才常與譚嗣同并稱“瀏陽二杰”，甲午后主張變法，領導湖南維新運動，戊戌后在上海組織自立會，策劃“勤王”起事，1900夏漢口自立軍機關被湖廣總督張之洞破獲，被捕就義。朱啟鈐與唐才常有很深的交誼。據(jù)其自記，“聞北方義和拳之變，輦轂震驚，親友遭亂者紛集沓來，儳焉不可終日”（《蠖園年表》）。劉宗漢回憶說：

桂老和庚子時被張之洞殺死的唐才常也有較密切的往來，唐是他在四川時的好友。桂老晚年在看一本講到唐才常的書時，曾對我說這是我的朋友，被殺死了。我很難過。（《回憶朱桂辛先生》）

唐才常（1867-1900）

辛丑回鑾后，朱啟鈐應瞿鴻禨之召入京。在上海主辦《中外滬報》的汪康年為“文慎門下士之夙邀賞拔者”，也是瞿黨中堅，1903年致朱啟鈐與張緝光一函，論及時政，并囑托上呈瞿鴻禨：

昨見報載，袁[世凱]擬國家官銀行，亦以天津官銀行為本行，此事實可怪詫。此系戶部之事，何得讓之疆臣？且如此，則袁于兵權之外，又握大利權，且得郵權，意欲何為？弟謂為國家計，為師座（原按：謂瞿相國）計，此事當再三審察，如欲任其大成，當一切聽之；若以為不可，則宜預為阻遏，否則事權盡在一人，一旦禍發(fā)，悔將奚及！請兩兄即將此函轉呈師座，以備葑菲之采。（上冊，55頁）

劉宗漢已引及此函，而謂“可以看到桂老作為瞿的親信與袁周旋的政治立場，袁在北洋非常重視情報工作，對瞿的動向、桂老的反袁政治態(tài)度，不可能不知道”（《回憶朱桂辛先生》）。除“袁擬國家官銀行”外，汪康年在“伍秩庸[伍廷芳]星使接議商約”“東三省開為口岸”“處置新黨”“改服色”等重要事情上續(xù)有獻替（上冊，56、58、62-63頁）。結合朱啟鈐方面材料來看，他在入京后一度充當汪康年與瞿鴻禨之間的傳聲者，復函也時常透露京師信息，如“蘇子熙[蘇元春]調動”“日俄構兵事”“潘侍御慶瀾上折劾張[之洞]、袁[世凱]不應奏廢科舉”“江蘇撫臣恩壽進呈《圣諭象解》”“恩壽拿愛國會事”“戶部被毀，四恒被擠”等等，不一而足。但不久后，他奉派大學堂譯學館事，即以“籌備一切，觸手皆在困難之境，京師辦事，固非能由我思想本我面目所可為也”，“故終日為學堂事所縛，不能去湖上，政界消息絶寡聞”為理由，對汪康年的要求多以消極應之——

下走媚骨不全，拙于進取，江南物競大邦，揆之天演公例，尤不我容，何如老作幕客？轉覺言論自由，亦鳩藏不為鴻笑之道，兄謂如何？

兄來函所陳各事，均將原函送至湖上（瞿鴻禨）呈閱，弟既不在左右探討，即函中所說要義，恐其閱書亦不能得事之原委，如所謂義勇隊、教育會及海上諸人之行徑等事。非弟不問世務，實怪我朝廷政府均戀山林享受，棄絶世界，我輩絮聒其旁，有何悅耳娛目聽受？即使強言慰藉，假意咨嗟，究于國事何補？（上冊，54、60頁）

回信中盡管表示“知公盼我復音甚急”，但其間流露者更多是守拙、推卻的意態(tài)。實際上，如前所述，差不多同時，朱啟鈐在京與徐世昌開始頻繁交往，次年（1904）即辭譯學館職務，而轉投北洋，往天津辦理習藝所事業(yè)了。他與汪康年亦漸行漸遠。至丁未政潮發(fā)生，瞿鴻禨獲咎之由，即以“私通報館”為大端，而朱啟鈐論其事，也只是以“文慎柄政，上海輿論于政府措施抨擊曾無假借，而文慎訪問得失，未嘗不虛懷以聽焉”含渾言之（《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1939年，汪康年胞弟汪詒年編成《汪穰卿先生遺文》《汪穰卿先生傳記》兩種，贈寄朱啟鈐，后者“展卷摩挲，百感交集”，此時瞿、汪皆已成故人，回首前塵，不能無慨——

回思當日，追隨驂靳，抵掌盱衡，其憂國之深，瞻言之遠，凡在朋僚，無不欽服。何意日斜庚子之后，遂見群龍海水之災。我輩白髪余生，丁茲世變。會合無期，祗益山陽鄰笛之感；前塵若夢，何限漢南移柳之思。穰翁之閎識孤懷，亦當稍白于后世，此固確然無疑者也。弟以衰遲，久疎世事，惟于故人文字曾未忘情，風雨晦冥，關河契闊，相存之雅，中心藏之。（下冊，1028頁）

汪康年（1860-1911）

“其于文獻之功，可謂至偉”

朱啟鈐在退出政壇后，除盡心于山東中興煤礦經營和北戴河海濱開發(fā)，在文化事業(yè)上，主要從事古代建筑和工藝美術史研究，葉恭綽《蠖公八十壽詩》有句云“考工好致通經用，將作能鉤大匠沉”，自注：“公研求歷代建筑營造，鉤深導窾，若有神悟。所搜集資料凡數(shù)萬言，所闡述凡數(shù)十萬言，承學之士資其膏沫，以為標榜羔雁者頗眾，公不校也。公以此馳譽國內外，言吾國古代制作者，咸推為祭酒焉。”（下冊，1108頁）有學者指出“朱氏的旨趣首先是以整理我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有關方面的資料為主，因我們勞動人民長期積累的技術資料，比如古建筑和園林營造技術（《中國營造學社匯刊》）、髹漆工藝（《髹飾錄》）、絲繡技藝（《存素堂絲繡筆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征略》）、用具小工藝（《存素堂校對幾譜三種》）等，易為一般專講學術、政治、文章的人多所忽略的，但經過他努力?？砗桶l(fā)行，客觀上起到了保存和發(fā)揚祖國歷史文獻資料的積極作用，是難能可貴的。”（楊祖愷《評價朱啟鈐整理的幾種歷史文獻》，《冉冉留芳精絕代——朱啟鈐學術研討會文集》，248頁）可知其對于古建筑營造技藝、傳統(tǒng)工藝美術的獨特鑒賞眼光，在相關歷史文獻的收集整理方面，也體現(xiàn)“務為前人所不為”的工作取向，故而多有成就。今讀《朱啟鈐年譜長編》，又有一些新的感觸，覺得朱啟鈐在“黔南文獻”和“政協(xié)文史資料”兩方面的貢獻及價值，尤其值得一說。

啟功主編：《冉冉留芳精絕代——朱啟鈐學術研討會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一）黔南文獻

朱啟鈐是貴州開陽人，但因種種客觀原因，終其一生，未曾到過貴州，他關心桑梓，一直有著濃厚的鄉(xiāng)土情結。據(jù)劉宗漢言，“先生注意收集、整理、刊印貴州文獻，是從1926年開始的”（《朱啟鈐先生的貴州情節(jié)》，《冉冉留芳精絕代》，45頁）。當時夫人于寶珊突然中風，且“病勢轉劇”，朱啟鈐在天津蠖園一面照料夫人，一面“裒輯遺文，網(wǎng)羅散佚”，致力于外祖父傅壽彤為中心的貴州鄉(xiāng)邦文獻的整理工作，相繼刊印《澹勤室詩》（傅壽彤）、《芋香關詩》（楊文照）。1933年開始纂修《紫江朱氏家乘》，1935年完稿刊行。1943年始，朱啟鈐計劃刊印《黔南叢書別集》，又匯輯明清兩代游宦貴州者詩文，共一百五十二家，成《黔南游宦詩文征》一書。同時還有編纂《貴州碑傳集》的構想，自1944年“發(fā)愿搜輯貴州碑傳”，次年秋“已近數(shù)百篇（清代尤多）”。至1940年代中，貴州文獻收集已蔚為大觀，著錄為《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黔南文獻目錄》，分“黔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料”兩類，總計約四百種。1948年移居上海，將目錄通過葉景葵交合眾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后油印百部，流傳于世。1953年秋，經王世襄協(xié)助，所藏“貴州文獻及普通圖籍”捐贈北京圖書館。1957年，又將《黔南叢書別集》等七十八冊圖書及散頁百份捐贈貴州省圖書館（下冊，1125頁）。

朱啟鈐輯：《黔南游宦詩文征》全25冊，貴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

據(jù)劉宗漢總結，朱啟鈐搜集貴州文獻，大體有三個途徑：一是舊書商人的送貨；二是朋友提供；三是通過與貴州地方人士的聯(lián)系，從貴州獲得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如1942年作朱逢甲《間書》稿本識語：

《間書》一卷鈔本，自贈太常寺卿貴州候補道于鐘岳家得之……近歲余搜求黔南文獻，書肆乃捆載其家藏故帋并殘蝕不堪觸手者歸之。余既為一一整比，擇其有關其家乘及吾黔地方史料，各從其朔矣?！澦^《間書》，雖雜采古今史事，而當時時事亦藉以保存，固亦近代文獻所系，非獨為存其人焉而已。（下冊，1053頁）

另據(jù)瞿宣穎1945年1月9日記：

昨日蠖翁來，以貴陽陳氏新刊楊龍友《洵美堂集》三冊見示，行款大小，全仿明刻。此書久不流傳，莫郘亭（莫友芝）憾未之見，今新刊之板已燬，傳世亦復無多，亦書林一重要故實也。（《瞿兌之日記》，282頁）

唐雪康輯錄《瞿兌之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以上可見其多方搜求鄉(xiāng)邦文獻之一斑。朱啟鈐自謂“念表章吾黔文獻，是余宿昔私愿”，1943年《訓真書屋遺稿》整理付梓，是另一好例。據(jù)《訓真書屋遺稿敘》：

黃再同侍講丈[黃國瑾]歿于光緒辛卯，及今五十三年矣。先是遺孤嘗輯刊《訓真書屋詩存》二卷于長沙，刊成未及印行，而遭多難，世無知者。訪求歷歲，始于燕市購得一本，驗其校改筆跡，知出其女夫蘇厚龕[蘇輿]郵部手。又末葉有增補一首，則其孤本甫[黃厚成]孝廉所錄也，意即本甫篋衍流落市上者，裔緒凋零，不堪重問。

去年上海葉君揆初[葉景葵]書來，忽以收得《訓真書屋雜稿》四冊見告，為之狂喜，急屬其錄副見示。見眉端有識語，似出繆藝風[繆荃孫]手，詢其蹤跡所自，則常熟瞿君[瞿啟甲]所藏也。揣其初必從手稿輯錄而成，或本未成篇，或幾經竄改，展轉迻錄，深費爬梳。乃屬表弟瞿君兌之任?？敝?，稍去其枝蔓，而疑者闕焉，與《詩存》合為一編，署曰“訓真書屋遺稿”。經始于壬午之冬，越半歲而葳事，排印舛繆仍所不免，然厘然可讀矣。（下冊，1055-1056頁）

按黃國瑾（1849-1891），字再同，貴州貴筑人，黃彭年次子，光緒二年（1876）進士，翰林院編修，曾任國史館纂修、會典館總纂，主講天津問津書院，娶傅壽彤二女傅寶瓊，為朱啟鈐二姨丈。其人工詩文，精考證，豐于著述。逝后，子黃厚成（字本甫）、婿蘇輿（號厚龕）整理遺稿，得《訓真書屋雜存》若干卷，其家藏書于光緒末年散出，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日條云：“黃本甫來談，再同遺書以二千八百金歸之廠肆?！敝?940年代，朱啟鈐收得黃氏《詩存》《雜稿》多種，合而為一，匯編為《訓真書屋遺稿》，并請表弟瞿宣穎任“?？敝邸?。1943年5月，《訓真書屋遺稿》收入《黔南叢書別集》，由“紫江朱氏存素堂”刊印。瞿宣穎跋語：

承蠖公之命，謀與《詩存》并付印行，以廣流傳。蠖公既毅然任之，使瀕亡之書復行于世，其于文獻之功，可謂至偉，豈止為鄉(xiāng)邦戚黨之私而已？

貴筑黃國瑾再同：《訓真書屋遺稿》，紫江朱氏存素堂民國三十二年（1943）刊

朱啟鈐與貴筑黃氏遺稿的故事的還有下文。1959年，黃國瑾之父黃彭年的《陶樓詩鈔》作為《黔南叢書別集》之一刊印，續(xù)寫了“表章吾黔文獻”的佳話，而這一次合作“審訂”該稿者，還是瞿宣穎。朱啟鈐作《陶樓詩鈔識語》：

甲午仲春，中央文史館濮紹勘君過訪，告余曰：“最近發(fā)現(xiàn)貴州黃子壽先生手寫日記四十余冊，為其文孫襄成字君偉[黃襄成]所保藏秘本。君偉現(xiàn)已臥病在床，家屬將以此捐獻政府，希望畀以文史館位置。素知我公搜羅貴州鄉(xiāng)邦文獻，敢以奉聞。公若有意于此，愿為致力說合?！庇啻鹪唬骸包S壽老，吾先君之師，又為至戚也。君偉為吾姨丈再同先生胞侄，其先人秦生[黃國瑄]為畿輔循吏，民國三年出任四川巡按使，淵源至深，非止桑梓之誼?！蔽裟暧嘈？痹偻伞队栒鏁葸z稿》，殺青既竟，遍贈鄉(xiāng)人，曾向君偉詢問其先世遺著可否匯人《黔南叢書別集》，彼僅以章式之[章鈺]集資刊行之《陶樓文鈔》相示，并謂盡在是矣，其他著作均在長沙堂兄黃厚成手中。

茲就鈔存《陶樓詩鈔》四卷《外集》三卷，倩吾表弟瞿蛻園為之審訂。再同丈遺稿，廿年前本出自蛻園訂正，方付刊行，此編關于國故鄉(xiāng)獻尤巨且長，倘或觀成，何幸如之。（下冊，1143-1144頁）

黃彭年（1823-1891），字子壽，號陶樓，道光二十七年（1847）進士，翰林院編修，掌教西安關中書院、保定蓮池書院，佐駱秉章、劉蓉幕，官至陜西、江蘇、湖北布政使，主纂光緒《畿輔通志》。其人致力興學，“陶成士類”，以經世思想影響一批學人，《清儒學案》將他與弟子王仁俊、許克勤、吳壽萱列作“陶樓學案”，更有學者直接定名為“陶樓學派”，認為“此派為學，無門戶之見，折衷經術，體用兼賅，倡導實學”（黃益整理《陶樓詩文輯?！罚R魯書社2015年，“整理說明”）。黃彭年去世后，章鈺等人應其子黃國瑄之請，編輯《陶樓文鈔》十四卷，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刊行。

黃襄成，字君緯，黃國瑄之子，黃彭年之孫，為黃氏家藏文獻的主要保藏人。1950年代，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從其處購入一批黃氏藏書，“大約千余部，精華部分為黃氏及其親友的著述稿本、抄本及批校、題跋本，共三十余種，其中十余種為黃氏手稿，彌足珍貴”（《貴筑黃氏手稿輯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前言”）。另外尚有零星散出者，如國家圖書館藏《黃陶樓日記》手稿四十七冊，據(jù)黃襄成題識：“是本舊藏長沙寓次，中遘辛壬之變，湘城亂亟，書畫多見毀損，伯母傅太夫人乃挈劫余避之海上……壬申冬，奉調舊京，此殘帙敝簏亦遂攜與俱北。治事之余，漸得啟視，則此數(shù)十冊委積諸篋中，鼠螙所傷，幾有不復可辨者。先人手澤，零落至此，可愧也已?！?span style="color: #7e8c8d;">（《黃陶樓先生日記·題記》）可知1932年黃襄成始對家藏遺存整理重裝，他非常珍視這批黃氏先人的手澤，不愿輕易示人。

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編《貴筑黃氏手稿輯存》全12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

黃彭年著，樊長遠等整理《黃陶樓先生日記》，鳳凰出版社，2020年

至1950年代，黃襄成有意將黃彭年日記“捐獻政府”，借此謀取文史館位置。朱啟鈐當時表示：“文史館絕不能收容篤疾之人，且彼昔曾依附權門，猶為眾所屬目，行老亦愛莫能助。遂以原書返還其家，我只屬濮君逐日至彼處細審日記，編一年譜，或將其記中古近體詩錄出，以備繼再同丈遺稿印入《黔南叢書別集》?！?span style="color: #7e8c8d;">（下冊，1144頁）按“行老”，章士釗，時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此事未果，但促成了《陶樓詩鈔》的編印。此稿源頭混雜，編排零亂，“君偉手鈔《陶樓詩集》四冊，據(jù)其自記，全從日記中錄出；其別集則從秦生丈所存卷冊鈔附若干首，并未分卷，且日記本蟲蝕部分斷簡殘字無從辨證之詩，只以失題紀之，以待旁證”。朱啟鈐再次想到了表弟瞿宣穎，請其來京“審訂”書稿。據(jù)瞿宣穎《陶樓詩鈔序》：

余既久住江南，頃復北游，重寓蠖公京邸，出是編屬為勘定。行蹤倏忽，齒髪漸衰，已無能為役。然蠖公年將九十，猶勤勤若此，其敢諉謝而不綴一言乎？當世宏達，或有取焉。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瞿蛻園。（下冊，1147頁）

1959年7月13日黃炎培致書范文瀾、劉大年，也論及此事：“前曾談及我朋友讀地方志最多、著有《方志考》者，瞿宣穎——原號兌之，現(xiàn)號蛻園——來京了，住在他的表兄朱桂莘（啟鈐）家，東四八條五十四號，電話42879。他來京為的是朱桂老（八十九歲）招來，幫桂老審閱關于油漆的著作（《漆書》），不久仍將回滬。”（《劉大年往來書札墨跡選》，7頁）1960年1月，經瞿宣穎手訂，《陶樓詩鈔》四卷定稿，交付油印。

趙慶云、馬忠文編：《劉大年往來書札墨跡選》，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二）政協(xié)文史資料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院成立，符定一受聘任第一任館長，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為副館長。1959年10月，章士釗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下冊，1102、1148頁）。在當年4月全國政協(xié)三屆一次會議閉幕會后的茶話會上，時任全國政協(xié)主席周恩來發(fā)表了倡導文史資料工作的講話，提出“希望過了60歲的委員都能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之后，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迅速成立，由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擔任主任委員，李根源、王世英、楊東莼、申伯純、顧頡剛五人任副主任委員，王伯祥、章士釗、呂振羽等四十人為委員，無一不是社會各界名流或史學界名家。資料征集工作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至1960年1月，第一輯《文史資料選輯》由中華書局出版，內部發(fā)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

朱啟鈐為中央文史館館員，全國第二、三屆政協(xié)委員。在《朱啟鈐年譜長編》中，未見他與“人民政協(xié)文史資料工作”有直接聯(lián)系的記載，但通過章士釗的渠道，他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解釋進入了很多收在《文史資料選輯》的文章中。據(jù)劉宗漢言，章、朱啟鈐交誼“不是從北洋政府開始的，而是從清代戊戌變法時代開始的”，后來彼此政見不同，二人有時甚至分隸南、北兩個政府，“但60年來交誼往來，卻持續(xù)不斷”。他并憶及章士釗晚年請朱啟鈐審閱“回憶性文章”的細節(jié)：

章士釗先生當時經常寫一些回憶性文章，發(fā)表前，也要送朱啟鈐先生提意見，并將朱先生的意見吸收到自己文章中來。記得章先生寫過一篇回憶沈藎的文章，其中提到的一種秘密處死方法“打加官”，就是朱先生在簽注中告訴他的。（《有關朱啟鈐先生史料的幾點補正》，《北京文史資料》65輯，127-129頁）

按，此文應即《疏黃帝魂》第四十一篇《祭沈藎文》（1961年10月），文中錄有朱啟鈐關于“或傳藎被箠死于刑部慎刑司”的解說，附言：“朱君篤老康強，善記往事，輒為濡筆錄之?！?span style="color: #000000;">（《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299頁）復按章士釗《同兌之壽蠖公開秩百歲》，有云：“憶昔論交歲辛丑，北徵半道奇耕耦。二十世紀第一年，過從周甲古稀有。中間事變牽人往，我象南箕公北斗。暮年合轍非偶然，十載聯(lián)床鎮(zhèn)相守?！保ㄏ聝?，1168頁）則章、朱訂交當在辛丑年（1901）。其時朱啟鈐奉姨丈瞿鴻禨令，送瞿眷自湘北上，旅次武昌，章士釗任朱家西席，教授朱啟鈐長子朱沛，瞿宣穎也于此時“始習泰西文字，與同學俊豪章君行嚴輩朝夕切磋，見聞益富”（上冊，41頁）。同祝壽詩還有“蟠胸掌故渺無涯，萬應不辭大小扣”之句，也就是說，朱啟鈐胸中有無數(shù)歷史掌故，對章士釗大小各色問題都能給以滿意答復，今見章文多有引“蠖稱”“蠖語”等言，此亦即二人“暮年合轍”之一幕。

章士釗（1881-1973）

1961年11月，章士釗、周叔廉往訪朱啟鈐，章以《書趙智庵》一文請正，后者閱后為補史實。章士釗記其事：

蠖公九十生日，賀客一百零一人，余與遐庵[葉恭綽]、叔廉咸在。余挾文與俱，客多，無法展示。越日而往，客惟叔廉相陪，蠖急促閱文畢，慨然言：……蠖語至此，叔廉有事他去，余亦浩然有歸志，遂雜錄其語而退?！?span style="color: #7e8c8d;">（《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1985年）

按，“趙智庵”，趙秉鈞（1859-1914），與朱啟鈐在清末巡警部時期即為同事。朱謂：“新官制行，巡警部改為民政部，……以肅王善耆為尚書，左右侍郎仍舊。我與智庵指臂相聯(lián)，依然如故。”關于趙秉鈞之死，“人只知為項城所賊，其詳情莫得而聞”，章士釗為此專門往詢朱啟鈐，而將所得錄入文中——

以朱啟鈐蠖公與智庵同僚稔熟，當能深知內蘊，因發(fā)緘詢之，蠖公書示如下：……蠖公言詞質實，了不為項城諱。此公暮年坦率，不肯以私害公，語堪垂后，吾甚傾服。

蠖公敘述甚詳，足見智庵一生輪廓。夫智庵者，項城之智囊也，緣參預秘密過多，致以猜忌殞身，可為一嘆。外間甚至傳說：光緒帝先西后一日而歿，亦與智庵之毒辣手段有關，此蠖公指為無稽，吾乃存疑不問。

關于此一大歷史關節(jié)，章士釗以為朱啟鈐“暮年坦率”“敘述甚詳”，此外還聽說不少趣聞掌故，文中多記“蠖公復告余一趣事”“蠖公此說甚有趣”等語，可見二人往還，大有“大叩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之默契與諧樂。

趙秉鈞（1859-1914）

1906年，?；庶h人梁鐵君（別名梁爾煦）受康有為指派入京謀刺慈禧，為人告密被捕，化名“吳道明”受審，堅稱僅探聽光緒近況，最終遭袁世凱下令毒殺，為晚清一大要案。梁鐵君之子梁元（字蘊侯）與章士釗為連襟（梁妻吳亞男，為章妻吳弱男之妹），1961年章氏在香港見梁元時，得一記梁鐵君案文稿及若干遺札手卷，遂成《吳道明案始末》一文，據(jù)其記述：

今閱梁文，追懷往事，事閱五十余年，亦在若茫若昧之間。又知梁文所指外城京廳，當時廳丞為吾友朱君啟鈐，或者朱知此事綦詳，擬往就詢一切。不謂朱見梁作，恰有同感，寒暄甫接，滔滔為余縷述辦案經過，而卻不知吳道明究為何人。（《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1961年）

章士釗由梁文激發(fā)興趣，走訪當年在外城巡警總廳經辦此案的朱啟鈐，并有函請回憶吳案始末：“弟此次至港，得了一些吳道明的材料，擬草成一文，而公所寫辦案經過存在我處的紙片，一時竟找不著。因公所知實為第一手材料，勢不可少，擬請抽暇重述一通，即零星記在紙片上亦得?！?span style="color: #7e8c8d;">（下冊，1176-1177頁）

章士釗從朱啟鈐處取得不少口述材料，無疑是研究此案的珍貴史料。不過，此類所謂“第一手材料”仍需先審其性，而后用之。當代學者綜合新舊史料，再考“梁鐵君案”，即指出“章士釗對康有為有許多成見，所見到的材料又有限，因而他的論述不但有失偏頗而且錯誤較多”，且當事人回憶亦有不可憑信之處，如“朱啟鈐認為至遲到1906年8月20日梁鐵君一案‘當無不勾當竣事’，即梁至遲于8月20日之前就會被處死，朱的說法純?yōu)橹饔^臆測不可信”，結合康有為函札和當時《中華報》報道，梁死于1906年9月1日應較可信。再如梁鐵君赴死情節(jié)，康有為說“袁世凱親鞫之，君面數(shù)其背上賣友之罪，袁世凱令四將陪飲而殺之”，朱啟鈐認為袁不可能親訊梁鐵君，并且梁到津未受審訊迅即處死，“然而朱的說法都非親見，而是推斷，并不可信”（參看李永勝《戊戌后康梁謀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鐵君案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葉恭綽（1881-1968）

“北方議和總代表”朱啟鈐（1919年）

朱啟鈐是1919年南北和平會議的北方總代表，《朱啟鈐年譜長編》中“中華民國八年”條也是全書中體量最巨的一年，幾占上冊篇幅之半，而內容多數(shù)關于“南北議和文獻”（上冊，477-758頁）。1960年代初，葉恭綽撰有長文《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議之經過及其內幕》，也得到朱啟鈐“參稽資證”，文末附錄其《關于南北和議事復葉遐庵》，內云：

關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議一事，距今已四十余載，更以年老健忘，回溯舊影，十不及一，寒舍所幸存之殘檔，亦屬零篇斷簡，不能首尾銜接。今承遐翁[葉恭綽]以超然之態(tài)度，本傳信之方針，記述成篇，以供史學家之參考，并承參稽資證，僅就我所能回憶者，說明于后（偏重在吳鼎昌庚電一事），聊作補充，容或尚有出入之處，尚希有關方面諒恕為幸。（《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1963年）

朱函表彰葉恭綽是以“超然的態(tài)度”“傳信之方針”來寫回憶文章，但也承認自己“年老健忘”，所述史事“容或尚有出入之處”，很能反映“文史資料”工作的兩面性質。約略同時，瞿宣穎寫信慫恿朱啟鈐撰著個人回憶錄，也談到了如何來寫“文史資料”的問題：

《文史資料》，我在此間政協(xié)也是參加工作的一員，自己也寫了一點。就我所體會的，我們筆底下，固然不可強為粉飾，致涉阿私。但，尤其重要的是：也不能按今天的要求來要求以往的人，更不能離開當時的環(huán)境條件，反致失實。如果專就我們所親聞目睹的事，據(jù)實而書，不必預存隱諱避嫌之意，自然于心安，于理得，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如此。（下冊，1178頁）

關于“傳記文學”的虛構本質和闡釋策略，錢鍾書有過名言：“自傳就是他傳，他傳就是自傳?！蔽矣窒氲胶m當年勸梁士詒寫自傳，也清楚了解此類“箭垛式人物”自述文字的多義性，但他自信“有訓練的史家”能夠用合適的“方法”處理史料——

我有一次見著先生，我很誠懇的勸他寫一部自敘，因為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腳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惡；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里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四十自述·自序》）

就文本性質而言，“文史資料”明顯包含自述、回憶的屬性，同時又是具有統(tǒng)一戰(zhàn)線特點的近現(xiàn)代史料，具體表現(xiàn)在所謂“三性”（統(tǒng)戰(zhàn)性、史料性、可讀性）、“三親”（親身經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雖然學術出身與胡適迥異，瞿宣穎也是一位深具“史家意識”的學人，他在早年論及“掌故學”，便要求“運用科學方法來治史”，他說：“所謂掌故學者，每被人看作只是胸中裝有無數(shù)故事的人，則掌故之學，便失去真價值。所以既稱治掌故，則必須根據(jù)實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對?！?span style="color: #7e8c8d;">（《一士類稿·瞿序》）所謂“政協(xié)文史資料”，約略為新時期的“掌故學”，則這些從舊時代過來的老人們在歷史書寫中如何“記憶”與“遺忘”，也便成為了一個需要思量的問題。

徐一士著《一士類稿》，瞿兌之題簽

1961年11月28日，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在北京政協(xié)禮堂為百位七十以上的老人舉行宴會，以朱啟鈐為首，時年九十歲。周恩來作為主席倡議賦詩紀盛，葉恭綽有詩云“稱觴同祝八千春，壽域分明集壽人”“四朝聞見成書早，九老篇章韻事新”（下冊，1165頁）。按，政協(xié)諸耆老年齡平均八十，百人則八千歲，故號“八千春”；“四朝聞見”，指南宋文人葉紹翁所撰筆記《四朝聞見錄》；“九老”則出典自演義小說《興唐傳》中的“開隋九老”，即隋朝開國的九位重臣。像朱啟鈐這樣的世紀老人，親歷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共和國，用以前的標準衡量，相當于跨越了“四朝”。新中國時期的文史館制度、文史館員的生存狀態(tài)（如瞿宣穎早先“薄文史館員而不為”，后又“急時抱佛腳”，下冊，1176頁）、政協(xié)文史資料的形成機制、寫作者的心態(tài)與策略，在在值得注意。朱啟鈐是典型的壽命長，經事多、知識富、心思密之人，類似歷史人物，我還能想到章士釗、葉恭綽、周叔廉等等，他們留下數(shù)量可觀的文字著述，并深具價值，但需要“有訓練的史家”運用方法，有所鑒別，然后利用，從而真正推進其人及其時代的研究。

（本文據(jù)在《朱啟鈐年譜長編》座談會（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2025年6月13日）上的發(fā)言修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