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成員的安排和配置，要考慮到當時社會上的主要階層和集團的力量與利益，要考慮社會階層和集團的變化，還要考慮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以及宰相處理當時面臨的各種問題所需要的素養(yǎng)和才能。有時候還可以通過宰相人員的安排來彌補制度中某些環(huán)節(jié)存在的問題。因此，研究各個時期宰相人員的配置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宰相制度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認識，而且可以使我們了解社會的變遷以及各個時期國事的重點和基本國策的變化。下面我們對唐前期宰相的配置進行重點的研究。

唐高祖時期

唐高祖時期共有十二個宰相，其中包括皇子李世民和李元吉。其余十人中，裴寂、蕭瑀、竇威、竇抗、楊恭仁、宇文士及、劉文靜等七人出身關隴貴族集團。除劉文靜外，余人都出身顯貴家庭。竇威、竇抗、蕭瑀和宇文士及都是隋唐皇親，封倫即封德彝是山東士族，陳叔達是江南貴族，裴矩是齊隋舊臣。

關隴貴族占據多數，說明關隴貴族在唐初政權中仍處于核心地位。但他們之中，劉文靜任職不到一個月即被除名，竇威只做了二十八天宰相就去世了，竇抗也只做了四個月。裴矩和宇文士及武德七年（624）和八年才任宰相，時間不長。楊恭仁則是遙領，并未真正擔任宰相職務。長期擔任宰相、執(zhí)掌政務的是裴寂、蕭瑀、封倫和陳叔達。這說明在實際政務的處理上，山東士族和江南貴族還起著重要作用。這是因為關隴貴族集團本身成員即不多，加以尚武的風氣，能夠經世治國的人更少，因此必然要吸收其他人員來參加統(tǒng)治。由于唐高祖和唐初統(tǒng)治核心的門閥觀念，吸收同樣具有貴族門閥身份的江南貴族和山東士族就成為很自然的選擇。而剛剛建起來的王朝，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還需要迅速安定山東和江南。因此，在隋朝就參加過中央政府工作的山東士族封倫、江南貴族陳叔達以及具有江南貴族和關隴貴族雙重身份的蕭瑀就成為合適的人選。

唐太宗時期

唐太宗時期在宰相人員的配置上繼續(xù)高祖時以關隴貴族為核心的做法，但又有所變化。其一，不論是在貞觀時期宰相總人數上，還是個別時期的宰相中，關隴貴族都不占據多數。太宗時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其中高祖時舊相六人，除蕭瑀外，裴寂、陳叔達、封德彝、楊恭仁、宇文士及在位時間都不長。屬于關隴貴族集團的只有來自關中的長孫無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楊師道，以及來自山東的但已成為關隴集團一員的高士廉，共七人。其二，這些人中一些人如長孫無忌、杜淹、杜如晦、高士廉等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務處理能力。

唐太宗還起用了一批來自山東地區(qū)非貴族高門出身的官員，以及南朝的名臣之后為宰相。來自山東的除了前已列入關隴貴族的高士廉以外，還有房玄齡、魏徵、溫彥博、戴胄、李、張亮、馬周、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等十人，其中只有房玄齡的門第是最高的。南朝名臣之后則有岑文本、劉洎、王珪、褚遂良、許敬宗等五人。

唐太宗對于宰相的配置有他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決策、立法與行政并重。貞觀初年，唐太宗逐步排除高祖時舊相，起用了一批新人，組建了自己的宰相班子。貞觀二年（628）十二月，黃門侍郎王珪守侍中；三年二月，房玄齡為尚書左仆射，杜如晦為右仆射，尚書右丞魏徵為秘書監(jiān)參預朝政。至此，宰相班子的調整基本完成。

在這個班子里，王珪、魏徵除了他們的本職工作外，更多地側重于謀議、決策和諫諍，在基本國策和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堅持執(zhí)行上，他們起了主要作用。唐太宗高度評價二人在這方面的貢獻。貞觀十年（636）他談到，當初“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義，弘我以政道，我勉強從之，大覺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寧，并是魏徵等之力”。魏徵之后，劉洎、馬周等繼續(xù)起著這樣的作用。盡管由于形勢的變化，貞觀之治局面的出現，在確定基本國策和統(tǒng)治方針等方面，他們不可能也不需要起到王珪、魏徵那樣的作用，但對國事的極其關心，看到問題就及時提出，朝夕進諫，則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唐太宗曾說過：“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

房玄齡、杜如晦則更偏重于立法和行政。《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云：“（房玄齡）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蓖怼抖湃缁迋鳌穭t云：“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于臺閣規(guī)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痹诜结樥叽_定以后，能否貫徹執(zhí)行，關鍵就在立法和行政各個環(huán)節(jié)能否有效地正常運轉。唐太宗盡管在口頭上說：“成我功業(yè)，惟魏徵之力也。”但對于房玄齡，還是看作自己的左右手?！敦懹^政要》卷二《任賢》記載，貞觀十六年房玄齡進拜司空后，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謂曰：“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贝麟械男姓拍苁呛芡怀龅摹Ｘ懹^二年尚書左右仆射出缺，戴胄時為尚書左丞，《舊唐書》卷七《戴胄傳》說他“性明敏，達于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他擔任宰相后，王珪稱贊他，“處繁理劇，眾務必舉”。

除了決策與立法、行政并重，在宰相人員的配置上，唐太宗也很注意軍事人才的選用。貞觀二年正月，李靖檢校中書令；四年十一月，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預朝政；十七年四月，兵部尚書李世為特進、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讓這些當時最有名的武將出任宰相，就是為了加強武備而做的一種有意的安排。

唐太宗時期宰相配置的第二個特點是，注意保持關隴貴族和一般官吏的平衡，同時繼續(xù)保持關隴貴族的核心地位。有學者對唐初關隴貴族是否還存在提出疑問。在幾次王朝更替中，關隴貴族的一些家族被消滅或被削弱，到唐朝初年關隴貴族的家族所剩不多。正如《資治通鑒》卷一八五所記武德元年（618）六月李淵詔中所云：“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笔欠襁€叫它集團，可以研究。但是關隴貴族中的一些家族，有的成為皇族，如李淵家族；有的成為皇親國戚，如竇威、長孫無忌家族；有的成為朝廷重臣，如杜如晦、李靖家族。它們中的一些人自高祖以來就不斷出任宰相。盡管在貞觀時期它們在宰相中不占多數，太宗對它們中的個別人還懷有疑忌，如對李靖、侯君集，但是它們在宰相中還是處于一種特殊的、微妙的地位。

貞觀十一年（637）定制以勛臣為世襲刺史，包括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高士廉、侯君集、李道宗、李孝恭、尉遲敬德、李世、段志玄、程知節(jié)、劉弘基、張亮等十四人。其中前八人皆為關隴貴族，后六人雖多為山東人，但都是在唐初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武將。十四人中有七人擔任過宰相，其中關隴貴族六人，來自山東的武將一人。世襲刺史雖然由于大臣們的反對而最終沒有實行，但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這些人，而其中主要是關隴貴族，才是屏藩皇室的主要力量。唐太宗還通過聯(lián)姻來加強與大臣的聯(lián)系，史稱李唐皇室“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勛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

事實上，不僅沒有尚山東舊族，就連來自山東的一般官吏也沒有一個真正與皇族通婚的。魏徵臨終前，唐太宗前往探視，決定以衡山公主妻魏徵子叔玉，可算是唯一的例外。但不到半年，太宗就因懷疑魏徵阿黨，而罷叔玉尚主。所謂勛貴名臣家，是指關隴貴族以及一些與關隴貴族關系密切的山東舊族和江南貴族，還有一部分是武將子弟和歸降的突厥酋長。由此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真正想依靠的，還是關隴貴族。但是，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庶民和一般官吏出身的宰相。因此，隨著唐朝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庶民和一般官吏出身的大臣力量的發(fā)展，他們除了在軍國之務方面發(fā)揮著重大作用，在皇位繼承問題上他們也要頑強地表現自己。先是魏徵極力保護太子承乾的地位。貞觀十七年承乾被廢后，岑文本、劉洎和崔仁師又建議立魏王李泰為太子。李泰從小愛好文學，受到太宗的喜愛，他們的建議本來是符合太宗的意愿的。但太宗考慮到要保持皇位的穩(wěn)定，并避免皇子兄弟相殘，最后還是接受了妻兄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的意見，立晉王李治為太子。這件事在當時以妥善解決皇位繼承問題而告終，但在太宗內心對一般官吏出身的大臣和宰相的疑慮也同時加重了。如果說，魏徵維護太子承乾的地位還是為了保持皇權的穩(wěn)定，而在魏王泰與太子承乾的斗爭中，“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為朋黨”。那么，這就牽涉到各派大臣的利益所在和價值取向了。這也是非貴族高官出身的大臣力量增強的表現。

此后，唐太宗對他們的一言一行也就特別敏感。貞觀十九年（645）劉洎被褚遂良讒害致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誣稱劉洎曾說過：“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倍铺诼牶?，不聽劉洎、馬周的說明，即以“謀執(zhí)朝衡，自處伊、霍”的罪名，賜劉洎自盡。對這些非貴族高官出身，特別是非關隴貴族出身的大臣的疑忌之心，躍然紙上。因為在唐太宗看來，執(zhí)朝衡，處伊、霍這些事關皇權的大事，乃是皇族和關隴貴族的特權，其他人是不得染指的。盡管劉洎、馬周和褚遂良各執(zhí)一詞，唐太宗還是寧可信其有，將劉洎賜死。這種心態(tài)嚴重影響到唐太宗對身后顧命大臣和宰相的安排。

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臨終前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對他們說：“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边@是明的公開的顧命大臣。還有暗的私下的，這就是李。一次李侍宴，太宗從容對他說：“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逾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臨終前，怕李不為李治所用，又把李貶出，讓李治即位后召為仆射。

至于宰相班子，太宗死后第二天，即按照太宗生前的安排，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黎陽縣公于志寧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為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為兼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六月，又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李被召回后，六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八月，為左仆射。

在上述宰相人員的配置中，侍中：于志寧，是關隴貴族；張行成，是山東士人，在隋做過小官。中書令：褚遂良，是依附關隴貴族的江南士人；高季輔，來自山東，父為縣令。同中書門下三品：長孫無忌、李勣。

唐太宗生前安排的這些顧命大臣和宰相有幾個特點：第一，一個關隴貴族，一個來自山東的官員。第二，一強一弱。于志寧出身關隴貴族高門，是西魏八大柱國之一于謹曾孫。長孫無忌是高宗的舅舅。褚遂良是顧命大臣。而來自山東的張行成雖然具有功臣、武將的身份，但年事已高，高季輔則威望不高，且均無杰出才能。關隴貴族的力量明顯強于山東官僚。這是為了繼續(xù)保持關隴貴族的核心地位。第三，只有一武，而且是山東庶民出身。作為一個軍事貴族集團，竟然再也找不到一個武將來作為皇權的保護神，太宗只好多少冒著一些風險，把希望寄托在李勣身上。這也預示了關隴貴族必然衰落的命運。

（本文摘自吳宗國主編、劉后濱副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