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書信集》，[英]大衛(wèi)·休謨著，周保巍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570頁，125.00元

一

在《人性論》中，休謨曾這樣寫道：“我接到一封信，打開以后，由其筆跡和簽名得悉這封信是由一位友人寄來的，友人說他現(xiàn)在正處在六百里格之外。顯然，我若不在心中展現(xiàn)出使我們相隔的整個海洋和大陸，并依照我的記憶和觀察假設驛站和渡船的作用都繼續(xù)存在：那么我便不能依照我在其他例子中所得到的經(jīng)驗來說明這個現(xiàn)象?！彪m然這段話原本旨在闡發(fā)一條認識論原理——也即要想說明并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現(xiàn)象，我們必須假定處于感官之外的一些外部對象的持續(xù)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休謨這段信手拈來的“就近取譬”之語似乎也表明：撰寫并收閱書信，甚至是那些跋山涉水、飛越海陸而來的書信，已成為像休謨這樣的啟蒙文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才將十八世紀稱為一個“書信的時代”。于是，我們看到，在整個“長十八世紀”，幾乎所有的啟蒙文人都積極投身書信寫作——比如終其一生，賀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大約寫了七千多封信，伏爾泰大約寫了四萬多封信，而杰斐遜的書信寫作量更是驚人，總數(shù)大概在五萬至七萬五千封之間。正是十八世紀這種大范圍、高頻次的書信往還進一步夯實和拓展了伏爾泰在《路易十四時代》中所描繪的現(xiàn)代早期的“文人（書信）共和國”：“此一時期，哲學家之間的書信往來空前頻繁（universal correspondence）……即便在戰(zhàn)亂頻仍與宗教擾攘并存的情況下，歐洲仍逐漸形成一個無形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各學派中的真正學者不斷強化這一遍布全球、各自獨立卻又緊密相連的智識群體之間的聯(lián)系。此種跨國學術交流持續(xù)至今，并成為抵御權力野心與政治紛爭所帶來禍患的最為重要的一種精神慰藉?！?/p>

于是，隨著“文人共和國”的日漸繁盛，在整個十八世紀，不僅涌現(xiàn)出許多像蒙塔古夫人、切斯特菲爾德勛爵、賀拉斯·沃波爾這樣以高超的“書信藝術”著稱于世的文章圣手，而且書信還走出高門深宅的私密空間，委身于喧鬧煊赫的公共領域，并一躍而成為深受時人喜愛并廣為流行的一種獨特的文體樣式和文學門類，而涵泳和受教于其間的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盧梭、席勒等啟蒙文人也在不知不覺間成長為這種“先鋒文體”的大宗師。以盧梭為例，在其寫作生涯的巔峰時期，他不僅撰寫了諸如《致達朗貝爾論戲劇的信》《致博蒙書》《山中來信》這類討論政治、戲劇、宗教等廣泛議題的公開信，而且還創(chuàng)作了一部舉世聞名的書信體小說《朱莉或愛洛綺絲》（其副標題即為“生活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對戀人的書信”）。雖然休謨書信的寫作量和存世量并不像伏爾泰、杰斐遜那般驚人，雖然休謨并沒有像盧梭、席勒那樣積極投身書信文體的先鋒實驗，但毋庸置疑的是，與同時代將寫信視為畏途、拖延成習的斯密或將寫信視為負累、總是潦草從事的康德相比，休謨不僅樂于寫信，而且善于寫信，即便毫無事前的運思和籌劃，他頃刻間便可草就一封文辭清通、意味雋永、妙趣橫生之信。在給其經(jīng)年摯友繆爾男爵的一封信中，休謨就以其慣有的生動、親昵、揶揄和意趣盎然的筆調為我們神靈活現(xiàn)地再現(xiàn)了其寫信時的慣有場景：

在頭腦中尚未形成任何可以博汝莞爾一笑的主題和想法之前，我便執(zhí)筆蘸墨，坐下來給您寫信。我對自己的寫作才能向來頗為自許，它總能在緊要關頭讓我才思泉涌。但現(xiàn)在，我即便是抓破腦袋也寫不出任何東西，于是，我氣憤地將鵝毛筆扔了出去。哎呀！你這愚鈍的家伙，難道你準備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棄我而去嗎？難道你竟是這樣一位虛心假意的朋友，以至于在我向忠實的繆爾先生表達友情的時候，你的內心反而充滿了反感和不悅？繆爾先生就是因為太了解你了，所以才不會任你擺布，也不會在你不情不愿的情況下將你握在手中。而我呢？一個可憐的家伙，卻對你寄予了百分之百的信任，以至于摒棄了刀劍、法衣、道袍和禮服（the Sword， the Gown， the Cassock， & the Toilette），而將謀取功名利祿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所以，快滾開吧！從哪里來就滾回哪里去！回到鵝的身邊，你對她或許還有點用處，使她凌空翱翔、飛躍關山。天哪！當脫離她的羽翼，進入我的手中，難道你就水土不服，不能向我提供同樣的服務，為我沉重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助其自由飛翔？

當我正在對它口誅筆伐的時候，那支鵝毛筆騰地鶴立起來，自置于我的指間，并筆走龍蛇，向您講述我的近況，向您傾訴我所蒙受的不公，并希望您能從中周旋，從而將這對老友之間的杯葛化解。

而頗為有趣的是，休謨寫信時這種如風行水上的毫無窒礙、一揮而就之感，與他的“冤家對頭”盧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懺悔錄》中，盧梭曾不無苦惱地寫道：“即便是寫信討論微不足道的瑣屑之事，也會耗費我大量的時間和心神，讓我疲憊不堪。如果想連續(xù)寫下腦海中所浮現(xiàn)的想法，我既無法開始，也無法結束。我的信是一長串混亂的句子，幾乎讓人難以卒讀?！闭沁@份下筆千言的縱橫才氣——“我不會再另起一頁，以免我忍不住要給您寫上八頁”，“我寫的信已冗長的如同一篇論文了，由于害怕將其寫成一本專著，我將就此打住”，不僅讓休謨省卻了盧梭式的苦惱，而且也讓他得以從容優(yōu)裕地漫步于文字叢林，為我們采擷并編織出一封封渾然天成、文思沛然之信，為我們留下了一份份精彩紛呈、自成高格的“文字奇功”，并在后世引發(fā)連綿不絕的回響。

休謨

二

1764年9月22日，一時風頭無兩，深受巴黎哲人和名媛貴婦喜愛和推崇的休謨不無得意地致信友人道：“在歐洲大陸的任何地方，從彼得堡到里斯本，從卑爾根到那不勒斯，凡聽聞過我名字的，無不對我的道德文章推崇備至?！被蛟S正是在歐洲文學界的這種崇高地位，讓休謨成為十八世紀“文人共和國”書信網(wǎng)絡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樞紐。從休謨現(xiàn)存的書信中我們不難看出，他不僅與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頭面人物哈奇森、凱姆斯勛爵、斯密、羅伯遜、弗格森、布萊爾等人飛鴻不斷，而且還與法國啟蒙運動的悍將孟德斯鳩、杜爾閣、盧梭、馬爾澤爾布、莫爾萊，英格蘭啟蒙運動的各色人物如吉本、沃波爾、約翰·威爾克斯、謝爾本勛爵、史翠寒，以及遠在美洲的富蘭克林等人保持著廣泛的交往和書信聯(lián)系?？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某種意義上，出入于愛丁堡、倫敦和巴黎上流社交圈的“好人大衛(wèi)”，實際上扮演著某種“親善大使”的角色，成為聯(lián)結和溝通蘇格蘭、法國、英格蘭和美國等諸種啟蒙運動的重要橋梁。例如，休謨不僅通過書信與當時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孟德斯鳩、莫爾萊、杜爾閣、塔克（Josiah Tucker）、奧斯瓦德（James Oswald）、斯密、富蘭克林等人探討稅制、公債、紙幣信用、貿(mào)易猜忌、“窮國—富國之爭”等廣泛的經(jīng)濟議題，而且還設法居中斡旋，讓他們相互之間建立直接的通信聯(lián)系，以便就相關議題作進一步的切磋交流，從而為現(xiàn)代早期“政治經(jīng)濟學”的奠基、形塑和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將休謨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的“自我認同”——一個“文人”（man of letters），理解為一個善于寫信，也重視寫信之人，一個掌握了“文人共和國”通關密碼之人。

確實，休謨不僅自己勤于寫信，而且還經(jīng)常鼓動、引誘、敦促，甚至乞請朋友們經(jīng)常給他寫信，于是，我們在休謨的書信中常?？吹竭@樣的語句：“請盡快給我寫信”，“懇請您有暇時給我寫信”，“懇請您繼續(xù)與我通信并保持友誼”，“懇請您盡早給我回信”。休謨既不吝于表達其對于勤勉守時的通信人的贊許，表達對于收到他們來信時的那份欣悅、快慰甚至感激，也不憚于徑直表露對于那些怠于寫信、疏于音問者的不悅、抱怨、抗議乃至威脅：“非常不幸的是，我已經(jīng)有超過一年半的時間沒有收到您的來信了”，“我可以像您一樣疏于寫信，即使寫信，也可以像您一樣只寫上只言片語”，“請告訴弗蘭克，他是一位糟糕的通信人，而他作為一個糟糕的通信人的唯一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請告訴達朗貝爾，如果不是像他一樣疏于寫信，我自然會費心地維持我們之間的音訊往來，不至于哪一天會突然中斷”，“如果您不在一年之內給我回信，我發(fā)誓，至少在收到您下一封信之后的半年內，我也不會給您回信”。而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通信人，休謨總是會為自己疏于寫信而“深感愧疚”，總是對通信的中斷“倍感遺憾”，總是會忍不住給朋友寫信——“我發(fā)現(xiàn)您不愿再聽到與我有關的任何消息……但我還是忍不住給您寫信”，“我和您一樣怠于寫信，但我對您的記掛促使我拿起筆”。不僅如此，每當通信因某種原因陷入僵局之時，休謨也總是那個率先打破沉默之人：“我一直渴盼收到您的來信，并聆聽您對英國政治的高見，這可是臨行之際您對我的允諾。也許您也一直渴望收到我的信。因而，盡管我們都拉好了架勢，蓄勢待發(fā)，但誰也不愿寫第一封信。我現(xiàn)在率先來打破這個僵局，如果我們的通信（commerce of letters）仍無法繼續(xù)，那就是您不對了?！毙葜円恢睂懶乓暈椤扒迕骼硇宰顬榉Q許的一項活動”，是各種人生境遇下所能發(fā)現(xiàn)的“最大的享受”：寫信不僅可以獲取資訊、慰藉情感、切磋學術，還可以“改善文風”，可以“展現(xiàn)發(fā)明創(chuàng)造之才”。但需要強調的是，在休謨乃至整個蘇格蘭啟蒙運動那里，書信的價值和意義絕不僅限于此，它還有著更為重要、更為豐富的道德和文明意涵?？梢院敛豢鋸埖卣f，它是整個蘇格蘭啟蒙運動為之奮斗和辯護的“商業(yè)社會”（commercial society）和“商業(yè)社交性”（commercial sociability）的一個符號，一個隱喻，一個象征，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休謨才將怠于寫信視之為一種“惡”。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蘇格蘭啟蒙運動研究復興以來，像波考克、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這樣的第一流思想史家一直都強調“商業(yè)社交性”在休謨、斯密以及蘇格蘭啟蒙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那究竟什么是“商業(yè)社交性”呢？在其千古名文《論奢侈》（又名《論技藝的精進》）中，休謨對于這種“商業(yè)社交性”有著極為精彩的描述和闡發(fā)：

各種門類的技藝越是發(fā)達，人們就越喜好交際。當人們掌握了豐富的學識和談資時，要想讓他們滿足于過一種離群索居的隱士生活，或者以疏親淡友的方式——那是蒙昧無知的化外之邦才有的異國情調——來和自己的同胞相處，那也是不可能的。人們紛紛涌進城市，熱衷于接受和交流知識，展示他們的才智和教養(yǎng)，表現(xiàn)他們在言談舉止、生活方式以及家具服飾方面的品位。智者受到好奇心的驅使，愚者受到虛榮心的引誘，而所有的人都受到快樂的感召。到處都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社團和俱樂部，男男女女們以輕松友善的方式歡聚一堂，于是，人們的性格和舉止立刻就變得溫文爾雅起來。由于養(yǎng)成了彼此傾心交談、熱情款待的習慣，人們不但增長了知識、提高了文化修養(yǎng)，而且還必然會感受到人性（humanity）的提升和完善。

如果說語言的邊界標識著社會和思想的邊界，而語言的變遷也昭示著社會和思想的變遷，那么，最能反映“商業(yè)社會”的興起以及為之辯護的“商業(yè)社交性”哲學的，便是充斥于《人性論》《道德、政治與文學隨筆》《道德情操論》《國富論》等蘇格蘭啟蒙經(jīng)典著作中的commerce及其近義詞exchange，communication，intercourse，correspondence，discourse，conversation。在這種哲學中，作為根源性母體概念的“commerce”，遠非僅僅意指現(xiàn)代意義上的商業(yè)——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交換，而是像其拉丁詞源commercium一樣，涵蓋了更為廣泛而豐富的意涵，也即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形式的社會聯(lián)系、社會交往和社會互動——從最為形而下的男女之間的交媾，到最為形而上的人際之間的觀念、情感和意見上的交流和溝通。這就意味著，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啟蒙哲人所提出的“商業(yè)社交性”哲學，是一種旨在捍衛(wèi)所有形式和所有層次的“人類交往”（commerce of mankind）的哲學，是一種強調溝通、交際、交流的哲學，是一種強調商業(yè)化、城市化所帶來的人際交往和人際互動的頻繁及其人道化、文明化效果的哲學。而休謨的各種著述正是為這種“商業(yè)社交性”哲學提供詮釋和辯護的最高典范：在休謨那里，如果沒有心靈中各種觀念和印象之間穩(wěn)定的、規(guī)律性的聯(lián)結和溝通，就不會產(chǎn)生因果認知和因果理解；如果沒有個人和國家之間商品、勞動和服務的自由交換和自由流通，就不會有分工、合作和遍及下層民眾的普遍富裕；同樣，如果沒有廣泛的社會交往，沒有社會場域中頻繁發(fā)生的“同情”——也即各種觀點、情感、意見和判斷之間的相互交流、彼此應和與同感共鳴，就無法習得“正義”之德，就無法形成普遍的道德判斷和道德尺度。故而可以說，在這種哲學中，“良善生活”（good life）的源頭不在于戰(zhàn)場上的殺伐決斷，而在于市場上的說服協(xié)商，不在于廣場或議事大廳里的政治演講，而在于社團、沙龍或俱樂部里的社交談話，就像休謨所特意指出的那樣：“我們愉快的談話，比正式的學院論證更能啟迪真正的智慧。我們親密友善的交往，比政治家和自詡的愛國者們空洞的辯論，更能展現(xiàn)真正的美德?！币驗?，在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啟蒙哲人看來，正是在以“談話”（conversation）為中心的社會互動和社會交往中，通過“同情”（sympathy），通過觀點、情感和意見的頻繁交流，我們學會了“設身處地”，學會了以“他者”的眼光來審視和評判自己——誠如蘇格蘭啟蒙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所祈禱的那樣，“愿上天賜予我們一種天賦，讓我們能像別人審視我們那樣去審視自己！”，從而逐漸習得一種公正無偏的旁觀者視角，學會“自制”，學會“道德敏感性”，學會對他人的“體諒”和“寬縱”，學會行為和情感表達方面的“文明”（politeness）和“得體”（propriety）。

或許，只有站在這種“商業(yè)社交性”哲學的視角和高度，我們才能充分明了休謨所賦予“通信”的道德、文明意涵及其歷史象征意義。因為在休謨這里，“通信”（correspondence）——休謨也稱之為“commerce of letters”，本身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交往（social commerce）和社會談話（social conversation），譬如十八世紀的書信藝術大家沃波爾就將書信視為一種“即席的紙上談話”（extempore conversation upon paper），而休謨也將書信視為一種“筆談”（address by letters）。故而，在這個意義上，通信不僅是可見的、物質意義上的書信往還，其背后更是斯密所說的那種“情感和意見的交流與共鳴”（correspondence of sentiments and opinions）。正是通過“通信”，人們得以打破地理和空間上的障礙和束縛，得以與他人建立廣泛的聯(lián)結和互動，得以突破孤立的“自我”精神上的褊狹和閉鎖，得以打破彼此隔絕、相互猜忌、以鄰為壑的原子化的、碎片化的生存方式?；脕啴敗に姑苄蜗蠖挥性娨獾恼f法，我們或許可以說：一封坦誠友好之信，就仿佛是一個誠摯而好客的邀請，它表明：寫信人愿意信任我們，愿意“向我們敞開心扉”，愿意“邀請我們進入他的內心深處”——否則，我們所面對的必然是每個人胸前那堵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無形高墻，那層將其內心包裹得密不透風的深重晦暗，從而使我們有機會成為“他胸中的那個人”，在情感和意見的“自由交流”和“彼此應和”中見其所見、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并在此過程中用一種感覺去驗證另一種感覺，用一種情感去權衡另一種情感，用一種判斷去匡扶另一種判斷，用一個心靈去映照另一個心靈。在這個意義上，“通信”本身就是一種完美的同情實踐，是培養(yǎng)道德想象力的有力工具，是實現(xiàn)相互啟蒙和教化的有效手段。而更具象征和啟示意義的是，“通信”本身的流通性、開放性、交互性和對話性不僅預設了像休謨這樣的一顆開放、坦誠、樂于交流、富于聯(lián)結的啟蒙心靈（open,  frank, communicative, associative, enlightened mind）的歷史性出場，而且也昭示了“商業(yè)社會”的形成，以及人類生活從封閉的、內向型的宮廷、城堡、軍營、修道院和書齋向開放的、外向型的市場、交易所、沙龍、俱樂部和咖啡館的漫長歷史轉型。

三

休謨曾指出，“談話和著作都是心靈的一個抄本”。但我們不妨進一步說，那些不以出版為鵠的，而是以“散郁陶，托風采”為職事，以“條暢以任氣，優(yōu)柔以懌懷”為要旨，實乃“心聲之獻酬”的私人書札，更是心靈的抄本，因為恰如中國西漢的楊雄所言，“書為心畫”。無獨有偶，在給斯雷爾夫人的信中，素有十八世紀英國文壇祭酒之稱的大文豪塞繆爾·約翰遜也曾這樣寫道：“夫人，你是知道的，在一個男人的書信中，他的靈魂是赤裸的。他的書信就是他的胸懷唯一的鏡子。無論他的內心在想什么，都會毫不掩飾、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沒有什么事是本末倒置的，沒有什么是受到曲解的。你可以從要素中看到系統(tǒng)，也可以從動機中發(fā)現(xiàn)行為?！痹谶@個意義上，休謨本打算全部銷毀的私人書札，無論篇幅是長還是短，也無論主題是高貴還是凡俗，都不僅僅只具有傳記意義，都不僅僅是一份人事檔案，而是一份心靈獨白、一部精神自傳。它就像一面精純無垢、法力無邊的魔鏡，能一覽無余地映照出休謨最真實、最豐富、最多重的心靈和人格面相，一如盧卡斯所精準捕捉到的那樣：

哲學家常常是離群索居的，有時是因為他們不諳世故，難以應付世界；有時因為他們超凡脫俗，遺棄了世界；有時是因為他們羞怯，從而隱匿于世界。但在我看來，休謨是較為健康而可取的，能在抽象玄思和實踐活動中保持一種平衡……休謨愛開玩笑，也喜歡那些聰明可人的女性和豐盛的大餐，并且可以迅速而成功地勝任軍旅和外交生涯。他比洛克更快樂諧趣，比貝克萊更諳于世故。除了英格蘭人難以根除的傲慢和盧梭難以理解的狂怒，休謨少被困擾。作為一個智識上的懷疑論者，好人大衛(wèi)（le bon David）過著伊壁鳩魯式的生活，而直面死亡時，頗令論敵失望的是，他像一個斯多噶主義者那樣無畏無懼，盡管常有大多數(shù)斯多噶主義者所缺乏的那份幽默和人道。

由此看來，休謨的遺囑執(zhí)行人沒有遵照其命令將他的書信全部付之一炬實乃幸事。在評價狄德羅時，馬蒙泰爾曾指出，凡是沒領略過狄德羅談話之魅力而僅僅通過其作品了解他的人，根本就不算了解他。我們或許可以化用馬蒙泰爾的說法：凡是沒領略過休謨書信之魅力而僅僅通過其作品了解他的人，根本就不算了解他。因為在我看來，凡是飽嘗過休謨書信藝術之人，都不難認同另一位英國大哲弗朗西斯·培根的如下判斷和贊詞：“照我看來，賢明的人所寫的書信是所有文字中最好的。因為它們比起演講或公開演說來更加自然，比起相互討論和即席演說來更加縝密。對于那些實際從事某些工作或與某些行業(yè)有關的人寫作的書信，比起其他著作在歷史方面能夠給予人最好的指導，對于勤奮的讀者它們本身又是最好的歷史。”如果說閱讀一部名人傳記，就等于上了一所優(yōu)秀的學校，那么，閱讀像休謨這樣的賢哲的私人書札，就像是進了一所偉大的私塾。首先，從休謨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獲得豐富的人生啟迪和人生智慧：看他如何精明而節(jié)儉地持家，看他如何清醒而節(jié)制地處理自己的情感生活，看他如何勇敢而審慎地經(jīng)營自己的文學生涯，看他如何巧妙地平衡“沉思的生活”和“行動的生活”，看他如何從容地優(yōu)游于愛丁堡、倫敦和巴黎的社交界并與各色人物周旋，看他如何在復雜多變的環(huán)境中矢志不渝地堅守“獨立和自由”這一最高的生活原則。其次，從休謨的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管窺到他那處變不驚、逍遙閑適、幽默歡快的性情，他那洞徹萬物、映照天地的仁善而博大的胸懷；最后，也最為重要的是，從休謨的書信中，我們還可以見證到其作為第一流“人性解剖學家”的偉大頭腦——那顆時刻處于高速運轉中、永不倦怠的善于觀察、善于發(fā)現(xiàn)、善于比較、善于分析、善于論斷的銳利頭腦，以及其作為第一流社會科學家的那種卓越的判斷力和驚人的預見力。關于最后一點，請容我權舉兩例。

其一是休謨曾準確地預見到美國的最終獨立。在臨終前，對于當時正鬧得沸反盈天的美洲事變，休謨給出了自己富于遠見卓識的觀察和判斷。一方面，休謨以歷史學家所特有的敏銳，見微知著，從當時英國大臣們的文恬武嬉之狀成功地預見到了第一帝國即將解體的命運。在1776年5月前往巴斯療養(yǎng)途中，當看到以海軍大臣桑威奇勛爵為首的一眾高官在一群風塵女子的陪同下正以捕鱒魚為樂時，休謨不禁發(fā)出了這樣的慨嘆：“就我貧乏的或淵博的歷史知識而言，我還不記得有這方面的任何先例……在大英帝國命懸一線、生死攸關的時刻，作為海軍部的第一大臣（在海軍部，他向來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威），他是如此的優(yōu)游逍遙，如此的氣定神閑，如此的心不在焉，如此的散漫無歸，以至于在一年之中的關鍵時節(jié)，在一個距其辦公地點60英里的地方以捕魚為樂！僅憑這一事實就足以判定這個國家的命運?！绷硪环矫?，休謨還從道義和現(xiàn)實的角度論證了美國獨立的正當性和必然性。就道義層面而言，休謨指出：“就原則而言，我是站在美洲這一邊的，并且我希望我們能讓他們自行其是，按照他們自認為合適的方式治理或治理不善。”因為就像休謨所形象地比喻的那樣，“國家與個人一樣，所處的年齡段不同，所需要的管治之道也迥然有別”。如果說，此前的美洲還處于童稚狀態(tài)，尚需要母國的強力管束，那么現(xiàn)在美洲已經(jīng)長大成人，從而也獲得了自立門戶的正當權利。而就現(xiàn)實層面而言，對于那些鼓吹用武力征服美洲以捍衛(wèi)帝國尊嚴的所謂的愛國者，休謨則目光如炬地指出，即便武力征服僥幸獲得成功，像英國這樣的一個有限政府也難以承受“遠距離統(tǒng)治”所帶來的巨大的憲制難題和財政重負：

在征服他們之后，我們將如何去統(tǒng)治他們？專制政府可以將其壓迫之手伸向天涯海角，但一個有限政府，即便沒有招致反感，也絕不可能在遠方維持其長期統(tǒng)治，更不用說在那些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如此強烈敵意的地方。因此，為了維持我們的統(tǒng)治，我們必然要取消所有的特許狀，廢除殖民地的每一種民主權力，廢止《人身保護法》，并授予每個總督以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或專斷的權力，同時，還必須罰沒所有大種植園主的地產(chǎn)，并絞死殖民地四分之三的教士。而要執(zhí)行這些致命的、暴烈的法令，兩萬人是遠不夠的，而在這樣一個廣袤無垠、孤懸海外的地方，即便是三萬人也不足以執(zhí)行這些法令。但是，由誰來供養(yǎng)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呢？無論在什么時候，殖民地人民都無力承擔，而在將他們盤剝至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之后，更是無力承擔。在這種不堪重負的，或者說在這種徹底崩潰的財政狀況下，我們不應該，實際上也沒有能力來承擔這筆費用。因此，讓我們拋開所有的怒氣，握手言和，并友好地分手。如果仍然怒氣難平，我們只能譴責自己過去的愚蠢。

其二是休謨甚至精準地預見到了“東升西降”的長期趨勢以及“中國崛起”。針對當時如塔克、奧斯瓦德等一批政治經(jīng)濟學家所作出的“富國將永遠領先于窮國”，而世界上某個商業(yè)最發(fā)達國家終將“吸聚所有的工業(yè)和藝術”的斷言，休謨雄辯地指出：“由一個國家獨占財富，這絕非天意之旨。所有物體——無論是自然體，還是人工體——的生長，都會因規(guī)模龐大這一內因而止步不前。偉大的帝國，巨大的城市，龐大的商業(yè)，所有這些都會受到其自身的制約，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種必然的法則?！痹谛葜兛磥?，雖然發(fā)達的商業(yè)國具有雄厚的資本等諸多優(yōu)勢，但窮國所具有的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也足以彌補它們的這些劣勢和不足，從而誘發(fā)工業(yè)資本的全球流動以及財富的均平化：“制造商們不斷輾轉遷徙，一次又一次離開那些他們已經(jīng)使之富裕起來的國家和省份，只要哪里有廉價的食物和勞動力，他們就飛向哪里，直到他們使這些地方也變得富庶起來，于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又開始了新的遷徙?！辈粌H如此，休謨甚至還天才地預見了這樣一種可能的經(jīng)濟圖景：“對于商貿(mào)往來而言，與中國距離遙遠是一種自然障礙，這不僅使我們之間的商貿(mào)關系只限于少數(shù)幾宗商品，而且使這少數(shù)幾宗商品的價格畸高，由于需要長途販運，也由于壟斷和關稅。一個中國人每天的工資只有三點五便士，而且非常勤勉。假如他們離我們就像法國人和西班牙人那么近，那么，我們所使用的每件物品都會是‘中國造’（every thing we use would be Chinese），直至貨幣和價格達到同一個水平。”考慮到交通技術變革所帶來的空間壓縮效應以及遠程運費的大幅下降，我們似乎可以將休謨的這段話視為“中國崛起”的某種神奇預言。不僅如此，考慮到曾經(jīng)的“山巔之國”美國如今所面臨的種種困局，休謨的另一段話似乎也具有了某種神諭般的啟示意義：“人類的天性中似乎真有一種不可戰(zhàn)勝的本能來阻止財富的巨大積聚……一個大國會把蓄積的財富消耗于兇險而又不得人心的圖謀方面，而且很可能因此而毀滅一切更有價值的東西——工業(yè)、道德乃至本國人口。在這種情況下，流動資金積聚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致把盛錢的容器都脹壞了。于是這些錢便同周圍環(huán)境發(fā)生混合，并迅速下落到應有的均衡水準?！?/p>

在評價休謨的好友兼通信人賀拉斯·沃波爾的書信人生時，弗吉尼亞·伍爾夫寫道：“在當今時代，能夠見證一個完整人格的充分展現(xiàn)實屬難得——賀拉斯·沃波爾便是這樣一位卓然不凡的人物……其漫長的一生宛如一片廣袤的湖面，映照出居所、友人、戰(zhàn)爭、鼻煙壺、革命與哈巴狗等紛繁意象，偉大與渺小在此交織并存，而其背后，則是一片寧靜高遠的蒼穹……無論他人如何湮沒于歷史長河，賀拉斯·沃波爾終將不朽?！蔽覀兯坪跬瑯涌梢哉f，縱然休謨的《人性論》《英國史》等經(jīng)典著作在歷史長河中因某種偶然湮沒無存，他也必將因這些書信文字而永垂不朽。

（本文為周保巍為《休謨書信集》撰寫的編譯前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刪去注釋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