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據(jù)說是發(fā)生于李鴻章與俾斯麥之間的對話，在民科歷史學(xué)界被傳得有鼻子有眼，也時常被公共媒體所引用——

1896年，李鴻章環(huán)球巡訪，拜會了不少歐美政要，其中就包括俾斯麥。在與俾斯麥的交談中，李鴻章稱，自己被譽為東方俾斯麥。俾斯麥聽罷，不以為然且不無嘲諷地答：幸虧我不是歐洲李鴻章。

一個日漸衰微的老大帝國，走出一位感覺良好的政治人物，以山寨版的某某自居，結(jié)果被本尊當(dāng)場打臉。這段對話，極其符合李鴻章的歷史人設(shè)，也能滿足當(dāng)代觀眾的劇情期待。不過，上述對話的真實性，恐怕仍停留在劇情層面。

那么，一個多世紀(jì)前的真實劇情是怎樣的？去歷史現(xiàn)場找答案。

1896年3月，因簽訂《馬關(guān)條約》而被解職的李鴻章，受慈禧之托以特使的身份赴俄羅斯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在此期間，李鴻章代表清廷與俄方簽訂了影響深遠的《御敵互相援助條約》（中俄密約）。當(dāng)年6月，在結(jié)束訪俄之后，李鴻章又接連訪問了歐美七個國家。德國，是李鴻章此次出訪的第二站。他與俾斯麥的會面，準(zhǔn)確時間是1896年6月27日下午，地點是俾斯麥歸隱居住的福里德里斯魯莊園，距漢堡20公里。

嚴(yán)格說，“李俾會”并不在事先安排的行程內(nèi)，而是李鴻章臨時加塞的項目。所以，李鴻章拜會俾斯麥的要求讓邀請方漢堡商會頗感突然，也讓德皇威廉二世甚為不悅——老宰相的去職正是由于同皇上政見不合。然而，在一心求索強國之道的李鴻章的堅持下，兩位下野權(quán)臣的會面還是得以上演。

關(guān)于“李俾會”最早的中文記載，見于《傅相游歷各國日記》。此書刊印于李鴻章歐美巡訪的次年，即1897年，作者署名桃溪漁隱和惺新庵主。事實上，此書是在李鴻章授意下，由他子侄輩及眾幕僚編撰而成。其中，《游德訪俾士（斯）麥》一節(jié)專門記述了這次會面。書中對李鴻章其他外事活動，僅寥寥數(shù)語略過。相形之下，《游德訪俾士麥》可謂濃墨重彩。文中記：五月十七日（西歷六月廿七號)，節(jié)相預(yù)與俾士麥王約，訪諸其家，即乘火車造王邸，夾道觀者峰屯蟻聚。車停，俾王聞節(jié)相至，盛服俟于門首。相見而揖，皆長身玉立，風(fēng)采偉然。既近，相與握手立談，譯員旁侍，代傳問答語……

譯員代傳問答了些什么內(nèi)容？有相互贊美的客套話，也有噓寒問暖的體己話，其余，皆為李鴻章求索的強國之道，所謂“仆之來謁，有一事乞清誨也”。李鴻章乞誨之事，即“何以圖治、如何練兵”。俾斯麥奉上了一個普魯士式的回答：“以練兵立國基，舍此無策。夫兵不貴多，一國兵數(shù)不必逾五萬。特年必少，技必精，斯所向無敵。”

《游德訪俾士麥》文末，著重描述了俾斯麥迎賓時的裝束，“俾王佩紅鷹大十字寶星，而首冠御賜之王冕，手執(zhí)先皇之介圭，腰佩登壇之寶劍。之三者，自先皇威良（廉）一世謝世后，無第二人一得其賜。俾王非遇大典禮大朝會，亦罕有一日而三事具之者?！?/p>

緣何作此描述？因為“今以之款節(jié)相，其敬節(jié)相也至矣?！?/p>

俾斯麥對李鴻章，如此恭之敬之，何談嘲諷？可以想見，《傅相游歷各國日記》所記的“李俾會”，未有“幸虧我不是歐洲李鴻章”之說。

當(dāng)然，《傅相游歷各國日記》是李鴻章審定的版本，傾向不言自明。除此之外，有無更客觀一些的第三方記錄？有。

在《傅相游歷各國日記》刊印兩年后，也就是1899年，上海廣學(xué)會出版了由林樂知著、蔡爾康譯的《李傅相歷聘歐美記》。此書是根據(jù)各國報紙紀(jì)要和資料匯編而成，內(nèi)容更為細致詳實。關(guān)于“李俾會”的表述，《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與《傅相游歷各國日記》大致相同。通讀《李傅相歷聘歐美記》，亦未見有“幸虧我不是歐洲李鴻章”之說。但是，《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補充了一些《傅相游歷各國日記》中因官場忌諱而刻意刪節(jié)的內(nèi)容。譬如，李鴻章曾請教俾斯麥：“何以勝政府（中的政敵）？”后者答：“為人臣子，總不能與政府相爭。故各國大臣遇政府有與齟齬之處，非俯首以從命，即直言以納誨耳。”

《傅相游歷各國日記》與《李傅相歷聘歐美記》，均屬李鴻章1896年歐美巡訪的早期文獻。查閱其他一些關(guān)于李鴻章的著述，如《李鴻章傳》（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1月版，梁啟超著）、《1896：李鴻章的世界之旅》（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侯杰、王小蕾著）、《西洋鏡：海外史料看李鴻章》（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趙省偉主編）等，其中關(guān)涉“李俾會”的章節(jié)，無論文字簡約還是詳實、刻板還是生動，均未提及李鴻章與俾斯麥之間那段自討沒趣的對話。

公允論之，李鴻章會俾斯麥，兩人各自背靠的國家——清弱德強，無可否認?？勺鳛閭€人，兩人都是各自國家政界的重磅人物，加之兩人有著去職下野的相似際遇，所以“李俾會”雖談不上惺惺相惜，但仍稱得上是一次對等的交流。俾斯麥對李鴻章的款待，規(guī)格極高；俾斯麥對李鴻章的答問，亦開誠布公。就像民國史家徐一士在《李鴻章游歷歐美紀(jì)事》中所評價的：二叟傾談，亦當(dāng)時中德兩國間一佳話，鴻章每引為生平快事也。

值得一提的是，長期居留德國的華人學(xué)者關(guān)愚謙，曾受邀參觀位于福里德里斯魯莊園的俾斯麥紀(jì)念館，有機會接觸大量的館藏私人檔案，其中就包括“李俾會”的一手資料和照片，最重要的是兩人會晤的談話記錄。關(guān)愚謙依據(jù)自己的所見所得，撰文《李鴻章私訪俾斯麥》，刊發(fā)于《視野》雜志2004年第一期。這篇文章堪稱1896年“李俾會”最權(quán)威的披露和解讀。文中，關(guān)愚謙從頭至尾復(fù)述了李俾對話的所有細節(jié)，終而證實：李鴻章并未自稱“我是東方俾斯麥”，俾斯麥也沒譏笑之“我非歐洲李鴻章”。這一來一回，實為杜撰。關(guān)愚謙對這次交流的評價是：禮遇有加、推心置腹。

或許，于李鴻章而言，他比俾斯麥更看重雙方交流的那種對等。此乃弱小國家的大政治家，在外事場合所特有的敏感——一種對尊重的過量索求。這種敏感甚至?xí)屓松鰩自S莫名的傲慢，梁啟超在《李鴻章傳》第12章中總結(jié)傳主為人：“李鴻章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俯視一切，揶揄弄之?！铠櫿屡c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p>

清末民初李岳瑞著小說《春冰室野乘》中，也有關(guān)于李鴻章的一段掌故，“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后，且益厲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dāng)易海舶，日人已于岸上為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guān)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fù)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舟中?！?/p>

李鴻章使俄途中，是否有“為不履日地而宿舟中”的情節(jié)，值得推敲。而“水淺舟大”，倒是對李鴻章政治生涯最經(jīng)典的概括。他辦洋務(wù)、練水師、通外交，成了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嘴里的“東方俾斯麥”，但他最終被歷史記取的身份卻是：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者。

《庚子西狩叢談》（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版，吳永口述，劉治襄筆錄）里記錄了一段李鴻章在甲午戰(zhàn)爭后的談話，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yù)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shù)能負其責(zé)？”

李鴻章的無力感，不僅屬于他，也屬于他所處的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